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春天，新议会召开，这届议会一直持续到1678年，彼时查理解散议会开始个人独裁统治。不过在第二年，查理又深陷麻烦之中。与西班牙那名存实亡的战争也于1662年结束，通过和平协议，英格兰还得到了敦刻尔克。
当年秋天，在议会放假的时候，查理以四十万英镑的价格将敦刻尔克卖给了法国。查理的这一行为让议会和国民都极其愤怒。
在上一年，当军队被解散的时候，伦敦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叛乱，这让查理找到借口招募了五千人的军队。查理的这一行为也已引起了民众的猜疑。但他没钱维持这支军队，而现在通过出售敦刻尔克，查理似乎无需议会拨款就有钱了，不过这种行为却玷污了国家的荣誉。
的确，敦刻尔克的价值可能并不大，每年还得花十万英镑驻防和维护；但国王那专横的行为及其可能的计划却让这个国家深感不安。国王还颁布了前面所讲的第一版《大赦谕告》，这种试图重新获得特权并凌驾于议会立法之上的行为也让下议院暴怒不已。
此外，通过迎娶葡萄牙摄政女王的女儿凯瑟琳·布拉干萨，查理得到了一大笔财富。凯瑟琳的嫁妆相当于如今的八十万英镑，还带来了领地丹吉尔和孟买。如果英格兰实施的是激进的地中海策略的话，那么丹吉尔就会是个宝贵的基地；但英格兰最终没有采取这种策略，丹吉尔的驻军也被撤走，这个地方也被遗弃。孟买成了英格兰国王在印度的第一块属地，但查理觉得它没什么价值，并于1668年将它转交给了东印度公司。
就民众而言，国王婚姻的最重要目标就是生育一个继承人，以免那讨人厌的詹姆斯最后继承了王位；不过他们并没有生育。但这场婚姻也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临时阵营，即让英格兰与法国组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西班牙——此时葡萄牙也正与西班牙开战。
年轻、随和的查理二世也由此被他那光彩夺目的表弟路易十四深深触动，极其羡慕、嫉妒路易十四那不断壮大的荣耀和绝对权力。
查理的婚姻还开启了与葡萄牙超过两个半世纪都不曾中断的传统友谊和紧密的贸易关系。
不过，尽管与国王的不和在不断加剧，议会于1664年撤销的《三年法》将会给国王留下一个独裁的机会，后来国王也利用了这个机会。这个法令的最初版本是想要定期召开议会而且每次的间隔不少于三年。不过议会在临近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深恐这个法案会成为解散议会的借口，于是通过了新版的《三年法》，其中明确规定议会至少三年开一次。但可惜的是，它没有设计出能够抵制国王干涉的机制。由于存在这个错误，该法也就为查理留下了实行独裁的可能性——如果他倾向于独裁而非召集两院议员开会的话，或是至少在他能够这样做的任何时候。
与此同时，与荷兰人的战争再次打响。虽然查理与荷兰人之间有私人恩怨——荷兰人罢免了他的外甥奥兰治的威廉，也即前总督在荷兰共和国里的所有职务，但这次战争的主要原因却是贸易竞争。在正式宣战前，英格兰人已经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而荷兰人则夺取了英格兰人在非洲海岸的绝大部分奴隶贸易港口。不过在1665年，议会承认了这场战争并拨付了二百五十万英镑的巨款；英格兰海军也在洛斯托夫特外大获全胜。但大瘟疫却紧随胜利而来，并使得英格兰舰队再也无力保卫海洋。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这场席卷全英格兰的可怕灾难。
此外，路易十四也依照协议协助荷兰人，并于1666年1月1日向英格兰宣战；不过他基本上什么也没做。夏天，英格兰舰队和荷兰舰队之间有过几场大规模的海战，但英格兰再次遭受灾祸：这次是伦敦大火，其破坏程度仅次于大瘟疫。
英格兰人已经作好了迎接和平的准备，但战争还要持续一年。
在此期间，路易十四与查理二世签订了一份秘密合约：如果查理同意他全权拥有西属尼德兰，他就同意不再给荷兰人提供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腓力四世已在1665年去世，欧洲各国也随之卷入其广阔、分散的帝国的继承问题。当法国军队逼近其在尼德兰的边境时，荷兰很快同意签订和约；而《布雷达条约》（Treaty of Breda）也被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签订下来。为了省下钱来娱乐，查理遣散了水手和舰队。当荷兰人溯流而上进入麦德威河时，英格兰人都觉得屈辱难忍并怒火冲天。不过，双方最终还是签订了和约，虽然英格兰放弃其在香料群岛的最后据点，但仍然保有了之前所征服的荷兰人在美洲的殖民地。
下议院的怒火直接指向作为国王首辅的克拉伦登，大家对其指挥战争的方式极其不满。不仅如此，下议院又朝现代实践迈进了一步，他们要求国王说明他从议会那里领到的拨款都是如何花的。之前，下议院已经决定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筹款；现在下议院作出进一步要求，这些钱如何花也要征得下议院的同意。克拉伦登反对这个要求，但他最终却被查理卑鄙地抛弃——查理还认为他获得王位的最大功臣就是克拉伦登呢。这个伤心欲绝的政治家只能逃往法国，余生流亡国外。
克拉伦登下台后，查理就自己担任起首辅一职，尽管他也咨询别人，尤其是克利福德（Clifford）、阿林顿（Arlington）、白金汉（Buckingham）、阿什利（Ashley）和劳德戴尔（Lauderdale）。这五人后来以“阴谋小集团”（Cabal）的名声著称，而这个词就是以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拼写而成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查理统治期间最为可耻的部分。
法国的路易十四已经和西班牙的查理二世开战。这个查理二世是腓力四世的儿子，身体羸弱而且有点低能，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国王。法国国王这种什么都想要的势头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惕，瑞典、英格兰和荷兰形成三国联盟试图牵制法国国王。
1668年，他们之间签订了《亚琛和约》（Peace of Aachen）；但英格兰国王却将三国联盟的秘密出卖给了路易十四，而且不久还将出卖自己及国家。第二年，约克公爵詹姆斯公开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查理二世自己也转而皈依天主教但没有公开。查理已经开始和路易讨价还价，但他的要价太高了。作为他放弃信仰自由的条件，议会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每年给他三十万英镑。而后他就让议会休会了。
不过，这些拨款对于他来说还是太少了，完全不能满足需求；而且，尽管他曾信誓旦旦，但他仍然渴望摆脱议会的控制。
1670年6月1日，他和路易十四在多佛协商一份秘密协议：他许诺英格兰将帮助法国人反对荷兰人，并支持路易想得到西班牙遗产的野心。不过，如果万一是英格兰有幸继承这些遗产的话，路易许诺查理在其不得不公开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的时候支持他对抗国民：给他十五万四千英镑并提供一支六千人的军队。此外，在战争期间，法国还将会借给他三十艘军舰，并且每年给予二十三万英镑。
为了掩盖其秘密协议，查理在第二年又与路易签订了一份公开条约。在这份公开条约里，丝毫没有提及他宗教信仰的改变；法国许诺的钱财和帮助似乎也只是为了战争需要。他另外还从议会那里拿到八十万英镑。不过查理为了个人享乐简直是贪得无厌。
他那来自法国的新情妇——路易派来的棋子——被封为朴次茅斯公爵夫人，每年有四万英镑的收入。据说查理每年还给她不少于十三万六千英镑。
1672年，他为了防止自己彻底破产而采用了孤注一掷的做法：注销他那一百四十万英镑的借款本金，这导致很多金匠破产。
与此同时，法国还贿赂瑞典人抛弃荷兰人。由此，荷兰只得独自迎战欧洲最强大的法国了。与英格兰的海战并不是战局的全部；在陆地上，荷兰人在已经被召回的威廉的领导下英勇自卫。
他们打开堤坝，引来洪水，让敌人陷入绝境。英格兰人在感情上开始转而支持荷兰人、反对法国人。此时，关于秘密协议的传言也愈演愈烈，查理被迫议和。沉默、不屈的威廉已经在欧洲大陆找到了同盟，为其国家从路易手中取得了和平——尽管只是暂时的。正处于其权力之巅的法国国王，决定要成为欧洲之王。虽然他的计划最终在威廉和英格兰的打击下流产了，但整个过程却是漫长且迂回曲折的。
约克公爵詹姆斯的二婚让英格兰人再次焦虑不安。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继承王位的这个可能让英格兰人深感不安，但最起码，他的继承人——即他的两个婚生女儿玛丽公主和安妮公主——还是新教徒。这两位公主的母亲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海德——安妮是克拉伦登伯爵的女儿，也是一个新教徒。但约克公爵的第二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却是一个天主教徒，如果他们生下一个男孩的话，英格兰似乎就注定要爆发革命，除非接受一支信仰天主教的王脉。
1677年，詹姆斯的大女儿玛丽公主与他的表兄、奥兰治的威廉结婚。这个事件对英格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查理与议会间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
1676年，当议会拒绝给查理钱时，他休会了十五个月。路易每年给他十万英镑以让他独立于——如果可能的话——反法情绪高涨的下议院。查理在整个战争中那不能让人满意的行为，1678年的提图斯·奥茨阴谋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和惊恐，同年对国王的首辅丹比的弹劾，1679年议会的解散等，都加剧了恐惧和不满。
议会多次提出议案，要求改变继承人并将詹姆斯排除出去，甚至还有一些人支持国王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丹比和沙夫茨伯里伯爵成为反对派的领袖。看到民众的情绪如此高涨，深恐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和城市暴徒的查理于1681年在牛津而非伦敦召开议会。担心遭到托利党攻击的辉格党人甚至随身携带武器。看来，这个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陷入内战。看到这种可能性的民众迅速作出回应：不惜任何代价地支持国王、支持和平。
一心想要俘虏并控制查理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最终逃到荷兰并死于逃亡途中。然而暴力最终还是来了，并成为这个时期的标志。
为了控制选举以支持托利党，国王支持推翻伦敦和很多其他自治城镇、自治城市的宪章。由于托利党是英格兰教会的忠实拥护者，英格兰再次掀起了对不从国教者的大规模迫害。后来就发生了被提前发现并被粉碎的“黑麦房阴谋”：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一些鲁莽的追随者试图在国王和詹姆斯从纽马克特回宫的路上绑架他们。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阴谋：蒙默思、拉塞尔、埃塞克斯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辉格党人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控制国王——不一定是武力。最终，埃塞克斯自杀，拉塞尔和阿尔杰农·西德尼被处死，国王的私生子蒙默思被流放到欧洲大陆。距离上一次议会的召开如今已经有三年，但国王并没有召开下一次议会，而是向法国的路易寻求现金支持。不过，国王的猝死却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进程，也算是冥冥中的天意吧。
1685年2月6日，国王瘫痪并在接受了天主教圣礼的几天后去世。詹姆斯随后继承了王位，而英格兰又迎来了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天主教徒的国王。
查理的统治无疑是英格兰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包括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组织和巩固帝国的努力、内阁和首相的初步形成、君主立宪制思想的发展。虽然首相名义上仍是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但议会的权力仍大大增强；而当议会强烈反对他们或是他们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就会被抛弃。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主导英国公共生活的两大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现代竞选方法和党派忠诚观都起源于这个时期。这里所说的忠诚并不是对某套教义的忠诚，而是对党组织的忠诚，是对某一派系的忠诚。总体而言，托利党主要由地主和英格兰教会拥趸组成；而辉格党则由商人阶层和不从国教者组成，其中还有一些贵族——其实绝大部分贵族都属于托利党。
复辟时期还实现了贸易和商业繁荣，这与内战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么多商业公司中，我们尤其要提到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宣称在1662～1664年每年的红利有20%，在1665年有40%，1685年更是达到100%。从其诞生到1691年，它的年均红利为22%。而东印度公司还只是英格兰诸多商业冒险公司的其中之一。更加现代的金融手段和财政方法的应用，也加速了国家资金的流通。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商贸仍然能够达到如此境地，可见当时的繁荣肯定是达到了相当高度。当时，不仅查理治下的政府财政极其奢侈、费用高昂，而且还要应付与荷兰人的战争，以及历史上的两大灾难。
在1665年和1666年肆虐英格兰的大瘟疫，是自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最为严重也是最后一次此类灾难。伦敦作为整个国家的中心拥有超过五十万人口，其损失自然也最严重。伦敦城有超过十万人死于大瘟疫，全国各地都有大量人死于这场瘟疫。不过像德比郡的伊姆村（Eyam）那样超过三百人的村庄最后只剩下三十人的情况，也属特例。
第二场大灾难就是伦敦大火。在那场大火中，事发区域超过一万三千栋建筑被烧毁，包括那里所有的教堂和公共建筑。当时的损失估计是在七百万至一千万英镑，当时可是还没有什么保险的啊！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但烧毁这些之前已被瘟疫污染的建筑并另起新楼，无疑有助于让伦敦变得更卫生、健康。一座城市在七年间连遭大瘟疫和大火侵袭，期间还要承受查理对金匠们一百四十万英镑的没收，这足以证明他们之前已经积累起了相当惊人的财富。
作为对清教时期的清规戒律的回应，复辟还带来了道德和社会习俗上的重大变化。国王彻底的道德败坏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引得刚结束流亡归来的年轻保王党人和所有能够接近宫廷的人竞相模仿。戏院重新开张并广受欢迎。那时候的戏剧虽然风趣，但主要刻画的还是当时的放荡，即使是那个时代的著名作家如奥特韦、康格里夫、威彻利、范布勒和法夸尔也不例外。
但清教主义还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社会因素，老清教徒对礼拜天的奉行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日。此外，这一时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德莱顿的作品，还有弥尔顿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而班扬也留下了传颂最广的宗教典籍。这两个伟大作家都受宗教影响极深，但他们之间又极其不同。班扬继承了他父亲巡回补锅的手艺。这个事实也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一个现状：即使是流浪阶层也能够阅读和书写，甚至出版自己的著作。
班扬无疑是个天才，是最伟大的英格兰散文家之一。其中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组织的成熟度：一个来自于这样的社会阶层的人居然都能得到良好教育，并成为拥有最大规模的读者群的作者之一。他那用圣经语言书写的代表作《天路历程》，其知名度和阅读量都几乎堪比《圣经》。班扬在十二年的牢狱生活中所写的《天路历程》无疑是英格兰、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寓言。这本书极其真诚、生动、诚挚、自然，它直接来自普通民众的想法和内心，并引导人们回归自己的心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英格兰人的天性。
这个时期文学领域中另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弥尔顿，弥尔顿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唯一能够和弥尔顿的《失乐园》一争高下的就是但丁的《神曲》了，后者是自希腊和罗马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史诗。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弥尔顿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作品实际上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关系更加密切。接下来便是几十年的内战，弥尔顿也开始担任公职，此时他完全摈弃了诗歌，并致力于用华丽的散文来讨论公共事务，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论出版自由》。这本捍卫出版自由的作品可谓举世无双，而且至今还有着深远影响。
弥尔顿早期的每部作品都相当契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气氛。
在复辟时代如此放荡的大环境下，这个伟大诗人居然还能写出那英语世界里、甚至可能是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宗教诗歌。对此，我们再怎么崇敬也不为过，而这也提醒我们不要简单、片面地去概括一个时代。弥尔顿在他那仅次于《失乐园》的《复乐园》里，描述了人类的堕落及救赎。这部作品不仅充满着深刻的宗教、哲学思想和领悟，而且还用无与伦比的诗意方式表现出来。他的诗歌充满力量、魅力、庄严、高贵、深厚的宗教情感和柔情、最真诚的严肃，具有诗的韵律美，其发音听起来都像是从大教堂的过道里发出来的一样。我们在另一部英语杰作里也发现了这个特色，而这个特色对于理解英国这个民族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复辟时期的精神生活并不仅仅局限于下层的戏剧和伟大的宗教典籍。在这个时期，科学不仅变得流行起来，而且还取得了重大进步。皇家学会就创立于这个时期，其成员包括波义耳、克里斯托弗·雷恩、威廉·佩蒂，以及其中最著名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因此，除了放荡且不能信赖的国王、议会壮大和对外战争外，我们还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时期。
虽然在英格兰和荷兰都存在民主斗争，但就跟当前一样，那个时代也在力量与效率的名义下尊崇独裁政府。当时也有很多此类案例：在法国，路易十四具有无上权力，而法国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瑞典的卡尔十一世也想以此为模板来重建国家；波兰也屈从于独裁者统治；甚至于刚刚虎口脱险的荷兰在很大程度上也臣服于威廉的统治。那么，詹姆斯继承王位之后，英格兰究竟是继续保持自由和自治，还是会屈服于当时流行的独裁呢？
这个在白厅的教堂里公开举行弥撒的国王，比查理二世还要无能得多，同时又更加顽固、自负、不屈。他跟查理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让步。由于担心和议会的关系陷入困境，詹姆斯二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从路易那里得到资金支援的承诺，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上一个国王查理二世最后几年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托利党；詹姆斯召开其第一次议会时也完全支持托利党的利益。
在宗教问题上，他虽然同意维持英格兰教会，但他也一心想要宽容天主教；而最能干的异见人士理查德·巴克斯特被关入大牢。不管怎样，在民族情绪和托利党占绝对优势的下议院的支持下，詹姆斯获得了查理的全部收入。
被流放的阿盖尔率领的苏格兰叛乱被轻易镇压，阿盖尔本人也被处决。詹姆斯登基第一年更为重大的一件事是其侄儿即查理的私生子蒙默思的入侵。蒙默思在西部极受欢迎，他在莱姆登陆后就自立为王。虽然在他往汤顿进军的路上并没有士绅加入，但也没有受到任何阻击。他在塞奇莫尔遭遇了由詹姆斯亲自统率的军队，被击败后逃到了新森林。议会给蒙默思定了个叛国的罪名。
蒙默思在被俘后被迅速处决。蒙默思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却是导致詹姆斯最终垮台的一个主要因素。
虽然蒙默思是个辉格党人，但詹姆斯在镇压起义后的行为却让托利党人觉得恶心、害怕，并让这两党成员团结起来为正义和民主而战。一直因对被告残忍且粗俗而臭名昭著的杰弗里法官，被派往西部进行“血腥的巡回裁判”。总共有三四百人被绞死、八九百人被遣往西印度群岛当奴隶。整个英格兰都为此感到恐惧。
詹姆斯还命令议会废除《忠诚宣誓法》，这样他就能够往在镇压两次叛乱时发展起来的三万人大军中安插天主教徒担任军官。
在法国，路易十四已经撤销了《南特敕令》，新教徒由此将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即使没有胡格诺教徒因为路易十四的政令而仓皇越过海峡逃到英格兰这件事，英格兰人也都能够想象詹姆斯的政策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国王不顾议会的反对，不仅将军队驻扎在伦敦附近并在军中安插了大量天主教军官，而且还用船运回不少爱尔兰人来扩充其军队。他援用了关于特免权的古老理论，即国王有权在特定时候不遵守法律。当法院反对他时，他就用自己的法官取代之前的法官。他还开始任命天主教徒在英格兰教会中担任要职，并让已经是大法官的杰弗里担任教会首领。这样，杰弗里就有权审讯全英格兰的牧师。
在法国和耶稣会的激励下，詹姆斯在这条道上越走越远。为了能够在建立天主教这件事情上赢得不从国教者的支持，他于1687年发布了《大赦谕告》，给予了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信仰自由的权利。此时，他重建天主教的心思可谓是路人皆知了。
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他坚持要由天主教徒来担任校长，但负责选举的研究员一致拒绝。詹姆斯就把他们都开除了。詹姆斯刚上台时，从枢密院到治安法官，几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是托利党人；但到了1688年，詹姆斯又尽其所能地用天主教徒替代了托利党人。他还恢复了之前已被废止的高等法院，并开始谋夺英格兰国教（即圣公会）教士的财产和公职。
当詹姆斯在1688年发布新版《大赦谕告》并要求在每个教堂宣讲的时候，有七名主教向他请愿：要求豁免那些遭到攻击的教士。詹姆斯则立刻要求以“叛乱的名义”逮捕并审讯他们。当陪审团最终宣判这七名主教“无罪”时，整个伦敦都欢呼雀跃。估计远在豪恩斯洛荒野阅兵的詹姆斯都能够听到民众的欢呼声。
人们认为詹姆斯命不久矣，而取代他的将会是他的两个女儿——两位信仰新教的公主。希望詹姆斯早点死的英格兰人本来还能够暂时忍受詹姆斯，但6月19日却发生了一件将会置詹姆斯于死地的事情。那天，詹姆斯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国民立刻意识到王位继承人还将会是个天主教徒。起初人们还不相信这个事实，并说这个孩子不是詹姆斯的而是装在长柄炭炉里被抱到其妻子房间里的。不过，当国王宣布这是他的孩子后，这个孩子究竟是不是他亲生的都无关紧要了。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执只会带来更多的困惑并形成更多的派系。
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已经被迫联合起来。詹姆斯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在不断增长的危险的威胁下，在经过全面考虑之后，他们准备邀请荷兰的奥兰治的威廉过来协助其妻子——即詹姆斯那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继承王位。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不抵抗主义和君权神授；但在这个天主教继承人面前，这两条都被抛弃了。路易在法国再次展开的天主教宗教迫害这个教训可就在英格兰海岸对面的不远处啊。于是，由辉格党和托利党领袖们所签名的邀请函正式发出。
奥兰治的威廉寡言、严厉、不讨人喜欢但个性坚强，体弱多病非但没有击倒他，反而让他变得更坚强。与大多数斯图亚特人不同，他根本不在乎女人。他没有孩子，其婚姻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政治联姻，他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与法国的对抗中。作为一个加尔文派教徒，他基本上不怎么关心宗教，但他即使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领袖，也天生是个一流的政治家。好些年来，他都有被召唤去英格兰的可能性，但要真正做决定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必须为其人民和盟国作周全的考虑，而如果冒险失败的话，荷兰将被路易踩在脚下。另一方面，要想在欧洲大陆上粉碎“伟大君主”的野心，英格兰的参与又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威廉决定豁出去了。
而詹姆斯又在其最需要路易帮忙的时候冒犯了路易，这就增加了威廉的胜算。此时，法国军队还没到英格兰，但又撤出了英荷之间的海峡，这样荷兰面临的压力也就减弱了。
1688年11月，威廉带着他那经过长期准备和集结的远征队伍在托贝登陆英格兰。
此时，詹姆斯甚至连妥协让步的机会都没有了。当威廉向伦敦进军的时候，士绅和民众都加入他的队伍，这与之前蒙默思的那次失败入侵形成了鲜明对比。丹比、德文希尔、西摩，还有最重要的未来的马尔伯勒公爵丘吉尔，这些詹姆斯的军队领袖都背弃了他。这也导致各地义军林立，并使得詹姆斯的杂牌军士气低落。
在伦敦，民众也起来反对国王。如果不是不抵抗主义和君权神授如此普及，这次内战对威廉、对英格兰历史和欧洲大陆的历史的影响甚至可能还不止于此；失败后的詹姆斯也可能无法逃离英格兰。
12月10日，詹姆斯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送往法国，而企图在第二天前往法国的他则被俘并被押回伦敦。在威廉的默许下，詹姆斯得以逃脱并安全抵达法国。
威廉之前承诺由民众选举出一个自由的议会，尽管他还不能发布选举令，但民众还是选出了代表议会，并于1699年在伦敦召开。由于詹姆斯退位，议会宣布英格兰王位空缺，并让威廉和玛丽联合统治；而玛丽只能在威廉死后才真正拥有权力。虽然詹姆斯逃离了英格兰，但他在逃跑过程中将国玺投入了泰晤士河，他实际上也没有正式退位。
玛丽是詹姆斯最年长的女儿，但她继承王位却遭到她那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的反对。从血统上来讲，继位的威廉就更疏远了。
世袭、君权神授和不抵抗主义，都像国玺一样被彻底抛弃了；以后的统治者都将他们的王位完全归功于议会。在政府体系里，议会也自此在和统治者的关系里占据了优势地位，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威廉之后的王位继承人是这样排序的：玛丽，而后是她的孩子；如果有多个孩子，那么男性优先；如果没有孩子，那么将由玛丽的妹妹安妮继承王位；最后，如果玛丽先死，那么威廉与其继任妻子的孩子也有继承权。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英格兰的重要人物都必须扮演双重角色。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因为詹姆斯的管理不善才最终引致威廉的入主，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英格兰人只有两个选择：即那个将信奉天主教、身世不明的王子，或是有威廉支持的玛丽。此时，人们需要思考的已经不只是个人命运是否会受到威胁了，民族利益已经超越个人利益；而且，内战和克伦威尔的阴影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历历在目。在那些危险且令人焦虑的几年里不得不玩两面派的人，尤其是马尔伯勒，在被人赞美的同时也受到尖锐批评——这取决于很多历史学家尤其是早期历史学家的党派立场。马尔伯勒和其他人的行为和动机这些小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知肚明，而如今，他们的心思早已腐化为尘土不可考了。
虽说“光荣革命”也有很多不体面的地方，但它的“光荣”之处就在于：在面临将会导致内战和政府垮台的危机面前，他们以一种违法最少、与传统决裂最少、几乎不使用暴力的方式实现了转型，建立了稳定且将持续近两个世纪的新秩序。
此外，这条道路不仅为路易和法国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权力的垮台、英格兰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也为逆世界潮流而上的民主和自治作好了铺垫，并为英格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力量奠定了基础。威廉和马尔伯勒现在准备要消灭“凡尔赛的太阳神”对欧洲的可怕控制，而《革命稳固法》也将被证明是英格兰人的政治天赋以及后来在沃波尔和皮特等人领导下夺取世界权力的坚实基础。威廉曾经“让英格兰与法国对抗”，而如今，他和那些被迫扮演双重角色的人已经拯救了英格兰，并引导英格兰走上夺取世界权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