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 “大内密探”江南织造

要想了解这些“大内密探”,我们先讲一个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苏州,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仆孙云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闯进苏州一个绅士的家里闹事,后来又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该绅士。这个绅士叫陆经远,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当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官,但起码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且此人的舅舅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过是一个家仆,居然敢打这么有来头的人。这让人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案发后,地方政府居然没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诿,观望四方。

可见这个家仆的背景也不小。后来,苏州织造出面,羁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审,才发现那个家仆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的一个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寿,李永寿是苏州织造大人李煦的亲戚。

家奴最后被治罪,不过李永寿一点事都没有。

李煦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李永寿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

我们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现了“包衣”这个词语,其实,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给李永寿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建立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他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有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作风不正,亏空很多。第二年年初,曹家就被抄。雍正将曹家的人给大将兼好友隋赫德为奴,后来隋赫德看到曹寅的遗孀艰难度日,无法养活自己,便将崇文门外菜市口的十七间房拨给他们。曹家就这么衰落了,曹家如果不衰落,曹雪芹也没办法写出《红楼梦》。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頫到处跑关系,跟一些王子们关系过于亲近。雍正还警告他,如果他违法乱纪,就是王子们也救不了他。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