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迪南被刺事件推倒了欧洲通往战争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奥匈政府内的强硬派势力占据了上风，外交大臣贝赫托德认为与塞尔维亚进行总清算的时机到了，必须向对方提出最苛刻的要求，使之无法接受而拒绝时，奥匈军队可对其实行占领，以后便在适当时机加以吞并，就像波、黑两省那样。但是奥匈如要这样做，势必遭到俄国的干预，所以首先必须得到盟友德国的支持。1914年7月5日，德皇威廉二世收到奥匈皇帝的一封信件，奥皇表示要想取消塞尔维亚这样一个政治因素，德皇的回答是：任何情况下，德国将忠实地站在自己的盟国一边，履行自己的义务，对奥匈同塞尔维亚如何交涉，德国不加干预。
德国这一态度意义重大，如同后来的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德国把自己的空白支票交给了奥匈，不加约束地让其随便使用。这对奥匈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态度强硬，不肯妥协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德国这样做的原因，无非两种解释：要么是想利用奥匈挑起战争，要么是一种外交处理上的失误。但客观上，确实起了怂恿奥匈的作用。奥匈内部本来意见并不一致，匈牙利首相梯斯泽竭力反对向塞尔维亚提出过分要求，并以辞职相要挟。他认为：在由此导致的战争中，即使奥匈胜利了，充其量只是又增加了些南斯拉夫人的数量而已，而匈牙利人的势力将会削弱。但塞尔维亚的报纸舆论关于杀手普林西普是一位匈牙利伯爵以及类似的报道深深刺激了梯斯泽，使他转而同意用最强烈的措辞发出最后通牒。这样，奥匈内部的矛盾消除了，在对待塞尔维亚的态度上获得了一致。
德国外交大臣雅高得到德驻英国大使的警告，德国不要盲目地跟着奥匈走，否则就会被奥匈拖入巴尔干纠纷而不能自拔，雅高却无奈地回答：德国现在只剩下这样一个同盟国了。
1914年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烈、要求苛刻的最后通牒。其内容如下：
⒈应禁止一切煽动仇恨与蔑视奥匈帝国的出版物，以及有破坏其领土完整倾向的出版物；
⒉应立即解散“国防联盟”团体，没收其一切宣传工具，并应同样处理从事宣传反对奥匈帝国的其他团体及其在塞尔维亚的分会。王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使被解散的团体不得以其他名称和其他方式继续活动；
⒊应立即清除塞尔维亚学校中所有支持和可能支持反对奥匈宣传的教员；
⒋应肃清军事机关及一般行政机关所有犯有反对奥匈帝国之罪的官员，奥匈政府保留向王国政府提出要求提供这些人姓名和行为之权利；
⒌应同意接受奥匈政府代表的协助，在塞尔维亚镇压所有侵犯奥匈帝国领土完整的颠覆运动；
⒍对塞尔维亚境内所有“6月28日暗杀案”的共犯，应立即进行侦讯，奥匈政府所委派之代表应参加相关的调查工作；
⒎应从速逮捕初步调查事涉“萨拉热窝事件”的陆军少校佛雅·唐科西基及塞尔维亚国家公务员米兰·西甘诺维奇；
⒏应以有效措施防范塞尔维亚当局参加非法运送武器和爆炸物过境；应开除并严办沙巴兹与罗士尼卡两地之边防人员，因其纵容萨拉热窝凶手越境，犯有协助凶手之罪；
⒐关于塞尔维亚高级官员在“6月28日暗杀案”后仍在塞尔维亚国内以及在公开访问中肆意发表敌视奥匈帝国之言论，应向奥匈政府做出解释；
⒑最后，应尽快将以上各点措施的执行办法，通知奥匈政府。
奥匈政府等待王国政府的回复，最迟至星期六，本月25日下午6时为止……
奥匈驻塞尔维亚大使吉斯尔男爵亲自把最后通牒交给塞国总理巴希奇，声明期限为48小时。第二天，1914年7月24日，塞国摄政王致电俄国沙皇：塞尔维亚政府愿接受俄国所愿意给予的任何忠告。这意味着塞尔维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俄国人。巴希奇对国内各政党领袖说，如果俄国不予以支持，我们就只能接受最后通牒。俄国因在远东和波斯的扩张受阻，扩张的重点已重新回到了巴尔干，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对奥匈的要求提出警告，宣称：奥匈在贝尔格莱德进行调查是对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的侵犯，俄国决不会容忍。这时恰逢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在俄国首都彼得堡访问，他表示俄国对此事应态度坚定，法国在这个事件上一定给予俄国充分的支持。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俄驻英大使表示：他希望如果奥匈对塞尔维亚进行动员，则俄国也立即对奥匈实行动员；格雷还补充说：他已面告德驻英大使，德国不应把俄国的动员作为自己动员的借口，而应看成是为了缓和奥匈对塞尔维亚的压力之举。法、英的态度使俄国人胆子壮了不少，经过内阁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决定支持塞尔维亚，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只要奥匈开始进攻塞尔维亚，俄国立即进行总动员，而目前先实行局部动员。7月24日，俄政府秘密下令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喀山4个军区和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进行动员。
7月25日，在最后通牒期限还剩6个小时时，俄国的决定通过电报到达了翘首以待的塞尔维亚首都，像是给垂危的病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贝尔格莱德的气氛为之一变，塞尔维亚摄政王立刻宣布总动员，并命令迁都尼希。同时，政府拟定了一份措辞慎重的给奥匈政府的复文，于当天下午6时差5分，由巴希奇交给吉斯尔，这位总理解释道：“我们已经接受要求的一部分，其余的，我们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奥匈帝国的侠义精神上面。”巴希奇在返回官邸的路上，收到了吉斯尔大使派人送来的一份通牒，声称塞尔维亚政府的答复不能令奥匈帝国感到满意，他本人必须离开贝尔格莱德，并且声明：当阁下接到这份通牒时，两国外交关系的断绝已成为事实。下午7时半，这位大使乘火车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在断绝邦交的速度上创下了最新纪录。在这天夜里，奥匈政府下令动员预备对付塞尔维亚的21个师（因为塞尔维亚在7月24日已动员了15个师）。
塞尔维亚政府给奥匈大使的答复中，迫于压力，忍辱求全，除了“奥匈政府所委派之代表得参加与之有关的调查工作”这项要求之外，接受了其他全部要求。奥匈的最后通牒虽然要求苛刻，却符合国际法的惯例，即使奥匈委派代表参加有关调查的要求，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未尝不可接受。当年为了取缔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在巴黎设有警察机构，以往在柏林也有同样的机构存在。当年有人在奥匈帝国境内企图谋刺塞尔维亚米切尔亲王时，奥匈政府也曾允许塞尔维亚政府派员参加调查工作。根据后来的史家推测，塞尔维亚政府之所以认为这一条不能接受，是因为刺杀斐迪南案件的确与政府人员有着摆脱不了的干系，虽然政府没有主使行刺事件，但假使允许奥匈派人参与调查工作，恐怕对方会顺藤摸瓜，牵扯出有关的政府官员，进而指控政府指使了这场谋杀，那时，塞尔维亚政府便处于极为被动的困境。
7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建议由德、法、英、意四国进行调停，解决奥、塞争端。法国马上表示反对，因为它担心这会减弱协约国之间的团结。同一天里，意大利首相焦利蒂也发出呼吁：建议塞尔维亚政府作为“对欧洲的责任”来接受奥匈最后通牒的全部要求。除德国表示支持外，其他国家对此十分冷淡。就在格雷提出建议的当天，英国海军部在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再三催促下，发表公告：命令即将结束演习任务的皇家海军舰队不准解散，继续保持在“战位”上。这是丘吉尔同格雷讨论的结果，希望这个消息的公布能够对柏林和维也纳起点清醒剂的作用。
7月27日，格雷再次建议由德、法、意三国驻伦敦的大使和英国代表对奥、塞争端实施仲裁，但遭到德国的拒绝，德国认为英法意三国都不会同情奥匈。此时此刻，奥匈对于战争已感到迫不及待了，贝赫托德最大的心愿就是借暗杀事件来浑水摸鱼，所以他力主宣战以让调停变得更加困难。德国驻奥大使柴尔希基暗中表示同意。这时，一条消息传来：塞尔维亚部队向多瑙河中行驶的奥国运兵船开枪射击（第二天此消息被证实纯系子虚乌有）。在这条消息刺激下，奥皇在宣战书上签了字。此时，德国首相贝特曼已建议奥匈考虑英国的调停建议，贝赫托德却说已经太迟了，我们已决定宣战。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同一天，法国外交部长向俄国驻法大使正式声明：法国已决定与俄国一致行动。
也许是韬晦之计，德国给世人一种巴尔干纠纷的局外人的印象，也许德皇正如时人描述的那样，是一位不停地试穿一千多套各式服装、手指套满各种纯金戒指、喜欢骑马打猎且有“旅行癖”的君主，在斐迪南被刺事件发生后，德皇居然到挪威的山水之间度了整整三个星期的假，于7月27日回到柏林。总之，直到7月28日，也就是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的这天上午，威廉二世才刚刚看到塞尔维亚给奥匈最后通牒的复文。德皇对复文相当满意，在文件上批道：“在仅仅48小时之内，能够提出这样的答复实可谓一种卓越的成就。那是超过了我们的期待。对于维也纳而言，这要算是一次伟大的精神胜利。而且同时也消灭了一切战争的理由。吉斯尔实在应该安静地留在贝尔格莱德不走，以此为基础我决不会下动员令。”威廉二世变化无常的态度使人高深莫测，但真正了解了他那种经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大幅度摇摆的性格后，便不觉奇怪了。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他与其说是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倒不如说是个着眼于权势而又胆怯的人，一个具有老虎气势而生就野猫胆子的色厉内荏之辈。他从不曾真心想打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像阿尔及西拉斯和亚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这次也是如此，他把空白支票无条件地交给了维也纳，使形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待德皇想要阻止战争时，有恃无恐的维也纳政府早已开战在先。
奥匈对塞宣战引起俄国的恐慌，7月29日上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对奥进行局部动员。下午，奥匈大使谒见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时称：奥匈不可能讨论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内容，但保证将不要求塞尔维亚的领土。沙佐诺夫指出：问题不仅在于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而且还有它的主权，奥匈的要求已侵犯了塞的主权，如被接受势将改变巴尔干现有的权力平衡，这是俄国不能容忍的，为此俄国将被迫实施局部动员。两人心平气和的谈话被一个电话给打断，原来奥匈军队已开始炮击贝尔格莱德。沙佐诺夫放下话筒后态度剧变，向奥匈大使说，奥匈的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奥军正在炮击一个不设防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会谈已无意义，说完起身送客。一小时后，德驻俄国大使普塔里斯要求会见，这位大使告诉沙佐诺夫，如果俄国再进一步继续动员，将迫使德国进行动员，欧洲大战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这位大使解释说，这绝无威胁之意，只是一种友善的忠告。俄国外交大臣却吃不消这一“忠告”，他回答说：他现在终于明白了奥匈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硬的原因。德国大使离去后半小时，沙佐诺夫同总参谋长亚鲁希克维奇和陆军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进行会谈，沙佐诺夫认为从7月25日起，战争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既然对奥匈的局部动员必然导致德国动员，从而使得战争无法回避，那么干脆两步并一步，放弃局部动员，直接开始总动员。因为在技术上，针对奥匈的局部动员的俄军要从俄德边境地区抽调，一旦德国卷入，再进行总动员，必受先前局部动员之干扰，比起直接进行总动员要延迟8～10天时间，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立即下令总动员。7月29日下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总动员。沙皇此时尚不知道总动员即意味着战争。
下午9时40分，刚批准总动员令的沙皇接到了他的表哥德皇威廉二世的电报，告诉他自己正在努力，而采取军事措施只会使情况更为恶化。沙皇向身旁的侍卫长弗里德利希询问怎么办，老成的侍卫长坦言道：总动员的意义就是战争！沙皇不禁叫道：对于这样可怕的屠杀我不能负责！他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命令将总动员改为局部动员。
7月30日，欧洲命运的决定权似乎又重新操在了奥匈帝国的手中。上午，德驻奥大使柴尔希基将贝特曼的来电向贝赫托德朗读了两遍。贝特曼在来电中指出：如果发生战争，德奥两国将同四个大国作战。他力劝奥匈在所建议的光荣条件下接受调解，并在结尾处说：否则责任将异常严重。贝赫托德面如死灰地静听着，当他发现电文中并没有“如不接受调解建议，德国将不再受两国间盟约的限制”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贝赫托德同奥皇、参谋总长康拉德一起会商后决定反对接受调解，拒绝同俄国就对塞最后通牒问题进行谈判；并认为：即使现在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的全部要求，奥方也已感到不满足，他们决定婉言谢拒德国调停的努力。到了黄昏时分，贝特曼得知维也纳拒绝与俄国就对塞尔维亚最后通牒问题进行谈判的消息，立即电告柴尔希基大使：“拒绝与圣彼得堡交换意见实乃大错，因为显然将挑起俄国的军事干涉。我们当然准备履行同盟义务，但不能容许维也纳不听忠告而将我们硬拖入世界大战，请立即与贝赫托德伯爵商谈并强调事态的极端严重性。”不过，他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如果奥匈一意孤行，德国将拒绝履行同盟义务。这时奥匈政府还没有正式答复。
当德、奥两国的首脑人物们急得团团转时，俄国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也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的思维完全被奥匈拖延时间和德国人将实行动员的威胁所占据，他认为大战既然无法避免，就不能让德国人在动员方面抢得战前主动权。在他和总参谋长亚鲁希克维奇的再三恳求之下，1914年7月30日下午4点，沙皇终于同意重新下达总动员令。就在这天，法国发出了要求谨慎行事的呼吁。法国政府给驻俄大使帕来奥洛格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向俄国政府转达如下意思：法国将履行对同盟的义务，同时建议俄国“不要立即采取任何措施，致使德国得到全面或部分动员其军队的借口”。但至今尚未搞清在最后关头，法国的这份电报对俄国人的决定起过什么影响。西方有学者认为：他将这个警告转达得太晚了，或者只转达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甚至根本没有转达，因为帕来奥洛格素以好战闻名，在整个这次危机中的行为都是可疑的，因而从中作梗的可能极大。
7月31日，维也纳给柏林的正式答复终于来了，它表示奥匈并非不肯考虑和解，但必须俄国取消其对奥匈的动员，而且允许奥匈仍继续进行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同时又称它仍准备与彼得堡继续磋商，但也进一步决定动员在俄国边境上的兵力。然而，这时欧洲命运的操纵杆却不在维也纳手里，已落到柏林的手中。
德国的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谋本部来决定的，正如某位西方人士在分析国家与参谋本部时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德国的参谋本部，不如说是参谋本部的德国。”早在法俄缔结同盟时，德国参谋本部就在考虑东西两面作战问题了，在耗费了参谋本部将近20年的精力后，一份细致周密，堪称天衣无缝的“史里芬计划”已赫然存放在参谋本部的保险柜中。它是德国的一件法宝，一朝战争临头，德国的兴衰存亡全系于它了。“史里芬计划”所依据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争爆发，德国不得不进行两面作战的话，将凭借迅速而高效率的动员体制，并利用俄国动员体制的迟钝低效，在最短时间内，首先打败法国。然后掉过头来，回师东向，同俄国一决雌雄。换言之，德国决不会等法、俄两国动员完毕才同他们开战，这无异于坐以待毙。在战争时间表上，它要在俄国完成动员之前先解决掉法国，德国的命运就这样悬在了“时间差”上。因此，当俄国人从7月24日开始进行秘密局部动员时，德国参谋本部已焦急不安，到7月29日，参谋本部正式向首相贝特曼提出警告：如果俄国和法国继续备战的话，德国将逐渐丧失在动员方面的领先地位。7月30日，从纯粹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不顾政府外交方面还在作避免战争的最后努力，私下给奥匈参谋长总康德拉发了一份电报，鼓动说“立即动员起来对抗俄国，德国将要动员”，以致贝赫托德提出疑问：“到底是谁发命令，是小毛奇还是贝特曼？”柏林的内部不协调和军方的态度无疑影响了维也纳在最后时刻采取不妥协立场。小毛奇的压力来自俄国即将总动员的消息，因为据悉：俄国的部分动员，除三个征兵区外，包括了帝国的整个地区，这三个除外的征兵区是面对德国战线的。而进一步实行总动员，就包括了这三个地区，如果不加制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努力后，战争仍无法避免的话，德国已完全丧失动员方面的绝对优势，建立在“时间差”基础上的两面作战的战略企图以及“史里芬计划”全都成为泡影。因此，以小毛奇为首的军方势力不断给首相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在7月30日以前，可以说德国的参谋本部，但在这天以后，就可以说参谋本部的德国了，因为国家的内政外交已完全为军方的作战计划所左右。
7月31日上午，德国已得到俄国下达总动员令的消息，于是，贝特曼便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立即取消总动员令，否则德国将实行总动员，限期答复为12小时。同时宣布德国处于“战争危险迫近状态”（即为动员的准备阶段）。
德国大使普塔里斯在午夜时分将最后通牒交给沙佐诺夫，限俄国政府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日正午前予以答复。贝特曼根据法学原理指示德大使，当俄国拒绝时，则必须在当天递送宣战书，因为如果不向俄国宣战，也就不能向法国宣战，不向法国宣战，也就不能向比利时发出要求假道的通牒（“史里芬计划”的核心是假道比利时，以大迂回奇袭的方式迅速击败法国）。现在，德国人必须弄清法国的意图，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指示德驻法国大使冯·秀恩男爵向法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在18小时之内答复：法国在德俄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如果保持中立，则先将法国土尔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给德国，以作为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这就等于让法国交出自己大门的钥匙。德国这份通牒之“蛮横”连它的大使都感到难以启齿，因此，冯·秀恩大使在递交通牒时，没有提出以要塞作中立的抵押品。但法国政府破译了这项指示的电码，对此一清二楚。德国之所以如此“蛮横”，出自这样的考虑：万一法国假装答应中立，等德国集中力量于东部对俄作战时，法国再宣战，那时德国便陷于极度被动之中，所以口说无凭，要法国交出两个要塞区以示诚意。
对法国来说，现在首要的政策目标是必须使英国与自己并肩作战，要做到这点，法国只能扮演被侵略者的角色，所以，法国政府在7月30日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措施，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德法边境上的所有法军后撤10公里。这在军事上来看是一着险棋，目的在于取得政治外交上的效果。8月1日凌晨2点，俄驻法国大使、原俄国外交大臣伊斯沃尔斯基忧心忡忡拜访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这位大使显得非常伤心和焦虑。根据1892年的法俄协议规定：“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调动其所有军队进攻德国”，以及“如果三国同盟或三国同盟任一成员国动员了其军队，法国和俄国一旦知悉，无须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该两国的全部军队……”现在俄国已经动员了，但害怕法国临阵退缩，不愿履行盟约。俄国大使问法国将作何种打算。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法俄军事联盟的条款早就存在，却从未向议会透露过。俄国是专制制度，沙皇有绝对的权威，在法国，如果没有议会的支持，动员令是无法下达的。普恩加莱向俄国大使保证，几小时后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与此同时，俄国大使馆的武官也出现在法国陆军部长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就在俄国人逼着法国首脑们表态时，法军总司令霞飞也催促着内阁下动员令，他警告，每耽搁24小时就等于失去15～20公里的国土，作为总司令，他将拒绝这个责任。中午11点，德国大使冯·秀恩已在法国外交部等候2个小时了，他在等待法国政府的最后回音。当法国总理维维亚尼到达时，这位大使怏怏不乐地说：“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这就不用说了。”法国总理应声说道，他已和总统普恩加莱商量好了对德国最后通牒的答复。他对德国大使说：“法国将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德国大使刚走，俄国大使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下达总动员令。现在，俄国和法国已开始接受德国的挑战了。
8月1日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已到，但俄国没有答复，似乎表明俄国对此不屑一顾。不出1小时，一份向俄国宣战指令的电报发往圣彼得堡。下午5点，德国宣布总动员。在大使馆焦急不安的普塔里斯，一直在等待俄国人的答复，过了正午时限仍不闻音信，到了下午6时，却收到柏林要他下午5时向俄国递交宣战书的电报。他匆匆赶到俄国外交部按惯例向沙佐诺夫询问三遍，俄国是否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后者也三次回答“不”。德国大使颤抖着手递上宣战书，说道：“这就是我的使命的结束。”沙佐诺夫大声嚷道：“全世界将咒骂你们！”德大使回答：“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俄外长反驳道。德大使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俩人互相拥抱、亲吻后分别。德国人刻板地拘泥于法理而首先宣战，是外交上的严重失策，使本来已居心叵测的意大利得到不履行三国盟约的借口，因为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加同盟国作战的义务。
德国总动员令刚发出才几分钟，德国驻英国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从伦敦发来一份电报，一下子打乱了整个动员计划。这天中午，格雷向他谈了英国的建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建议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威廉二世大喜过望，因为德国已不得不按既定的计划实施两面作战，现在大军正向法国边境调动，如果法国采取中立的话，德国就可放心地对俄一面作战了。德皇向参谋总长小毛奇读了电报后，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小毛奇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他认定部署在西线的几百万部队180度的掉头向东，简直如同痴人说梦。他向德皇进谏：“皇帝陛下，这不可能办到。上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德皇无可奈何地说：“你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小毛奇虽然自尊心受到伤害，但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最后，小毛奇终于说服德皇，不改变动员计划。随后，贝特曼和雅戈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说德军开往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并对此表示歉意。但保证8月3日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同时，德皇也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英王乔治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如法国向我表示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签字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德皇不顾小毛奇五内俱焚，撤销了当晚7时进入卢森堡境内，夺取铁路运行中枢的命令。快近午夜时，正当小毛奇为是否要在这道命令上签字而万般苦恼时，驻伦敦的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又来了电报，原来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后发现，自己上午把格雷的意思弄错了。格雷的意思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这一误会源于格雷一向简略而含糊的语言表达方式。格雷在8年的外交生涯里，已将自己尽量做到言之无物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以致那位被即将来临的灾难弄得晕头转向的德国大使在关键时刻误解了他的话。现在，他沮丧地来电说：“英国的建议已基本无望。”德皇看完电报后在卧室召见小毛奇说：“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说完便睡觉去了。
8月2日，一份命令驻比利时大使赫尔·冯·贝洛于当晚8时向比利时政府递交最后通牒的电报，从柏林发往布鲁塞尔。
按照“史里芬计划”，解决法国的第一步就是要迅速通过比利时，这样才能取得奇袭的效果。大军假道比境已是德国人打“时间差”、对俄法两面作战的战略链条上不可脱节的一环。早在7月26日，也就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匈和俄国开始动员的前四天，小毛奇亲笔拟就了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的底稿，再经外交部次官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修改，复由首相贝特曼和外交大臣雅戈润色校正，才定稿密封派专使于7月29日送抵驻比使馆，随附命令：“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1日，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试探冯·贝洛是否愿意发表一项德国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声明，后者表示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不过他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8月2日清晨6时，比利时外交大臣达维尼翁在睡梦中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所惊醒，他立刻召见德国大使要求解释，后者用了一个绝妙无比，后来被广泛流传的比喻：“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然无恙。”在此之前，7月31日，格雷得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即分别给德、法两国政府去电，要求两国保证：在比利时中立未受其他强国破坏时，尊重比国的中立。法国在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的回答是：“外交大臣不可能在请示皇帝和首相前给予回答。”这天也是德国宣布处于“战争危险迫近状态”的日子，比利时也于当天午夜时分开始动员军队，但比利时此刻并不知道谁将首先破坏中立，入侵将来自哪一方，因而也无具体的敌国为其目标，只是征召入伍而已。8月1日晚，德国对格雷的要求保持沉默已满24小时，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皇做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纯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王后共拟了文稿：希望“亲缘和友谊的纽带”肯定会使德皇向阿尔贝国王作出个人的私下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即使是“亲缘”关系也没能打动威廉二世。相反，在8月2日晚上7时，德国大使送来了一份杀气腾腾的最后通牒，限比利时人12小时内作出答复。
通牒的概要为：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将沿基维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打算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比利时军队显然无力阻止法军的推进，因此德国根据自卫的需要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法国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旦战争结束缔结和约时，当即撤出比国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且在和约缔结时，保证王国的主权和独立。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做敌国，今后两国关系将由枪炮来决定。
事实上，法军无任何向比利时境内运动的迹象，德国政府要进入比国的理由纯属捏造。比利时人明确意识到：若要坚决捍卫自己的独立，它将受到力量十倍于己的德国的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如果他们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听任德国占领自己的国家，而一个胜利的德国是很少有可能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德国还会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路，他们的国家都要被德国占领，但是，如果屈服，还得丧尽荣誉。最后，比利时人毅然作出决定：“如果我们必然要化为齑粉，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8月3日凌晨4点，阿尔贝国王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了给德国的复照，并通过了国王的建议，即在德军实际进入比利时之前，不向其他保证比国中立的国家发出求援呼吁，以防这种呼吁被德国用来作为入侵的理由。上午7时整，也正是12小时限期的最后一刻，德国大使冯·贝洛接到了比利时政府的复照。比利时声明：如果接受德国的建议，它“将牺牲其民族尊严，背叛其对欧洲的义务”。因此，比利时“坚决以其权力范围以内的一切手段抵抗对其权利的每一进犯”。这天晚上，比王收到德皇对他两天前发出的呼吁的答复，德皇复电说，“由于怀着对比利时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严肃的要求，“正如所提条件已经阐明的那样，能否维持我们以前和目前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陛下”。“他把我当做什么啦？”阿尔贝国王愤慨地叫道，他立即下令炸毁列日要塞附近穆斯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处的铁路隧道和桥梁。8月4日清晨6时，德国大使最后一次拜访比利时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说：鉴于德国政府的“善意的建议”遭到拒绝，为了自身安全，德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时兵戎相见”。这个“必要时”是有意为比利时改变主意留下了余地，但这已无济于事，此时比利时人早已拿定了主意。两小时后，8时刚过2分，德军先头部队浩浩荡荡越过边境，开始进攻列日要塞。
当时间把欧洲向危机的顶峰推去时，英国这艘军舰也曲曲折折向战争驶去。7月31日，即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总动员的这天，格雷在内阁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说，英国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拖延了。他表示，如果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职相要挟。大臣们听完鸦雀无声，会议没作出任何决定就结束了。很明显，大家都在观望，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8月1日，当俄国人在逼法国表态时，在伦敦，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也在对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施加压力。中午，英国内阁召开会议，德高望众的莫利勋爵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一个胜利的俄国将危害英国在亚洲的利益，而且英国人民也不准备在一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斗争中，接受沙皇的哥萨克骑兵作为自己的战友。内阁再度否定了丘吉尔要求立即动员的建议，并决定就比利时的中立问题再向德国提出警告，但目前暂不采取行动。格雷把内阁的态度转给焦虑不安的康邦，格雷说英国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格雷态度暧昧有其难言之隐和复杂的国内政治背景。“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在国内仍有强大的势力，政府内阁和议会存在两派意见，一派主张介入欧洲大陆的事务，另一派则反对介入。内阁中格雷派和保守党属于前者，他们认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法国的生存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如果格雷公开说明这一观点，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在战争开始之前遭到致命的打击。因为英国是欧洲唯一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战时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一批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英国内阁里，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势力雄厚，莫利勋爵是其领袖，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莫利有一点很清楚，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格雷也很清楚，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用战争来保卫英国的利益。8月1日，内阁和议会的裂痕已经出现，并在继续扩大，18名内阁阁员中，有12人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19票对4票通过一项决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这天中午，伦敦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宣布停市，全欧洲的交易所也相继关闭，外汇暴跌，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次日，英格兰银行总裁告诉劳合·乔治，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英国插手战争。在英国大众中影响甚广的《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诗，题为《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康邦大使结束了同格雷的谈话后，极度失望之下，去拜访反对党领袖，他抛弃了以往的外交辞令，直截了当地指责道：“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参谋本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康邦又来到英国外交次官尼柯逊的办公室，瘫坐着口中不断地重复：“他们要抛弃我们！他们要抛弃我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恰好来采访，问康邦来此有何贵干，康邦硬邦邦扔去一句话：“我正在等候着想要知道‘荣誉’这个词汇是否已经从英国的辞典中被删去了。”随后，康邦对尼柯逊进行威胁，扬言要向外界公布“他的小文件”（即1912年两国往来的信件），让格雷和他的政府出丑。
格雷应付完康邦，旋即被尼柯逊缠住，尼柯逊问：“在此危机关头英国是否真的要拒绝援助法国？”格雷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尼柯逊怒吼道：“你简直让我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柄！”吼完扭头就走。格雷还来不及反应，德国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已站在他面前，格雷向德国大使宣读了英国内阁的警告：德国不得侵犯比利时中立。大使天真地问道：“如果德国正式承诺不侵犯比利时中立，英国是否也承诺保持中立？”（这位大使一点也不清楚“史里芬计划”必须破坏比国中立。）格雷回道：“英国不能给予任何承诺。”德国大使进一步追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才肯保持中立？”格雷回答说：“英国必须保持行动的自由。”后来当威廉二世看到这份谈话记录时，忿忿地批示道：“所以他们简直是一群流氓！”
法国大使威胁要公布的“他的小文件”，的确是格雷先生的“痛处”，英法之间的军事密约长期以来一直瞒着议会和内阁其他人员，从英国长远利益考虑，英法合作势在必行，两国总参谋部联合制订的计划和海军协定都属未雨绸缪之举，但迫于“光荣孤立”的传统惯性，格雷和他的内阁又同时对法国人私下声明，尽管双方合作已到了这一步，但并不意味着在战争中，英国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事实上，英国人这种滴水不漏的做法纯属自欺欺人。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家政策的继续，那么军事计划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两国参谋本部花了9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定完毕的计划，既非逢场作戏，也不是消磨时光。既然伙同法国搞了联合作战的计划，又声明不承担义务，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政府的自私精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反战势力的强大，以及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明知“不承担义务”不符合现实中事件发展的逻辑，仍自我催眠。
8月2日下午，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履行英国海军保卫海峡一边法国海岸的诺言。德国舰队一旦出现在海峡，对英国的直接挑衅将不亚于当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内阁勉强地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于当天下午，也就是德国向比利时递交最后通牒前几小时，向康邦大使递交了一份书面保证：“如果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是通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海上运输采取敌对行动，英国舰队将全力给予保护。”不过格雷又表示：该项保证“并不约束我们必须与德国作战，除非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这时的格雷再一次表现出英国人特有的“精怪”。他还告诉康邦，因为英国不能确保本土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装部队出国。康邦刚喜又惊，问道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将永远不采取这一行动。答曰：仅就当前情况而言。康邦建议英国派遣两个师以收道义上的效果，格雷说派遣这样小一支部队甚至4个师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危险，而效果又将是微乎其微。继而格雷还告诫说，在次日通知议会前，英国海军承担义务一事千万不得公开。此刻，落在水里的法国总算抓到了一根稻草，康邦既感失望犹抱希望，他相信这会导致英国全面参战，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半推半就地打仗。
履行海军协议的保证终于导致了英国内阁的分裂，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两位大臣宣布辞职。生龙活虎的丘吉尔四处串联，准备万一内阁倒台就组织联合政府。格雷深知举国上下痛恨卷入战争，要彻底履行对法国人的义务，就要把英国带进漩涡并维护康邦所说的“英国的荣誉”，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除非“英国的荣誉”套上一件“比利时外衣”，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对比国的入侵就是对英国在大陆利益的践踏。正当英国政府为是否接受挑战而焦头烂额，内阁行将崩溃时，德国人毫不吝啬地将“比利时外衣”及时送到。这天晚上，格雷正同原陆军大臣霍尔丹共进晚餐，一份“德国即将入侵比利时”的电报送上餐桌。这份电报不知是谁发的，不过格雷却肯定其言可信，他问霍尔丹有何想法，后者回答立即动员。他俩很快找到首相阿斯奎斯，给他看了电报，要求他批准动员，首相表示同意。霍尔丹自荐暂时重返陆军大臣职位，而格雷已决定要求内阁将比利时中立被破坏视做宣战的理由。
8月3日中午时分，英国陆军部已发出了动员令，内阁也得到消息：比利时已决定将其6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国。内阁还收到保守党领袖两天前就发出的声明，声明指出：如果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而自由党那边，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勋爵两位大臣已辞职，但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仍在留守。这天下午，格雷要向议会宣布政府声明，这是危机发生以来英国人第一次正式公开声明。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德国大使来访，询问格雷打算对议会讲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德国大使问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俩人各怀心事，心急如焚，格雷想抓紧时间构思几个要点，利希诺夫斯基竭力想拖延时间，以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刻。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开始向座无虚席的议会发表将一个国家带进战争的历史性演说。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朝野一致、上下团结地投入战争。他从容不迫，感情充沛地请人们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来对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英法军事会谈的经过和结果，强调这仅仅是未雨绸缪，英国并不因此承诺过任何“义务”而丧失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行动自由”的传统原则和灵活性地位。接着他透露了两国海军的安排，法国的海军根据协议已集中在地中海，地中海贸易航线对英国无疑十分重要，在那儿，英国舰队的力量不足于对付其他国家的联合舰队，也不能派遣更多的舰只去那儿。现在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已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如果英国舰队不履行保卫法国海岸的承诺，法国舰队一旦从地中海撤回，英国在那儿的海上利益能否维持，将难以预料。因此他已受权对法国大使作出保证：英国将履行保卫法国北部、西部海岸的义务，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海岸，英国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采取任何行动。说到此处，引来议会席上一大片喝彩声，反战人士则表示默认。喝彩过后，格雷继续说他了解到德国政府的意图是：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同意它的舰队不攻击法国北部海岸。但格雷认为这种约定范围太狭窄，英国的中立只换得鸡零狗碎的东西是不明智的，事态已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从他刚刚得到的消息来看，似乎德国现在已经向比利时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损害它或侵犯它的中立，使它失去孤立地位。格雷提请议院设想一下：“如果法国在这场生死决斗中打败了，从而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战胜国，而且如果比利时受同一控制力量的支配，然后荷兰、丹麦紧接其后。”格雷说到这儿明智地援引了反对者领袖、前首相格莱斯顿的观点：“我们国家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种玷污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怕罪行，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引用了最为关键的一句：“我们有着反对任何国家无限扩张的共同利益这一点，岂不是就成为事实了吗？”格雷接着斩钉截铁地发挥道：“如果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我们逃避根据比利时条约所承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简直不能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独一无二的大国的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别人对我们的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
格雷将“问题和抉择”放在了议会面前，当他结束了一小时又一刻钟的演讲时，议院大厅爆发出一片掌声。仍有少数议员反对格雷的观点，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该保持中立。自由党议员则通过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说清参战的理由。但格雷基本上获得了举国支持，当大英帝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他成功地驾驭了国家的命运。离开议院时，丘吉尔问：“现在该怎么办？”格雷说：“现在嘛，我们要在24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比利时的侵犯。”几小时后，格雷又对法国大使康邦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
就在格雷结束下院演说后两小时，德国驻巴黎的大使冯·秀恩带着政府的宣战书来见法国总理维维亚尼，他一见面就抱怨说，他来的路上，一位法国太太把头伸进他的汽车窗口，侮辱了他的皇帝。维维亚尼问他是不是就为抱怨此事而来，他说另有任务。德国大使打开文件宣读战书：
德国行政和军事当局已经证实，法国军事飞行员在德国领土上采取了一些公然敌对行为。在这些行为之中，若干次飞行飞越比利时的领土，公开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一次飞行企图毁坏韦塞尔附近的建筑物，另外几次是在艾弗尔区被发现，还有一次则在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附近铁路投弹。
我奉训令并荣幸地通知阁下，德意志帝国面临着这些侵略事实，认为由于法国的行为的结果而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
同时，我荣幸地使阁下获悉，德国当局将扣留德国港内的法国商船，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德国当局得到完全互惠的保证，德国当局将释放这些商船。
我的外交使命因而告终，应请阁下给予护照，并采取阁下认为合适的步骤，保证我本人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巴伐利亚公使馆和德国驻巴黎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回返德国。
德国在宣战书里对法国的指控纯属捏造，维维亚尼当即给予正式否认。这些指控与其说是讲给法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德国国内公众听的。8月4日正午，比利时国王正式发出呼吁，要求比利时中立的各保证国采取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几小时前，德军已越过边境开始了进攻。在这以前，比利时和法国担心德国向比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可能是一种诡计，想诱使法国先行进入比利时，以便找到入侵借口。所以，比国政府迟迟没有发出呼吁，直到德国入侵成为事实。在柏林，德国当局以为比利时人会为了面子做一下象征性的抵抗就会同德国达成谅解。当比利时驻德国大使拜恩斯前往德国外交部索取护照时，德国外交大臣雅戈赶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建议。他再次申明德国愿意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并说，如果比利时不毁坏铁路、桥梁和隧道，在列日不进行抵抗而让德军自由通过，德国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拜恩斯转身要走时，雅戈仍跟在后面说：“或许我们还有一些话可以谈谈。”
下午，法国总理维维亚尼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当他说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独具的洞察力”宣布中立时，全场响起了如痴如狂的欢呼声。维维亚尼致词完毕，接着就是宣读法国总统普恩加莱的书面演说词，由于宪法的规定，总统不能亲临国会。总统的演说词指出，法国是为自由、正义和理性而战，必将获得文明世界的全体支持。与此同时，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正信心十足地来向总统辞行，然后奔赴前线。
几乎同样的时刻，德意志帝国的国会议员们聚集一堂，在大教堂做完仪式后列队鱼贯进入皇宫，首相贝特曼身着龙骑兵制服，从公文包里取出演讲稿递给德皇，威廉二世一身戎装披挂，头戴盔帽，手按剑柄，杀气腾腾地宣称：“我们拔剑出鞘，问心无愧，双手清白。”他说战争是由塞尔维亚在俄国支持下挑起的，他历数了俄国的罪行，激起一片“可耻”的嘘叫声。演说词念完后，德皇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同意的话就上前同他握手。在激动的狂热中，所有党派的领袖们都从命不误，其他在场的人员爆发出欣喜若狂的欢呼声。议员们离开皇宫，又继续到国会大厦开会，当贝特曼宣布德军已进入比利时和卢森堡时，议员席上引起一阵巨大的骚动。他解释说：“法国确实向比利时保证尊重它的中立，但我们知道法国时刻准备入侵比利时，所以我们不能等待，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法律的’。”说到这里，贝特曼总算把所有的人俘虏过来了，但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或是蛮气，他居然说道：“我们对比利时的侵犯是违背国际法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犯的——我公开这么说——过错，在我们的军事目标一经达到之后，我们是会弥补的。”这句话在海军上将蒂尔皮茨看来是德国政治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言；而自由党领袖康德拉·豪斯曼却认为这是整篇演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贝特曼最后说了一句惊人的妙语：“不论哪个国家若也像德国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所考虑的也只能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接着，情绪激动的国会议员们一致通过了50亿马克的战时公债，并决定国会休会4个月，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的一般想法，战争只要4个月时间就会结束。
当天晚上7点，英国终于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份通牒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德国作出它对比利时的要求“不予执行”的保证，并要求对此“立即回答”。但从技术上看还不能算最后通牒，因为既未加时间限制，又未提出如不答应或不答复时英国将采取措施。格雷一直等到获悉德军确实入侵比利时之后才发出第二份照会，要求当天午夜之前必须作出满意答复，不然英国大使就将索取回国护照。
英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在递交通牒时，贝特曼勃然起怒，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英国竟对一个联姻的国家宣战，简直不可思议，这等于在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与两个来犯的人搏斗时，从他背后猛击一下。”此刻，这位德国首相在一时冲动下又说了一句惊世骇俗、响彻全球的话，他说英国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一个词儿——‘中立’——仅仅是为了一张废纸……”这句话为他在危机过程中的“妙语连珠”再添“异彩”。戈申大使针锋相对道：“如果假道比利时涉及德国的存亡，那么履行盟约义务也关系英国的存亡。”
德国对英国的通牒置之不理。晚上9点左右，英国政府从一份截获的明码电报得知德国已决定从英国大使要求发给护照之时起，即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不过，英国人还是决定等到午夜。午夜过后20分钟，英国向德国宣战，不列颠狮终于和德意志鹰撕咬起来。自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以来，弥漫在欧洲上空的迷雾终于散尽，尘埃落定之处，两大军事集团都已穿上“闪闪发亮的甲胄”，登场亮相。
8月初的头几天里，整个欧洲像是被卷进一个疯狂的漩涡。在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的笔下，某些景象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反映了战争悲剧到来时欧洲人的心情。这里似有必要录下几段：
“在布鲁塞尔，德国入侵开始后一小时，阿尔贝国王身穿军服，未作任何佩戴，骑马去国会开会。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个孩子，后面跟着两辆马车，国王一人在马背上殿后，这个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小跑而来。一路上家家户户挂着国旗，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握手，欢笑与呼号杂交一片，每个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来回忆所说，‘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朝着国王而来，仿佛人们怀着共同的感情，试图向他表明，他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坚持独立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该出场，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一起在国会窗口观看着这个小小行列的奥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泪了。
……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红裤子和宽下摆、纽扣在两边的深蓝色上装的法国士兵，迈着整齐步伐穿过街道，引吭高歌着：‘这是阿尔萨斯，这是洛林，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啊，啊，啊，啊！’唱到最后一个‘啊’字，歌声化作一片胜利的欢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赢得更多欢呼声的独臂波将军，佩戴着1870年沙场老将的青黑绶带，骑马走在前列。骑兵团的士兵，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巴，他们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时宜。
……
车辆绝迹的林荫大道走过一对又一对的志愿兵，扛着旗帜和横幅，横幅上写着表示决心的口号：‘卢森堡人决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一条横幅上写着‘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受到人们表示敬意的欢呼喝彩。
……
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们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感谢上帝吧！’站满军官的车辆沿着菩提树下街飞驶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
……
……当咖啡馆里的顾客听到远处街上阵阵欢呼的时候，一个谣言就已传遍各个咖啡馆。有人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欢呼声越来越近，人们听着听着，尔后跳了起来。欢呼声越来越大，回荡在波茨坦广场上空，势如狂风骤雨。顾客们放下饭菜，奔出饭馆。我随人流向前。发生什么事啦？‘日本对俄国宣战啦！’他们狂叫着。好哇！好哇！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互相拥抱着。日本万岁！好哇！好哇！一片欢乐情景。这时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馆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个人都被席卷到这人流之中，使馆给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万岁！日本万岁！’人们激动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来。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对这突如其来的并且看来也是受之不当的敬意表示了感谢。虽然第二天真相已白，这个谣言全属子虚，但是这种敬意不当到何种程度，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才见分晓的。”
接下来整个世界便陷入一片宣战、中立、最后通牒的喧嚣声中。8月5日，奥匈向俄国宣战。8月6日，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向德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对奥匈宣战。8月15日，日本趁火打劫，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从中国山东胶州湾撤出。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1月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土耳其正式向协约国宣战，伊朗宣布中立。11月5日，英国和法国对土耳其宣战……
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终于成为现实。各参战国都抱着不同的目的，投入这场空前的巨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