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首相虽然相当愤世嫉俗，但也意识到需要维持国内外的和平以帮助英格兰康复。由于面临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而且国内对从国外空降的国王的不满也在不断升级，因此，恢复和巩固联合王国就成了必然之举。沃波尔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持已经相当腐败的政府——这种做法起码比使用军事暴力强，所以他仍然能够在二十年里屹立不倒。乔治一世于1727年死后，他的儿子登基，是为乔治二世。沃波尔又从乔治二世高度依赖的王后卡罗琳那里得到了可靠支持。
虽然有大臣反对——被允许回国的博林布鲁克也提出反对，但沃波尔还是努力地促使征收特许权税的法令获得通过；沃波尔还英明地让英格兰置身于欧洲大陆的纷争之外，并为他提前预见到的未来更大规模的争斗积蓄财力和人力。不过，当卡罗琳王后于1737年去世后，沃波尔的地位还是被大大削弱了。而国王与其儿子威尔士亲王也彼此交恶并爆发了公开争吵，威尔士亲王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宫廷党来反对其父亲。甚至是王后都这样评论其儿子：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最大的骗子、最大的暴民、最大的畜生，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啊”。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改变。而他的敌对，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沃波尔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两年后也即1739年，英格兰突然兴起了反对西班牙的狂热思想，并坚持发动了所谓的“詹金斯的耳朵之战”。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一个名为詹金斯的船员说他的耳朵被西班牙的海关官员割掉了。不过，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还是贸易冲突和民族仇恨。沃波尔此时仍然反对开战。他本可以辞职不干，回家安享晚年，并将国民对这次短暂且相当不体面的战争的憎恶留给继任者，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任。后来，他在选举呈请中没有得到议会的信任，于1742年初卸任，并受封牛津伯爵头衔，进入上议院。在帮助不列颠渡过其危险的转型时期，沃波尔可谓尽心竭力且成效显著；但他的年龄和性格也使得他不能够胜任重建帝国的使命。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不列颠以后之所以能够获得重大成功，又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沃波尔那些和平、保守的政策。
与其他很多政治家一样，沃波尔也是只适合国家和政治生活的某个阶段，而不能够适合另一个阶段。在他主政的那段和平岁月里，英格兰得以有机会重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相当不受欢迎的汉诺威王室的王位也变得牢固。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更有才华但更不安分的领袖所不能带来的。
与当时的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一样，沃波尔也相当不喜欢“狂热”。不过，在当时流行于世的沉着冷静之下是他对工作的热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情感上。法国的伏尔泰，以及英格兰的伯克利、巴特勒和休姆，都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人们对基督教的热情逐渐被自然神论的理智主义所取代，长老会也迅速被上帝一位论所取代。不过，这也只是部分景象。自1735年开始的宗教复兴，不仅在威尔士——以再度觉醒的宗教狂热为其民族思想、生活和精神真正复兴的标志——而且也在其他地方产生了深厚影响。
我们还不得不提到重要的循道卫理运动在英格兰的强势兴起。
这次运动由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兄弟领导，它渴望提振工人阶级和穷人那懈怠的宗教情感——而这基本上是被教会所忽略的。这两兄弟孜孜不倦地巡回露天布道，他们对英格兰人生活的影响大到无法估量。他们往全国各地派遣非神职布道者，他们创办了学校、传教团和慈善事业，并让民众相信在死之前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与老威廉·皮特一样，他们也同样算是新英格兰的创始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精神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格兰人居然开始做慈善了。在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极其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时期，英格兰在美洲大陆上创建了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地。这最后一个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都不一样，它的创建不是出于贸易或是宗教目的，而纯粹是慈善目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相当关注当时犯人（尤其是负债人）的监狱生活的恶劣条件，为了给这些不幸的人予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他争取到了一个开拓殖民地的特许状，并于1733年创立了佐治亚殖民地。虽然奥格尔索普的禁酒和禁奴政策都不成功，二十年后其殖民地也被国王接管，但他的这种高贵行为无疑是18世纪早期的丰碑，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匮乏的一点。
沃波尔下台之后，没有哪个大臣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替代他。
新大臣卡特里特勋爵和纽卡斯尔公爵都不能算是有才华的政治家，而且他们还彼此忌恨，都不愿意对方当首相。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虽然起初乔治二世是作为汉诺威的选帝侯而非作为英格兰的国王而卷入战争的，但法国还是于1744年向英格兰宣战，并派遣年轻的王位觊觎者率军入侵英格兰。
在一定程度上多亏经常帮助保护英格兰海岸的风暴，法国的入侵可说是彻底失败了。但在第二年，年轻的王子查理·爱德华在苏格 兰的西部高地登陆，史称“拥护詹姆斯二世的叛乱”也就由此开始。
查理·爱德华带着一小批军队向爱丁堡进发。他在爱丁堡受到了欢迎，他还在9月21日于普雷斯顿洼地击败了英格兰军队。这个王位觊觎者随后带着六千人越过边界，期望英格兰人也能够起义帮助他。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英格兰人对斯图亚特家族已经毫无感情。不过，伦敦还是因此爆发了金融恐慌。查理不得不再次撤回苏格兰，而坎伯兰公爵率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军随后追击。
1746年的4月，坎伯兰公爵在卡洛登沼泽打败了叛军。但他施加的毫无必要且血腥的报复，使得他被人们冠以“屠夫”的称号。
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的查理在高地游荡了好几个月，这个逃亡者也因此变得焦虑不安。最后，他还是逃到法国，并一直活到1788年；而他那已经成为红衣主教的弟弟亨利则一直活到了1807年，但斯图亚特家族再也没有尝试夺回英格兰王位。而随着亨利的去世，斯图亚特家族的男性血脉也随之断绝。不过，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查理一世女儿的那支血脉还是有在世子孙的。
对于英格兰人来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既不漂亮也不重要。由佩勒姆兄弟控制的新内阁根本无能为力，他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强迫国王顶着王室的强烈反对而接纳了年轻的皮特为内阁成员。虽然英格兰控制了海洋交通，但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动用海军，而只是把钱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陆地战争上。此时，在海洋的彼岸也正发生着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