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或是政治极度混乱时期都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个时期仍然涌现了像弥尔顿这样的人物。虽然他已经完成了他最好的一些短诗，如《柯玛斯》（Comus）、《利西达斯》（Lycidas）及其他，但接下来的几年他准备转行写政治散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开发一下左手”。而他的《失乐园》则诞生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
除了战时因素外，其他条件也在改变着英格兰文学的发展进程。英格兰人不仅经历了一场内战，还经历了一场宗教改革，而清教主义的兴起也在两个方面影响着文学作品。一方面，这个时期对宗教事务的强烈关注催生了大量宗教作品，其中最为著名、流传最久的有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的规则和习尚》《圣洁死亡的规则和习尚》，理查德·巴克斯特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托马斯·富勒的《英格兰名人传》等，厄舍和奇林沃斯则探讨神学和教会管理。另一方面，清教徒对戏院的抵制无疑也导致戏剧文学的彻底衰落——自1642开始，所有戏院被勒令关门。
政府和宪法一直处于被质疑的风口浪尖，自然也有大量文学作品指向这些主题，如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但奇怪的是，除了很流行且影响力很大的《国王圣像》（Eikon Basilike）外，在1603～1660年再没有出版任何其他支持国王的君权神授观的文学作品。不过，数以百计的鼓吹极端民主的小册子倒是很流行，它们鼓吹男性公民的选举权，以及弥尔顿的人生而自由等观念。
战争对文学的影响并非总是千篇一律，内战和共和国时期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而且其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令人咋舌。如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仍然是英语世界里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它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远离战争、政治和宗教争端的生活的热爱，对钓鱼的热爱。托马斯·布朗爵士用他那古色古香或说是庄严的散文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至今能够给爱书之人带来快乐。此外还有诗歌。在赫里克、马维尔、沃恩、卡鲁和萨克林的诗句中，我们能够找到最美的英文词汇，其中萨克林的更是被沿用了大概一百二十五年。事实上，没有哪个战争时期还能够在文学上有如此丰厚的收获。
我们还可以提一下现代报纸的开创。当时的小报数量繁多但都存活不久，据说在1643～1649年的七年时间里，诞生了一百七十份小报。不过当时的小报是由政府暂时控制的，那时候的报纸（用来阅读和交换信息的地方）和咖啡屋都跟现在的大不相同。伦敦开始引入出租马车，邮车也针对长途、快速行程作了改进。这个时期还有着保王党人和清教徒之间那持续的观念冲突。
这在服装上尤其是男性服装上显露无遗。虽然人们没有伊丽莎白时代那么富裕了，但保王党人的衣服依旧昂贵且奇异，有花边、丝带且色彩亮丽；而清教徒衣着则淡素得多、简朴得多。除了清教法规和其他形式的限制带来的一些改变外，英格兰这个时期的建筑和习惯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戏院被关了，那些表演残酷但流行的逗熊游戏的逗熊场也被关闭。斗鸡被禁止，五月柱被推倒，咒骂和醉酒被处以重罚。对民众的日常习惯和娱乐的此类干涉，包括将原来充满游戏和其他娱乐活动的礼拜天下午变成阴郁的清教安息日，无疑会导致民众的抵触，这也就难怪当查理二世复辟、“好的旧习”重新回来的时候，人们是那么的欢呼雀跃了。
平等化或说是民主化的元素也让很多人感到惊恐。在当时关于伦敦的一些描述中，我们得知当时的小孩时常朝贵夫人的马车扔泥巴，并称那些贵妇为“泼妇”；另一个作者则提到普通市民“一见到绅士就受不了”，一个人穿着时尚衣物走在街上很有可能会被人称作“法国狗”或是其他类似的称呼。这是个革命动荡的年代，而随着革命的逝去，似乎只有重建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君主制才能有效重组社会和政府。那些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旧传统、英格兰式的安逸生活，为越来越多的群体和个体所向往。
当然，之前所做的那么多努力、所遭受的那么多痛苦也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克伦威尔未能建立一个适合这个民族并赢得他们同意的新政府，不过这个民族再也不想要只有一个议院的独裁政府，也不想要一个专制的国王，不想要劳德式的教会政府和控制，更不要说独裁者和军事统治了。
暴政和常备军成为国内英格兰人甚至是全部欧洲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下一个斯图亚特国王忘记了查理一世曾拒绝接受的教训，人民自然会团结起来反对他。除此之外，英格兰人所历经的火之审判对英格兰人的生活施加了最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认为只能有一个教会、一种信仰、一个崇拜的这种古老信念被彻底抛弃。不管英格兰教会将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管其与政府的关系会是怎样，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即要容忍、接受那些意见分歧者。他们可能还会受到迫害，但他们起码会活下来，并且可以继续抗议。
清教精神，虽然可能会让英格兰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某些方面变得狭窄，但同时也增加了一种道德力量。相当一部分民众至少习得了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的规范，而这种规范又建立在超越纯粹的个人私利的基础之上。尽管也有很多上层的清教徒参与其中，但这个运动在中产阶级中尤其猛烈，尤其是在城镇市民、商人阶层和劳动人民中。这个无比坚硬的道德判断内核就这样被注入这个民族的心理中，这些动机、行为和观点的复杂混合所带来的自相矛盾让外国人感到困惑，而这种内心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因于清教革命的持久影响。而清教革命的影响最终也超过了早期的“可爱英格兰”和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之国”的影响。
的确，清教徒的安息日仍旧要求严格，清教主义也已经为一小部分人所内化，但在很大程度上，老英格兰并不打算完全接受清教主义。很多人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彻底贯彻这些原则有点过于严厉了，于是发起了激烈的抵制。在下个世纪，经历了卫斯理兄弟和循道运动——基本观点与清教主义一样，但更加注重道德和情感，相对忽视神学理论和知识——的洗礼后，这个民族更是渴望道德的复兴。事实上，新福音主义者与早先的清教徒大不相同，同样，亨利·范恩爵士、哈钦森上校或是弥尔顿也显著不同于卫理公会教徒。不过，这两次运动虽然发生于不同时期，本质也不一样，但它们都对英国人的性格和生活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