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尽管继续实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并剥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地主阶级内部，有官僚贵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贵族自北朝以来世代做官，田产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赐田，有些则是新贵从李唐政权获得的赐田。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有的人“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不少官僚贵族地主还依据官品、勋品从国家得到永业田和勋田。所有的地主不仅用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遍。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一度有所削弱的寺院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并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寺观不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辋川图》（局部）
唐王维绘。盛唐诗人、画家王维在今陕西蓝田西南十余千米处，原宋之问的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了辋川别业，形成了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在古代，建于业主所属领地或田产范围内的别业，与庄园相同。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一定也相当普遍了。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计在大多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部曲已经极少，《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种情况反映，地主对依附者的超经济强制明显地趋向缓和，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隋末农民起义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口分田的限制。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有土地还受的规定，而且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封建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目的是：尽量利用现有劳动人手垦种土地，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和保证财政收入；通过授贵族、官员永业田和授勋官勋田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阶级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过实行均田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
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杂徭
唐代正役以外的一种劳役。杂徭一名始见于北魏，唐代与租庸调并列为赋役正项。这种劳役由地方官（或中央指令）在有事时临时征发，由府、州的户曹或司户参军事、县的司户佐实际主管。由于杂徭具有地方性和临时性，不仅各州各县的服役项目不尽相同，一州一县每年也不尽相同，均由地方随事支配。如修筑城池，维修河道、堤堰、驿路、廨舍等均是较普遍的杂徭征发。
色役
唐代把各种有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称为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唐代服色役的一般是良民及具有资荫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由具有资荫的五品以上官子孙及品子、勋官所承担的色役，由白丁充任的色役，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贱民充任的色役。
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怀集县庸调银饼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农民须服杂徭，有的还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家根据户等高低征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仓征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是唐王朝的一笔重要税收。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推动下，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先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
当时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中央尚书省工部设有水部郎中，负责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监有都水使者，主持兴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运等事宜。各地的渠及斗门均置长一人，专司调节渠水、分配使用。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兴筑于前期，这与当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有关。比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溉田，受益地达六千余顷；贞观年间江都（今江苏扬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筑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顷；武则天执政时期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东北所开的窦公渠，曲折三十里，受益之田亦为数可观；唐玄宗统治时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三河（今河北三河东）、彭山（今属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兴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数千亩。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农民不仅用传统的辘轳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车、筒车，用以灌溉地势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还使用立井式水车溉田。
曲辕犁模型示意图
农业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各地发现的牛耕图，唐代前期已经把过去使用的直辕犁改造成曲辕犁，这种新式犁使用起来便于转弯。耕作技术的进步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的发展导致垦田数量和户口的增加。开元年间，有的地方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有的地方原来榛莽丛生，这时也变成了秔稻之川，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开发。随着垦田的扩大，新增加了一些县。贞观年间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和逃户落籍，到天宝十三载（754）增加至九百余万户，而据杜佑在《通典》中估计，如果把隐漏的逃户、隐户都计算在内，人口最多时的实际户数当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
唐代狩猎纹夹缬绢
夹缬在唐代常用做妇女的服饰，还作为家具的装饰品。
唐代前期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手工业分官府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官府手工业作坊规模最大，分工最细，分属于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三个部门。盛唐时期仅少府监使用的轮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两万人，属将作监役使的轮番服役的工匠亦达一万五千人。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还设有冶监，专门掌管矿冶事业。官府手工业役使的劳动者有工匠、番户、杂户、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为主。工匠、番户、杂户每年到官营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个月，有的轮流服役两个半月或三个月，服役者自备口粮。有的工匠长期留用，称作“长上匠”，官府另给报酬。有的官营作坊则部分地和雇劳力，每日给酬绢三尺，被雇者称“和雇匠”，有的称“明资巧儿”或“巧儿”。各种劳动者都对官府有人身依附关系。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军队消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斗争的不断爆发，纳资代役与和雇等方式逐渐增加，人身依附趋向缓和。
私营手工业作坊均从事商品生产，业主或主人均有技艺，称师、长老或都料，他们除依靠家庭成员劳动外，也雇用有技艺的工匠。个别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可观，但一般的作坊规模都很小，仍从事个体经营。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种工匠，有很多就是私营作坊的劳动者。
男耕女织的个体农户也生产手工业品，主要是丝、麻织物。虽然这种家庭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仅处于副业地位，但由于全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所以此类产品的总和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农民的手工业产品除供自己消费外，也用于缴纳课调，只有一小部分当作商品出卖。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业和金属制造业等部门表现得最为突出。
纺织业主要从事丝、麻纺织，遍于全国各地。最重要的产区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剑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区亦盛产蚕桑，淮南、江南两道稍逊于上述各道。上等丝织品称绫称罗；绢和絁是一般水平的产品，但产量较多。据记载，开元时的绢分八等，布分九等。上等绢多产于河南道，上等布多产于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绢质量最高，属第一等。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绢列第二等。唐代丝织品色彩绚丽、图案新颖，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风格和手法。印染技术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蜡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为广泛，唐代还先后出现了夹缬法和绞缬法等新技术。
《捣练图》（局部）
唐张萱绘。此图描绘了唐代妇女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的劳动场面。
唐三彩
唐代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它是在铅釉陶中加进铁、铜、钴、锰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而烧制出的集黄、赭、绿、白、蓝等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于一器，甚至也有五色的低温釉陶。一般由黄、绿、白三种色釉组成，蓝色出现较晚。唐三彩具有淋漓变幻的色彩效果。这是利用铅釉易于流动的特点，在烧制时呈色金属熔于铅釉中随其任意流淌，加之施釉用量的不同，呈现出浓淡及流淌长短等不同现象。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器皿类有壶、罐、瓶、尊、碗、盘、杯、钵、枕及文房用具等，形体圆润、饱满，体现了唐代丰满、健硕的艺术特征。俑类分为人物和动物两种。前者有文官武士、男女侍从、胡人、贵妇、乐舞人像等，造型精练概括，能刻画出不同民族、阶层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后者以马和骆驼最出色，比例准确，结构分明，形体转折起伏完全符合解剖规律。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唐，盛唐因厚葬之风盛行，达官贵人为夸耀其财富和追求奢侈的排场，专门用唐三彩陪葬。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代国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烧制也逐渐走向衰微。
陶瓷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传统生产的越窑青瓷，“类冰”“类玉”，晶莹可爱；新产品白瓷开始制造于北方的邢窑（在今河北邢台），色泽“类银”“类雪”，质量很高。唐代还出现了三彩陶俑，即所谓的“唐三彩”，反映施釉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现，为后代彩瓷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金属铸造技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二百七十件，经过鉴定，知道当时已出现了手摇足踩的金属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纯度很高的白银。铜器制造分布于扬州、并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及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尤以扬州所产的“方丈镜”、“江心镜”最为驰名。
唐代手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是广大手工业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高级手工艺品却全部供统治阶级享用，劳动人民只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商业比魏晋南北朝时显得繁荣。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唐初，开始铸造轻重适中的“开元通宝”钱，以后广为流布。开元、天宝时期国家开炉九十九处，一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余贯。随着商业的繁盛，出现了一些藏镪巨万、邸店遍海内的大商人，他们多从事远地转运，获取巨额利润。更多的是小本经营、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贩。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三十里置一驿，全国共有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的驿八十六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交通孔道上还有接待客商的私营店肆，备有“驿驴”，供行旅者骑用，倏忽数十里，相当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荣与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诸州、县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经济比较繁盛的城市。长安的坊为居民区，全城居民约有百万左右。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市内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进行贸易的场所。除长安、洛阳外，唐代重要的城市还有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及号称“锦城”的成都。广州则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在城市中，诸“市”内各业分行序列，从而产生了由同行业者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头，负责向国家纳税，执行官府命令。
唐朝的工商业虽然空前繁荣，但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绝对支配地位。长安的东、西两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与全城的百余坊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加之钱绢兼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