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虫儿诈孕案之后，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士大夫集团的态度明显倾向于皇帝一边，韩琦和欧阳修早已向太后明示，皇帝是绝不能换的。英宗皇帝的病，在获得士大夫集团的明确支持之后，也渐渐好转，从嘉祐八年（1063）秋天起，他已经可以做到隔天办公，早起在前殿跟宰相大臣处理大事，吃完饭之后在后殿处理其他事务。
皇帝已经表现得像是一个能力完整的皇帝，可是，皇太后的帘子还在内东门小殿的御座前挂着。两府大臣退朝之后，还要到内东门小殿去，隔着那道半透明的帘子，向太后汇报情况。太后对于具体政务，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干预。只是，这一道手续—哪怕只是一道手续的存在，却分明让皇帝不像个囫囵皇帝。英宗的不耐烦是显而易见的；多数大臣也感到气闷。那么，太后的帘子何时能撤？又如何撤法？
《宋史·曹皇后传》所描述的曹太后，权力欲是非常淡泊的。她虽然迫不得已出面主持大局，但是非常尊重大臣，每当大臣奏事遇到意见不能统一、有疑义的，曹太后就会说“你们几位再商量商量”，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后来，英宗的病好起来，她立刻下令撤帘还政，倒是英宗皇帝舍不得她，“持书久不下”，从夏天一直拖到秋天，才实行撤帘。
这当然是后来的粉饰。史书当中多的是这样的谎话，有时候甚至一篇之内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宋史·曹皇后传》在“她从来没有自己拿过主意”的后面，紧接着就说“曹太后对于经书和史籍涉猎颇多，常常引经据典来决策。朝廷内外每天奏上来的报告有几十篇，她每一篇都能记得大概”。这哪里是“从不拿主意”的样子？！
论家世背景、论个人经历，曹太后都应该懂一点政治。这位曹皇后是仁宗的第二任皇后，开国元勋曹彬（931～999）的亲孙女。曹彬何许人也？宋朝最成功的武官之一，职位最高做到枢密使，还获得了节度使兼名誉宰相的头衔。此公为人，谦虚低调，懂得藏锋。宋朝消灭南唐小朝廷—就是著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的政权—战役的总指挥就是曹彬。他灭了南唐回开封来向太祖皇帝复命，那么大的功劳，报告书上的署衔却只写七个大字“奉敕江南干事回”！ —奉皇帝的命令到江南出差回来了！低调务实，谨慎到极致，这就是曹氏家风。
论个人经历，曹太后是经过真磨砺的。她十八岁入宫，十九岁被仁宗以盛大典礼册封为皇后。这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举行皇后册典，多年以后，宫中老人还在津津乐道它的无限风光。可是，这风光的皇后日子并不如意，她跟仁宗做了二十九年夫妻，却没有一次生育记录，而仁宗身边一直是内宠不断。仁宗最宠爱的张贵妃甚至曾经当面向曹皇后借华盖，要打着皇后的华盖出去玩。华盖是什么？那是皇后的仪仗，是皇后身份地位的标志！而张贵妃竟然敢开口来借。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曹皇后竟然就大大方方地同意了。到最后，还是仁宗觉得不妥，拦住了张贵妃。曹皇后的心胸，曹皇后的克制，可以想见。
只是这样大度、朴素、懂道理的女人，仁宗却未必喜欢。仁宗晚年，和曹皇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嘉祐元年（1056）正月中风之后，仁宗曾经有一次突然跑出来，大叫“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张茂则是个宦官，跟曹皇后关系很好，而仁宗则一向不喜欢他。闻听此言，张茂则立刻找了根绳子往房梁上一拴，要上吊自杀，还好被人及时发现，没有死成。宰相文彦博（1006～1097）闻知此事，咬着牙根儿对张茂则说了一句话：“你要是死了，让皇后还怎么活？！”听到这个话，不单是张茂则，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自此之后，一直到嘉祐八年（1063）初仁宗去世，在超过八年的时光里，曹皇后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到仁宗跟前去了，她只是名义上是后宫之主。
家传的低调务实，加上二十九年宫中磨砺所养成的隐忍顽强，造就了曹太后。出来垂帘听政也许只是偶然，只是出来之后，则难免恋栈。尤其是当母子、婆媳关系都变得高度紧张之后，曹太后当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
可是这件事情，却由不得曹太后。士大夫集团的方向是明确的，皇帝不能动摇，太后必须撤帘，只是此事急不得，必须寻找合适的契机。当务之急，是确立皇帝的领导地位—皇帝必须表现得更像一个皇帝。
嘉祐八年（1063）十二月，在司马光的劝说下，皇帝的御用读书会—经筵正式开讲，他在跟最优秀的儒家学者学习、讨论儒家经典和历史经验。同月，皇长子仲针（已经改名“顼”）正式出阁，搬出宫城单住，这是建立太子的预备步骤。其目的，是明确英宗一系的正统地位，“以固根本，旁绝窥觎”。就这样，在士大夫的拥护庇佑之下，到了治平元年（1064）四月，英宗平稳度过了即位周年。皇帝已经履新满周岁，按照常规在殿上接见朝臣、处理政务了，而皇太后却仍然坐在帘子后面，重要决定仍然需要宰相大臣们到帘前禀告。虽然皇太后通常并不干预决策，但是这道手续对于皇帝的最高领导人形象，毕竟是一种损害。如何才能进一步确立皇帝的领导人形象呢？
四月十一日上朝的时候，权御史中丞王畴（1007～1065）提出建议，让皇帝出宫，在开封城里公开露面。这个主意让英宗感到十分兴奋，他立刻下令太常礼院制定相关服装、仪仗—毕竟，仁宗的三年丧期未满，还是要谨慎从事的。礼院的建议很快出台，随驾人等不得穿锦绣、红色，一应器物都用浅淡颜色。一时之间，整个朝廷都迷上了这个想法，宰相大臣、还有司马光等几位谏官纷纷附议。就在这个时候，英宗突然想起来：“这事应当跟太后商量商量。”
听到韩琦的报告，曹太后在帘子后头沉吟了一会儿，说：“皇帝的病刚刚好一点，恐怕不方便出去吧。”这摆明是不愿意皇帝出去的意思。
韩琦大大方方地回答说：“皇帝自己觉得出去没问题了。”
太后又沉默了一会，说：“现在那些素色的仪仗都不齐全，还是再等等吧。”
韩琦说：“这是小事，不难办的。”
曹太后很不愿意英宗出去，可是，又实在不能直接反对，只好下令有关部门挑几个好日子来选看。于是乎，英宗的出巡计划就悬在那里，三天不出，五天、六天，还未出来。有人觉得这事儿恐怕是要泡汤了，毕竟，太后的态度是不愿意的。
说起来，这也怪王畴的建议太模糊，他并没有明确建议究竟以何种名义出去。
七天之后，四月十八日，司马光上疏，打破了沉默。他首先重申了英宗出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陛下即位已过周年，京城百姓还没听到过皇帝的声音，之前圣体不安，远方之人无知妄说，谣言未息。倘若听说皇帝出巡，所有的疑惑都会释然冰消，天下必然欢欣鼓舞。”
接下来，司马光为英宗的出巡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求雨。“何况今春少雨，麦田枯旱，播种困难，仓储空虚，百姓饥愁。陛下为民父母，应当忧百姓之忧，苦百姓之苦，向众神祈祷，求天降甘霖，怎么可以安然漠视百姓的饥愁，而不感到愧疚呢？！”祈雨，是天子的责任。皇帝不得不出，皇太后不得不放！
最后，司马光干脆利落地捅破了“择日出行”这层窗户纸：“皇帝只是短暂出行，而且近在京城之内，又何必死守瞎子术士的话，非要挑个好日子，却忘了万民朝夕之急，这恐怕不符合古代圣王的遗意。我愿陛下从圣心出发，做出判断，就在这一两天之内，及时出巡，为民祈雨，以顺应天下万民的敬仰期待！”
司马光上疏十天之后，四月二十八日，英宗终于出得宫来，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开封“士庶欢呼相庆”。
英宗出巡，接受开封士庶的欢呼拥戴，以具体而形象的方式表现了“君临天下”的能力和气度。曹太后的帘子没有理由不撤了。
然而，按照正常的政治伦理，撤帘的话绝不能由英宗来说，也不能由宰相大臣来说。最体面的方式，是要老太太亲自开口，主动求退。只是，怎么样才能让老太太主动说出“撤帘”的话来？
韩琦自有妙计。在庆历一代的政治家中，韩琦的政治执行力绝对是第一流的。他先考了英宗一场，一口气拿了十多件事情来请英宗裁断，英宗“裁决如流，悉皆允当”。
拿到了英宗漂亮的答卷，韩琦对另一位宰相曾公亮（999～1078）和两位副宰相欧阳修、赵概（996～1083）说：“仁宗皇帝入土为安之日，我本来就应当请求退居的，可是当时皇帝的身体欠佳，所以才拖到了现在。如今皇帝能够这样孜孜不倦地应对处理军国大事，实在是天下的福泽。我也可以放心求退了。等一会儿到了太后帘前，我要先禀明太后，请求回河北老家去当个地方官。此事，还要请各位大人赞助成全。”
首相求退，慰留是必须的，次相曾公亮与两位参政欧阳修、赵概交换了一个眼色，曾公亮代表大家说：“朝廷怎么可以没有韩相公呢？您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先帝托孤顾命之臣，您可万万不能退啊。”
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痛快地答应韩琦，以请求退休的名义，给他一个和皇太后单独谈话的机会。
三位宰执都隐隐地感到了兴奋和不安，韩琦怕是要有所行动了。
到了约定的时辰，中书的四位领导人集体来到太后帘前。见礼已毕，韩琦隔着帘子呈上了英宗批示的文件，又隔着帘子解释，英宗的处理是如何的妥当。太后也是一边看一边连连说好，听起来心情似乎不错。时辰已到，按照事先的约定，曾公亮、欧阳修、赵概退出，韩琦单独留下来，向太后请求退休。
内东门小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风吹动帘子的声音。
太后当然明白韩琦的用意，她说：“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在此之前，类似“且容老身先退”的话，太后也是说过的，但是每次，只要皇帝、宰相客气两句，太后也就收回成命，“勉为其难”地继续垂帘了。照道理，就算是太后亲笔诏书求退，皇帝、宰相也是要适当挽留的。太后求退、皇帝慰留，这就是政治的礼文，是必须的虚文。
可是，让曹太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韩琦立刻稳稳地接住话茬，颂扬太后不贪恋权势，比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贤后都要贤德。例行的颂歌唱完，韩琦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早有台谏官上疏请求皇太后还政给皇帝了，所以太后此心也是顺应众意。只是不知道太后打算哪天撤掉帘子呢？”
这最后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槌敲在鼓面上，曹太后只觉得心慌耳震，头晕目眩。
按照李焘（1115～1184）的记载，闻听此言，“太后遽起，琦厉声命仪鸾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微见太后衣也”。仪鸾司是负责宫廷陈设布置的机构。
太后突然站了起来，而就在太后起身的一刹那，韩琦厉声命令仪鸾司撤帘。帘子落下去之后，还能从屏风后面看见太后的裙角！
这一幕该怎么解读？“遽”的意思可以是“急，仓促”，还可以是“慌张”。太后突然站起来的本意，是打算接受韩琦的建议撤帘呢，还是对韩琦的冒犯感到紧张愤怒？不管怎么说，太后站起来了。而韩琦则在太后起身的那一瞬间对于“太后遽起”这个动作做出了“太后决定撤帘”的解释，然后立即厉声下令撤帘。
看到仪鸾司的官员真的动手拆帘子了，太后惊呆了，或者说吓傻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韩琦竟敢如此，当真是无礼之极。可是，没有了帘子的遮挡，皇太后一个女子，怎好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羞愧让皇太后本能地逃向了屏风，寻求安全的遮挡。
就在帘子落下来的那一刻，太后还没有完全绕过屏风，韩琦还有在旁边侍奉的官员、宦官都能看见她的裙角。
就在韩琦逼迫曹太后撤帘的第二天，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日，宫中传出太后手书，宣布还政于帝。从这天起，曹太后不再与闻军国事务，退居后宫，颐养天年。然而，仁宗皇帝传下来的皇帝符宝，太后却迟迟不肯交出。“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是皇权的象征。“久而未还，招惹议论，臣等私心为太后感到惋惜。太后应当告诫管事太监，尽速归还御用之宝，不可缓也！”御史们对皇太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符宝未归于皇帝，这定然不是皇太后殿下的本意。何以见得？太后于国政尚且不愿久掌，又哪里会眷恋淹留符宝呢？！”还政手书颁布二十多天后，在御史们的咄咄追逼下，太后这才交出了符宝。
帝位、决策权和符宝合为一体，英宗终于实现了对皇权的全面掌握，而这时，距离他即位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
开封的老百姓最是消息灵通，任店的羊羔美酒一时销量大增；南城的清风楼宾客盈门，青杏和酒都供不应求了；鞭炮声一宿都没有停歇，吵得人无法入睡；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胡饼铺的伙计们早起干活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哈欠连天，而又满脸兴奋。
太后还政三天之后，五月十六日，英宗问宰相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这是英宗皇帝的第一问，这一问中蕴含的政治信息是丰富的。它让很多人立刻想到了庆历新政未完成的改革事业，以及嘉祐时期富弼、韩琦等人的积极努力。看起来，长期压抑、谨言慎行的“备胎皇子”终于获得自信，就要大干一场，清除积弊，革新政治了！天下宋人翘首以待。
就在英宗发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之问、众人欢欣鼓舞要迎接新气象的当口，司马光却对新皇帝的修身治国之道表达了隐忧。五月十八日，司马光上书，提醒皇帝“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修身当以孝道为先，治国当以公正为先。所谓孝道为先，说的是皇帝、皇后对待皇太后的态度—皇太后把权力交出来，心中已难免有失落感，太监宫女最是小人势利，万一有人望风承旨，对皇太后侍奉懈怠、供给有缺，那么天下之人必然会误以为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以皇帝陛下为不孝。因此，司马光建议：“陛下不如将管理宫中的权力交给皇太后，禁廷之内，取舍赐予，不管大事小事，都禀报过皇太后再办，陛下与皇后绝不自作主张。”
所谓公正为先，是要英宗撇开个人恩怨，超越旧日扰攘，做一个公正的皇帝。司马光说：“陛下发迹于宗室，入继大统，从潜龙跃起，到飞龙在天，这中间历经艰辛，饱受磨难，旧恩宿怨，岂能完全没有？然而陛下如今已是皇帝了，就不能再把这些恩怨放在心里，以免有损思虑的纯正。”皇帝必须公正，才能依凭理智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这是皇位对皇帝个人的要求。然而，眼前的这位皇帝，却是受尽了委屈压抑，从暗夜的尘灰泥淖中爬出来的，他能否仍然保有一颗公正豁达之心？司马光心怀隐忧。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担忧绝非无根之水。新颁布的皇太后待遇诏书竟然明确规定：皇太后如需调用任何物资，都要经过皇帝批准，有关部门必须看到皇帝的御宝，才能供应。也就说，万一管事的懈怠，有关部门办事不灵活，那么只怕皇太后情急之下，想要些药品果饵、日用器皿之类不值钱的小东西，都不能及时获得。如此一来，必然让太后伤心，损害陛下以天下奉养太后的情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当中，“修身”是起点、是基础，“治身莫先于孝”。英宗已经遭遇“疏母弃妹”的批评，实在不能再犯此类错误了。见此诏书，司马光再上一札，恳请皇帝给予皇太后最高级别的物资调用自由，“皇太后要取用什么，就让太后宫里管事的直接行文给有关部门，让他们限时办理，不得延误；就像陛下本人取用物资一样”。然而，司马光的这项请求，却并未得到英宗的有效回应。
对于已经过世的仁宗和仍然在世的太后，英宗的心里已经积怨成毒，怨毒攻心，难以纾解。太后撤帘，英宗从此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享有了完全的皇帝权力，国家秩序恢复正常。这是好事。可是，这整件事情的进行方式，却让司马光感到了深刻的不安。
首先，在司马光看来，韩琦的做法，固然果断而有效，却始终不够厚道。对于皇太后，有失尊重，有失公正。毕竟，皇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是今上的母亲！作为臣子，韩琦未免霸道了！宰相位高权重而行霸道，绝非大宋之福。而在这场政治变故当中，英宗又何尝没有损失？皇太后以这种方式被撤帘，怎么会甘心？纵然皇太后无力也无心反抗，可是母子关系继续恶化，对于皇帝的孝子身份终归有损。而抛却英宗是皇太后的孝子这一身份，皇帝有什么资格统治？
其次，司马光注意到，韩琦的做法在元老重臣之间看法并不一致。枢密使富弼初闻此事的第一反应是大惊失色。他对亲近的人抱怨说：“我也是皇帝的辅佐之臣。中书和枢密院各有分工，中书其他的事情，我不敢打听。这样的大事，韩公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
有人传话过去，韩琦隔空回应说：“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撤帘是太后临时起意，怎么可能对众人明说呢？
这话传回来，富弼心中的愤怒简直无以复加。什么叫“众人”呢？富弼对韩琦，那是枢密使对宰相，大臣对大臣，论资历论交谊，怎么就泯然于“众”了？仁宗晚年，富弼是首相，韩琦为次相，共掌国政。宋朝制度，是宰相府与枢密院分掌民政与军事，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对皇帝负责。但在当时，遇有大事，富弼、韩琦还是会私下里与枢密院沟通商量。后来富弼丁忧离职，韩琦升任首相。仁宗过世之后，富弼服满还朝，出掌枢密院。韩琦却是大事小事，从来都不与他商量，让富弼很不舒服。如今韩琦独断专行，以如此手段逼太后撤帘，万一有不测，将使富弼何以应对？
这口气，富弼咽不下，他追思往事，甚至对韩琦的人品产生了质疑。韩琦的首相位置，是富弼丁忧之后腾出来的。宰相丁忧，如果国事需要，是可以奉皇帝的命令移孝为忠，夺情起复的。可是韩琦早早地扬言“此（起复）非朝廷盛典也”，适用于战时，不适用于承平，这道理，富弼也同意。所以，尽管仁宗再三下令夺情，富弼还是坚持为母亲服丧三年。富弼去职之后，皇帝要升韩琦做首相。有人提醒韩琦，应当尽力推辞、虚位以待富弼服阕还朝。韩琦回答说：“此位安可长保？等到富公服丧结束，谁知道我韩琦在哪里啊？若是辞了这首相的位子来等待富公，那才是想要长保此位呢！况且，你让我用什么理由来说服皇帝呢？”这个话，听到的人都觉得在理。富弼当时也觉得可以接受，可是看看韩琦现在的表现，富弼忽然发现，他还是认错了人！看起来，韩琦不止是性格果断，不拘小节，他是步步为营，处处为自己打算啊！
大宋王朝的两位元老重臣，富弼与韩琦，从此心生芥蒂。
宰相专权，一人独大，士大夫内部分裂，绝非国家之福。这一点，不仅司马光，当时的很多台谏官都有所警觉。他们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密切关注韩琦、欧阳修的动向。台谏与韩琦、欧阳修之间，必将有一场正面交锋。当然，这是后话。对于司马光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促使皇帝改善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
为了帮助英宗调整与曹太后之间的关系，司马光连上三札，弹劾大宦官任守忠，其中最具体的罪名是“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贿赂英宗皇后，“教中宫为不顺，陷陛下于不义”；而更关键性的罪名是“交构两宫”—离间太后与英宗。最终，任守忠被英宗赶出了京城，蕲州安置。任守忠绝非良善之辈，但是，这个时候把他揪出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寻找替罪羊的味道。
可是，替罪羊抓出来，英宗、高皇后跟曹太后之间就能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吗？难！最易伤的是人心，最难愈的是心伤。英宗、高皇后去看望曹太后，几句场面话说完，老太太就要“送客”了。那么多的前尘往事、龃龉过节横在中间，两下里其实都已经很难捧出真心和热情。老太太其实是有理由埋怨的，英宗对待仁宗留下来的五位公主—他名义上的妹妹并不好，甚至让她们把房子腾出来，“易其所居，以安己女”，给自己的女儿住！
权力已经让出，皇宫真的已经换了主人，曹太后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隐忍，就像她在仁宗朝做皇后时一样。当然，按照礼法制度，曹太后仍然是皇帝的母亲，是皇帝孝顺的对象，是全天下最有福气的老太太。曹太后彻夜难眠，睁眼望向层层帷幕外雪白窗纸上透进来的微光，心里会想起谁？想到什么？！
失去了权力，曹太后到底意难平；得到了权力，英宗的心底又何曾得片时安稳？！司马光弹劾任守忠的第三札，总结了“任守忠十大罪状”。其第七、第八两罪，英宗默记于心，后宫无人之际，喃喃自语，反复吟诵，以至泪落沾襟。其第七罪云，“陛下既为皇子”，守忠每日于先帝之前离间百端，“使先帝为陛下之父，不得施为父之恩；陛下为先帝之子，不得展为子之亲”。其第八罪曰，陛下即位之后、皇太后听政之时，守忠“交构两宫，遂成深隙”，使皇太后虽有大慈之心，却不免对陛下心生疑虑；陛下虽怀大孝之意，却遭受了忘恩负义的毁谤。英宗追思往事，从“备胎皇子”的冷落凄凉，到即位一年以来所遭受的种种危险冷遇屈辱，一幕幕，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区区守忠何能为？说到底，还是先帝心怀犹疑；说到底，还是太后信任不坚。对于仁宗和曹太后，英宗的心是冷到底了，死灰不能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