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西被撤职，其财产和绝大部分官职也被剥夺，不过国王让他保留了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其他一些肥差。无论如何，他的倒台都是短时间内的问题了。当沃尔西与法国人通信时，他被指控为叛国，并被判砍头。不过，幸运的他在前往伦敦断头台的路上就死在了莱斯特大教堂。沃尔西说过的很多话都很有欺骗性，不明当时情况的后人更是容易上当，因此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如果他所说的是真话，如“我勤勉地服务上帝、服务国王，上帝不会那么早带走我的”，那么可知：红衣主教总是先想到自己，而不是他的上帝或是他的国王。
接下来的历史，虽然拖沓冗长并持续了将近四年，但可以简短表述如下：1529年，亨利八世召开议会，而这次涉及宗教改革的议会接下来还连开了七年之久。它所做的事情在英格兰历史上是很重要的。而最为重要的是，亨利让议会起死回生了。议会的重要性本已越来越小，而如果沃尔西继续掌政的话，他还是会尽可能少地召开议会，那么英格兰的宪政发展就有可能走上欧洲大陆国家的路子。
红衣主教竭尽所能，都未能理解他的人民。议会是上天赐予都铎王朝的幸运符，它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通过它，都铎王朝的君主就可以了解人民，继而紧跟人民历史的主流。注意了，是议会而非教会会议，将带来英格兰教会的独立，并决定英格兰人民的宗教未来。
次年，亨利八世再次试图通过将问题放到欧洲的大学里来诱使教皇同意他的婚姻。在欧洲的大学里，国王的影响占据优势，舆论也偏向他；而查理皇帝的观点在此则不受欢迎。不过，亨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又一年过去了。第三年，亨利宣称依照《侵犯王权罪法》（Statute of Premunire），整个英格兰教士群体都有罪，因为接受了由教皇授给沃尔西的使节权。尽管教士们付了大约相当于今日十二万英镑的罚金以求得到赦免，但亨利八世拒绝了——除非他们愿意接受他为最高首领。教士们最终同意了，不过加了含糊的一句：“只要得到了基督律法的认可。”
亨利八世还没准备好与教皇决裂，而他要做教会的首领也只是想让自己在教士与普通信徒间的关系里成为首领，但这会对即将到来的另一样东西构成威胁。时光飞逝，又是新的一年，亨利让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方案否决了议会未经国王召集就开会的权利。这可以防止议会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对其离婚或结婚采取任何行动。这次“教士的投降”也迫使托马斯·莫尔爵士辞职。莫尔在沃尔西下台之后被国王任命为大法官，他也很为教会的教义担忧。事实上，尽管莫尔性格温和，也赞同乌托邦的信仰自由，但他毫不犹豫地烧死了英格兰的异教徒。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物。大法官可能是明白将会发生什么，而他又不愿意参与和罗马决裂的行动而辞职的吧。
亨利自己也不愿意和教皇决裂，而只是希望能迫使教皇屈服，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能迫使遥控着教皇的查理皇帝同意。
1532年，议会通过了《初年圣俸法》（Act of Annates），该法规定教士第一年的收入将被扣留，而在之前是要上交给教皇的。教皇对此还无动于衷。随着年末的到来，亨利的耐心也算是到头了。
1533年1月24日，他娶了安妮·博林。七个月后，安妮生下了伊丽莎白。
议会紧接着通过了《上诉法》（Act of Appeals），其中宣称国王是这个国家所有世俗和教会法庭的首领，人们到任何其他法庭进行上诉都是无效的。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克兰麦，几个月后就在议会里宣布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而后再次宣布反对凯瑟琳。尽管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GeneralCouncil）来裁决，但会议并没有召开。而克雷芒七世则决定要帮助凯瑟琳。在接下来的两年，亨利与教皇之间完全决裂，这主要是因为议会将之前要给教皇的那笔收入转给了国王。
现在问题解决了。早已立国的英格兰，如今摆脱了欧洲。在欧洲大陆维持权力平衡的策略依然重要，但英格兰不再有那种足以让他们陷入征服战争的开疆辟土的抱负，从此也不再有任何其他权力能够对英格兰人的生活施加道德或法律的控制。只要英格兰能够保护自己，那么它就会是自由的，独立于任何其他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尽管这背后的动机纷繁复杂，但亨利八世和议会共同努力所带来的独立宣言，让英格兰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够自由地开拓其在精神上、知识上和物质上的发展。也只有充分了解她父亲亨利八世所作的这些努力，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英格兰人何以会在伊丽莎白时代爆发出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能量。
从亨利第一次想宣布其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到他与安妮结婚并与罗马决裂，经历了漫长而拖沓的十二年。我们不能将亨利在这十二年的坚持不懈归因于纯粹的生理欲望。因为对于一个将世界和他的女人都踩在脚下的国王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长时间的斗争或张力，又或是兼而有之，已对亨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的性格大变由此开始，并且越来越明显。
不过，幸运的是，第一阶段的新教革命爆发时，亨利还相当强大，能够维持和平与秩序，尽管他有时也冷酷无情。宗教改革正在全欧洲蔓延，英格兰也不可能置身其外。的确有人因为亨利的政策而受害，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英格兰终究还是没有经历像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极大痛苦。这是由于亨利的强大力量，部分也是由于其子民对新秩序的默认。
我们多次提到，英格兰人通常都反对教皇干涉他们的事务，所以与教皇的最终决裂和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是相一致的。而且，除了行政官员外，英格兰与罗马的联结并不强。打个比方，英格兰基本没有罗马教皇职位的股份：在历史上那么多任的教皇中，只有一个是英格兰人。教皇总是一个“外国人”，而且通常是拉丁人种——这也是英格兰人最不喜欢、最不同情的一个种族。的确，与凯瑟琳的“离婚”（实际上是废除婚姻）起初是不被支持的，人们将同情慷慨地给予凯瑟琳，她是环境和时代力量的受害者，而鸠占鹊巢的安妮·博林根本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喜爱或尊敬。
但是，如果看得更深远点，亨利八世的政策还是受欢迎的：这项政策的推行中，从头至尾都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没有因为失败而导致大众骚乱，没有严重的求恩朝圣（Pilgrimage of Grace）——只是在北部有小规模的叛乱。这种有利于英格兰教会独立的总体态度，又通过亨利对僧侣和修道士的宗教教派的镇压、对他们财产的没收而得以加强。这些宗教教派曾经在知识、教育和慈善方面贡献良多，但如今已是堕落多时，且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社会功能了。指控他们道德败坏，无疑是夸大其词，但他们的确过得优哉游哉，而且拥有英格兰的一大部分土地和财富。
依照现代观念来看，那些从教会那里没收的大量财富和土地应该被用来服务社会、重建秩序，应该被更加有效地利用起来，而不是分给个人。这些土地和财富从教会的“死人”手里分到其他私人手里，导致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财富，能够刺激国家的商业活动，并在城镇和乡村缔造一个规模更大的阶级——他们因旧秩序的解体而得到其财产，因而将会坚定地支持新秩序。
不过也可能产生其他结果。关于教会的土地，有三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是继续留在教会手里；二是没收之后分到私人手里；三是变成国王的财产。民众很可能因为拒绝第一种做法、支持第二种做法而蒙受损失。因为尽管教会有诸多不足，但与正崛起为新富阶层的、吝啬的私人所有者相比，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更为其佃户或邻居着想。此外，尽管将这些地产售给新贵族的做法为国王笼络了这些人，进而促进了他正在开展的改革，却也造成了国王后来的贫穷以及以后的国王的贫穷。伊丽莎白就不是个富裕的统治者，她的优势在于其政策和人民的支持。不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既没有伊丽莎白的老练，也没有她那样的声望，而且他们也经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宪政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或许还不至于滑入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深渊。
亨利的教会政策还试图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智力水平。由议会起草、亨利同意颁发的《十信条》（Ten Articles），目的是想让教会的旧教义能够更容易被普通教徒理解和接受。由国王和克伦威尔授权出版的《圣经》新译本，也是想提高民众的智力。这个新版本是迈尔斯·科弗代尔的译本，其发行量可能比廷代尔译本的发行量要大很多。尽管同时还存在宗教迫害政策，但引导人们独立思考所产生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了亨利的预期。它甚至刺激了与国家或宗教相关的民族精神。
议会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出台促使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法令，使议会的权力增加了。亨利将他与议会的关系形容为“一个国家里的紧密联合和团结”。虽说他和伊丽莎白是在“操纵”议会，不过他们也依赖议会。虽说他们是专制统治，但他们也给予人民这样的感觉——他们和议会是精诚合作的。这种感觉也将在下一个世纪推翻王权，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非但没有促进民众的进步，反而抵制它。
在亨利八世的时代，议会经常顺从亨利的愿望。
1534年通过的《叛逆法》（Acts of Treason）和《君主至上法》（Acts of Supremacys），授予了国王英格兰教会之最高首领的头衔，任何想要伤害他或其继承人，或胆敢称他为异教徒、暴君、分裂者或篡位者的人都被视为犯了叛国罪。这些法令赋予了亨利极大的权力，能够为他和托马斯·克伦威尔随意使用。现在克伦威尔已是其总代理人。莫尔和罗切斯特大主教费舍尔（Fisher）因为反对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而双双被砍头，而那些职位低点的反对者则被判叛国并被以更可怕的方法处死。
次年，王后自己也将走上断头台。不幸的凯瑟琳在那年年初就去世了。很多人都说亨利准备休了安妮，其确切原因不得而知。
也可能是因为亨利对她厌烦了吧，而且如今的亨利比以前更无情、冷酷。在1536年前，他很多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也不知道是因为好运还是怎么的，每次都能够为人民带来益处。
但接下来的可就不是这样子了。在1月，他开了一个国家舞会来庆祝凯瑟琳的死亡。他身穿欢快的明黄色衣服，神情愉悦。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堕落了。安妮只有伊丽莎白一个孩子，此后还流产两次。由克兰默大主教主持的教会法庭宣判安妮与国王的婚姻无效。具体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同时还因为和她哥哥乱伦、和其他四个男人通奸而受审。
由她叔叔诺福克公爵率领的审判，全体一致宣判她有罪。
5月19日，安妮在伦敦塔被砍头。上面提到的五个男人中有四个被以叛国罪处死，只有一个为了活命而招供。真相究竟如何，人们也不得而知。不过，就如波拉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亨利八世只是想摆脱王后，那她被处死的两天前就已经和国王离婚了，也没有必要继续杀四个人。所以，诺福克公爵和二十六个其他审判官肯定是找到了什么理由才可能对这六个人（包括安妮）达成一致裁决。
安妮死后还不到十天，亨利就娶了简·西摩（Jane Seymour）。
由于凯瑟琳和安妮都已经去世，新王后和亨利的孩子也就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了。但为了解决继承问题，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继承法》（Act of Succession）。凯瑟琳的女儿早已被宣布是非法的，如今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也被宣布是非法的。这样，继承权也就自然留给简的后代了。第二年，简在生下一个男孩（即后来的爱德华六世）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1539年，亨利八世娶了克利夫斯（Cleves）家的安妮。她是德意志贵族，之前亨利从没见过她。而当她抵达英格兰的时候，亨利对她的相貌很是失望，不过他还是完成了婚礼仪式。亨利甚至称她为“佛兰德斯母驴”（the Flemishmare）。几个月后，安排这次婚姻的克伦威尔也用头颅付出了代价。而在安妮的同意下，她与国王的婚姻也解体了。
1540年，亨利和诺福克公爵的另一个侄女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结婚了。但凯瑟琳后被发现在婚前不贞、荒淫，并于1542年被砍头。
1543年，亨利娶了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帕尔活得比亨利长，并在亨利疾病缠身的最后日子里给予他温柔照顾。
这就是亨利的婚姻故事，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我们已经提过亨利本无意改变教会的教义。
1539年，他推动议会通过《六信条法》（Statute of the Six Articles），这个法令宣称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圣血、圣体之真在（real presence），圣餐仪式、教士独身、永远遵守贞洁誓言、私人弥撒和忏悔等都必须遵行。不管是谁，如果否认第一条都会被烧死，讲人坏话两次就绞死。
如果依照这些教义来对比亨利的生活，我们多少会觉得好笑。
但我们必须清楚，亨利在制定这些教义的时候是以国王的身份制定的，就好比是大海航行里的舵手，他必须作方向性的选择。英格兰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思想，他们还是坚持旧思想。
16世纪，宗教信仰分歧带来的暴风雨将让所有国家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英格兰已作好准备与罗马决裂，但这些裂教者要想走得更远并彻底战胜旧教义，可能还要经历不可估量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就像欧洲大陆发生的那样。好在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亨利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这表明他完全了解其历史职责和人民。
遗憾的是，玛丽一世正好缺乏他父亲亨利八世展现的都铎人那非同寻常的能力。在亨利时代，除了摆脱欧洲和放弃征服欧洲大陆的梦想外，还发生了很多大事。英格兰无意识地在为其岛国之宿命准备着，而亨利及其子民，可以说是英格兰皇家海军的创始人。自从“大哈里”号（Great Harry）在1515年下水航行后，亨利对海洋的兴趣就一直没有中断。而三十年后，也正是其一手创建的海军从法国的入侵威胁中挽救了英格兰。亨利成立了海军部，并在伍利奇和德特福德兴建了造船厂，他亲自设计的新式战船的效率比英格兰的任何商船和其他国家的战船都更高。不管怎样，亨利八世是个伟大但经常讨人嫌的国王，他让英格兰从欧洲大陆抽出身来为将来征服海洋作准备，他为英格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