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
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