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和乡村的差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正如我们时不时会提到的那样，伦敦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并成长为这个王国的大都市。不过在乔治一世时期，我们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城镇里居住着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形形色色的生活。这种城镇生活深深地吸引着塞缪尔·约翰逊，以及下个世纪的兰姆和无数其他人。此时，城市本身迅速呈现出现代特征。大地主们通常会在广场附近置业并出租，由此形成很多以姓氏命名的广场，像卡文迪什、汉诺威、格罗夫纳、伯克利。这些广场时至今日仍然相当出名，不过已经开始转变为新型居住区。
肯辛顿公园及其圆池就建于那个时期，而且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书店、咖啡屋和酒馆——如约翰逊与其朋友们经常光顾的“迈塔”（Mitre）酒馆——的数量迅速增加，并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虽然更加现代的俱乐部也开始风行，但主要还是分布在皮卡迪利大街和蓓尔美尔大街。
城镇显然大不同于乡村，但其内部也充满着各种差异。上流社会的人们生活奢华、戴假发、衣着浮夸、滥赌，并时常引领社交礼仪。中产阶级则通常严格要求自己且不从国教。此外还有居住在肮脏住房里的穷人们——他们为贺加斯（Hogarth）的绘画作品提供了诸多素材。
无论在交通严重堵塞的繁忙街道上，还是在更加奢华的公园里，例如圣詹姆斯公园，都可以看到各个阶级的成员摩肩接踵。
不过，伦敦的民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和善的，虽然他们会对那些穿着奢侈的人尤其是外国人报以冷笑。很显然，各个阶级彼此和谐相处的能力至今仍然可以说是英格兰人的特殊才能。虽然阶级的差异非常分明，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接受了其中的很多方面，因此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而在下个世纪，之前在欧洲大陆某种程度上被完全接受的阶级差异，最终被法国革命的阶级战争所破坏后，英格兰各阶级间的相处也变得艰难了。
除了一直是城镇的伦敦外，还出现了许多时髦的海滨城市和温泉疗养地，例如巴斯——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曾经统治过这座城市并大大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格调——哈罗盖特（Harrogate）、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Wells）、布赖顿（Brighton）、斯卡伯勒（Scarborough）等。得益于道路交通的改善（许多公路都要征收过路费），时尚和旅行开始风行整个不列颠。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18世纪的典型生活。不过，那时还存在与此格格不入的旧式乡村生活，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乡村生活。当时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乡绅、治安法官、望族和权贵们所掌控。
农业生活、乡村和小镇的生活已经相当繁荣和舒适，而且暂时还没有受到工业的冲击，而乡村社区也仍然能够自给自足。阿瑟·扬等人从事农业研究和改进工作，而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Bakewell）则改进了牛的品种，其他人也在不同方向上不懈努力。
之前我们提过17世纪的牛体型较小，而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达勒姆牛”（Durham Ox）这个新品种。这种牛可以重达三千八百磅，比如今普通的肉牛还要重大约一千二百磅。
道路交通的改善、城镇生活的兴起及其他原因，共同促使了农业从仅仅满足自身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的转变。之前，农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包括乡绅、教区牧师和大地主都要从事农业生产。
生产方法的进步可能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其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无疑是相当显著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只有苏格兰人才可以猎杀松鸡，但猎狐这项在英格兰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运动也在那时出现了。
社会等级自上而下高低有别，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不过，一般认为，这个时候不同等级间的混合程度比下个世纪高。
教区牧师会和他的裁缝一起共进晚餐，一个被称为“阿什本王”（King of Ashbourne）的地方富豪还把曾经到其府上拜访过的人都视为朋友：其中甚至包括两个旅店老板、两个制革工人以及一位乡绅。
另一方面，一个小康的农户一年可能有八百英镑的收入，有一栋带客厅的大房子，内有几间供重要场合使用的房间，晚上能够在宽敞的厨房里与妻子共进晚餐，而仆人也有独立的餐桌。在整个18世纪，议会里的议员席位、陆军和海军的军官职位、政府里的好职位几乎全部留给了上层社会人士，其中大部分又为大家族——当时全国可能有七十个大家族——及其诸多亲属或其他有关联的人所占据。不过，虽然英格兰的阶级结构比较古怪并令所有欧洲人感到惊诧，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遭到排斥的阶级只表现出弱得可怜的敌意。相反，整个民族都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民族向心力。
例如，陆军和海军的状况是相当糟糕的。在海军中，食物和待遇都非常差，以致很少有人愿意参军。特别是当一场战争需要原来五倍的兵力时，负责抓壮丁的部队基本上只能通过类似于绑架的方式才能够抓到人。士兵通常由不入流的人组成，如在伦敦和其他港口的大街上被强行拉走的流氓。但当这群人坐上船投入战斗时，他们又有无比的勇气、精力和爱国心为英格兰而战。
特权阶级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俘获敌船后赏金的分配就很能体现不同级别间的巨大差距。
1762年，当海军俘获“赫曼尼”号时，在总共五十二万英镑的赏金中，未曾参加战斗的舰队司令和船长各自得到大约六万五千英镑，海军上尉得到一万三千英镑；准尉所得不少于四千英镑，而其他全体船员一共只得到四百八十英镑。
特别贫困者的生活极其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惨无人道。贫困救济制度将穷人转手给那些并不真心实意关心他们的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穷人被残忍地虐待并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还由此一步步沦落。欠债者只要欠一小笔钱就可能遭到终身监禁，直到他们偿清债务；而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也同样糟糕万分，这样自然会滋生更多犯罪。不过，由于刑罚不公和长时间拖延，专家认为当时的刑法“纯粹是嗜血成性的混乱”。上层社会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下层社会，如乔治国王的客厅，那是锦衣玉食、头戴假发的纨绔子弟和时尚女士聊天和打情骂俏的地方。此外，印度的克莱武和加拿大的乌尔夫基本上也过着类似的生活。不过，这些都是18世纪的一个侧面。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没有一个时代自始至终遵循一个简单固定的模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分也并非绝对。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他们又的确有各自的显著特征。在乔治时代早期，虽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或者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也占有一席之地，但直觉告诉我们，亚历山大·蒲柏才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蒲柏这位诗人并非天生英才，但作为英国英雄偶句诗中最伟大的大师，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批评》《夺发记》《人论》及其他作品中发现乔治时代的所特有的风采与缺点。没有激情、没有自发性、没有丰富想象力、没有哲学洞察力、没有同情心，但他在尖锐的讽刺中，还表现出风趣、通透、优雅和激情过后的平静，去这也让他在写作手法上成为该领域无出其右的大师。主要是因为上述的最后一个原因及其流畅诗句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其诗歌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铭记于心。除了莎士比亚外很少有诗人的诗词能像蒲柏的诗词一样被如此频繁地引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其他方面，那么蒲柏就是18世纪的化身。
这个时代的客厅虽然很精致，但仍然是个大吃大喝的时代。
当时肖像画上的人物总是向下俯瞰，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后来人们对英国人所起的一个绰号：“约翰牛”（John Bull）。在上层社会，波特酒随处可见，并导致痛风流行。而在下层社会，杜松子酒消费量的显著增加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不仅民众麻木地泡在酒缸里，上流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堕落。这可能主要由于领导权很大程度上被一个自私自利的阶层占据：他们出台法律法规和占据公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财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散文也被视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当我们研究各个阶级的生活时，我们仿佛能听见马匹慢跑时的马蹄声，就像丁尼生在其作品《北方农民》中所写到的那样。
“财产、财产、财产——我听到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伦敦时报》的评论家提到这个时代时指出，“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私有财产——议会的席位、市政旅馆、主教的法冠、牧师的矫正、警官的肩章、大学团契和讲座教授。”随着对赚钱和所有可以赚钱的工作的痴迷，“交易”往往就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走向粗俗化。
人口将在18世纪实现显著增长，但其增长势头在这个世纪就已经初现端倪。工业革命也已经苗头初现，1757年已出现机器的应用并受到了关注。再过几代人，英格兰的面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坏暂且不论。不过在这个世纪，国家仍然以农业为基础，而流动资金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商业和银行业。这也是第一次，人们可以借助由菲尔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所开创的新体小说，去研究英国人各式各样的生活。而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则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这个顽固不化的托利党人的思想的百科全书。约翰逊就好像一条达勒姆牛，沉重、结实，宁愿丢掉美洲殖民地也不愿稍微改变其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