元丰八年（1085）三月十七日，司马光离开洛阳前往开封，奔神宗之丧。《礼记》云：“奔丧之礼，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何以速？“奔丧事急”。只有身体上的疲惫透支，才足以表达心灵与情感上的痛楚。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不顾儿子的阻拦，坚持日行百里。正常情况下八天的路程，五天就走完了。二十二日黄昏，司马光一行抵达开封。五天的舟车劳顿，让司马光逐渐从神宗驾崩的震惊、恐惧中恢复过来，他身体虚弱疲惫，脑子却越来越清醒。
“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国家已病入膏肓，必须做出改变。一直以来，司马光所抱定的宗旨就是拼死一谏，希望能令神宗幡然悔悟，下罪己之诏，痛改前非，改弦易辙，除苛政，息战端，与民休息。至于神宗能否听从，司马光其实并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他不谏便如骨鲠在喉，他不谏便自觉对不起大宋的江山社稷。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提醒皇帝面对现实，是士大夫的责任，司马光别无选择，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内心、以尽人事；拒绝或者接受，取决于皇帝的心意，司马光同样别无选择，他只能听天命。如今神宗骤然离世，却分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宋朝有了新的当家人，自当有一番新气象。换个角度想想，神宗简直是在用自己的死来成全江山社稷。
司马光抵达开封的当天晚上，高太皇太后就派了身边宦官前来慰问。宦官捎来了太后的口信：“国家不幸，大行皇帝升天。嗣君年幼，老身不得不代理国政。大人事奉过仁宗、英宗和神宗三位皇帝，忠诚坚贞之名，著于天下。请大人一定不要嫌麻烦，多上奏章，畅论国事，以弥补老身的不足。”这是问候，也是邀约。
这不是司马光与太皇太后的第一次接触。高氏与司马光的最早接触，是在英宗朝。当时，英宗与高氏和曹太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司马光上疏调解，劝慰曹太后说，高氏因为从小在曹太后身边长大，所以在太后面前还像个孩子一样，闹点小别扭、耍个小脾气很正常，曹太后生气、责备，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事情过去之后，太后还是不理她，不再疼她，反而像仇人一样对待她，那就过分了”。司马光的这番话，入情入理，对高氏寓辩护于责备之中，温暖贴切，让她于感动之余，不由得不检点自己的行为。高氏与姨母兼婆婆曹太后的关系开始破冰向好。曹太后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冬过世，享年六十四岁。在她过世之前，曹太后与神宗的祖孙关系、与高氏的婆媳关系都非常融洽。皇室成功地修补了英宗的荒唐所造成的声誉损失，树立了堪为天下表率的孝道形象。对于司马光，高氏一直心怀感激佩服。她关注司马光的动向，了解司马光，信任司马光。
对于高太皇太后，司马光也有所了解。就政治倾向而言，高太皇太后反对王安石新法，态度坚决，这在高层是人所共知的。她和曹太后曾经哭着向神宗诉说新法的种种弊端，并且断言：“王安石变乱天下！”就性格而言，高太皇太后素以坚毅著称。她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着高、曹两家的高贵血液。她的曾祖父大将高琼，曾经护送真宗皇帝亲征澶渊。真宗的御辇在黄河岸边犹豫不前，是高琼一杖敲打在辇夫的背上，这才让皇帝的御辇过了黄河，达到了亲征的最佳效果！她的外曾祖父曹彬是宋朝征服南唐战役的总指挥，功勋卓著，为人却是无比的谦虚低调。高氏的母亲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高氏四岁入宫，与英宗一同在宫中成长，深得仁宗与曹皇后的器重。与英宗结婚之后，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战胜了即位之前的诸多凶险与磨难。从英宗即位之后近乎神经质的表现来看，高氏才是这一对夫妇在艰难岁月中的主心骨。就在神宗去世的当天，高氏还失去了一个女儿。这位公主虽非高氏亲生，却是英宗夫妇的长女。想当年，英宗在位的时候，公主出嫁，高皇后亲自送她过门，并且在公主府上过夜，足见感情深厚。一双儿女同日过世，这样的打击，高氏也挺过来了。司马光听说，身边的人试图隐瞒公主的死讯，太皇太后说：“你们不要骗我了。我昨夜梦见曹太后、神宗还有公主在一座空旷的宫殿里举杯欢宴，当时我就疑心这绝不是个好兆头。”这样坚毅的女子，世间罕有。
作为宋朝新的当家人，高太皇太后拥有诸多优势，也有致命的劣势。她最大的优势是政治上的正当性—她是先帝的母亲、今上的祖母，奉先帝的遗诏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权威性不容挑战！两个致命的劣势是：第一，太皇太后纵然尊贵，也终归是一个女子。与男性的皇帝相比，作为女性的太皇太后与前朝和外界的阻隔，既是空间的，又是性别的。太后主政须垂帘，垂帘的目的是严守“男女之大防”，然而它所隔开的却是最高领导人与政府。第二，太皇太后此前从未涉足前朝事务，政治经验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她被赋予了最高权力的代理权，却毫无政治经验。
而太皇太后所要面对的，却是古今第一政治难题—如何顺利地实现政策路线的调整而不引发政治派别之间的恶斗！太皇太后所要改变乃至推翻的，是饱受诟病的王安石路线，而眼下在朝堂之上、各级政府之中实际运作朝政的，正是神宗朝在王安石路线下培养出来的官僚，他们受益于也受教于王安石的政策路线，是王安石路线的学生和受益人，当然要维护王安石路线。路线的改变将无可避免地引发人事纷争乃至政治斗争。要应对这一切，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这些，正是太皇太后所缺乏的。此外还有更实际的问题，王安石路线对宋朝政治构成了损害，需要改变，那么，新的方向在哪里？回到王安石之前、重返仁宗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仔细想想，却又几乎不可能。王安石的思想和路线已经统治宋朝十八年，影响无处不在，深入官心，想要改变，谈何容易？仁宗时代的宽容政治固然令人向往，但就具体政策而言，仁宗时代却也是问题重重的—不然怎么会有“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呢？而王安石的新法，也并非全无是处。在新法与旧制之间，在新党与旧党之间，如何建立平衡，再造宋朝政治，这是古今第一政治难题。而这古今第一政治难题，偏偏让一个女主赶上了。
在九重宫阙之中，太皇太后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隔着低垂的帘幕，太皇太后能否指挥宰相大臣，掌控这复杂的局面？难！难！难！
太皇太后的问候与邀约，让司马光感到欣慰与激动，他决心倾其所有，充当顾问，助太后一臂之力。然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却让司马光感到紧张和惶恐，他甚至不等太皇太后吩咐，就直接“逃”回了洛阳。
就奔丧而言，司马光已经来迟了。就在他抵达开封的前一天，二十一日，哲宗皇帝首次公开露面听政，接见百官，瞻仰大行皇帝的遗像，中级以上官员按顺序举哀，发声一恸。因为还在丧服之中，听政的地点不在正殿，而是在便殿。首次听政的意义，仪式大于实质，它是在向世人宣示，官方的哀悼即将结束，新天子就要行使他的权力了。宋朝皇帝的孝服，实行以日易月的规定，实际只有二十七日，到四月三日结束。在此之前，单日听政。司马光抵达开封的第二天正好是听政日，皇帝与太皇太后垂帘与百官朝会。司马光出席了朝会仪式。
正是这场朝会前后所发生的插曲引发了司马光内心的不安。
洛阳闲散，他已经十五年没有出席如此隆重的典礼了。天刚蒙蒙亮，司马光就穿戴整齐，骑马前往宫城。在待漏院前面，他下了马，整理好衣冠，望着晨光熹微中巍峨的宫殿，忽然感到一阵阵的迷离恍惚。归来殿宇皆依旧，周围却没有几个熟悉的面孔。正在这时，有年轻的官员过来，恭敬地行礼，大声问候他。这问候引起了宫殿卫士的注意，由于还在站岗，他们不能擅离职守，可是远远的，他们也向司马光敛手为礼，躬身致敬。后排的卫士出现了短暂的骚动，司马光听见卫士中有人用兴奋的声音低声呐喊：“这就是司马相公！”
“相公”是宋朝人对宰相或者前任宰相的尊称。“司马相公”的称呼，让司马光感到了一丝不安。他司马光何曾做过相公呢？神宗皇帝曾经允诺他的最高官职是枢密副使，但是被他拒绝了—高官厚禄非所愿，吾道不行皆可捐。“过称”不祥，卫士们称呼他“司马相公”，是尊重爱戴；反对派却未必这样看。新旧交替之际，正如眼下这乍暖还寒时节的天气，是最容易引发不适的。对于卫士的兴奋喜悦，司马光唯有报之以镇静安闲。
让司马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朝会结束，在返回住所的路上，开封的大街两旁，竟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迎着司马光的马头，跪倒尘埃，口中高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您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给老百姓寻一条活路吧！人越聚越多，起初噪杂不齐的呼喊声，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整齐，就像是有人在指挥一样，伴随着呼喊声的，还有哭泣声。作为帝国的首都，开封荟萃八方人物、高官贵戚，开封人见过大世面；开封又多市井，商业繁荣，开封人头脑灵活。开封人是听话的，但又是敢于抗争的。能让开封人这样自发地聚集起来，发出如此整齐的声音，那得是对王安石的政策有着多么深刻的切身之痛！他们呼唤改变，并且把这希望明明白白地寄托在司马光的身上。然而，由谁来做宰相，又岂是市井之人，大街之上可以左右的？大街之上，可以有老百姓拦住宰相的仪仗喊冤、抗议。可是自从本朝开国以来，哪里有老百姓喊出来的宰相？别说本朝了，自古以来又何尝有过？司马光的不安在急剧增长。他向人群略一拱手，用目光示意陪伴在身边的儿子，继续前行，赶紧打道回府。人群非常配合地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通畅的大道。“司马相公留下来”的哭喊声在司马光的身后久久不息。
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来由的。熙宁六年（1073），司马光在洛阳买地筑独乐园，他的学生苏轼以长诗为贺，其中有句云：“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这原本只是一首学生赞美老师的诗，苏子瞻性情豪放，好开玩笑，说司马光声名满天下，却躲到洛阳去装聋作哑，实在可笑。司马光闲居洛阳，不论时事，撇开天下国家，独善其身，完全是无奈之举，苏子瞻以玩笑的口吻说来，是他的放达。司马光读来，也不过一笑而已。可是七年之后，这首诗却成了苏轼和司马光的罪证。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1041～1103）告苏轼“作为文章，怨谤君父”。御史台成立了专案组，断章取义，肆意解读，从字里行间罗织罪名，欲置苏轼于死地。幸赖宰相吴充营救，神宗又欣赏苏轼的才华，最终，苏轼只得贬官处分，而因此案牵连贬官受罚者，多达二十二人。首当其冲的便是司马光，受到罚铜处分。这就是宋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这首《独乐园诗》，专案组是怎样解读的呢？专案组从中读出了三宗罪。第一宗，诬蔑现任宰相。“四海望陶冶”，说天下人盼望司马光主政，陶冶天下，这不就等于说，天下人都痛恨现任执政，骂他们不称职吗？第二宗，预言司马光当政，推翻新法。“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这分明是说，司马光早晚是要当政的，而司马光一旦当政，就必然要推翻新法。第三宗，怂恿司马光攻击新法。“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笑话司马光哑口不言，这不是盼望司马光像从前一样攻击新法吗？！一首七年前的旧诗尚且可以罗织出这样的罪名来，那么眼前这开封百姓的齐声呐喊，还有早晨宫廷卫士的兴奋私语，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神宗时代曾经专门设置巡逻队，在开封的大街小巷探察那些敢于批评时政的人。如今巡逻队已被太皇太后下令取消，可是那些惯于嗅察猎物气味的鹰犬还在，乌台阴影仍然笼罩在开封上空。改变是必须的，但必须审慎。眼前一步也错不得。司马光不能不有所顾虑。
当天晚上，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留下一封谢表，在拜别了神宗的灵柩之后，启程返回洛阳。
这封《谢表》是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的第一封施政建议书。司马光的施政第一策是广开言路，开放批评，打破王安石当政以来对“异论”的禁忌，允许官员百姓畅所欲言。他引用了《尚书》中的古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加工木头，必须顺着绳墨的指引，才能做到方正。君主，只有充分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做到圣明。而如果君主能够做到圣明，不用命令，臣子就会顺从。
在这篇《谢表》当中，仁宗时期司马氏谏书那种循循善诱的风格悄然回归了。司马光没有直接对太皇太后说“你应该如何如何”，相反，他把太后向自己请教这一举动直接解读成开放言路、寻求批评的先声，赞美太后“实有圣人之德，明白什么是当务之急，所以在听政之初，首先开通言路”，并且希望“天下之士”都能从这一举动中“明白陛下的真心”，从而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让嘉言正论成为舆论的主流。这样的风格，在仁宗朝的司马氏谏书中是常见的，可是在神宗朝，它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对于神宗，循循善诱是毫无用处的。如同他的老师王安石一样，神宗用自信给自己做了一个金钟罩，任何不同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都被斥责为“异论”，金钟罩把“异论”弹射回去，变成伤人的利箭，打在建议者的身上。提意见的都是敌人，这就是神宗的逻辑。司马光眼看着神宗的方针政策把国家带向更深的困境，可是他却无法改变一丝一毫，他忧患、焦虑，以至愤怒，他的谏书怎么可能是温和理性、循循善诱的？只能是正面否定、厉声斥责与血泪声讨！如今，太皇太后虚心垂问，朝廷政风有望恢复，司马光焦虑纾解，《谢表》风格自然回归。
只要开放言路，允许批评，那么，“民间疾苦，何患不闻？国家纪纲，何患不治？”问题的解决是从承认问题存在开始的，而承认问题存在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要想发现问题，就必须打开下情上通之路，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批评。开放言路，暴露问题，从而为下一步离开王安石路线、调整政策做舆论准备。这就是开言路的意义。
对于司马光“开言路”的建议，太皇太后深为首肯。可是朝政却还掌握在王安石的学生辈手里。那么，太皇太后的旨意能够穿透垂挂在她与宰相大臣之间的帘幕，越过高大深厚的宫墙，抵达朝堂，落实到政策中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