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强制疏散城市住民的手段不可反复使用。
公元前480年，面临波斯军队的入侵，他将雅典全体住民疏散到了希腊各地，使雅典变成一座空城。同时，他将决战的赌注放在海上，并一举取得成功。但是他认为，这种战略不能重复使用。
如果每次敌人来犯都采用这种手段的话，敌人就会制定相应的对策。而且，由于这次强制疏散的时间不长，住民很快就回到了雅典。因此他担心，如果还有下一次，无论采取多么强硬的手段也很难疏散得如此彻底。
出其不意的计策是不能反复使用的。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制订了一个大计划，一个无论什么人来犯都可以在不采取强制疏散手段的前提下保障雅典安全的计划。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计划呢？
环绕雅典城建一座既高又坚固的城墙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方案早早就被他放弃了。那个时代由于军事技术尚不成熟，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几乎都采用围城战，而雅典是当时希腊人口最多的城市。
地米斯托克利认为，在人口较多的雅典，无论建起多么坚固的要塞都很难守得住。
雅典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已经跃升为海上战斗力最强的国家。如果能有效运用这支海上军队的力量，即使敌人采用围城战术，雅典应该也不会陷入被动。
此时，爱琴海已经回归希腊。这意味着雅典可以用自己的船只从海外运来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但是，雅典不靠海，距离外港比雷埃夫斯还有7.5公里。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考虑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连成一体，在相距7.5公里的两地之间铺设一条直线道路，两侧以城墙相围。一旦此计划变成现实，那么雅典不临海的不利因素就没有了。
这是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它不是将环绕雅典的城墙重建使之更坚固，也不是用等长的城墙围绕比雷埃夫斯，而是用一条长7.5公里、宽180米的直线道路连接两地，再在道路两侧建起6米高城墙的大工程。
比雷埃夫斯地区除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港以外，还有两个港口。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设想，港口功能应集中到比雷埃夫斯港，另两个港口用来造船。因为要保持希腊最强海运国家的地位，造船能力必须保证希腊第一。
为了有更多的选择，他还考虑在雅典到法莱隆的道路上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在道路两旁建起高墙。
在萨拉米斯海战时，法莱隆是波斯海上军队的基地。法莱隆有一个缺陷，就是必须随时清理内河带来的泥沙。尽管如此，它也成了地米斯托克利的选择之一。
当然，首先要建设的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的联络线。仅这条道路的建设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毫无疑问，大多数雅典公民并不理解这个计划的重要性。公民的真实想法是应该优先重建被波斯军队破坏了的城市。但是，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它在公民大会上还是获得了通过。
在公民大会上，他向参会公民做了说明。他说，比雷埃夫斯与首都雅典一体化之后，前者除了保有海港功能外，还要建设并完善仓库群，使商品交易成为常态，从而成为希腊世界一大贸易中心。
先见之明是一种超越常人的才能，并非人人具备。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事情，想象力也只停留在触手可及的范围内。
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一定超出了当时雅典人的想象。但是在雅典享有投票权的公民中，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因为这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就投了赞成票，另一半考虑到这可能对自己有利而投了赞成票。
这另一半人包括：
一、雅典越重视海运职业对其生活越有保障的造船技师和船员。
二、只要制造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就心满意足的以制壶业为首的手工业者。
三、对开拓新兴市场反应敏锐的贸易商。
也就是说，他们是雅典社会中资产收入属于中下层的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公民。
当然，地米斯托克利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不会要求全体公民都理解这个计划的种种好处。
关于与这些职业相关的优惠政策，他提出了具体方案，请公民大会进行表决。
首先，对于从事海运业的人，保证每年有20艘三层加莱船下水。
其次，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幅度降低税赋。
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必然大大提高相关从业者的信心，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
因此，这一关于公共事业的提议在往常争论不休的公民大会上出乎意料地得以顺利通过。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反对，既然是民主政体，有人反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提出反对的依然是阿里斯泰德和他的那一派人。
阿里斯泰德属于比较有意思的一类人。他比地米斯托克利年长6岁，此时刚刚50岁出头。他是稳健派的首领，出身于名门望族阿尔克迈尼翁家族。长期以来，这个家族为雅典政界源源不断输送了不少人才。作为稳健派的首领，阿里斯泰德经常与激进派领袖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
当然，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两人精诚合作，为保卫祖国雅典做出了贡献，因为人人都明白第二次希波战争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是地米斯托克利的话，那么第二年发生的普拉塔亚战役中，率领雅典军队取得胜利的就得数阿里斯泰德。
然而，无论是在决定第一次希波战争结果的马拉松会战中，还是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给了波斯最后一击的普拉塔亚战役中，阿里斯泰德都是副手，不是总指挥官。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全军总指挥官，没有站上过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最关键的位置。
“决定胜负的最关键人物”是制订全军作战计划并率领军队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的人。在马拉松，这个人是米提亚德；在萨拉米斯，这个人是地米斯托克利；在普拉塔亚，这个人是帕萨尼亚斯。不管战斗结果如何，最关键人物将承担全部责任。希腊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取得胜利的。
正因如此，人们盛赞这三人是英雄。
在这个意义上，阿里斯泰德不是英雄，他是配角，他的重要性始终不及主角。他没有机会成为主角，因此也没有机会赢得众人的赞誉。
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担任主角，只能说他缺少勇气，或者说缺少魄力。就算机会出现在眼前，他也做不到一跃而起果断将其抓在手中。
对人有一定辨识能力的人一定会认为阿里斯泰德从小就少年老成。他有一个做法很奇怪。
他喜欢躲在幕后，让别人为他冲锋陷阵。
第一次和第二次希波战争之间的10年里，地米斯托克利坚持主张增强雅典的海上军事力量。对此，雅典政界的稳健派始终持反对态度。在前面与地米斯托克利唱对台戏的是克桑提普斯，阿里斯泰德只在他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因此，地米斯托克利利用陶片放逐来排除政敌时，36岁的克桑提普斯年纪轻轻就被赶出了雅典。直到这时，阿里斯泰德才不得不亲自上阵，两年后，他也遭到了陶片放逐。
波斯军队入侵时，两人同时被召回国内。他们协助地米斯托克利，为解救雅典于危难之中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一事实，我想已无须重复。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人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有责任心的在野党”。只是，他们的“责任心”仅体现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一旦威胁解除，他们又恢复了“在野党”的本性。
因此，危机过后，当地米斯托克利提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这一宏大计划时，阿里斯泰德不惜亲自登场，唱起了反调。
这绝不是因为年过五旬的阿里斯泰德突然觉醒，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
这种“勇气”只可能有与生俱来和后天养成两种情况。
阿里斯泰德亲自上阵，是因为没有人替他登台呐喊。
克桑提普斯曾经呐喊过。但是，克桑提普斯在率领海上军队成功拿下米卡勒和西斯托后的第二年，就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享年不详。他是下一代雅典政坛第一人——伯里克利的父亲，本人又有获胜战绩的荣耀，因此，如果他死在战场上，无论如何都应该会留下记录。既然没有任何记录，只能认为他是病逝的。
克桑提普斯的儿子伯里克利当时只有17岁，就算阿里斯泰德有心将他推到台前，他终究年纪太小。在古代，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公认男子可以独当一面的年龄是20岁以上，可以担任重要职位的年龄是30岁以上。也就是说，此时的阿里斯泰德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得不亲自出马。
阿里斯泰德反对地米斯托克利，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个时期，雅典大多数公民对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理解，就是为防止波斯军队再度入侵而制订的安全保障计划。
波斯是陆上军事强国，陆上战斗力很强。如果波斯再次入侵希腊，一定会从陆路而来。关于这一点，全体公民早已有了共识。
一方面，在波斯输掉萨拉米斯海战、失去萨摩斯岛海上基地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波斯会从海上打过来。另一方面，此时的雅典已经成为希腊海上军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雅典担心的只是来自陆地的进攻。鉴于此种原因，公民大会顺利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议。
但是，希腊也有陆上军事强国，那就是斯巴达。
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
阿里斯泰德指出，雅典的这一做法可能会刺激到斯巴达。
他说，为共同抵抗波斯，希腊各城邦国家之间结成联盟，雅典和斯巴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雅典启动了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一体化建设的工程，势必导致这一良好关系出现裂痕。因此，对雅典来说，这个一体化建设计划并非良策。
难道地米斯托克利没有考虑斯巴达的因素吗？
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也不能说认真考虑过。
总之，地米斯托克利在决定一件大事时不管是否有先例，他的想法是：
圆满达成一个目的本身，有利于实现其他任何目的。
后来的罗马道路网很好地证明了他的这种想法是多么正确。
不管怎样，雅典的最高决策机构公民大会通过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提案，阿里斯泰德成了少数派。于是工程破土动工。在民主政体下，雅典人没有尊重少数派意见的习惯，既然公民大会已经通过提案，少数派就要服从决议，对此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工程开工了，雅典沸腾了。然而，就像是为了印证阿里斯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似的，斯巴达向雅典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不是你们的假想敌国，请立刻停止这项工程。”
斯巴达是友好国家，对于他们的抗议，雅典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地米斯托克利决定亲自前往斯巴达做解释，他还要求阿里斯泰德随后也赶往斯巴达。
离开雅典前往斯巴达之前，他秘密召集了工程的全体负责人，给他们下达了指令。
他下令突击建造此项工程，要求无论时间多么紧张，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道路宽度必须按既定方案施工，建于道路两侧的城墙高度和厚度也必须忠实于既定方案。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必须突击完成，而重要地方必须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安顿好这一切后，地米斯托克利才前往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是雅典的全权代表，迎接他的不是国王，而是5位监察官。
前面已经反复提到，在城邦国家斯巴达，决定国家大事的不是世袭的国王，而是每年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5位监察官。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来到斯巴达后，谈判对象也是5名监察官，他们相当于斯巴达的“事务官”。
5位监察官提出，雅典的这项工程显然针对斯巴达，是把斯巴达当成了假想敌。他们要求地米斯托克利立刻停止这一工程。
对此，地米斯托克利明确回答：“我们的假想敌是波斯，绝不是斯巴达。”
地米斯托克利解释说，阿里斯泰德曾经强烈反对建设此项工程，现在连他也服从了公民大会的决议，很支持这项工程。为了向斯巴达表明态度、说明原因，随后阿里斯泰德也会来到斯巴达。地米斯托克利说：“只要你们听一听他为什么会同意建设这一工程，就一定会理解我们的做法。”他不打算直截了当地向斯巴达人解释清楚此事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地米斯托克还一本正经地假装抱怨阿里斯泰德怎么还没有到，对阿里斯泰德迟迟未到表示意外。
姗姗来迟的阿里斯泰德向斯巴达做了解释。
阿里斯泰德郑重其事地表示，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只是一项安全保障措施，目的是防止波斯再度入侵。不用说地米斯托克利本人，大多数公民都在公民大会上投了赞成票，因此他完全接受公民大会的决议。
5个监察官知道阿里斯泰德是正人君子，绝不会说谎。
但是，斯巴达的5个监察官是疑心很重的人。而且他们坚信，正因为他们疑心重，斯巴达国体的安全才得以确保。
阿里斯泰德的解释对于消除他们的疑虑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又开口说道：
“你们亲自去一趟雅典，亲眼看一看这项工程怎么样？我作为人质留在这里，直到你们回来。”
疑心重并不代表他们有过人的洞察力，相反，因为受疑心的干扰，很多时候他们的洞察力比常人还要差。斯巴达的这5位监察官认为，既然地米斯托克利这样说，那么就把他当作人质留在斯巴达，应该不用担心什么。于是他们留下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一起去了雅典。
只是，他们不知道地米斯托克利此时已让一个随从带着密令返回了雅典。密令中说，尽可能将5个斯巴达人留在雅典市内，实在留不住，再带他们去工程现场。
就这样，监察官们去了雅典，地米斯托克利作为人质留在了斯巴达。在斯巴达逗留期间，他过得很舒心。他可以自由外出，因此他还观看了著名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训练。
看到地米斯托克利，士兵们欣喜万分。他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老兵带着敬意欢迎他。至于年轻的士兵，就好像见到摇滚明星的粉丝一样把他团团围了起来。
世上第一难吃的汤，里面有猪肉块还有猪血，黑乎乎的，很浑浊，这是斯巴达质朴和刚健的象征，想必地米斯托克利和士兵们一起喝下了这种汤吧。他的目的只是消磨时间，强忍着把汤喝下去也是值得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5个监察官终于回来了。他们怒不可遏。原来，到雅典后，他们莫名其妙地被困了好几天，后来终于去了工程现场，却发现工程已接近尾声。他们知道自己上了当，回国后能平心静气才不正常呢。于是，他们一回国就把这份怒气发泄到了地米斯托克利身上。
事已至此，还能怎样？这时，地米斯托克利也撕下了假面具。他要求召集全体斯巴达公民，也就是全体重装步兵，发表讲话。他当着5个监察官的面，当着国王的面，向全体重装步兵做了演说。
建设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塞通道，源自萨拉米斯海战前夜雅典实施强制疏散的教训。我们决定建设这项工程，只是为了不再出现类似情况，为了保障雅典安全。
雅典安全有了保障，不仅有益于雅典一个国家，它与整个希腊的安全保障也密不可分。经历希波战争之后，我们希腊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
也就是说，这项工程在保障雅典安全的同时，也可以保护雅典的同盟者——全体希腊城邦国家。
我们雅典发誓，即使将来与希腊其他城邦国家之间出现矛盾，也会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的方式和平解决矛盾。
另外，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我们欢迎其他城邦国家学习雅典。大家可以模仿雅典，可以向我们取经，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接受雅典的做法即可。究竟怎么做，各城邦国家可以自己决定。
如此这般，地米斯托克利理直气壮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两国之间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结果自然是双方相安无事。斯巴达人最后认可雅典的做法并无不当，是因为他们不想和雅典撕破脸皮，至少现在不想，毕竟雅典已是强悍的军事大国之一。
地米斯托克利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雅典。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工程也接近尾声。
也许你会说，既然要发表演说，为什么一开始不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并没有那么单纯。
人的本性，包括斯巴达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人们对于任何尚未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都要说三道四，不愿耐下心来听对方解释。
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即使内心依然不愿承认，但只要有人耐心解释，人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我想，地米斯托克利大概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等到他们看到工程已近尾声再做解释，以此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吧。
他的目的当然是完成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如果在不损害斯巴达人感情的前提下达成此目的，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罗马是首都，奥斯提亚是它的外港。罗马与奥斯提亚之间有台伯河相连，但是雅典与比雷埃夫斯之间没有河流。
罗马与奥斯提亚相距22公里，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相距只有7.5公里。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不仅有长远意义，而且有现实需求。如果把罗马和奥斯提亚比作两个不同的人，那么可以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是同一个人，雅典是这个人的上半身，比雷埃夫斯是这个人的下半身。
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一体化建设这一庞大工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地米斯托克利创作的唯一一件“作品”。
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由于他的“作品”是突击施工而成，所以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材料精挑细选，因此石材规格不统一，有时甚至用墓碑来充数，工程质量不尽完美。
但最重要的是，这项工程的建设完全遵循了既定方案。
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并不太重视社会资本。因此对他们来说，建造这项基础设施工程已是难得之举。继地米斯托克利之后成为雅典领袖的伯里克利对此工程进行了重大改造。经过这次改造，这项基础设施才达到了真正的完美。
这项大工程很快传遍整个雅典，甚至一提到“城墙”，人们就知道所指为何。这项工程的建成正像地米斯托克利说过的那样，使雅典成了希腊的一大通商中心。
在海上作战、运输和贸易等方面，雅典彻底赶超了曾经走在希腊最前面的科林斯和埃伊纳。
后来，在雅典国内政治陷入低迷的时代，这里依然保持了爱琴海一大通商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它应该还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一大通商中心。
雅典不再是通商中心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建成以后。亚历山大港由马其顿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所建，那时距地米斯托克利时代已过去了150年。
所以说，地米斯托克利不只是“萨拉米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