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重要问题的过程极为烦琐，虽然令人厌烦，但我期望从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将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人为渲染，或是出于偶然的情况，以及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人类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称的诱因所影响，看来也不应感到奇怪。
基督教得益于5个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热忱、来世的憧憬、神迹的传闻、严格的德行以及教会的体制。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伟大成就。正是由于第一个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决心要使被征服的敌人完全屈从。接下去的3个因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因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武器，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的志愿兵，借此发挥无可抗拒的威力，去奋力击败一大群不知“为何而战”及“为谁而战”的乌合之众。在多神教各种教派中，埃及和叙利亚四处游荡的狂热教徒，是唯一有组织的僧侣阶层，他们对神的安全和昌盛极为关切，利用民众的迷信思想，获得声誉和支持。罗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富有资财，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庙或参与公众献祭活动，当作极为风光的事务，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等到他们按照乡土的规定和习俗，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时，则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各有正当职业，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很少受到个人利益或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始终不会受到纪律约束，也不会产生管辖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只要在和平与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对行政官员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各不相干，不仅松散也没有任何定准，在无须控制之下，任凭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处境的偶然情况，决定崇拜的对象和虔诚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滥用在1000个神明的身上，那么他们的心灵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真诚和激烈的感情。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时，微弱而残缺的异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类虽然以自身之力无法洞察信仰的奥秘，理性却可以战胜异教的愚昧。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尽力揭开异教的虚假和荒诞时，他们不得不借用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不信神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伺候、全神贯注倾听他放纵言论的奴仆。有哲学头脑的人在公众场合，对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制度，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的模样，但只要透过那层勉强的掩饰，内心的鄙视就会显露出来。在知识和地位上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发现这种状况，不免对他们信仰的教条充满疑虑和恐惧。古老传统日趋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于痛苦不安的境地，对社会带来极大危险。怀疑的思想和错乱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士感到欢悦；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甘之如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幻境的消失就会带来痛苦。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与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惧向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意图，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立即会被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紧要关头，上天不曾真正显现足以唤起人们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惊异和敬仰的启示，那么很快就会有更为新兴和合适的神灵出来，占据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实际的情况来看，已有许多人从自以为是的偏见中解脱，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个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填补心灵的无限空虚，满足尚无着落的慌乱情绪。任何人如果愿意深思此一问题，则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会感到惊奇，可怪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明确提过，罗马对外的征战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好了准备，加速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行动。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欧洲、亚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种情况下被罗马君王统一起来，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的密切联系，能够团结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热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对神派来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迹，表现非常冷漠。人们认为出版和保存《希伯来文福音书》完全没有必要，有关基督言行的真实史事，要等到非犹太人信徒大增以后，才在距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用希腊文编写而成。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罗马臣民全都可以领悟。后来为使那些农民皈依，传来特别的译本。原来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可以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和不列颠，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便利的通道。那种把外国宗教传入遥远地区时，通常要面对的障碍和阻挠，这些宗教征服者从未遭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经在帝国各行省和大城市中传播。不过有关教会奠基的情况，组成教会的信徒人数以及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现在不是无从查考，就是被虚幻和浮夸的言辞所掩饰。基督教在亚细亚、希腊、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国西部，声望日渐增高，尽管我们获得的资料并不完整，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对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成就，也不会忽略。
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爱奥尼亚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示传教热情和信仰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的辛勤培植，在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个区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团。就叙利亚行省而言，大马士革、贝罗依、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教会，不仅最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启示录》中描述亚细亚的以弗所、士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等7个教会，它们因此得以扬名后世，衍生的下属单位遍布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很早一段时期，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两个岛屿，还有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两个行省，热情接受新来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国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希腊和亚细亚古老的教会，有充分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使得诺斯替派和其他异端教派都能蜂拥而起，足以说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不外乎用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
除了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的供状、怨言和表现出来的恐惧。琉善是一位研究人类的哲学家，他的作品用极生动的词句描绘当代的各种情况，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充满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徒。基督死后不到80年，仁慈的普林尼不禁发出感叹，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图拉真皇帝极为详尽的信函中，提到罗马神庙几乎全部荒废，用作祭品的牲口无人购买，而从异地传入的宗教信仰，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经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原野。
有些作家颂扬和叹惜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无须对他们的说法和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可正确判断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数。无论如何，有一种事实总算保存下来，让我们对这个不为人知的有趣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那就是狄奥多西当政时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长达60余年，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安条克教会有10余万会众，其中竟有3000余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此后，东方最繁华荣耀之地，在于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时，发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25万人，这证明居民总人数恐怕不下于50万人。不论基督徒数量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若我们拿受迫害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偏僻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对立因素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应当采用的人口比例数是多么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记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上面所列举信徒的人数甚至超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显而易见，这位言辞锋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比较，前者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者却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非常兴旺，加上邻近巴勒斯坦，使新兴宗教极易传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们是居住在马里乌特湖区的艾赛尼人，这个犹太教教派对摩西的宗教仪式本就不如从前那样尊敬。艾塞尼人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厉行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热爱，热衷殉教以及义无反顾的信仰，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极其生动的景象。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统、科学的形式的，当哈德良巡视埃及时，见到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学君王的注意。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仅限于这个国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内。
一直到公元2世纪末叶，德米特里乌斯的前任仅是埃及教会的高级教士，掌握教会大权后，他亲自任命3位主教，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20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态度勉强接受新制定的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很难见到一个埃及人可抛弃野蛮习俗，而不再杀害动物用来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统治宝座，蛮族的热情屈服于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风气，埃及的城市充满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从异地和外省来的人流，不断注入罗马城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奇特或丑陋的事物，任何一个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脱法网的搜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无论是传播真理或虚妄的导师，还是道德或罪恶社团的创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门徒和从犯。罗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在无端遭到尼禄迫害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位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维在叙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继而取缔巴库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语气和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使得元老院采取严厉的措施之后，人们同样担忧已有极大数量的简直可称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团体，介入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要是能够仔细深入追究，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徒没有超过7000人。当然，如果考虑这些人将是司法单位侦办的对象，这个数字就相当惊人了。塔西佗和较早时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骗的狂热分子未免过于夸张，到底有多少人抛弃对诸神的崇拜，措辞非常含糊不清，我们对这点也要加以澄清。罗马教会毫无疑问在帝国中居首位而且会众最多，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经过38年和平时期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罗马教会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辅祭42人，以及读经师、驱魔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和穷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条克的状况做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罗马的基督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很难做出准确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居民不可能少于100万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
西方诸行省对基督徒的了解，似乎来自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阿非利加和高卢，逐渐仿效首都的做法。然而，尽管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访问拉丁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还要渡过大海越过阿尔卑斯山。除此以外，在其余那些幅员广阔的地区，无法找到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比起安东尼统治时期，出现过更激烈的皈依热潮和迫害活动。福音传播在高卢严寒区域缓慢发展，与在阿非利加炙热的沙漠地带，那种迫不及待的接受情况极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会的主要组织，这个行省基督教组织发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镇。设置主教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宗教社团的声望和地位，而这些团体在整个公元3世纪中，受到德尔图良宗教热情的鼓舞，服从西普里安才能过人的领导，由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
我们转过来看看高卢，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沉默适合虔诚的心灵，却与宗教的热情难以兼容。我们不免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感叹，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无法将这些行省的凯尔特语改为拉丁语。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行省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行省的福音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的官员呈送《护教申辩书》时，这些行省便已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
有关欧洲西部教会模糊不清和资料欠缺的源起问题，现有的记载非常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建立的时间和情况做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到很久以后，阴暗的修道院里游手好闲的僧侣，受到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在这些神圣的浪漫传说中，有关使徒圣詹姆士的事迹，由于过分夸张怪异，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是金纳萨雷特斯（Gennesareth）湖边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却忽然变成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曾赞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Compostella）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他的威力；代表军阶的宝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问，用亵渎神明的借口来消灭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论点。
基督教的发展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早期神职人员按照神的预言陈述事实，新兴的宗教在创立者死后的100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殉教者圣查士丁说道：
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还是任何其他人种，不论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不论他们对工艺和农业多么一无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对有人在祈祷，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奉献给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
即使就今天的真实状况来看，这种极难如愿、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词，只能看作一位把信仰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虔诚而任性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无论这些是神职人员的信念还是愿望，都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蛮族——那些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亚、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个时期之前，经常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对于喀里多尼亚部落、莱茵河、多瑙河及幼发拉底河的边陲地区，可能传播过不完整的福音教义。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只有埃德萨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坚定的决心表现十分突出，基督教的教义正是从此地向外推展，才较为容易地传入希腊人和叙利亚人的城市。当时这个地区还受到阿尔达希尔后裔的统治，但这些教义对波斯人的心灵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原有的宗教体系，在训练有素的僧侣阶层努力之下，要是与希腊和罗马变化无常的神话做一比较，其建构显得更为技巧和牢固。
当前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虽不完善，所持的立场倒是很公正。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认为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出于恐惧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信仰的虔诚，实在是过分夸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奥利金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难以猜测早期基督徒的确实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做出最高的估计，很难想象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帜之下。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看起来像是人数大为增多，也是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和强大。
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显赫的少数人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贫穷之中。基督教是面对整个人类的宗教，相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必然会从下层社会得到更多的信徒。像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竟然慢慢变成十分可憎的污蔑借口。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教会的辩护者看来也不曾全力否认，那就是新兴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残渣所组成，都是一些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其中经由最后这类人的推荐，可能才把传教士引进富有和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毫无名气的教师（这是异教徒恶意的贬词）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宣扬教义。他们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冲突，尽可能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因为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的缘故而最易接受外来影响的心灵，灌输迷信的恐惧思想。
像这种出于恶意的描绘，虽说有的地方颇为相似，但是从对歪曲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敌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广布整个世界，一些因天资和财富获得地位的人士成为信徒。阿里斯泰德斯曾向哈德良皇帝呈献极具说服力的《护教申辩书》，他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见一个老人，或者说是天使，改变了他的关注点，使他开始对犹太先知进行研究，但在这之前，他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等不同学派求教过有关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阅读过多种希腊文著作，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的学识非常渊博。虽说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辞学教师，后来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是并不见得有对宗教产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识可以带来虔诚之心，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指责亚尔特蒙追随者的那番说辞，完全可用来诋毁使徒继承者的各个教派。
他们妄图修改圣书，背弃古老的信条，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构成他们的观点。他们忽略教会的道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着对大地进行测量时，竟然会忘怀天主的旨意。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对于伽伦的著作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自滥用不信教者的技艺和科学，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淳朴。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无缘。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比提尼亚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祖先的宗教。德尔图良利用阿非利加前执政官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很明确地对他提到，要是坚持运用残酷的株连手段，就必须将迦太基的人口消灭十分之一，而且他会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那些出身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以及他最亲密朋友的友人和亲戚。但是德尔图良这种过于大胆的挑战言论，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从不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等到40年之后，瓦莱里安皇帝倒是真正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从他的敕令中，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院议员、罗马骑士以及有身份的贵妇，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然逐渐丧失内部的纯洁，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基督徒，他们都试图协调现世和来世生活的利益。
然而，由于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数量太少，就是时间太晚，无法消除横加于早期基督徒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虚构的传说来加以强辩，更可行的办法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诲的题材。大家只要愿意深思便会有所体会，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使徒，那么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尘世的地位降得越低，就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格和功德。我们有责任时刻铭记在心，一般而言，天国的门专为穷人敞开。受过灾难和鄙视所磨炼的心灵，听到神灵应许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为拥有尘世而感到满足；有智慧的人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滥用理性和知识的优越，事实上却一无所得。
我们确实需要建立理念来自我安慰，免得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悲伤。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最有资格接受上天恩赐，像塞涅卡、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身为奴隶的埃皮克泰图斯，以及马可·安东尼皇帝等人，他们都为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人性尊严。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中，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荣誉，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他们的思想所形成的哲学，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见，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是一个令人惊异和关心的问题）都忽略或漠视基督教体系的成熟。无论他们说出的话还是有意的沉默，对于遍布罗马帝国日益扩大的教派，都表现出鄙视和不齿。在他们中间，那些愿意降低身份提到基督徒的人，也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和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帖耳听从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真正让有见识的学者产生共鸣的理论。
原始基督徒一再为自己和宗教撰写的护教言论，这些哲学家是否仔细读过，值得怀疑。不过更令人惋惜的是，没有更具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传播宗教的大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谬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只是经由揭示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大众的同情。在应当明示基督教神圣起源时，却大力宣告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将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神迹讲个清楚。经常谈论的教义或许能启迪基督徒，或者使犹太人改教，因为这两者承认预言的权威，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所包容的含义和应验的情况。不过，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预言风格，这种劝诫方式用在他们身上，便会大大减弱说服的力量和影响。查士丁和后来的护教者那种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义的希伯来神谕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漠无情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闭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一些用奥尔甫斯、赫耳墨斯和女预言家的名义强加于他的、好像来自上天的真正灵感，实际上是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使得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采取欺诈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不很高明的诗人，给自己笔下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无用的盔甲。
但是，对于万能的上帝基于他们的感觉而非理性，亲手提出的证据，异教和哲学世界竟毫不在意，我们又该如何原谅他们呢？在基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第一批门徒的时代，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神迹所证实：跛脚能行走、盲人看得见、生病得痊愈、死者可复生、恶魔遭驱除……自然规则往往为教会的利益暂时停止发挥作用。但是，希腊和罗马的圣哲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神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行省，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现象，理应引起人类惊愕、好奇和虔敬。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放过不提。这件事发生在塞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时，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眼睛所曾亲见的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食，仅满足于描述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时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毫不例外都对此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