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这个过程仍在继续，随着六个澳大利亚殖民地最终联合成为澳大利亚联邦，一个新的自治领应运而生。这个计划很早就提出过，但就像早期北美殖民地一样，在遥远大陆的那些殖民地互相嫉妒，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分隔遥远。通讯的改善、对各殖民地不能单独解决的大陆层面问题的认识加深，以及日本崛起为世界大国对“白澳”（White Australia）梦日益增加的威胁，这一切导致那些更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十年来所倡导却不能实现的理想，终于成为事实。
帝国成长的灵活性体现在两个法令的差别上：一个是已经提到的1867年通过的关于加拿大各省联合的《英属北美法案》，另一个是女王1900年签署、1901年1月1日生效的关于澳大利亚“各州”联合的《宪法法案》。“省”与“州”的命名差异超过了字面意义。我们已经描述过加拿大宪法。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接近美国宪法，严格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让相互嫉妒的各州保留那些没有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
虽然澳大利亚的宪法修正比起在美国模式中要更容易，但英国式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即行政部门对立法机关的多数控制直接负责的制度被保留下来。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缺乏这样一个体系仍然是个严重的缺陷，就像我们美国人在很多关键时刻发现的，而在一个由半独立国家组成的复合体，如英帝国现在的状态，它的重要性就更大。每个属国，不管它们可能在其他宪制上与英国或各自之间有多大差异，它们在立宪过程中都应该保持这个基本的英国特色，这一点在过去和将来都非常重要。每个国家的行政部门都拥有话语权，明白它在替本国立法机关的多数人说话，有利于彼此间的任何事务，不管是聚集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还是在危机时刻通过电报咨询商讨，这一事实再明显不过。在美国，由于行政部门不得不应付国会中多数派的反对意见，不时会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在大选和总统就职典礼这段期间，如果发生政党轮替，会导致政府瘫痪。在经历这些之后，美国人也许比英国人更欣赏这项英国发明的优势。没什么比世界各地的种族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坚持这一基本理念的一致性，更清晰地表明了英国人的政治卓识，尽管他们素来“事从权宜”。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三个属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这样长大成人。至于南非的发展，比在1900年能够想象的，更迅速、更令人满意，我们将在下一章叙述，现在可以暂时把目光转向印度。我们在此提请注意，虽然很多小殖民地我们偶尔才提到，但我们不希望制造这一错误印象，即英帝国只由大不列颠、印度和各自治领组成。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将大部分篇幅分配给它们，是出于必要。我们不可能清楚地讲述世界地图上每一片红色的领地是如何和为什么取得的。如果说已经形成了那种错误印象的话，看一看地图就能纠正。每一团红色的斑块都有自己的故事，有时是肮脏的，通常是英勇传奇和扣人心弦的，始终是有人性的。
在从南非过渡到印度之前，我们可以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我们在讨论甘地和当前的时局时将不得不注意的。在一个新的国家，劳工问题似乎总是一个难题。例如在美国，它是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的。起初有所谓的“契约奴仆”
（indentured servants），他们同意服务确定数量的年限，以寻求转到一个看起来比在英国有更多机会的新领域。奴隶制也被尝试过，结果证明在南方比较有利可图，在北方则不然，还给美国留下了大约一千二百万外来种族的严重问题。后来则是把其他种族诱导到美国，有些容易被同化，有些则不能。然而，美国政府能够并及时地关闭了大门。在英帝国则不同，因为生活在帝国某个部分的种族，不管愿意与否，是帝国的属民和其他部分的公民，这使问题复杂化了。
我们已经讨论了南非的种族问题——英国人和布尔人这两个主流的白人种族，以及大量的土著黑人。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新的复杂因素。在纳塔尔，尤其沿海的甘蔗种植地带，白人不愿意劳动，土著班图人又不令人满意。因此早在1860年，就开始从人口稠密的印度引进契约劳工。虽然偶尔有顾虑，但这个过程在政府拨款的支持下持续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终于，在美国发现它的黑人问题的时候，在南非，契约劳工和自由印度人的种族问题成为一个社会隐患，主要发生在纳塔尔，德兰士瓦的程度稍轻一些，特别是当生活标准较低的自由印度人在各行各业与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进行竞争时。“白澳政策”的理想和没有亚洲人的美国太平洋海岸的理想在南非再次重复，只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在南非受歧视和被排斥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英帝国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帝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属国——的公民。一个国家可以把外国人拒于国门之外，而一个帝国要防止一个部分的公民自由流向另一个部分而不引起可能强烈的仇恨，则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