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随之而来的诸般举措(1144 A.D.)

早在10世纪,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奋斗,抗拒萨克逊的奥托家族时,对于古老自由的热爱鼓舞了一种信念,他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共和政体。每年要从贵族当中选出两名执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员,授予他们护民官的名称和职位,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体制经不起严厉的批评,很快就消失不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时还会发现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之子的称呼,来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权势的市民僭用,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纯粹的贵族血统。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头衔,并不具备实质的政府官位和职务。只不过从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将之当成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出于私人的野心或是公众的热情,很仓促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

罗马在12世纪时,对于古老模式的和谐与组合,不可能仅由古物学家来说明,或是找出立法家来恢复。一个自由或者说是全副武装的民族举行集会,发出响亮的欢呼和极具分量的表决。依据法令分成的35个区部、百人连的财富和数量求得极佳的平衡、针锋相对的演说家产生的激辩、选举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这些都很难被盲目的群众采用。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操控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获得的利益。阿诺德提议要恢复和遴选骑士阶层,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评定的尺度在哪里呢?一个全民贫穷的时代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骑士的资格,不需要负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税承包人,他们最原始的责任是服役时担任骑兵,现在的封建领地和武士精神能够供应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士。共和国的法律体制不仅过时无用,也不为人知。意大利的国家和族群生活在罗马和蛮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觉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惯例或是不够完整的条文,保留着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义。要不是执政官这一头衔曾经被罗马人抛弃,却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并乱用,最后成为地位低下的外国土地上商务代理的官式名称,他们毫无疑问会任意恢复执政官的称呼和职务。护民官有维持正义的权力,这个代表强势的字眼有时会妨碍到公众的计划,通过他却能产生出合法的民主政体。古老的名门世家沦为国家的臣民,现代的贵族勋爵变成当权的藩王。和平与秩序的敌人经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并不会长久尊敬解除武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员。

12世纪的变革给罗马带来新的生活和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说明和证实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状况。

其一,罗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大约有400码长和200码宽,一段百余级的石阶可以直达塔尔培乌斯岩的绝顶,残破和倒塌的建筑物使悬岩都已填平,就是比较陡峭的斜坡也变得更为平缓。在罗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时是庙宇而战时是堡垒,等到城市失去以后,神殿成为对抗胜利高卢人的据点。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期间,双方派兵占领、展开攻击并恶意纵火焚烧帝国的圣地,朱庇特和众神的庙宇化为一片焦土。后来在这个地点设置修道院并且建造住宅,坚实的围墙以及遮阴的柱廊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落或毁圮。罗马人第一个自由权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虽然重点不是美观,而是要用武器和计划来落实整个地区的防务。他们经常登上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鼓起蓬勃的生气效法祖先的事迹。

其二,早期的恺撒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专利,把作为贱金属的铜币放弃给元老院,出于奉承在钱币上面尽量镌刻各种纹章和铭记,君王对于颂扬自己的功绩感到心安理得。戴克里先的继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谀之言,他们派驻在罗马和行省的皇室官员,负起直接督导铸币厂的责任。意大利的哥特国王继承同样的特权,后来一系列希腊、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在特权丧失800年以后,重申这种体面而又赚钱的专利,自从帕斯卡尔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另找驻锡之地以后,这个特权已经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状况下放弃。12世纪和13世纪有些共和国的钱币被收藏家展示在陈列柜中,在一个金质奖章上面,镌刻着基督像,他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的铭文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着正式服装的圣彼得将一面旗帜授予跪着的元老院议员,盾牌上面刻着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随着帝国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沦为普通的市政官员,然而仍旧执行民事和刑事审判最后的上诉之权。他从奥托的继承人手中接过一把出鞘之剑,当成叙任的模式和职能的象征。出任这个崇高职位的人员仅限于罗马的贵族家庭,经由人民选出后,报请教皇核定。他们同时向罗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对立、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从。独立的罗马人见这位服务的官员只拥有三分之一的管辖之权,就会将其辞退,转而选出一位大公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头衔连查理曼大帝都无法加以拒绝,对于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过崇高。在第一次起义的狂热浪潮之后,他们毫不勉强地同意恢复郡守的职称。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50年,英诺森三世是最具野心、运道最好的教宗,将罗马和自己从标志着外国领土的羞辱状况下解救出来。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帜用来代替一把宝剑,免除他对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务的约束和责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职人员负责罗马的民政,现在即使不是红衣主教也会很快擢升到这个阶层,他的司法审判权减缩到较为狭窄的范围,在重获自由的年代,他从元老院和人民那儿得到公权力或公权力的行使权。

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后,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称呼元老院议员)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权。然而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少能够超越目前的状况,那个时代经常受到暴力和动乱的干扰,即使处于全盛时期,整个元老院阶层或参加集会的人数也不过是56位议员。他们之中最显赫的人物会加上“资政”的头衔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选出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原则是每个区部或教区10个名额,为一个自由权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础。教皇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抱持宁弯勿折的态度,签订条约认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职权,期望从时机、和平与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基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动机,有时会使罗马人暂时和偶尔牺牲他们的权利要求,重新对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只有这两位才是教会和共和国合法的元首。

在一个无法律可言的城市,团结合作和朝气蓬勃的公众会议被强制解散。罗马人很快采用一种强势而又简单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称和权威浓缩为单一的行政长官或两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终或每隔6个月就要换人,重大的责任用短暂的任期来抵消可能产生的弊病。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放纵各种贪婪和野心的行为,司法和正义为家族和党派的利益所败坏,处罚的对象都是敌人,因而只有追随者服从他们的命令。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来缓和严峻的情势,这一切让罗马人知道他们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已经没有希望找到官员的人选,只有求之于国外。出于同样的时代和动机,大多数的意大利共和国受到鼓励都采用类似的措施,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能够适合他们的情况,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他们从位于外国但是友好的城市,选择一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要求他有高贵的出身和无瑕的品格,无论他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靠着祖国和名声,他们将和平与战争时期最高的行政权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约要立下誓约并签署,有关行使权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都要有很严谨而明确地进行规定。他们把他当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从,他也要立下忠诚的盟约,要从一位冷漠的异乡人转变为热情的爱国者。他选择4到6位骑士或市民,出任在军队或司法方面的辅佐官,跟随在身边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费用维持仆从和马匹的适当随员行列。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评,要留在幕后不能现身,他执行职务期间不允许购买土地,不可与当地人士缔结婚约,甚至不能接受邀请前去拜访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对他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除非满足他们的申诉和怨言,否则不能保持体面很光荣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