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后来有一些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但总体来说苏格兰也像英格兰一样平静地接受乔治为国王，这要归功于盎格鲁-苏格兰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大约是在安妮的统治之初，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已经着手协商如何实现事实上的联合。在过去，它们经常看似要达到这个目标，但又总是未能实现。英格兰人起初并不愿意给予苏格兰同等的贸易法和特权待遇，而苏格兰则一直都有这样的诉求。1703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安全法》，宣称安妮女王之后的英格兰君主不应该再是苏格兰的国王。作为苏格兰女王的安妮不得不签署了这份《安全法》，英苏两国间的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并面临战争的威胁。
幸运的是，两国都比较理智，苏格兰随后得到了其所要求的同等贸易权利，同时也同意了英格兰的《王位继承法》，接受英格兰君主为苏格兰的君主。英苏两国也于1707年正式签署了《联合法案》。根据该法案，苏格兰保留其独立的教会和法律，但其议会并入英格兰议会即威斯敏斯特议会，两国的政府现在也终归实现一统。苏格兰贵族在上议院中有十六个席位，而苏格兰人民在下议院中也有四十五个席位。
英格兰因此获得的政治优势是巨大的。此时，英格兰正与法国进行着生死搏斗，同时还要分心应付詹姆斯二世党人的阴谋活动，如果苏格兰继续对它满怀敌意且支持法国和斯图亚特家族，它根本无力应付这个由来已久的危险。虽然联合伤害了不少苏格兰人的自尊，但从长远来看，苏格兰的收益甚至还要高于英格兰。
苏格兰一下子摆脱了其停滞不前且被束缚的生活状态，并获得了英格兰所拥有的帝国机会和商贸机会。苏格兰民众的特性和能力也终于有机会能够与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生活的品质相辅相成，其实不仅英格兰民众因此收益，英格兰乃至整个帝国的精神生活、公共生活和商业生活都因此收益。
苏格兰摈弃孤立对公共生活的贡献简直是无法估量的。正如我们在不同时期看到的那样，大不列颠民族中存在许多张力，其中在形成公共生活和民族品质的过程中，最大的张力无疑就来自苏格兰人。在美洲殖民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即原先居住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后裔，被认为是新大陆里最优秀的拓荒者。而由苏格兰人贡献的这种品质也帮助大不列颠在四分之一个地球上建立起强大的帝国。此外，苏格兰人深厚的宗教精神、严格的自律、对学习的热爱、敏锐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历史、文学、大量的神话和浪漫故事，无疑都极大地丰富了不列颠民族的底蕴。
欧洲大战以及当时在英格兰出现的各种危急事件，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影响可就糟糕多了。在大西洋的彼岸，交战中的法国和英国舰队在争夺西印度群岛时，双方都有相当一部分船员因感染热带疾病而死。不断加剧的海上掠夺，再加上战争的破坏，西印度群岛上的繁荣基本被毁。英格兰海军在美洲的境况也极其危急，这又主要是因为其大陆殖民地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对其母国的帮助非但没有带来更好的帝国合作精神，反而招致了反感和蔑视。
这是因为这两个殖民地公司派往牙买加提供帮助的英国人都白白牺牲了。此外，多年来一直努力进攻加拿大的殖民者，同时还要承受法国的盟军印第安人对其边境的侵扰，于是，当霍文敦·沃克爵士和无能的希尔将军（女王宠臣马萨姆夫人的哥哥）领导下的海军被彻底击败时，他们实在是无法继续容忍这种糟糕的状况了。
马萨诸塞这个在情感上最为独立的殖民地，也是帝国的旧伤疤。它已经为帝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甚至举债支持帝国的事业，但它所看到的却是英格兰管理中最丑陋和无能的一面。马尔伯勒公爵还能带来辉煌的胜利，地中海的海军也还能得到米诺卡和直布罗陀岩这样的战利品，而如今的帝国军队与新英格兰人的直接接触却只能培育后者对其的轻视和厌恶——这在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英格兰以及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都因战争而更加稳固，这又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也最终让大不列颠人而不是荷兰人或西班牙人或法国人在殖民地竞赛中最终胜出。没有哪个竞争者能够像英格兰那样容许其殖民居民拥有自治和地方自由，而英格兰则几乎是无意识地授予了其殖民地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如果海外帝国的一大部分最终完全独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不列颠赋予国民的自由，也是因为这些殖民地将英国的统治看作一种暴政——而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殖民地都不会将这样的统治看作一种暴政，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品尝过自由的滋味。
安妮那只有十二年的短暂统治对艺术（如安妮女王的家具）、建筑及其他的影响往往被高估了。事实上，由于时间太短，我们与其说这个时期具有独立的重要性，倒不如说它只是个短暂的过渡。当然，它还是有特色的。那个时期产生了很多著名的建筑，如约翰·范布勒为马尔伯勒设计了宏伟的布伦海姆宫，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完成了现在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这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穹顶建筑，也肯定是最好的四座之一。雷恩献身于建筑事业并为之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后，他也全身心投入伦敦的重建工作。由他设计并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雷恩教堂，也显著不同于其在伦敦、牛津和其他地方建造的那些雄伟建筑。而在民用建筑上，我们认为安妮时代和乔治时代可以合二为一。当然了，至今仍屹立在街道和广场周围的亲切、简朴、外墙阴暗但里面极其舒服的房子，也自然跟布伦海姆宫或是霍华德城堡那样的大建筑物不同。
事实上，家庭生活、“理性”和“常识”的时代已经到来。总体而言，18世纪是一个消化政治和商业扩张的时期。例如，即将到来的塞缪尔·约翰逊的文学作品，不会像伊丽莎白时代甚至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那样充满热情和想象力。这些文学作品已经具有安妮时代的特色，引人入胜如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作品，或是尖刻辛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而且都采取比较平静、理性的方式进行分析。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或者媒体报道议会里的争论，但人们却很关心政治。人们从周刊《旁观者》或是其他刊物中饥渴地汲取相关消息，而创作者这种服务也是政治领袖们所需要的。与大多数作家一样，艾迪生也是一个辉格党人，而斯威夫特则是托利党人。丹尼尔·迪福也是一个以编写政治宣传册及相关作品为主的作家，不过他一直以来最受欢迎的作品还是《鲁滨逊漂流记》。除了对公共事务和舆论的影响外，这些人及其他相关人等施加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大大提高了读者的数量。据估计，在他们之前，只有不超过五千个英格兰人阅读各类印刷物，而随着很受欢迎的《旁观者》（其中包括著名的《罗杰·柯弗利爵士韵事》、《闲话报》以及其他销路很好的刊物和时常出现在报刊上的政治宣传册等的广泛流行，阅读这些刊物的人越来越多，并永久性地改变了英格兰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这个时代本质上还是个散文的时代，但其在这方面的成就却平平无奇。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管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宗教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狂热”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们甚至可能认为，正是丰富想象力下的孤立与排斥导致帝国后来失去了其美洲殖民地。虽然那个时期自负的“常识”并不总是与事实相契合，但它却给了这个民族在两段极其纷乱的时代间隙喘息和休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