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其父王王位的查理一世，是个顽固的年轻人，而且毫无政治智慧或经验，他那君权神授的观念甚至比他父亲的还要厉害。
他还有个致命的不足，那就是缺乏决断和自信。不过，他也改良了宫廷礼仪，收藏艺术品，在某些方面和场合也表现得相当绅士。
但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他无疑是个不可靠的、完全不能信赖的人。
这些品质甚至在其刚上台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由于曾经向法国国王许诺如果他能够娶得亨莉雅妲·玛利亚，那么天主教徒将会在英格兰得到庇护，查理在正式完婚——而且还是委托代表结婚——之前都不敢召集议会。而在召开议会的时候，为了给与西班牙的战争争取到资助，他又同意恢复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尝试欺骗和回避议会及其岳父。而且他一辈子都是如此，真是个悲剧啊。
不过，议会对上述事情并不满意，也不愿意在欧洲大陆发动灾难性的远征，所以只给了少量拨款。而且议会提出，除非查理一世任命他们信得过的首相，否则不会给他拨付更多的资金。这实际上就是直接指向腐败、贪婪、无能但又能深深影响国王的白金汉公爵。国王拒绝了议会的请求并解散了议会；他不仅不愿意牺牲白金汉公爵，甚至认为如果他只能委派下议院喜欢的大臣的话，那他也就丧失了大部分专断权。正如后来的漫长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这条路最终将导致大臣个人负责制、内阁集体负责制和君主立宪制。我们不认为当时的下议院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制定一部新宪法。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公爵决定，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掠夺满载而归的话，议会或许就会满足了。于是他们派出一支舰队去占领加迪斯，如果可能的话，也夺取那些每年从美洲运金银财宝回国的舰队。这次计划和实施都极其糟糕，最终丢尽颜面。这支部队毫无纪律可言，当他们登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领加迪斯，反而都喝得酩酊大醉。而西班牙人的运宝船也成功抵达目的港。
努力建立大陆联盟的白金汉公爵，曾去到阿姆斯特丹协商并想通过典当王室的珠宝来筹款，但精明的荷兰银行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由于郡守们不得离开他们的郡，于是查理将那些他最畏惧的下议院领袖们委派为郡守，以防止他们参加议会。不过，在新领袖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的领导下，议会继续攻击白金汉，直至国王再次解散议会。
由于得不到拨款，查理要求他的国民为他捐赠礼物，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而后有人建议，尽管法律禁止国王没收其国民的财产，但他可以强迫他们发放贷款——而国王压根没想过要还这笔贷款。国王随即发出命令要求大家给予放贷，很多拒绝放贷的人仅仅因为国王和枢密院的命令就被关入监狱。
无可置疑，那个时期的议会对查理吝啬、小气，根本没有意识到国王那实实在在的财务需求。他们不知道国王和民众都为经济压力所困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物价上涨极大地改变了所有生活、所有制度的经济结构。小麦的价格在1570～1648年间上涨了250%，而诸如此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会对整个国家造成深远影响。甚至时至今日，经济失序都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垮台并改变全世界，其影响更是要远远超出那些中世纪人们的认识。国王和所有人都饱受通货膨胀的折磨，并试图逃出这个财务泥潭，但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这个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事务也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英格兰在巴拉丁奈特的战争中被打败；白金汉率军亲征雷岛以解救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但被一支法国舰队彻底击溃；他回到英格兰时，带回的士兵已不到出发时的一半。
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一世面临的问题，除了宗教问题和大陆问题外，还包括那将盛行于英格兰法律中的基础理念。
其中又有两点。一是源自罗马法的，即国王是法律之源，他可以强迫法官制定和执行法律，也可以自己亲自作出决定。所谓的大主教法庭（包括星室法庭）就是这样干的。另一个是英格兰习惯法的理念，尤其是由首席大法官柯克发展起来的那个理念，即法律凌驾于国王和国民之上；当现行法律需要作出改变时，也只有议会才有权力作出修改。
在都铎王朝时期，这两套法律体系能够和平相处。这是因为两个亨利和伊丽莎白没有过多索取特权，也因为很多事情在大主教法庭都能够更加迅速、经济地解决，所以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很小。都铎王朝时期的星室法庭甚至还很受欢迎。
在斯图亚特王朝，局势发生了变化。君主索取的特权已经远远超出英格兰人民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当查理一世在普通法庭中塞满自己人的时候，显然，所有法庭都可能变成大主教法庭了。在那些由于拒绝贷款给国王而被关入监狱的人当中，有五位骑士向王室法庭上诉，要求得到一张人身保护令。当被带到法庭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仅仅因为国王和枢密院的命令就被关入监狱，甚至根本没经过审判。他们要求进行审判并要知道自己为何被关起来，或是要求获得保释。但国王的律师表示，国王一直都有无需出示理由就囚禁国民的权力，只要国王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尽管法官未能就此作出裁决，但他们还是将这些骑士再次关入监狱。虽然查理不久就释放了这几位骑士，但他已经迫使英格兰人民去思考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在查理于1628年不得不召集的议会上公开讨论。
埃利奥特和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爵士都因为拒绝给国王贷款而被关入监狱。现在，他们成了下议院的领袖，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埃利奥特是个乡绅，一心只为公共利益，而后来成为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温特沃斯则想抛弃民众取悦查理国王。尽管在那个时候两人团结一致反对白金汉的贪婪、管理不善以及国王选择的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温特沃斯并不相信议会，他反而更信奉斯图亚特王室的政府理论——只不过，他认为查理因为将自身利益作为立足点而在实践中出错了。他和国王都强调有效率的管理而非管理理论。议会通常是无法提供高效管理的，温特沃斯认为国王最热爱这个国家，也最能够为之服务，最能带领这个国家克服所有困难。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也只有国王才能够行之有效地进行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效率和自由并不一定能够共存。有些人偏向于效率，有些人偏向于自由。他们甚至对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困惑不已。当温特沃斯最终抛弃议会、皈依国王这个“迷失的领袖”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国，他实际上只是想追求效率。
另一方面，埃利奥特则认为国王应该接受下议院的领导。如今下议院正在酝酿一个法案，即《权利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主要由埃利奥特、柯克和塞尔登（Selden）等人起草，其中规定英格兰要废除戒严法、不再强制让士兵驻扎于人民家里、不再强制贷款给国王、没有议会的同意谁也不能课税、不能再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人民等。查理想拖延着蒙混过去，但由于需要议会拨款，最终还是被迫让步并签署了这个法案。作为回报，他也获得了一笔巨额拨款并足以让他进行另一次远征——目的是给罗谢尔解围。
这次远征本打算由其心腹白金汉公爵领导，但在启航前，查理的这个宠臣就被暗杀于朴次茅斯。
不过，财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照过去的惯例，议会会给每个统治者某些关税，也即吨税和磅税；但查理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待遇，因为他自己还在征税。议会现在同意按年度给查理拨款，同时依照《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在没有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可以征税。从《权利请愿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税种已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果国王愿意就能征税的话——实际上这已构成了王室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很好。
宗教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查理曾经宣布将来不能公开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这可气坏了下议院。当埃利奥特希望从议会权利的立场提起吨税和磅税——许多议员的货物都被征了这种税——这个问题的时候，另一个乡绅约翰·皮姆（John Pym）大声呼吁议会不要那么狭隘而要从“国家的自由”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埃利奥特的动议最终获得通过，但当他们要求那些在海关扣押了货物的官员到下议院来听证时，国王拒绝了。
国王和下议院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查理下令议会休会。但在休会期间，他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议员们重新开会的时候，当下议院院长站起来宣读国王要求再次休会的命令时，他被推回到座位上，而埃利奥特接着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三项决议。
这些决议宣称，那些没经议会同意就对宗教、吨税和磅税进行改革的人，或是那些私自征税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也是自由的背叛者。尽管这些决议引起了骚动，但后来在大门紧锁的议会里被再次宣读并得到热烈“赞同”。国王随即解散了议会。而当议员们冲出敞开的议会大门之后，下议院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都没有再召开过。国王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最终以人民沉默、国王独裁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