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布斯虽保持高度警觉和主动的作为，也不可能立刻使广大版图内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他的约束。蛮族只要抓住国内战争的良机，就会挣脱加在身上的枷锁。当皇帝出发解救高卢时，将东方的指挥权授予萨图尼努斯，这是一位战功赫赫、经验丰富的将领。然而他终因君主出征在外，加上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轻举妄动、朋友的危言耸听以及自己心怀畏惧，迫不得已发动叛乱。但是他对帝国甚至自己的生命，从登基那刻起就未抱任何希望。他说道：
悲哉!共和国丧失一位可用之材，多年的汗马功劳毁于一时的鲁莽行动。你们难道不知掌握君权之可悲吗？那就像利剑悬在头上，随时会丧失性命。畏惧自己的侍卫，怀疑自己的友人，行为的选择和生活的方式完全失去自主能力。无论年龄的长幼、品格的高下或行事的良窳，都免不了因猜忌而引起责难。当我被推举登上帝位，就注定要终生忧虑，不得安享天年。唯一值得安慰之事，是可以保证将来下场悲惨者，绝非仅我一人而已。
预言的前面部分，因普罗布斯的胜利得到证实（279 A.D.），由于他的慈善为怀，后面部分所幸并未言中。这位仁慈的君王甚至想从愤怒的军人手中，救下萨图尼努斯的性命。普罗布斯过去对他的操守极为敬重，信任有加，不惜为他说话，当有人第一次提到他即将叛变的消息，普罗布斯认为是诬告而将告发者加以惩处。萨图尼努斯之所以有这种下场，是因为他对手下的追随者没有约束，误听人言。而这些在下的拥戴者，比起有经验的领袖，他们的期待更热切，所以罪恶就更深重。
萨图尼努斯在东方的叛乱事件刚处理完，西方又产生新的问题。波诺苏斯和普罗库卢斯在高卢举起反叛的旗帜（280 A.D.）。这两个军官作战英勇，虽然一位好酒而另一位好色，但决非懦弱无能和贪生怕死之辈，而且声言要保持崇高的品格，畏惧强加在身上的惩罚，结果还是不敌普罗布斯过人的才能。他获得胜利后依然保持仁慈的风格，让他们无辜的家人能保有财产和生命。
普罗布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平定国外和国内所有的敌人，温和而稳健的施政作为重新恢复了共和国的安宁。行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陷入一大群带着敌意的蛮族、一个受拥立的僭主，甚或一帮横行的盗匪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这时皇帝终于可以再度造访罗马，庆祝自己的光荣和给全民带来的幸福。英勇的君王举行凯旋式（281 A.D.），壮观的程度能够展现他的战功，人民不久前因看到奥勒良的战利品而钦佩不已，现在更为庆幸有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将先帝的丰功伟业发扬光大。在那一天，我们不会忘记发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有80名角斗士在毫无生还希望的情况下，在圆形竞技场中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还保留的600名角斗士则准备在以后几天表演。他们不愿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为大众提供娱乐，于是杀死看守的警卫，从监禁的地方冲出来，在罗马的街道上滥杀无辜，引起全城一片混乱。他们坚决抵抗正规部队的围剿，最后还是寡不敌众全部被歼灭。他们这样做不仅死得光彩，更可以一泄心头之恨。
普罗布斯的治军不像奥勒良那样残酷，但对军纪的要求同样严格。后者对违纪官兵的处罚极为冷酷无情，而前者让军团进行各项劳动，没有闲暇可以为恶。普罗布斯治理埃及时，着手兴建各项重大工程，使这个富庶的国家获得很大利益。尼罗河的航运对罗马非常重要，于是他进行了多项改革的工作。军人用双手建构庙宇、桥梁、柱廊和宫殿，等于转变角色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人。据称汉尼拔为防止部队习于怠惰生活，终日无所事事而发生危险，要求他们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栽种大片橄榄树林。根据同样的原则，普罗布斯让军团在高卢和潘诺尼亚的丘陵地开垦葡萄园。值得一提的是，有两处地方，完全使用军队的劳力来挖掘沟渠和栽种灌溉，其中之一名叫阿尔摩山，位于西米乌姆附近，是普罗布斯的出生地，使他产生一种孺慕之情。他为了报答养育的恩德，一心想把很大一片无用的沼泽变成耕地，于是就指派部队担任这项任务。
一个人在执行得意的计划时，即使贤德之士也会因磊落正直而自满，容易忘记拿捏谦和的分寸。普罗布斯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部属的耐性和意向，军人职业上的危险，只有靠生活上的欢娱和闲散来补偿。要是部队的责任因为农垦而不断加重，最后的结果不是不堪负荷而解体，就是非常气愤地设法摆脱。普罗布斯的做法欠妥，据说已激起部队不满。他重视群体的利益甚于军队的利益，甚至表示国家得到和平后，最理想的方式是立即废除常备兵和雇佣兵。他不慎将此种意图透露出来而遭到杀身之祸。那年夏季最热的一天，普罗布斯如往常那样不顾酷热的天候，严格要求部队排除西米乌姆地区沼泽的积水。士兵担任劳累工作时极为暴躁，突然丢下工具抓起武器，爆发了狂怒的兵变事件。皇帝深知大难临头，逃到监工的瞭望塔上躲避。结果塔被推倒，不幸的普罗布斯当场死于乱剑之下（公元282年8月）。部队泄愤之后立即平息下来，懊悔冲动的行为，不再记恨皇帝的严厉，决定建一座纪念碑，追思先帝的丰功伟业，使之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