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
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
要是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夭折，如果一个建议的优劣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那么这个看似有理和正当的行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从返回梵蒂冈到亡故不过14个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随着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给拉丁教会带来的困扰长达40年之久。当时的枢机主教团由22员主教组成，有6位仍旧留在阿维尼翁，剩下的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参加秘密会议，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限于枢机主教，结果一致赞同巴利大主教继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热心和博学著称于世，用乌尔班六世作为称号登上圣彼得宝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枢机主教团的文书认定这次的选举出于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敬谒、授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服从他的世俗权威，拉丁世界承认他拥有宗教的最高权力。红衣主教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都随侍在新主子左右，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直到炎热的夏季到来，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城市，刚刚在阿纳尼和丰迪会合，就在安全的地点撕下假面具，公开谴责自己的行骗作假和伪善欺世，要将罗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门，重新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克雷芒七世（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布：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们第一次的选举是在死亡的恐惧和罗马人的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因不合法而作废。
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可能的结果和目前的事实出现了很有力的证据：法兰西籍红衣主教有12名，超过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选举，不论他们是否带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愿意为一个外国的候选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何况教皇落到外国人头上，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在各式各样矛盾的叙述中，对于群众的暴力不是过分渲染就是着墨不多，叛逆的罗马人产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完全出于古老特权的煽动和教廷再度迁移的危机。3000名造反分子手执武器包围秘密会议的议事厅，发出恫吓的喊叫声，卡皮托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响起警报的钟声。“两条路：死亡或是选出意大利籍教皇”成为一致的呼号，城内每个区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头目，用仁慈的劝告方式发出同样的威胁，已经完成准备工作要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如果他们选出山北高卢的臣民，很有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得他们要弄假成真，用来掩盖罗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乌尔班的骄纵和残暴构成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暴君的真面目，他可以一边听着6位红衣主教在邻近一个房间的刑架上呻吟，一边在花园里散步，并背诵主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恶行大声叱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起来。要不是他在最新的教职擢升上出现致命的延误，那么法兰西的红衣主教在枢机主教团将成为无所作为的少数派。完全是基于这些理由，以及希望能够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们才会表现出鲁莽的行为，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双重选举的功过现在还在天主教的学院里争论不休。民族的虚荣心而非利益在主导法兰西的宫廷和教士。萨沃利、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国家，受到法兰西的榜样和权势的影响，全都听命于克雷芒七世；他逝世后，他们再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低地国家和北方的王国，仍旧拥护之前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