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广州，跟搞贸易做生意确实没什么直接联系，但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就跟领事裁判权一样。文翰打定主意不再被对方拖到东拖到西，不管对方怎么巧言善辩，老爷我一句话，非进城不可。
“你不要推脱责任。我听说广东团练和乡勇均听从官府调遣，你既然说怕老百姓对我们形成威胁，那为什么不解散团练？我不管这么多，你不让我进城，我就让军队来跟你和你的百姓对话。”
文翰的强硬态度，让徐广缙也压不住火了：“团练是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还不都是给你们逼的。没有你们的水手和军队到处惹是生非，老百姓怎么会想到举戈相向？我是封疆大吏，保民安民本是职分所在，现在不但保不了民，还要进一步弹压，办不到！”
文翰不惜兵戎相见，徐广缙的回答则是：“那就不必费话了，你派兵过来，我在广州大开四门等你。”
眼见得火药味噌噌噌上来，旁边的翻译和随从官员看得惊心动魄，但这就是谈判，该吵时要吵，该闹时要闹，只是别弄到把桌子掀翻就行。
两人从中午谈到下午五点多钟，唇枪舌剑，“辨诘不已”，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看样子，就算是吵到天黑，仍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徐广缙吁了口气，忽然出人意料地又软了下来：“好了好了，你说得也有道理。上次我确实请旨了，可是皇帝没下决心，我也没办法。这次我再请一旨，问一下他的意见，如何？”
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辩论，早已让文翰精疲力竭。徐广缙的缓和，给了他一个台阶，遂也顺势收场。
徐广缙跟京城的联系当然从没中断过，可先前从没有在奏折上请求皇帝允许英人入城，恰恰相反，他一直在汇报自己在广州的守备部署。
徐广缙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拟奏折均在官署内部缮写，然后立即交专用邮差发送，里面讲些什么，他从不对身边任何一个人提起，所以外界无从知晓。
文翰固然是被蒙在鼓里，不清楚奏折和谕旨的细节，就连那些“包打听”的英商，他们所了解到的，也只是官方发布的消息。
徐广缙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这种虚虚实实的手法，让对方摸不清他和道光的真实意图，反映在文翰身上，就是举棋不定，嘴上嚷嚷着要像德庇时那样进兵广州，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不过这次辩论让徐广缙意识到，文翰不可能被说服。在谈判结束前，他之所以突然软了一下，是因为文翰亮出了底牌：英军将像鸦片战争时那样北上天津或开入长江“阻运截漕”。
“两年之约”越来越近，到时候文翰真的有可能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来。徐广缙犹豫了，他给道光皇帝发去奏折，第一次在“英人入城”上让了步：“我已经智尽能索，该做能做的都做了，我现在就怕直接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激出事端。”
这份奏折让道光几乎又看到了和鸦片战争相同的结局。为了要不要入城，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实在不是这个国家所能承受，或他愿意看到的，为此他给徐广缙发来密诏：“既然英国重提进城一说，你就不要再阻止了，再阻止的话，反而伤了你这个封疆大吏的气度。”
让他们入城一次算了，下不为例。
尽管话说得很漂亮，但道光却已难以掩饰他自己的无可奈何，所谓“下不为例”，亦不过是为了顾及脸面，谁都知道，有了第一次，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在等待皇帝回复的那段时间里，徐广缙也在一边算日子，一边紧张地思考着该怎么办，接到道光的密诏的当天，他已经想好了：“入城万不可行！”
阻止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英国人，但内部尚可众志成城，如老虎一样，有爪牙可恃；允许英国人入城，后果是惹怒民众，人心瓦解，那样一来，内外交讧，面对灾祸，自己也就是一只被去掉爪牙的猫。徐广缙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入城，有害无利，千万尝试不得。
徐广缙发出回折的时候，“两年之约”已到，再请示道光显然已不可能，他能做的就是孤注一掷，硬挺到底。
徐广缙不是鲁莽之人，他的所有决定，往往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固然加强了炮台，联络了团练，但是鸦片战争的场景历历在目，跟对方比，你手中那根大棒还是细了一点。
问题是，文翰依恃的那根大棒，真的有他说的那么粗吗？答案也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