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3个伟大的民族，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在意大利这个舞台相遇。南方的行省现在组成那不勒斯王国，过去大部分都隶属于贝内文图姆的伦巴第公爵和诸侯。他们在战争中发挥强大的力量，有段时期还能抗拒天才横溢的查理曼大帝；和平时期又非常慷慨大方，竟能在首都维持一个学院，里面有32位哲学家和文法学家。兴旺的国家后来分裂成贝内文托、萨勒诺和卡普阿3个相互敌对的公国，争夺者不计后果的野心或报复竟然招来萨拉森人，导致祖传的遗产面临毁灭的命运。
在长达200年灾难频仍的时期，意大利连续受到重创，入侵者不可能用一次彻底的征服，获得统一和安宁来治愈连年兵燹的创伤。萨拉森人不断从巴勒莫的港口发兵，分遣舰队几乎年年都要出征；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存心纵容，让阿非利加海岸整备更为强大的舰队。甚至远在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有时也想利用这种态势，以支持或打击敌对教派的穆斯林。在人事急速变迁的过程中，一支新设置的伏击队伍隐藏在考地尼山谷的岔口，坎尼的原野再度遍洒阿非利加人的鲜血，罗马的统治者又开始在卡普阿和他林敦实施攻防作战。萨拉森人在巴里建立一个殖民地，用来控制亚得里亚海湾的进出门户。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暴行激怒了两位皇帝，促使他们采取联合的行动。
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和刘易斯缔结攻势同盟，相互提供支援以弥补对方之不足，这种做法在巴西尔来说是他们民族中第一人，尤其刘易斯还是查理曼大帝的曾孙。拜占庭的君主要是将长驻亚洲的部队调往意大利战区，这是极为不智的措施。如果他那具有优势的水师无法占领海湾的入口，拉丁人的兵力就不足以达成任务。巴里的要塞被法兰克人的步兵以及希腊人的骑兵和舰队包围得水泄不通，阿拉伯的埃米尔在经过4年的守备以后，接受宽大的条件向仁慈的刘易斯投降（871 A.D.），是他亲自指挥了这次围攻作战。重大的征战依靠东部和西部的精诚合作获得光辉的成就，短暂的和睦很快为猜忌和傲慢的相互指责和抱怨所破坏。希腊人把征服的功劳和胜利的荣誉归于自己，过分夸大军队的实力，对于卡洛林君王麾下人数有限的蛮族，肆意嘲笑他们的放纵和怠惰。查理曼的曾孙用气愤的口吻非常得体地回答，他说道：
我们承认你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你们的军队多得像夏季遮天掩日的蝗虫，成群结队扇动着翅翼，飞不多远就力尽降到地面。你们就像那些昆虫一样软弱，甫一接触就败下阵来，完全是为自己的怯懦所击退，不仅赶快离开战场向后溜走，还要趁机到斯拉夫尼亚的海岸，伤害并抢劫基督徒的臣民。我们的人数是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迟迟不见你们到来，使我心情烦躁遣散了大多数人员，只留下一队精选的勇士，继续维持城市的封锁。如果他们面对危险和死亡还能尽情享受友好的盛宴，难道这些盛宴会降低他们从事冒险行动的热情吗？你们总不能说是靠着斋戒攻下巴里的城墙吧？这些勇敢的法兰克人尽管因凋残和疲劳而人数大减，难道不是他们拦截并击败了3个势力中最强大的阿拉伯埃米尔吗？岂不是这些敌人的作战失利迅速导致这座城市的陷落？巴里现在已经攻克，他林敦正在心惊胆寒，卡拉布里亚即将获得解救。如果我们能控制海洋，就可以从不信主的人手里夺回西西里。老弟（生性虚荣的希腊人对这种称呼极为反感），要加快海上的增援行动，尊重盟友的协调合作，不要理会奉承的吹牛拍马。
刘易斯的逝世和加洛林王朝的衰亡，很快使得他那崇高的希望全部落空，不论是谁真正值得享有攻克巴里的荣誉，最后还是希腊皇帝巴西尔和他的儿子利奥获得全部的好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意大利人受到说服或是出于被迫，全都承认这两位君王具有无上的权威（890 A.D.）。一条理想的分界线从伽尔伽努斯山划到萨勒诺湾，把那不勒斯王国大部分领土置于东部帝国的主权之下。在那条分界线之外，阿尔马菲和那不勒斯的公爵或共和国从未丧失志愿效忠的身份，以能够成为合法君王的邻国而感到得意，尤其是阿尔马菲把亚洲的原料和产品供应欧洲而发了大财。贝内文托、萨勒诺和卡普阿的伦巴第王侯，很不情愿被分隔在拉丁世界的共荣圈之外，经常违背臣服和进贡的誓言。
巴里成为新的伦巴第军区或行省的都城，不仅地位提高而且更为富裕。大公的头衔以及后来“卡塔潘”这个特殊的称呼，是指拥有最高权力的总督，教会和国家的策略方针以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权为基本的模式。但只要权杖的归属受到意大利王侯的质疑，他们的努力就显得十分无力甚至适得其反。希腊人不是阻挡就是规避那些打着奥托皇家旗号从阿尔卑斯山冲下来的日耳曼大军。奥托一世是最伟大的撒克逊君王，被迫放弃对巴里的围攻作战；另外一位是奥托三世，他在丧失最顽强的主教和男爵以后，逃离克雷托纳血腥的战场（983 A.D.），没有被俘还能保住一点颜面。
萨拉森人在那一天的战争中真是英勇万分，法兰克人陷入不利的态势。拜占庭的舰队倒是能把这些海盗船从意大利的城堡和海岸赶走，但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要胜过迷信或愤恨的情绪，因为是埃及的哈里发运送4万名穆斯林前来帮助基督徒的盟友。巴西尔的继承人更是沾沾自喜信以为真，以为征服伦巴第毫无问题，获得成功完全是因为法律的公正、大臣的德行和民众的感激，能将意大利人从无政府的混乱和压迫中解救出来。连续发生的叛乱行动可能使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对事实真相略知底细，那些吹牛拍马的幸臣所制造的假象，很容易就被诺曼冒险勇士的成功所驱散。
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人事变迁真是沧海桑田，毕达哥拉斯时代和基督纪元10世纪，这两者出现令人极为伤感的对比。想当年在前面这个时期，大希腊（当时一般人的称呼）的海岸布满自由而富裕的城市，这些城市里居住着士兵、艺术家和哲学家，他林敦、西巴里斯或克雷托纳的军事实力不亚于一个强大的王国。等到了后面这个朝代，一度繁荣的行省被无知的阴云所笼罩，暴虐的政治带来社会的贫困，蛮族的战争造成人口的减少。当时有位人士提到，很大一部分美好的地区像是经历过大洪水，变得满目疮痍不胜荒凉，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夸大其词。从阿拉伯人、法兰克人和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敌对行动中，我挑出二三件轶事来说明这些民族的特性。
其一，萨拉森人将亵渎和抢劫修道院及教堂视为一种乐趣。在围攻萨勒诺期间（873 A.D.），一位穆斯林酋长将床铺架在圣餐桌上，每天晚上要在祭坛上玷污一位基督教修女的童贞。当他正与抗拒不从的淑女扭斗的时候，房顶一根横梁正巧落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发泄兽欲的酋长死于基督的愤怒，上帝终于被忠实的配偶为保卫自己的贞洁所惊醒。
其二，萨拉森人围攻贝内文图姆和卡普阿这两个城市（874 A.D.），伦巴第人向查理曼的继承人求援却毫无结果，只有转向希腊皇帝请求他大发慈悲给予帮助。一个勇敢的市民从城墙上面吊下去，越过壕沟完成所负的使命，他带着好消息回来时，落入蛮族的手里。萨拉森人逼他要为他们的阵营效力，去欺骗自己的同胞，可以获得财富和职位，同时很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说出真话就会立即被处死。他假装屈服愿意从命，但是在被带到一处防壁上面，基督徒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时，他就高声喊叫：“朋友们!弟兄们!不必害怕，要有耐心，守好我们的城市。我已经将目前艰困的处境面报我们的君王，马上就有援军来到。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至，在这里把我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各位!”阿拉伯人的愤怒证明他的情报无误，这位自愿赴死的爱国者被上百根长矛刺穿身体。他将永远活在伟大德性的记忆之中，但是诸如此类的故事从古到今不断上演，使我们对慷慨牺牲的行为难免有所怀疑。
其三，这里提到第三个意外事件，可能在战争的恐怖之中为我们带来一些笑意。卡梅利诺和斯波莱托的狄奥巴尔德侯爵支持贝内文图姆的叛军（930 A.D.），恶意的残酷手段与当代的英雄行径完全背道而驰。他把俘获的希腊人士或其他的党派分子毫不留情地加以阉割，同时一个酷虐的笑话使得他的暴行更令人发指：他希望为皇帝提供大批宦官，这可是拜占庭宫廷最珍贵的装饰。有一座城堡的守军在出击中被打败，俘虏照例要施以去势的手术。然而献祭的血腥行动为一名狂怒的妇女突然现身所打断，她披头散发，脸上流着鲜血，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使侯爵不得不倾听她的申诉。她喊道：“伟大的英雄，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发动对付妇女的战争吗？何况我们这些妇女并未伤害过你，我们手上的武器只是纺杆和织机。”狄奥巴尔德否认她的指责，提出反驳说是自从亚马逊女战士以后，还没有听过有人发起对付妇女的战争。她疯狂地大叫道：
那么现在你已经对妇女发起直接的攻击了!你要把我们的丈夫最珍贵的东西割去，那是女人获得幸福的泉源和未来子孙的希望，难道不是针对最重要的部分对我们动手吗？你可以抢劫我们的牛羊牲口，我都可以默默接受；但是阉割会产生致命的伤害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使我实在忍无可忍，要向天国和人世恳求还我一个公道。
她的雄辩获得赞扬不绝的笑声，残暴而冷酷的法兰克人被她绝望的呼吁所感动，虽然她的说法很可笑但有几分道理。他们释放俘虏，并且发还她的家产。当她感到心满意足回到城堡时，一名使者赶上来代表狄奥巴尔德问她，如果她的丈夫再次拿起武器作乱，那应该施以哪种刑罚呢？她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要是再犯下这种罪行得到不幸的下场，那么他还有眼睛、鼻子和四肢，这些都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可以拿来为个人的犯行偿罪。但是专属于他的妻室的合法财产，就请主上高抬贵手不要拿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