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国内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职业，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等各族在此期间交流了生产经验，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就。
契丹族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基本的生产方法。捕鱼有钩鱼法。冬春之间，河湖冰冻，凿冰眼用绳钩捕捉。狩猎以骑射为主，因季节而不同。春季捕鹅、鸭、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又有“呼鹿”法，猎人吹角模仿鹿鸣，引诱鹿来以捕射。契丹人饲养猎鹰作助手，捕捉各种飞禽。东北地区号为海东青的鹰，最为有名。契丹人还驯养豹，在出猎时随行捕兽。辽朝建国后，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辽朝皇帝和随行官员，四季也在捺钵进行渔猎活动。
契丹人以畜牧为业，随水草游牧。辽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民族也经营畜牧。畜牧业在辽朝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有马、驼、牛、羊等牲畜，而以马、羊为主。马是射猎放牧所必需，也是交通和作战的必要工具。羊提供皮毛和肉食，是牧区衣食的来源。辽朝国家经营的畜牧，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辽圣宗时，改变部落奴役制度，北方各族向辽朝进贡牲畜，由驻在官员就地统领畜牧。私人占有畜牲，也有很大的数量。占有牲畜的多少，是契丹族人区分贫富的标志。
辽朝农业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地区和东京道的渤海人住地。辽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辽太宗曾将一些契丹氏族迁到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一带开垦农田。辽圣宗以后，头下州县从事农耕的部分汉人农民沦为契丹和奚人的佃户。辽道宗时，屯田积谷，农业有较大的发展。辽朝的农作物，汉人、渤海人地区以麦、粟、稻为主，契丹和奚人地区，多种穄米。
白瓷鸡冠壶
仿皮囊式的鸡冠壶便于马上携带，是典型的辽代瓷器。
契丹奴隶制时期，手工业即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汉人和渤海人地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辽朝各民族相互交流生产技术，手工业的许多部门出现具有特色的成就。铁器是渔猎和作战所必需。室韦、渤海的冶铁技术传入契丹，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生产出著名的镔铁。金银矿的开采和金银器的制造，也是辽朝的主要成就。用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食用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辽朝的马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汉族的制瓷技术传入契丹，辽朝瓷器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鸡冠壶、长颈瓶、袋形壶等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汉人和渤海人的丝织业在辽朝得到传播，上京和中京都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多种丝织品的生产。印刷和造纸也得到发展。辽兴宗时雕印大藏经，约近一千册，高丽僧人称赞它“纸薄字密”，“帙简部轻”，说明辽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宋朝虽禁止火药制造技术出口，但至晚在辽道宗时，辽朝已掌握此项技术，在南京“日阅火炮”，说明辽已能制造火药武器；此外，辽还在榷场私买硫磺、焰硝等火药原料。
辽朝的五京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的中心。辽太祖建上京城，南城称汉城，汉人在此聚居，有商肆贸易。南门之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的住地。中京城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在廊下贸易。城中坊间，有牧民停置车、驼的场所。东京外城是汉城，有南北两市交易，南京原是汉人的城市，依旧制在城北设商市。陆海百货都在北市买卖。西京是军事重镇，商业贸易不如南京繁盛。四时捺钵的皇帝和官员驻在地有临时的市场，商民驱车随从货卖。契丹居地在辽代陆续出现了一些州城，也有商业经营。上京以西的祖州城内即有市肆。辽朝统治下的东北和西北诸部落，通过贡赐或以物相易，进行物产交换。
辽朝与周邻诸国的贸易，也不断发展。五代时，辽与梁、唐、晋等都有贸易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航海，使臣往来，交换商品。宋朝和辽朝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员控制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私人之间的走私贸易也使大量商品输入辽朝。辽朝卖给宋朝的商品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自宋朝输入的商品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铜钱、香料以及印本书籍。辽朝与西夏、吐蕃、高昌和中亚等国经由使臣往来和贡献赏赐，交换畜产和手工业品。私人商贩也有违禁的贸易。辽与高丽的贸易发达。辽圣宗之后，两国关系稳定，商品贡赐每年不断，并在边地设有榷场。日本的僧人和商客也来到辽朝交易货物。辽朝初期的商业交易仍用布或银作为交换手段，辽景宗、圣宗以后，辽朝自铸的铜钱与宋钱兼行，广泛流通。
契丹在唐代受营州都督统辖，与河北的交通极为不便。辽朝建国后，并未大力修建交通设施。契丹居地至南京、西京主要是骑马或驾牛车。有榆关路、松亭路、古北口路和石门关路四条通道。榆关至居庸关可以行车，松亭及古北口两路，多是崎岖山道，只能骑马，西北各族往来和军需供应，则用马、驼。古北口路有驿馆，由民户供给，称“供亿户”。各地驿传，多随时征调营运，并无固定的制度。海路交通主要通过渤海地区。南京东面的蓟州地方，有萧后运粮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