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与洛阳，按照当时的道路里程，相距四百里，不过七八日的行程。然而，若无皇帝的旨意，臣子却不能随意进京。自从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二日转身西去，司马光已经有十五年没有重返开封、再见皇帝了。如今他站在天津桥上，眯细着昏花的老眼，翘首东望，甚至已无法想象汴梁城现在的模样。他印象中的汴梁，仍然是十五年前的汴梁，是三十年前的汴梁，是四十四年前的汴梁，是自由、舒展、繁华、热闹的汴梁城。衰朽残年，来日无多，在他的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再见皇帝、面献忠恳呢？司马光在不安中期待着来自开封的消息，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在开封宫城的福宁殿驾崩，得年三十八岁，十岁的长子赵煦（1077～1100）即位，史称哲宗，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事”。两天之后，三月七日，司马光在洛阳接获“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的消息，这才明白，他与神宗再也无缘相见了—抢先撒手西去的，竟然不是自认来日无多的司马光，而是理应正当盛年的神宗皇帝！
神宗与司马光这一对君臣，到头来竟然是“一别十五年，终老不相见”。同样与神宗“终老不相见”的，还有熙宁九年（1076）年离开相位、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杜甫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感叹命运作弄、人世浮沉、相逢不易。然而这三个人哪一个都不是任人摆布的小人物，特别是神宗，贵为天子，自从王安石下台之后，更是独掌大政，他想要见谁，都不过是一道旨意的事情。司马光与王安石是神宗生命中两位最重要的大臣，一位培养、塑造了他的政治形象，另一位则始终坚定地站在一旁，提醒他危险与错误。对于这样两位元老重臣，神宗都终老不相见，究竟是为什么？神宗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纠结和斗争？
神宗晚年，的确动过召还司马光的念头。元丰五年九月的“三十个月之约”就是一个有力证据。神宗的心思，他晚年的宰相蔡确（1037～1093）是知道的。所以，蔡确刻意拉拢程颢的学生、司马光曾经的门客邢恕。那么，既然有意相召，为何却至死未召？
很多人相信，神宗之所以未召司马光，是因为“小人”的阻拦。元丰三年（1080），神宗亲自设计、主导了一场官僚机构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宋朝政府的最高决策方式、官职名称与组织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的权力加强了。神宗赋予这场官制改革的任务，本来还包括对官僚队伍成分的调整—改变王安石新党一家独大的局面。他对宰相们说：“新官制即将推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
闻听此言，首相王珪、次相蔡确“相顾失色”。王珪是翰林学士出身，“高级秘书做了十八年，资格最老”，眼看着后起之秀都纷纷当了宰相、枢密使，心中委屈，赋诗感怀，神宗“见而怜之”，这才把他也提上来当了副宰相。除了善写华丽公文，王珪的另外一大优点便是听话，从副宰相到宰相，足足干了十六年，没有提出过任何像样的意见和建议，只是顺情说好话，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取圣旨”，听皇帝裁决，“领（得）圣旨”向下达传，开口必称“已得圣旨”，故而人称“三旨相公”。所以，王安石都下台了，王珪却还屹立不倒，成了神宗朝的政坛“常青树”。蔡确则是王安石一手提拔上来的，属于“新党”，他从副宰相提宰相时，富弼曾经上言反对，以为“小人不宜大用”。听神宗说要让司马光回来，蔡确、王珪都很紧张。王珪“愁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蔡确就给他出主意说：“陛下最在乎的事就是拓边西北，相公如果能把这责任担起来，那么宰相的高位就保住了。”司马光反对西北开边，这一点，神宗知，王珪知，蔡确知，天下尽人皆知。如果神宗要开战，必然不会再召还司马光，而且即使神宗有旨相召，司马光也必不奉诏。王珪喜，谢蔡确。于是乎，王珪派人献上了“平夏策”，而神宗果然就没再召还司马光。
神宗至死不召司马光，真的是因为小人阻拦吗？这样的故事，我们在评书戏曲、电影电视里看过太多，皇帝的佳谋睿智，总是很容易地被那些平庸、腐败的邪恶小人所沮坏。谗言易入，忠臣难进。然而，皇帝果真如此愚蠢、没主见，这么容易被谗言打动吗？
缺乏主见显然不是神宗的特点。神宗是怎样的皇帝啊？！无比自信，“学问高远，讲话必定引经据典。……谈经论史，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观点”。无比勤政，“励精求治，生怕做得不够好，总揽万务，无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放假也不休息，有时候太阳都落山了，午饭还没吃，太皇太后和太后两位娘娘只好派人去催”。这样一个皇帝若真要召还司马光，又岂是区区一个王珪能拦得住的？别忘了王珪为什么能安居相位十六年，因为他听话—是王珪听皇帝的话，而不是皇帝听王珪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小人拦阻，那么必定是神宗本人有不能、不愿召还司马光的理由。
这理由便是神宗对王安石路线的固守。神宗在位十九年，王安石从副宰相到宰相，当政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将近八年，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乾纲独运九年，仍然坚持走王安石的路，用王安石的人。
熙宁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神宗挥泪罢免了王安石。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然而，就在三日之后，却出现了这样一则诏书：
朕……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虽然，朕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案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
诏书的内容可以归纳为四点：第一，过去八年来所有的法令“皆断自朕志”，是朕的法令，而非王安石的法令。第二，新法的问题不在于新法本身，而在于执行中的歪曲不力，在于“吏或违法”。第三，新法可以完善，不可以推翻。第四，敢有违背新法者，重罚不赦。用司马光的话来说，那便是“新法已行，必不可动”。
这样一则诏书，是否反映了神宗的本意呢？不错，它的确出自王安石“护法善神”吕惠卿的建议，然而却不能不说是神宗的意图。神宗同意王安石下野，是忍痛割爱，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才会同意王安石的布局，在王安石罢相的当日，即任命韩绛为宰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而这两个人都是王安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当然，吕惠卿最终野心膨胀，背叛了王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则是后话了。
那些相信神宗只是被“奸人”蒙蔽了双眼的，要么是政治上的瞎子，要么就是一厢情愿。李师中就是这样的瞎子，他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很快上疏请求神宗召还司马光，结果当然遭到贬谪处分。神宗对李师中的处理批示中有“朋邪罔上”四个字，所谓朋邪，剑锋所向，正是被李师中推荐的司马光诸人。李师中是司马光的恩师庞籍提拔起来的，他反对开边，政治倾向与司马光接近。贬谪李师中，正所谓“杀鸡儆猴”，目的就是要警告司马光和所有王安石路线的反对派，正告他们，皇帝说新法“断自朕志”绝非虚言。
熙宁九年（1076）二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彻底离开政坛，神宗是否会愿意对王安石路线稍作调整呢？对此，司马光曾经怀抱了希望。他给王安石的继任者吴充（1021～1080）写信，说“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请求他调整路线、改变王安石的弊法，救民保邦。后人说：“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批评吴充坐失改革良机。其实吴充还是努力了的，只是阻力太大，而最大的阻力正来自神宗本人。“郑侠移居案”颇能说明问题。
郑侠（1041～1119）何许人？一个胆子极大的小官儿。他考中进士之前，曾经在江宁府向王安石问学，跟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很熟。但是，对于王安石的“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郑侠都心存保留。所以，他进京之后，明确拒绝了王安石所指示的更便捷的升迁之路，做起了开封安上门的监门官，负责监督收税。从熙宁六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持续大旱，麦苗干枯，黍、粟、麻、豆都来不及下种，谷物价格猛涨。而官府各项税费的催缴并不停歇，没奈何，老百姓只得“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米”，乃至“典妻卖女，父子不相保，迁移逃走，形容困顿，衣衫褴褛”。郑侠在安上门日日耳闻目睹，忧国伤民，心如刀割，就把他所看见的，绘成了一幅《流民图》，想要让皇帝看一看宫外真实的世界。可是他地位卑微，没有正常渠道可以上书，于是就甘冒风险，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动用了官府的邮政系统—马递，假称是快马急报，把图画和上书送进了宫。郑侠上书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的三月二十六日，神宗得图，反复观览，长吁数次，夜不能寐，第二天就采取了十八项政策措施，暂停了一些新法，要求对新法的实施状况严加督管，并且下诏自责，开放言路。天公作美，三日之后，大雨倾盆。群臣入贺，神宗向他们展示了郑侠的《流民图》。“《流民图》事件”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王安石只得自请罢相来平息压力，郑侠也因为擅自动用马递受到处分。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罢相之后，郑侠继续上疏批评新法害民，主张罢黜吕惠卿，结果遭到了罢官、流放、监视居住的处分。吕惠卿又利用郑侠案，扩大打击面，趁机搞掉了比自己更资深的参知政事冯京（1021～1094），王安石的弟弟安国（1028～1074）因为与郑侠有交往，也被一撸到底，免官为民。吕惠卿的醉翁之意，不在安国，而在安石。安国被贬，神宗怕王安石多想，特地下诏书安慰，“安石对使者泣”。照吕惠卿的意思，郑侠就该杀。还好神宗头脑清醒，说：“郑侠上书不是为他自己，忠诚可嘉，怎么可以过度责罚呢？”最终，郑侠被贬到广东英州监视居住。
吴充上台之后，曾经想利用大赦改善郑侠的状况，把他从英州转移到生活条件相对更好的鄂州（湖北）。吴充是一个温和而有智慧的政治家，他是王安石的亲家，了解王安石，也了解神宗。因此，他没有直接惊动神宗，而是利用宰相府对于“例行公事”的直接审批权，批状下发。如果此事能够成功，那就等于朝廷承认郑侠案惩罚过重、平反有望，那么，王安石时代的政策措施或者可以慢慢改变了。“郑侠移居案”就像是吴充抛出的一枚探路石子。结果怎样呢？石子尚未落地，便遭到拦截，被重重地扔回来，砸到了吴充的脚上。出手拦截的，不是别人，正是神宗本人。
神宗大怒，亲自批示：“英州监视居住人郑侠原犯目无尊上、大逆不道罪行，情节极其悖逆，饶他不死，已经是极大的恩惠。不得变更居住地。”十来名宰相府和刑部的办事人员受到处分。吴充安然无恙，但宰相府却失去了最后的独立审批权。神宗下诏：“从今以后，所有类型的入奏公务，都必须等皇帝亲自画可之后，宰相才可以签字下发。”
在神宗执政的最后九年中，是否与王安石、与新法“异论”，仍然是一条裁定官员政治立场的“红线”。元丰五年（1082），王安石的亲弟弟、副宰相王安礼推荐张问作侍郎，神宗说：“张问好为异论。他知沧州，上言本地老百姓宁可逃荒，也不愿意忍受新法的苦。”王安礼又推荐王古，又以同样的原因遭到神宗否决。
神宗的最后九年，几乎处处事事都笼罩在王安石的影响之下。就这点来看，王安石可以说是宋朝最成功的政治家，他本人在金陵悠游山林，然而他所培养的人却遍布整个国家，延续他的作风，贯彻他的路线，执行他的政策。在皇帝宝座上的神宗毫无疑问是王安石最出色的学生。神宗从王安石那里学到的最大政治秘笈便是统一思想、集中权力。
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神宗一个人的手里。熙宁十年（1077），因为郑侠移居案，宰相府失去了最后的审批权，沦为皇帝的高级秘书。神宗用的宰相，最典型的就是“三旨相公”王珪，听话，好使，可是无甚用处。神宗喜欢用他们，却并不喜欢他们。元丰三年（1080）吴充退休之后，王珪独相直至元丰五年四月，蔡确自参知政事拜相，王珪为首相，蔡确为次相，直至神宗驾崩。这两个人，神宗“对他们的礼数很薄，多次因为小过错罚他们的款，每次罚款都要让他们到宫门谢恩。宰相罚款宫门谢恩，这是大宋开国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人人都觉得耻辱”。一个骄傲的人怎么会喜欢一点傲骨都没有的人呢？然而人若有傲骨，又怎会入得骄傲皇帝的法眼？帝王的骄矜之心，轻视大臣之意，是一剂毒药，它在皇帝的周围竖起一道无形的屏障，屏蔽那些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与切中要害的批评。
满朝朱紫贵，办事靠何人？！这是神宗的真实感叹。元丰五年（1082），陕西边事未息，需要大规模调集军需。可是靠谁来办事呢？举目四望无人能行。神宗不禁感叹：“想当初，秦国位于关中之地，仅仅靠着一国的力量，都能够统一九州。现在我大宋的天下十倍于秦，把东南的财赋调到关中来，保证充足啊，再得到名将练兵，想干什么干不成？只可惜没有这个人啊！”
陕西的军粮成了神宗的心病，几天之后，他再度召集宰相开会讨论。不知道说到了什么，神宗忽然激动起来，说：“仁宗朝的时候，西夏扰边，开启战端，契丹又趁火打劫，派人来勒索，仁宗皇帝在延和殿跟宰相们谈话，感慨愤怒，痛哭流涕。朕是列祖列宗的子孙，看守着祖宗传下来的神器，一想到列祖列宗的托付之重……该怎么办啊！”说完，面容转悲，泣不成声。“群臣震恐莫敢对”。
“该怎么办啊！”这一哭，哭出了神宗所有的委屈愤懑。神宗生命的最后时光，大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寒悲怆，他是多么想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成为尧舜之上的皇帝，来证明父亲即位的正确、本支血统的高贵，然而他最最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西北拓边事业，却是一败再败，消耗国力、损兵折将，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于这些失败，神宗本人是要负极大责任的。西北拓边，从头到尾，都是神宗本人在主导。“每当用兵，有时候会整宿整宿地不睡觉，前线的奏报络绎而来，神宗用手札处置，号令诸将，丁宁详密地把制胜之机传授给他们。纵然是千里之外，神宗也是亲自节制”。他自以为运筹帷幄，可以决胜千里；实际上却表现得像一个任性的孩子，随意挥霍着手中的权力，以及百姓的生命。元丰五年陕西的粮草问题为什么让他如此伤感？因为元丰四年，老百姓的忍耐就已经到达了极限。灵州之役，官府督促老百姓运粮，“役夫被斫，植立而不动”，宁可被砍伤砍死，也不愿意送粮上战场去送死。
骄傲的神宗皇帝是在孤独中郁闷地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