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邀请，官员们大多反对徐广缙赴约：“海洋上风涛不定，路上非常危险，再说在这敏感时刻，您这一去，犹如置身虎群之中，如果对方予以扣留或加害怎么办？”
徐广缙笑了笑：“你们想错了，他们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退一步说，即使真有不测，水师提督不是在吗？怕什么。”
随即，他把水师提督叫过来：“假使我被扣留，你可以组织水师发动进攻，不必投鼠忌器，顾及我的安危。”
说完，徐广缙便带着官员们坐上扁舟，向海上划去。
海洋不比内河，风大浪高，纵然船夫技艺精熟，也足以让这些从未出过海的随行官员们胆战心惊。等到达目的地，众人更傻眼了。
军舰与扁舟，犹如巨人与侏儒，他们必须沿着舱梯才能接近舶楼的会议室，而舱梯足有二十多级，这也太高了吧！
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候，徐广缙已经登了上去，并且一会儿就站在了舶楼之上，上去之后，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从容顾盼，旁若无人。
总督大人如此，官员们再没理由原地不动，只好都跟着缘梯而上。这是一个让人一想起来就胆战的经历，梯子固然是晃晃悠悠，再联想到下面就是波涛如怒的大海，进退不得，左右不能，真是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好不容易“爬”上舶楼，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彼此都一个熊样，不是两腿发抖就是面无人色。
文翰已在舶楼迎候，官员们的狼狈相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实际上，只要没经过训练，一般人初次登船，都难免要出这样那样的洋相。可他又有些失望，因为他最希望出洋相的那个人偏偏若无其事，这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来者不善啊！
在将徐广缙请入舱内后，文翰的侍从官即将舱门关闭，跟上来的大清国官员们全被关在了门外面。这可把他们给急坏了，想把门推开，可舱门是有机关的，里面一旦关上，外面根本就打不开来。
徐广缙倒是一点儿不慌，仍然谈笑自若。这时，文翰拿出了一堆文件让他签，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如鸦片开禁、照例纳税，以及租地建房等。按照文翰原来的设计，徐广缙最好是像他的那些随从官员那样，表现得晕晕乎乎，七荤八素，闭着眼睛就一条条一件件地签下来。
可是徐广缙非常清醒，甚至由于前面文翰安排的种种“铺垫”，变得更加敏感。他一边看一边问翻译，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是什么含意，听到有不合理的地方，就会指着相关文字质问文翰，然后拿过笔将其一一删去。
文翰急了，删的地方正是他想要的，那哪成啊，但徐广缙毫不相让，据理力争，驳斥文翰的声音在舱外都能听到。
精心安排今天这个局，文翰的前奏只是作为一个擦边球，既然对手并不糊涂，他也就不得不直奔主题了：“两年前，你们承诺，从今年四月六日起，允许我们自由出入广州。今天请你来，就是要把这个日子正式定下来。”
徐广缙对此早有准备：“所谓两年之约，是耆英大人在任时许诺的，当时我尚未来广东。到任之后，我至今也未接到相关谕旨，不可能马上告诉你具体日期。”
文翰认为徐广缙可以代替耆英敲定，徐广缙则说不然：“中外民情不一，在你们国家，可能没有这种忌讳，但在我们国家不一样。千百年来，广州从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这是至今老百姓还在反对的原因所在，想必阁下也是知道的。我作为父母官，必须考虑这一点。”
文翰一听话里的味道不对，脸色开始变了。
徐广缙看了看他，又换了个口气：“不过你放心，耆大人既有诺在先，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会马上向皇帝请旨，只要旨意一到，有旨必然无条件遵行。”
徐广缙告诉文翰，在耆英已经离职的情况下，你我私下说哪天哪天没有用，得皇帝下旨才可以，“有旨即有期”。
文翰问请旨奏折何时才能到京城，徐广缙用内行教导外行的口气，给他讲了一封信从广东到北京，再从北京返回广东的复杂过程。
文翰听得目瞪口呆：“这也太慢了吧。”他搔搔脑袋，说要不这样，我们有轮船，可以免费跑一趟，代你把奏折送到天津，很快的，用不了那么多天。
徐广缙要的就是慢，谁要快啊，他沉下脸来：“奏折拜发，在我国可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连沿途经过哪些驿站，何时到达，皆有专人专管，岂是好随随便便的。你说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让我交给外国人，那不是存心让我受罚吗？况且，你敢保证代送的路上就不会出现差错？”
文翰哑口无言，也觉得自己这个急出来的主意的确有些欠妥。
没什么好费话的了，乖乖地送人家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