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因而对其他各国产生了吸引力，亚、非很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学问僧潮涌而来。唐朝生产的空前发展也促使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国人到外国聘问、经商的络绎不绝。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不但与各国频繁交往，而且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转的枢纽。
唐朝对外交通的发达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陆路交通，经过西域，可达中亚及印度等国。海路交通以广州为主要港口，可至东南亚各国及波斯湾等地；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可浮海东通朝鲜、日本诸国。中国的航海大船长二十丈，载重能力与抗风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经常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麇集于此，相互间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朝鲜半岛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立时期，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发达。唐朝的十部乐中有高丽乐，唐高宗时很多高丽、新罗的音乐和歌舞家住在长安。7世纪初，百济人味摩之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7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与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频繁了。留在长安的新罗子弟，有的在国学肄业，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罗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时即已来到唐朝，后来航海赴天竺诣佛迹。开元末由天竺取陆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于长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载了遍游天竺的经历，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留学生达两百余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罗人在中国科举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十三岁入唐，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是有关中朝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罗参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7世纪末，留学生薛聪利用汉字创制“吏读”，用以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和助动词，对朝鲜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文学家张鷟和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罗流布，深受朝鲜读者的喜爱。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接待新罗人的旅店叫“新罗馆”，有的地方设有“勾当新罗所”，说明在中国的新罗人确实很多。在两国交往过程中，不少物产、药材、手工业品和书籍也得到交流。
倭国在唐代改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改新”，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唐朝的经济高涨与日本的社会飞跃结合起来，促成了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终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达十余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及细工生等，少则二百余人，多则五六百人。9世纪末以后，遣唐使虽然停止，但又出现了中国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经济交往保持繁荣。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和空海等。吉备真备于开元五年（717）来唐朝留学，十七年后回国，携去大量中国书籍和文物。后来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于日本的改革和推广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吕亦于开元五年随遣唐使来唐朝留学，汉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学肄业，成绩优异，不久，任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还担任过左补阙、卫尉少卿及秘书监。晁衡先后结识了中国的诗人储光羲、李白、王维、赵骅、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绝。天宝十二载（753），晁衡登船回国，中途遇险，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脱险后，再次入唐，先后任左散骑常侍及镇南都护，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空海和尚三十一岁时启程来华留学，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抵长安，三年后返日。他带去不少中国的佛经、法帖和诗文集，将佛教密宗从唐朝传入了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是关于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的第一部汉字字典。由于吉备真备和空海传播了中国文化，日本产生了以汉字偏旁为字母的平假名（草体）和片假名（楷体）。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圆仁，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遣唐使藤原常嗣来中国。虽然他登天台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到过五台山巡礼，以后就转赴长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圆仁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归国。他留唐将近十年，到处寻师求法，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尽地叙述游历中国的经过，并记载了当时唐朝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实况，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是扬州的名僧，律宗大师。天宝元年（742）日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赴日传授戒律，鉴真欣然接受，但此后十余年中，五次东渡都宣告失败。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载以六十六岁的高龄成功地抵达日本。鉴真在日本生活达十年之久，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去世。他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贡献有：携去律宗、天台宗的经典，弘法传教；与门徒建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该寺是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其门徒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用夹纻法制成鉴真像，促进了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在书法、刺绣、药物等方面也有所交流。
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了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参照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也实行租庸调制，仿照唐制实行户籍、计账制，参考《唐令》制定了《大宝令》和《养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长安的坊、市、街道设计建筑。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唐朝的工艺品。
《新唐书·地理志》中保存了贾耽《皇华四达记》的部分材料，其中记载的海路航线，从广州出发，经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和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从诃陵国西航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别称）和提䫻（音玉）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陆路从岭南出发可至泥婆罗（今尼泊尔）、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及骠国（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此外，通过陆路上的丝绸之路亦可经西域南达南亚次大陆。中国同上述各地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义净是两个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时，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取道今新疆、中亚等地，最后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贞观十六年（642，一作贞观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了一次大型的佛教经学辩论会，玄奘以论主的身份发表议论，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他返抵长安，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后他组织译经机构，二十年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据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很多国家的状况，是研究7世纪中叶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历史和地理的珍贵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史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对研究中国西域亦极有价值。
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天竺学佛学，后又至室利佛逝、末罗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附近）搜罗并抄写佛经，最后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回到洛阳，共携回经、律、论约四百部。义净还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记录了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中国僧侣在外国的经历。
隋唐时期中亚有九个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他们是：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南）、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火寻国（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和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唐朝与上述诸国均不断互通使节，有频繁的商业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国的音乐舞蹈亦传来中国。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与大食国（唐宋时对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开始建立联系。此后一个半世纪中，大食通使达三十六次。8世纪下半叶大食的海上贸易以印度和中国为重点，其中尤以中国居于首位。天宝十载（751），唐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之役为大食所败，在这次战役中有中国的造纸工匠被俘，造纸术因而传去撒马尔罕，在那里建立了中亚最早的造纸厂。伊斯兰教在唐初由大食传入中国。从广州出发的海上航线绕过印巴次大陆后，可至波斯湾沿岸。大食商人活动范围西起摩洛哥，东到中国，所以他们与中国的通航促成了中国与东非、北非的经济交流。阿曼就是东非象牙运往中国的转运站。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打马毬壁画（局部）
中国与波斯（今伊朗）通过“丝绸之路”也有密切的交往。波斯人在唐朝长安等地开设店铺，并出卖其名酒“三勒浆”。在中国的唐墓中不断发现阿拉伯的金币和萨珊朝波斯的银币，说明商业往来经常进行。唐末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商人的后裔，他编的《海药本草》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波斯的波罗毬戏是一种马球运动，也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中就有打马毬的壁画。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祆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景教和摩尼教则是在唐代开始由波斯传入中国的。今西安市碑林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洞窟还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它们都是中伊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