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勒内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入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带上了这样的政治意义，“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一项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骤（既包括真正动手之前，也包括之后）：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场。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 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12.6万犹太人中，仅有4 500人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14万犹太人，其中11万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5 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共有7.6万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3%。再往东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万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 450人。
重返家园的犹太幸存者并没有受到夹道欢迎。在多年的反犹思想宣传的影响之下，各地的本地居民不仅将自己的战争苦难怪在犹太人头上，而且显然因为工作、财产和住所被自己夺走的犹太人的归来感到沮丧不已。1945年4月19日，在法国巴黎的第四行政区，几百名法国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一名被流放的犹太人要求归还他（被剥夺）的住宅。在被驱散之前，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暴乱，示威人群大声高喊“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毫无疑问，受人敬重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加伯列尔·马塞尔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但几个月后，他毫无窘迫地在《基督见证人》杂志中如此写道：“那些犹太人过分地自以为是”，他们恨不得“接手一切”。
难怪后来的法国政府部长西蒙娜·韦伊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归来之后写道：“我们曾经觉得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受重视，毕竟我们的人数那么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幸存的抵抗者在流放归来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被视为拯救祖国荣誉的英雄。然而，因为人种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受到驱逐的犹太人却无法得到相同的待遇。无论如何，戴高乐（与丘吉尔一样）令人不解地无视遭受希特勒迫害的受难者的人种特殊性，宁愿把纳粹主义理解为普鲁士军国主义背景下的产物。纽伦堡审判的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门松始终对“反人类罪”这一概念感到不安，他更愿意使用“反和平罪”这一术语。而在审判过程中，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的事实。
将近3年后，也就是1948年1月11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社论，它在动情地谈论“28万被驱逐出境者，只有2.5万人幸存”的同时，却没有一次提及“犹太”这个字眼。根据1948年通过的法案，法语中的“被驱逐出境者”一词只适用于因为政治或者抵抗入侵者的原因遭到驱逐的法国公民或居民。被驱逐的法国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被送往的集中营的性质，或者他们到达集中营之后的命运得到任何区分。因此被关进列车，运往奥斯威辛并被毒气屠杀的犹太儿童在官方文件里一律被描述为“政治流亡者”。无意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犹太儿童都在国外出生，他们在法国宪兵的威逼下离开父母，但后来在官方文件或者纪念碑上则被称为“为法国而死”。
比利时的天主教各党派在战后第一次议会的会议上反对给予“仅因种族原因被拘留的犹太人”任何补偿，暗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为黑市交易商。事实上，比利时的犹太人被剥夺战后援助的情况愈演愈烈。由于95%从比利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都属于外籍或者无国籍人士，战后通过的一项法律条款规定：除非参加过抵抗组织，否则留在比利时的犹太人将不得接受任何公共援助。1944年10月，比利时当局将无法提供比利时公民身份证明的犹太幸存者笼统地归类为“德国”国籍。这个措施从理论上消除了所有战时的“种族”区分，但它也将幸存的犹太人推向“实为通敌外侨”的那一方，因此他们不仅要面临着被拘留的危险，而且也被剥夺了财产（直到1947年才被归还）。这些法律措施随后所带来的好处是这些犹太人能够永久性返回德国，因为他们不再会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
在荷兰，根据荷兰抵抗报纸《自由荷兰》的报道，当地市民与市政领导人欣然合作，坚决反对那些数量少得可怜的犹太人返回荷兰，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们自取其辱的行为感到吃惊。作为返回犹太人中的一员，丽塔·库普曼听到了这样的欢迎词：“你们很多人回来了，你们不在这里才让人高兴呢——挨饿的滋味是多么难受！”事实上，荷兰人在1944年至1945年“饥饿的冬天”期间吃尽了苦头，很多犹太人被驱逐之后，空出来的房屋成为木头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来源，而在阿姆斯特丹，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战时荷兰政府同纳粹合作，积极辨认和围捕犹太人，但战后的政府当局却自认为良心清白，没有义务给予犹太人任何特别的补偿。恰恰相反，他们还为自己拒绝以种族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区分荷兰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从而将失踪的犹太人的身份埋藏在杳无行迹的历史尘烟之中。在50年代，身为天主教徒身份的荷兰首相们甚至委婉地否决了为筹建奥斯威辛国际纪念碑捐款的提议，指责该提议为“共产主义宣传”。
在东欧，承认迫害犹太人的事实的可能性更加微小，更不用说要对此做出补偿了。在战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东欧犹太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1946年8月，一位名叫维托德·库拉的非犹太裔波兰人从罗兹坐火车到弗罗茨瓦夫，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犹太家庭的冷嘲热讽。他如此写道：“普通的波兰知识分子意识不到现在的波兰犹太人不能开车，不愿冒险乘火车，不敢让孩子参加学校郊游；他不能去边远地区，宁愿呆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去中等城市，夜幕降临之后出去散步显然很不明智。在受尽6年之久的折磨之后，只有英雄人物才有勇气在这种氛围里继续生活下去。”
在德国战败之后，很多居住在东欧的犹太人继续采取他们战时的生存策略：在同事、邻居甚至是自己孩子的面前隐藏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最好的情况是能融入到战后的社会生活中，至少也得做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表象。不仅是东欧如此，在法国，尽管新法律禁止发表战前的公众反犹言论，维希政权时期的遗风却仍然存在。为后一代人所忌讳的话题并没有被禁止，为后人所不齿的行为也仍然广为流行。就像在30年代那样，左派分子也不免要插上一脚。1948年，共产党的国会议员阿瑟·拉梅特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莱昂·布鲁姆、朱尔斯·莫奇、雷内·迈尔等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身上，试图凸显他们与自己党内国会议员的不同出处，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法国名字。”（这种言论其实既失体面，又与事实不符。）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选择，要么离开（一旦以色列建国成功，他们可以去那里，或者去在1940年打开国门的美国），要么保持缄默，并且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确实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渴望去说出真相，并为之作证。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他是被一种“纯粹的、病态的诉说责任感”驱使着，写下了他刚刚经历过的一切的。然而莱维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具有启示意义。1946年他将记录在奥斯威辛的亲身监禁经历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交付给当时最前卫的意大利左翼出版社——艾因纳乌迪出版社出版，最终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莱维书中对自己所遭迫害和幸存经历的描述，是以一位犹太人而不是以抵抗者的流放经历开头的，这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全国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报告文学不相符合。
《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转给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仅仅印刷了2 500本。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被遗弃在佛罗伦萨的一间仓库里，尽毁于20年后的一场大水灾中。莱维的回忆录一直到了1959年才在英国得到出版，但只卖出了几百本（该书的美国版本《奥斯威辛幸存录》也直到20年后才开始畅销）。法国最知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在很长时间里都拒绝购买任何一本莱维著作的出版权，直到他在1987年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和影响力才在法国得到认可。与他著作中的主题一样，由于无人愿意去倾听，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到了1955年，他意识到谈论集中营已经成为了一种“卑鄙”的行为：“你得冒着人们指责你靠受难者身份吃饭，或者指责你有暴露癖的风险。”另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朱丽安娜·特德斯基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遇到过不想了解真相的人，因为意大利人也遭受了苦难，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里的经历……他们那时总是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一切都结束了’，因此我保持沉默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是在英国，公众也不会去讨论大屠杀问题。布痕瓦尔德是具有代表性的监禁法国人的集中营，其中关押着拥有组织严密的委员会的共产党政治犯。与此相似，战后的英国具有标志性的纳粹集中营不是奥斯威辛，而是卑尔根——贝尔森（被英国军队解放）；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电影院开始公映战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影片中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却没有被特别地指明为犹太人。战后的英国犹太人也往往倾向于保持他们一贯低调的形象，将往事深埋在心底。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杰里米·阿德勒在1996年回顾在英国的童年生活时说：“尽管在家里讨论大屠杀时可以无话不说，但在其他场所他们却是讳莫如深。我的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父亲在沙漠里与德国山地守军的战斗经历吹得天花乱坠，而我却对自己父亲的经历感到难以启齿。直到不久前他们都还是默默无闻。从抑制到痴迷，英国公众对这个话题的态度转变经历了将近50年的时间。”
回顾历史，最惊人的是那种普遍的特点，即忽略某些事情。遗忘犹太种族屠杀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有充足的理由不去回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例如奥地利或波兰。以奥地利为例，它的人口数量仅是德国战前的1/10，但它所提供的集中营守卫却占据了所有数目的一半）；它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尽管大多数意大利人没有必要为这场冤案感到羞耻；英国也一样，不同的是英国人是怀着骄傲，甚至是带着怀旧之情来看待那段战争岁月的。当然，冷战的开始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之一。在美国尤为如此。1995年美国国会“难民委员会”表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意图、意识、行动、规格上有别于德国纳粹党卫军。因此该委员会不会将其所作所为视为针对美国政府的敌对行为。波罗的海党卫军在东部前线折磨和残杀犹太人的残忍和狂热程度，没有哪支部队能出其右，但是，冷战的异常环境使得他们成了“我们的”纳粹。在此，我对莱斯大学的丹尼尔·科恩教授提供此信息表示感激。但是还有其他原因，除了把战争的起因怪在犹太人头上以外，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无关，并且非常反感把蒙难的犹太人列为头等大事。
“大屠杀”远非是人们所要忘却的全部：“战争过后的那些丰年里……欧洲人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语）。几百万欧洲人在战争中与法西斯当局和占领军妥协，勾结战时特务机构和统治者，受尽不为人知的羞辱，历经物质上的困难和个人的不幸，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远离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更好的目的而篡改这段历史。”法国历史学家亨利·卢索后来所称的“维希综合征”，指的就是人们数十年来一直难以接受那场战争的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试图尘封那段历史，或者为了维持战后脆弱的社会关系而改写历史。而这种“维希综合征”绝非法国所仅有的。
被占领的欧洲各国均形成了各自的“维希综合征”。例如，在战争时期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园里还是在战俘营，意大利人都备尝艰辛，这就转移了公众对意大利人给其他民族——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苦难的注意力。荷兰人和波兰人的战争故事将在数十年内维持着国家的自我形象，荷兰人尤为如此，他们重视自己国家的反抗形象，但却尽其所能忘掉这样的事实：2.3万荷兰人曾经自愿加入党卫军，组成了西欧最大的纳粹分遣队。即使是挪威也不例外，1940年前后，超过两成的挪威军官志愿加入了维德孔·吉斯林的新纳粹“民族统一党”。尽管解放运动、抵抗组织和流亡者，甚至连敦刻尔克勇敢的大撤退或1944年的华沙起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补、美化国家形象的作用，但大屠杀却对此“毫无用处”。
在某些方面，相比之下德国人调查和承认他们的罪行严重性的难度事实上要小一些。当然，在一开始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去纳粹化”是怎样以失败告终的。早期的联邦德国历史教育仅限于威廉帝国时期以前。除了库尔特·舒马赫这样的政治家在1947年6月极为罕见地警告自己的同胞最好学会“为了德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一次话”以外，40年代和50年代的德国公众人物都在设法逃避“最终方案”这个话题。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卡辛在1952年时评论说，对于他在科隆的学生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谁都不应该再提这场战争。我的学生对战争一个字也不愿意谈”。联邦德国人在回顾这场战争时，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苦难。50年代末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联邦德国人把战后盟军占领的时期视为“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
正如1946年一些观察家所预测的那样，德国人甩掉了希特勒这个包袱：他们把“元首”当作替罪羊献给全世界，从而逃避了惩罚和道义上的谴责。人们对于希特勒所造成的后果确实有着极大的怨恨——但也只是因为他给德国人带来了灾难，与他和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无关。这些年来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将枪口对准犹太人，似乎是希特勒最大的错误，而不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在1952年的一次调查中，将近四成的联邦德国成年人毫不迟疑地告诉调查专家：德国“最好”不要有犹太人居住。
由于附近相对缺乏警醒纳粹暴行的纪念场所，人们对此问题的类似看法有增无减。纳粹煞费心机地挑选了远离“旧帝国”的地点来修建主要的死亡集中营，这不是说地理位置的远近本身决定了人们敏感的程度，事实上“达豪”是慕尼黑的一个郊区，离市中心也就是一趟电车的路程，当地人也并没有因为它近在咫尺而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巴伐利亚议会于1948年1月通过匿名投票决定，将“达豪集中营”遗址改建成一座“劳改营”，也就是针对“游手好闲，反社会分子”所设立的强制性劳工营。就像汉娜·阿伦特在1950年访问德国后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发生过的事情无动于衷的现象随处可见，但这很难说是他们有意不去哀悼，还是缺乏真情。”1955年，法兰克福法院宣布豁免一位名叫彼得斯的医生。他曾经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为纳粹党卫军提供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但却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毒气曾用于屠杀流亡者”而免予起诉。
然而，在欧洲，唯独德国人无法否认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可以不去谈论这件事，可以坚持说自己也受了苦，可以将责任推给“一小撮”纳粹分子，但却难辞其咎，把种族灭绝的罪行推到别人头上。就算是阿登纳本人，在公众面前也从不发表除了对犹太人“受害者”表示同情以外的言论，也没有指证过那些迫害者的身份，最终也不得不与以色列签订了赔款条约。尽管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是作为同胞的意大利人均对普里莫·莱维的回忆录毫无兴趣，但《安妮日记》（虽然此书的内容来源比其他书更加公开）在1960年之前就已经售出了70万本，成为德国历史上销量最大的平装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德军在东部前线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的调查尽管来得太迟，但它所促成的一系列审判成为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导火线。这些审判始于1958年对战时乌尔姆“干预小组”成员的诉讼，随后阿道夫·艾希曼锒铛入狱并受到起诉，之后以1963年12月和1965年8月间在法兰克福对审判奥斯威辛守卫的审判告终。这些审判过程也是集中营幸存者战后得以公开他们悲惨经历的首次机遇。同时，联邦法律所规定的针对谋杀案件的20年“法定时效”也得到了延长（尽管没有被取消）。
这种气氛上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50年代末所出现的一系列反犹主义破坏活动，以及日益明显的德国年轻一代对“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无所知。德国年轻一代的父母不会告诉他们有关“第三帝国”的任何事情，而他们的老师也绝口不谈。从1962年起，联邦德国有10个地区公开了1933年至1945年间的包括犹太人种族屠杀的所有历史，从此这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科目。康拉德·阿登纳原先的战后预测也因此而被推翻：德国的民主状况要求人们记住而不是忘记纳粹主义。人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种族屠杀和“反人类罪行”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将“战争罪行”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新一代的德国人接受教育，认识到纳粹暴行的本质和恶劣性。而《明星周刊》和《快报》之流的杂志也无法再像50年代那样淡化集中营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为“好纳粹分子”歌功颂德。在某种程度上，德国民众也逐渐意识到德国的近代史是多么野蛮和无耻。
但是这种改变也不应该被夸大。在60年代，联邦德国的总理（基辛格）和联邦总统（汉斯·吕布克）职务均由前纳粹分子担任，这与青年时事评论员（参见本书卷二第5章）所指出的那个波恩共和国政府的自我形象大相径庭。在道出纳粹的真相与承认德国人应须承担的集体责任方面，两者大不相同，大多数的政界人物至今对此仍旧保持沉默。此外，在1967年，有32%的德国人认为希特勒若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将步入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尽管这个比例（其中德国的中老年人占了绝大多数）低于1955年的48%，但仍然让人感到难以心安。
接下来的10年才是真正的转变时期。持续了6天的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社区纪念馆下跪，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杀，以及最后1979年1月德国播出《大屠杀》的电视连续短剧，这一系列事件将犹太人和他们遭受的灾难推到了德国公共议程的台前。其中，《大屠杀》系列片的影响显然最为重大。作为最纯粹的美国商业电视节目，《大屠杀》（如本书卷三第1章所述）情节简单，大部分角色不够真实，叙事的安排纯粹是为了产生最大的情感效应，因此遭到了从艾德加·赖兹到克劳德·朗兹曼等人的恶评和痛骂，被指责为由德国历史改编而成的美国肥皂剧，它把一些本来难以启齿、令人费解的事情变得庸俗而简单。
但这些局限性恰恰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这部系列片连续4个晚上在德国国家电视台播出，据估计有2 000万之多的德国人收看了该剧——远远超出了成年人数量的一半。该剧的上映与对马伊达内克死亡集中营的前卫兵的审讯恰好形成巧合，提醒观看的德国人此事还未了结。此剧对公众的影响超乎寻常。6个月后，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投票废除了针对谋杀案件的时效条例（应该被记录在案的是：投反对票的所有人中，后来当选为总理的赫尔默特·科尔赫然在列）。从此以后，德国人了解“浩劫”主题的深刻程度处在欧洲人的前列，他们活跃于全世界的最前沿，督促公众对于他们国家的暴行保持清醒的头脑。在1968年，总共才有471个学校团体访问了达豪集中营，而到了70年代末，每年的访问数量就远远超过了5 000个。
了解并公开承认40年前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所做所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如后来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所示，要把它写入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却仍然是个两难的棘手的问题。坚持将希特勒本人及其所发起的运动和他的罪行看作特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观点在包括迄今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内的一些保守学者看来，始终是不适宜的。他们坚持认为：要了解纳粹主义，就必须将它放在它的时代和空间背景之中。根据诺尔特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以及它后来那些更为怪诞的形式，首先是一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响应：他们追随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模仿后者所创立的部分模式，甚至模仿了他们的恐吓手法。诺尔特在1986年6月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这种观点进行辩解，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减轻纳粹的罪行，但如果缺少布尔什维克这个前提，就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现在是到了把“大屠杀”置于更为广阔的现代种族屠杀范畴去重新审视纳粹时代的时候了。
尤尔根·哈贝马斯最先对诺尔特做出了回应。像恩森斯伯格、君特·格拉斯以及“怀疑的一代”的其他成员一样，哈贝马斯的岁数足以让他将纳粹主义铭记在心，因此他强烈怀疑任何“界定”德国罪责的企图。胡说八道！哈贝马斯如此回答道，纳粹主义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定位”或“历史背景化”——这种念头正是任何一名德国人都无法轻易接受的诱惑。纳粹的罪行，也就是德国的罪行，乃是独一无二的，其范围之广，野心之大，罪恶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诺尔特所理解的纳粹主义背景化，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对德国罪责的盲目相对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然而，毫不妥协的哈贝马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标准并没有得到他的同胞们（包括那些以比较和背景化为学科根基的历史学家们）的长期坚持。针对“大屠杀”问题的讨论在德国公众中初见活跃，并最终于90年代达到最高潮：官方大量举办对历史劣迹表示忏悔的展示活动，而德国人则沉浸于如作家皮特·施奈德所说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厌憎”情绪中。但是，这种状态却无法维持长久。让新一代的每一个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中，要求他们为德国所犯下的罕见罪行担负责任，并将它作为衡量自己国籍的尺度，这是最基本的但却极难实现的要求。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悼念和认错的第一步是要克服“当地人自私”的错觉，整个过程经常需要两代人和数十年的时间。《大屠杀》在德国播出仅两个月后，奥地利也开始播出这部电视片，但其影响却根本无法与在德国的情况相提并论。一直到80年代中期，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揭露曾经供职于战时残暴占领了南斯拉夫的纳粹国防军，（一些）奥地利人才开始了对本国纳粹历史做虽严肃却仍然不够充分的审查。当然，在瓦尔德海姆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国际社会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背景不闻不问，这使得奥地利人怀疑世人是以一种独特的高标准来看待他们的。毕竟，奥地利曾经选过一位犹太人（社会党人布鲁诺·克莱斯基）当总理，这可不是德国人所能做到的。
然而，没有人对奥地利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由于总体而言他们没有因近代史感到不安，将近四成的奥地利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希特勒的受害者，而不是他的帮凶，并且有43%的奥地利人认为纳粹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恰好证明了他们和其他人共同的偏见。与奥地利接壤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邻国瑞士则不同，在1945年之后的40年里，瑞士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战时的档案。瑞士人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但这个事实却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在全球流行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中，这个国家还被刻画成一座安全的避风港，热情接待任何一名能够抵埠的难民。瑞士人为自己清白的良心而得意洋洋，愉快地享受着来自全世界的、令人羡慕的敬意。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瑞士人只不过接纳了2.8万犹太人——在战前则仅有7 000名。战时难民被拒绝授予劳工证，因此只好依靠政府从犹太富人身上征收而来的救济金维持生活。一直到了1994年6月，伯尔尼政府才公开承认：瑞士当年（1938年10月）为了控制犹太人入境，要求对所有的德国犹太人护照加盖“J”字母印记的做法，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种族歧视”。如果这就是瑞士丑行的极致，那也不必过于大惊小怪。虽然伦敦和华盛顿从未真正要求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标识，但在救助犹太难民方面，英美两国的记录难以令它们感到自豪。但是，瑞士人的所作所为却远甚于此。
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官方调查中，人们痛心地发现瑞士除了做尽掠夺黄金的勾当，在战时极力帮助德军为虎作伥之外（参见本书卷一第3章），瑞士银行和保险公司还有意识地大量窃取属于犹太账户持有者或者由于亲人遇害而提出索赔的犹太客户的钱财。在1996年第一次得以公开的与波兰共产主义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中，伯尔尼政府甚至把遇难的犹太人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华沙新政权，而作为回报，波兰对被共产党接管的瑞士银行和产业做了补偿。一旦类似的证据开始呈现，这个国家毫无污点的闪光形象便崩溃了，无论数目多大的赔偿金（是在不甚情愿的情况下答应支付的）、偿付金和“受难者基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使之恢复。德国的《时代周报》在1996年9月13日的社论中提到瑞士终于被“大屠杀”“长长的阴影”笼罩，并为此击掌称好，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由于几乎所有荷兰人都被认为参与了“抵抗运动”，并且尽了全力去阻止德军的计划，他们给人留下了光彩照人的战时印象，但这个形象在更早的时候就受到了源于荷兰本土的质疑和打击。在60年代中期，官方发行了多卷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释了荷兰在战时的细节过程，其中包含了驱逐事件，但涉及犹太人灾难中的受难者、过程，特别是起因等等细节问题时，却只是谨慎地一笔带过。不管怎样，人们几乎没怎么读过那套书。但在1965年4月，荷兰历史学家雅各布·普利瑟所出版的第一本关于荷兰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完整历史——《灭顶之灾》，仅在1965年就卖出了10万册，并且激起了公众对该主题的浓厚兴趣。大量的电视纪录片，以及其他关于战争和侵略的节目也蜂拥而至。其中有一部题为《侵占》的节目热播了20多年。接着，官方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在1965年，荷兰政府首次提出为奥斯威辛纪念馆捐款——尽管长达7年之后，荷兰才最终同意为幸存的犹太流亡者发放抚恤金，而早在1947年，蒙难的反抗人士和其他纳粹受害者就得以享受这种补偿了。
荷兰与德国的情况相同，引起犹太人对那段尘封历史的兴趣的是以色列和60年代初德国举行的审判。和在其他地区一样，荷兰的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那一代人对近代史产生了好奇心，并且对他们所听到的或者自己的属于“沉默的一代”的父母没有告诉他们的经历产生了很大的怀疑。60年代的社会变化促使官方打破了对那段侵略史的沉默：在荷兰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流行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破除使得当时还很保守的社会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随之引起了人们对其他惯例和文化常理的怀疑。对于新一代的读者而言，“大屠杀”的核心读物《安妮日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最终背叛安妮和她的家人的是他们的荷兰邻居，而不是德国人。
到了20世纪末，1940年到1945年间的历史阶段成了被研究得最彻底的荷兰断代史。荷兰人曾经协助德国人辨认、逮捕、驱逐和处死他们的犹太裔同胞，这个事实早在60年代就众所周知，但一直过了很久，其影响才得以全面呈现：直到1995年，荷兰女王贝特蕾丝在访问以色列途中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荷兰犹太人身上的惨剧，荷兰女王也成了荷兰首位有此表示的国家元首。在90年代中期，全副武装的荷兰维和部队曾面对塞尔维亚民兵在斯雷布列尼察围捕和屠杀7 000名穆斯林民众时无动于衷，任由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到了那个时刻，荷兰人才彻底被历史教训触及痛处。荷兰人终于展开了一场姗姗来迟的全国性辩论，讨论荷兰为了一贯的秩序、合作和顺从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荷兰人可以像比利时人、挪威人、意大利人（1943年9月之后），以及大部分被侵略的东欧国家的人们那样为自己辩解，说尽管个别官僚、警察之类的人与占领军的合作那么可耻，但主导力量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德国人。但事实并非如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在某些地方，这种说法只有一半属于事实，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或者战争结束前几个月的匈牙利这样的地方，当地的绥靖政府为了牟取私利而从事非法勾当。但在西欧的被占领区，除了一个特例之外，均没有深得人心的地方政权或者合法的国家政府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没有当地人的协助，德国人是无法像在挪威、比利时或荷兰等占领区那样肆意妄为的（在丹麦，民众没有助纣为虐，犹太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但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发布命令的都是德国人。
当然，法国是特例。维希政权与纳粹狼狈为奸，并在纳粹计划尤其是“最终方案”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构成了法国备受折磨但却从未完整的战争回忆，也正是这段回忆，让战后欧洲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问题上做出的所有让步和努力为之失色。这并非是因为法国的表现最为糟糕，而是因为法国的作用最为重要。正如本书所述，一直到1989年，巴黎都还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化中心，它的这一地位比第二帝国之后的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夏尔·戴高乐的杰出成就不仅让法国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而且还使它成为西欧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正是法国，或者说法国的政治家、法国的体制和利益，促使欧洲依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在法国能够直面历史之前，新的欧洲将会一直被笼罩在谎言的阴影之下。
“维希”问题解释起来并不困难。贝当元帅的政权于1940年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投票推上了执政舞台，它因此成为唯一称得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前民主制度连贯性（尽管有多么虚假）的战时政权。至少在1942年底之前，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把维希政权和它的政治机构看作是法国合法的权力机构。对于德国人来说，要管理像法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成立一个花费不菲的战时占领机构，维希政权的存在则是方便至极，这样他们就再也无需为此操心，同时还能从这样的政权手中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例如默认战败、“战争赔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等，而且还远远不止这些。
因为维希政权所做的，不仅仅是促使自己的国家和国民适应战败这个事实，省了德国人管理法国的麻烦。在贝当和他的总理皮埃尔·拉法尔的授意下，法国在没有任何德国压力的情况下率先展开了与纳粹合作的计划，也就是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通过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法案”。法国当局还做出自行围捕法国犹太人（首当其冲的是许多生于国外的犹太人）的决定，以此满足纳粹业已开始的“最终方案”所要求的数额。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政府充分显示了行政上的独立自主，以至于大部分被逐的法国犹太人在到达奥斯威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外国士兵的影子，直到他们到达德朗塞的铁路调车场（法国北部）后，才由德国人接管。直到移交之前，整件事都是法国人在操控着。
在法国解放后，贝当和他的同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谴责，但却极少有人提起贝当政府在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战后的法国政府则更是缄口不提。法国人不只是成功地把“维希政府”挤到民族历史的角落里，将它封存起来，而且根本就没有把维希政府和奥斯威辛联系起来。维希政权背叛了法国。卖国贼犯了叛国和战争罪行。但“反人类罪”这个字眼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判决词上。它只与德国人有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英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发现，60年代针对维希时期的法国学术文献——尽管没有多大价值——对“犹太人”问题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维希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贝当政权到底属于“法西斯”还是“反动派”，以及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共和国历史的延续还是断裂。仍然有一批具有威望的历史学家认为贝当政权这个“盾牌”替法国挡住了“波兰化”的冲击，听上去就像是希特勒要把东方曾经历过的蹂躏施加在他征服的西方诸国上。不管是在史学研究中，还是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任何质疑法国所谓的全国性英勇抵抗运动的行为仍然无法获得支持。
在那些年里，法国当局对海外日渐转变的态度所做出的唯一让步发生于1964年12月，国民议会将“反人类罪”的范畴（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首次给予定性）写入法国法律，并宣布该类罪行不可宽恕。但这与“维希政权”同样无关。它只不过是对当时正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所做出的回应，意在为将来对在法国领土上直接参与纳粹种族灭绝阴谋的任何个人的审判提供方便。至于这离法国官方考虑重新审视法国的“集体责任”还有多遥远，则在1969年逐渐明朗——法国政府在那一年禁止法国电视台播放马塞尔·欧富尔斯拍摄的电影《痛苦和愤怒》。
欧富尔斯的电影是一部根据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采访对象访谈录拍成的纪录片，与战时被占领的法国中部城市克莱蒙费朗有关。影片以战争年代泛滥的受贿和日常的通敌活动为主题，与大屠杀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很少涉及维希政府。欧富尔斯的目的在于探究战后为了自身利益而虚构的英雄事迹背后的真相。但即便是这样的影片，对于戴高乐执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当局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不仅仅是当局这么认为。两年后，该影片最终解禁，但公映该片的是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而不是国家电视台。据悉，一位中年妇女走出电影院后做了以下评论：“可耻！但你能期待什么？欧富尔斯不就是犹太人吗？”
值得注意的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情况是，在更加忠实地研究法国战时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的是外国历史学家，其中两位分别是德国的埃伯哈德·杰克尔和美国的罗伯特·佩克斯通。他们的主要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之间，首次利用来源于德国的资料揭示法国故意低估维希罪行的严重程度。这是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法国学者都无法轻松对待的主题，因为即使已经解放了30年之久，整个法国的情感神经仍然非常敏感。即便是到了1976年，当获知一次纪念法国奥斯威辛集中营受害者的展览的细节之后，“退伍军人事务部”要求其做出某些改变，因为名单上列出的名字“无法得到法国人适当的共鸣”。
在那些年里，类似的事情在法国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感反应很可能源于受伤的自尊，而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近至1939年，法国还一直是主要的世界强国。但在短短的30年里，它却遭受了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备受凌辱的侵略，两次尴尬的殖民地撤退，以及一次近乎政变的政权更替。这个“伟大的国家”自1914年以来就累积了如此之多的损失和羞辱，以致整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弥补国家荣誉的意识，不光彩的甚至更加糟糕的历史篇章最好能埋进记忆的深坑里。毕竟，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国人所要迫切忘却的一部分历史而已，甚至没有人愿意去谈论发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肮脏战争”，更不用说，法军在那里的施虐了。与维希政权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戴高乐的离职对这种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新一代的法国人对国家荣誉少有兴趣，对法国近代史也没有情感投入。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年头里，法国人对大屠杀的了解有所增加，对大屠杀也变得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戴高乐——这位法国总统在1967年11月27日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引发了人们的义愤：由于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胜利，法国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将犹太人称作“一个自信而又傲慢的民族”。1985年，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了名为《浩劫》的纪录片，尽管几乎只涉及犹太人在东方的灭绝经历，但或许正是因此，它对法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战时统治者对在该国领土上受到驱逐的犹太人的命运应该担负绝大部分责任。尽管法国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外国同行的启发下，也在试图证实这一点，但官方的态度却从未转变过。从乔治·蓬皮杜（自1969年至1974年间任总统）到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为1974年至1981年），再到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为1981年至1995年），官方的态度一直保持一致：不管维希政权做过什么，或者在其统治下发生过什么，是维希政权自己的事情。维希政权的问题存在于法国，但可能只是某些法国人的行为所致。维希政权只不过是法兰西共和国史上一段独裁专制的插曲。换言之，维希不属于“法国”，因此法国公众的良心是清白的。
密特朗总统（生于1916年）是最后一位在成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有特别的原因保持这种虚伪的个性。作为一名前维希政府公务员，密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掩饰自己履历中的不足和隐晦之处，并且将那些隐晦之处设想为人皆有之的生活经历，从而取得后来的政治成就的。他在公共场合竭力避开任何与维希政权相关的话题。当他开始愿意对大屠杀发表一些笼统的看法时，不管是在1982年的耶路撒冷，还是在国内纪念1942年被围捕的12 884名巴黎犹太人50周年纪念会上，他从未发表过认为法国在某件事上有过罪孽的看法。
这个禁忌是由密特朗本人实施并身体力行地遵守的，而且毫无疑问，也将被他带入坟墓。这一禁忌最终被一系列的审判打破（这类事情的结果往往如此）。在1994年，藏匿了将近50年之久的保尔·杜维埃被抓捕归案，并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作为维希政府秘密警察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他于1944年6月在里昂附近杀害了7名犹太人。杜维埃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只不过是维希政权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一名与克劳斯·巴尔比（1987年被捕并被审判的里昂盖世太保头目）狼狈为奸的通敌者而已。但杜维埃的受审，加上浮出水面的证据，证明了维希政府与盖世太保的合作关系及其在驱逐、屠杀犹太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审判，其中较为著名的例子是对雷内·布斯凯（维希政府的一名高级行政官员）的起诉。布斯凯曾于1942年亲自与德国当局协商递交犹太人事宜，他的受审本来为法国提供了一次直面维希政权真相的机遇，并且不仅仅是维希政权。布斯凯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法国安然无恙地生活了数十年，其原因在于得到了包括戴高乐本人在内的高官的庇护。但就在他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却在1993年被一个“疯子”颇为“及时”地刺杀了。
随着杜埃尔的定罪和布斯凯的消失，法国的司法部门终于鼓起勇气去指控、逮捕和审判另外一名重要人物——莫里斯·帕彭。此人曾经是戴高乐手下的一名政府部长，也是巴黎的警察局长，在战时曾被任命为波尔多行政区的秘书长。这纯粹是个官僚岗位，帕彭在贝当政府任职时期的节制，使得他战后顺利地成为一名公务员，并且官运亨通。然而，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曾经授权逮捕所在地区的犹太人，并在遣送犹太人到巴黎并驱逐出境一事上负有直接责任。这在现行的法国法律中被定性为“反人类罪”，帕彭正是因此在1997年被推上了被告席。
帕彭在审讯中令人惊诧地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和懊悔之情。对他的审判持续了6个月，并没有找出有关于他本人之外的新证据。当然，这个审判足足迟到了50年：来得太迟，以致无法惩罚虽罪行累累却已年至八旬的帕彭，无法为被他迫害致死的受难者报仇雪恨，无法拯救他的国家的名誉。许多法国历史学家拒绝以专业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他们坚持宣称自己的任务是重述和解释50年前法国发生的一切，而不是将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用来审判罪犯。虽然如此，这次审判还是起到了示范作用。它最终证明了从戴高乐到密特朗每一个人所精心划分的“维希”和“法国”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帕彭是一个法国人，他先后效力于维希政权和共和国政府：两届政府均对他在波尔多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但却从未找过他的麻烦。
此外，帕彭并不是个例，他和他的个人档案确实并无显著之处。就像很多人那样，他所需要做的仅是签署对从未谋面因此也不会在乎的那些人的处决命令。帕彭案（还有布斯凯案）最让人好奇的地方在于，为何法国政府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揪出了就在他们中间的罪犯，还有就是，为何一直到了世纪之末才最终打破沉默。解释可以有很多种，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能讨得法国政界和国家媒体的欢喜。但是时间的流逝，以及一个时代的终结所带来的心理作用，也许才是最贴切的。
只要密特朗还未下台，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无法公开谈论被侵略的历史耻辱的化身。当密特朗下台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他的继任者雅克·希拉克在法国解放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年仅11岁。希拉克上台不到数周时间，在第53个巴黎犹太人被围捕纪念日上，也就是密特朗一直保持慎言的同一个场合中，希拉克总统打破了50年的禁忌，首次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国家参与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10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3月15日，希拉克的政府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在新建于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开幕仪式上庄重宣布：“法国曾经是这个罪行中的帮凶。她将永远背负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到了20世纪末，大屠杀似乎已经成为西欧人身份和记忆问题的焦点。当然，仍有个别历史修正主义者和组织在寻找否认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证据（尽管他们更多是活跃在北美地区）。这些人仅仅是流离在极端主义的政治边缘，他们对种族屠杀在技术可能性上的否认，也恰好凸显了纳粹暴行的罪恶。然而，为了弥补过去，如今欧洲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损失所举办的认罪、教育和纪念活动随处可见，这确实带来了其他风险。
首先，反抗情绪的出现总是难以避免的。在民族负罪感的重压下，甚至连德国主流的政治家也会不时地发泄一下自己沮丧的情绪。早在1969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就曾在公众面前流露出这样的看法：“一个在经济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民族，有权利不再去提‘奥斯威辛’。”政治家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在21世纪初，一种迅速扩散的渴望情绪，也许更能显示即将到来的文化转变：公众在关注犹太受害者多年之后，重提德国本身所受苦难的问题。
文艺界人士（其中包括马丁·瓦尔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同辈，一位在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今开始讨论另一个“还未触及的过去”：不是犹太人的种族清洗问题，而是鲜为人知的德国近代史的另一面。他们质问道：为何多年之后我们还不能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焚烧的德国城市？在希特勒时代，起码一直到“二战”结束前几年，德国人过着远非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可怕的生活。尽管这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难道是因为我们更应该讨论德国人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行吗？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数十年之久，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序、一种习惯。联邦德国是全世界最爱公开表示热爱犹太人的国家，可我们（德国人）还要提心吊胆多久？关于“盟军罪行”的新书的销量巨大，它们讲述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对汉堡的焚烧，还有战时德国难民船只的沉没（君特·格拉斯2002年所著《蟹行》一书的主题）。
其次，欧洲官方近来在描述欧洲历史时突出了大屠杀的重要性，这可能带来另一种误读。真正令人难堪的是，对于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1939年至1945年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并不像义愤填膺的后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许多欧洲人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犹太邻居的命运视而不见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沉浸于自己难以抑制的、难以承受的历史负罪感中，而是因为——除了少数高层纳粹分子以外的欧洲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是针对犹太人的战争。甚至对于纳粹分子来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仅仅是一个更具野心的种族清洗和重置计划的一部分。
带着半个世纪之后的认识和情感来解读40年代，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但它却将反犹思想推向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而改写了历史。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如何去解释欧洲那些年所发生过的一切呢？然而，这样也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轻松了。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大多数法国人民接受了维希政权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迫害犹太人，而是因为它使他们抱有幻想：既能维持安稳、正常的生活，又能把损失降到最小。这个政权如何对待犹太人，只与它的冷漠本质有关，犹太人本身就无足轻重。在其他被占领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这种冷漠也是欧洲20世纪前半叶道德状况严峻的一种体现，也许今天的我们会为此感到震惊。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欧洲各国还有一些民众，他们亲眼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并尽了全力去唤醒他们麻木不仁的同胞。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忽视了这种冷漠的存在，认为大多数欧洲人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歼灭战”，一场灭绝式的战争）与犹太人所经历的并无两样的话，那我们就会给自己的记忆涂上另一层不真实的色彩。在今天看来，“奥斯维辛”是我们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事件。可当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在当时的东欧，情况也同样并非如此。东欧人直到1989年才扔掉了共产党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所做的解释的重负。对于他们而言，20世纪末的西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投入隐藏着一定的破坏性。一方面，较之西欧世界，1945年后的东欧需要记住和忘却的要多很多。犹太人更多集中在欧洲的东半部，因此遭到屠杀的也更多。大多数的屠杀行径发生于这一地区，同样参与其中的当地人也更多。然而在另一方面，战后的东欧政府也更着力于消除公众对“大屠杀”的记忆。发生于东欧的战争暴行和由此带来的恐怖并不是遭到了忽视，恰恰相反，它们在官方的宣传中被反复提起，也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只不过问题在于这部分历史对犹太人只字不提。
在民主德国，为纳粹主义负责的重担完全推给了希特勒的联邦德国继任者们，他们向苏联而不是向犹太人提供赔偿。在民主德国的教科书中，希特勒被塑造成了资本巨鳄的工具，为了追求巨额的商业利润而发动战争，占领别国领土。沃尔特·乌布利希在1950年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纪念的不是德国的受害者，而是1 100万名“为抵抗希特勒法西斯而牺牲的战士”。在民主德国领土上曾经有过的集中营——著名的有布痕瓦尔德和萨克逊豪森——曾一度被改作政治犯的“特别隔离室”。多年以后，布痕瓦尔德已经被改造成了纪念馆，它的导游手册使用“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对失利战争的报复，对所有抵抗者的残忍迫害”等字眼来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同样一本手册里，在奥斯威辛那个决定生死的分岔口的照片下引用了德国共产党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为了消灭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资产阶级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这样的文字直到民主德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才被删去。
这样的例子在共产主义的欧洲可以说随处可见。在波兰，想要否认或者掩盖位于特列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的灭绝营里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一些集中营的遗迹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断逼近的苏联红军迫使德军在逃之夭夭之前，煞费力气地清除了残存的痕迹。而保留有集中营遗迹的地方，如距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几公里远的奥斯威辛，则被回顾历史的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奥斯威辛，估计有150万人惨遭杀害，其中93%是犹太人，但战后共产党建立的纪念馆却只按照国籍列出了遇难者的名字，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等等。波兰的中小学生排队浏览那些令人震惊的图片，参观过陈列着的一堆堆鞋子、头发和眼镜，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一切大多数是犹太人的遗物。
的确，人们曾经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原址上，缅怀过那里发生过的生生死死。然而，发生于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犹太人起义，却被一年后的波兰人的华沙起义挤到波兰人的记忆之外。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波兰，没人会否认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波兰落在苏联的控制中，加之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欢迎甚至协助过共产党接管波兰，这两种原因使得波兰人对德国占领时的记忆变得模糊。无论如何，波兰人自己蒙受的战争苦难冲淡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关注，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抵触，而这个“苦难比较”问题将会在数十年内毒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种并列比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时宜的。300万波兰人（非犹太血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虽然低于乌克兰部分地区或犹太人的死亡率，但仍然是个惊人的数字。可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又的确有所不同。对于波兰人来说，要在德国的占领之下生存下来是艰难的，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是可以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你在德国的统治下可能幸免于难，但在原则上你是必死无疑的。
人们庄重地悼念了那些曾生活在纳粹傀儡政权下的受害者，却极少注意到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他们被标明了国籍（“匈牙利”），尤其是社会身份（“工人”），可他们身上的种族以及宗教信仰特征却被有意回避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参见本书卷一第6章），人们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贴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标签，以此教育后人，但却忽略了它的种族主义性质。20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设法涂掉了刻在布拉格犹太人会馆墙上的“大屠杀”中犹太人遇难者的姓名。
在改写这一地区的当代史时，战后的共产党政府当然不会忘记利用人们深远持久的反犹情绪，这也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们要竭力掩盖相关证据的原因之一（70年代波兰国内禁止提及任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反犹思想言论）。如果说相比之下东欧人对犹太人的困境不够关注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冷漠无情，或者只顾自己的生存，而是因为苦难和不公足以让他们生活在新的怨恨和记忆中。
在1945年至1989年间发生的驱逐、囚禁、虚假公审和“正常化运动”，让苏维埃集团里的每个人要么自身受到了损失，要么就是导致他人受损。曾经从受害的犹太人和被逐的德国人那里没收过的公寓、店铺和其他财产，往往几年后又被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再次没收，使得1989年后解决历史赔偿的问题遥遥无期。那些在共产党掌权时期受损的人应该得到补偿吗？如果补偿，那么谁有权获得这些补偿？是那些战后（1945年）才得到财产但仅仅几年后再次失去的人？还是那些在1938年到1945年间被夺去了生意和住所的人的继承人？以哪个时间为准？1938年？1939年？还是1941年？每一个日期不仅牵涉在政治上敏感的、对国家合法性和种族合法性的定义问题，还牵涉道德上孰优孰劣的问题。
同时，共产主义本身有着特有的内部历史问题。那些请求苏联坦克阻挠1956年匈牙利改革的人，或者要为镇压1968年“布拉格之春”负责的人，是否应该为这些罪行受到指控？许多身受1989年剧变之苦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一些前共产党领导人也在受害者之列。那么，哪些人值得后人的关注呢？是默默无闻的斯洛文尼亚人，还是被收缴了土地的匈牙利农民？或是那些曾经驱逐过他们却在几年后也成了受害者的共产党干部？哪些受害者、哪些记忆更为重要？谁说了算呢？
共产党的垮台随之引发了种种苦涩的回忆。关于如何处置秘密警察文件的激烈争论只是整个事情的一方面（参见本书卷四第2章）。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倾向于通过改写历史来摆脱共产主义的历史阴影。曾经公认的真理如今彻底失去了权威，似乎成了公开的谎言。可这种禁忌的破除自有它的风险。在1989年以前，所有的反共分子都被批为“法西斯分子”。然而，如果认为“反法西斯主义”也是共产党的谎言的话，那么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就很有可能以同情甚至支持的目光来看待所有至今被指为反共分子的人，包括那些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作家重新成为主流。在东欧共产党倒台之后，就有不少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动议，表彰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元帅，或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地区的类似人物。他们直到最近还被痛斥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和纳粹的帮凶，如今却可以因战时的英雄主义而立碑了（罗马尼亚议会甚至为安东内斯库默哀一分钟）。
还有一些禁忌也随着失去威信的反法西斯措辞一道消失了。如今，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红军和苏联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新近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3国要求莫斯科承认“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非法性，以及斯大林对其国家独立主权的单方面破坏。波兰人在1995年4月最终促使俄方承认卡廷森林里被杀的2.3万名波兰军官的确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害，而不是德意志国防军。此后，波兰人要求苏联档案向波兰调查官全面公开。直到2005年5月，波兰人所提出的要求似乎都无法得到俄方的同意。那一段记忆仍然还是人们心头的一道伤疤。
然而，俄罗斯人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在苏联的卫星国看来，苏联版本的当代史显然是荒谬的，但许多俄罗斯人却认为它说出了不少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的军民，从数目上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红军确实从德国的铁蹄下解救了东欧一大片地区，而希特勒的落败也的确让苏联人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欣慰。在1998年后，许多俄罗斯人震惊地发现，昔日的兄弟国家显然对他们毫无感激之情。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45年逃脱出德国的魔掌，完全是因为苏联红军做出的牺牲。
但除了这几点以外，俄罗斯人的记忆出现了分歧。事实上，这种分歧产生了两个民间组织，各自宣扬彼此截然对立的针对本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批判理论。刊物《纪念》于1987年由一群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创办，目的是为了获取苏联历史的真相并将之公之于众。它的成员注重于人权侵害，坚持承认历史、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性。比它早两年创立的《回忆》同样致力于重现历史、尊重历史。然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回忆》的创立者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共人士，大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种完善后的俄罗斯历史：删去其中的苏联“谎言”，但同时不受与俄罗斯传统不符的思想，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短短几年之内，《回忆》就发展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阵地，它以俄罗斯被忽视和“被诋毁”的历史为武器，抵御来自“世界主义者”的挑战和干涉。
大打“迫害史”这张政治牌，成了维系前苏联核心国及其成员国的最后纽带，即便它们各自的回忆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对低估了他们的历史苦难和损失的国际社会，他们都感到愤愤不平。那些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还没能像纳粹迫害下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那样得到赔偿和纪念？千百万名战时纳粹政权受害者战后沦为新政权的受害者，承受了无休止的压迫，他们又该怎么办？西方社会为何如此地漠视？
然而，想要对共产主义的过去历史一概而论，全盘否定，亦即把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历史解读为一以贯之的独裁史和罪行史，是对外来者或集权政府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和压迫的完全记录，这样做也有其他的风险。首先，这样的历史是一部糟糕的历史，完全抹杀了在苏联前期的几十年里人们发自内心的参与热情和投入的积极性。其次，新东正教对当代政治也有所影响。如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国家的东欧人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他们过去历史的阴暗面里；如果东欧的历史从1939年以来（对于俄国说来，则是从1917年到1991年）完全是他人造成的话，那么这一整个时期就成了其民族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同战后法国人的意识中的维希政权相差无几，但持续的时间更长，留下的噩梦般的记忆也更加可怕。最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也是相似的：1992年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捷克政府禁播了BBC一部关于1942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遇刺的纪录片，原因是剧中出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捷克人示威支持战时纳粹政权的片断。
随着“后共产主义”东欧修改记忆的风潮的兴起，对比较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做法的禁忌也在消失。事实上，政治家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支持这类比较了。而在西欧，这种并置比较的做法还存有争议。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直接比较并不是争议所在，因为很少有人质疑这两位独裁者乖戾专横的本性。然而，将斯大林前后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归为一类的建议，将给西方自身的历史带来不安的因素，并且不仅是对德国而言。对于许多西欧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命运前进过程中失败的衍生物。但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是20世纪威权主义犯罪原理在局部地区的成功应用，也应当如此为人们所铭记。欧洲各国也许能统一起来，然而欧洲人们的记忆深处却仍有隔阂。
让欧洲头疼的历史记忆问题，西方的解决办法一直是牢记它们，更确切地说，是把它们刻在石头上。在21世纪初的几年内，从斯德哥尔摩到布鲁塞尔，西欧冒出了各种为纳粹主义压迫下的受难者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和展览馆。正如我们所见，有一些是由先前的遗址修补或“改正”而成的，但更多是新建的。还有一些致力于公开的教育功能，2005年1月在巴黎开放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其中之一。它结合了两个现有的场馆——“无名犹太烈士纪念馆”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中心”。巴黎的“大屠杀纪念馆”还同时拥有一面石墙，上面刻有7.6万名从法国被遣送到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它仿效了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做法，同时也吸取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耶路撒冷“雅德法西姆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理念，但规模要小得多。的确，绝大多数此类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完全用来纪念“大屠杀”的，而于2005年10月10日在柏林开放的那座纪念馆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批新近开放的纪念馆所承载的信息的清晰度，与前一代那些纪念石碑的搪塞含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表达得最清楚也最直接的，就是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它紧邻勃兰登堡门，占地1.9万平方米，非常壮观。它清楚地向世人表明，它是一座“为所有在欧洲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的纪念馆”，其用词远非泛指普通的“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奥地利，拒服兵役的年轻人现在可以选择为国家赞助的“纪念服务”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在其中主要的几座大屠杀馆内实习或担任导游，以此代替兵役（“纪念服务”，设立于1991年）。毋庸置疑，如今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已经拥有充足的机会来正视他们可怕的过去。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时提醒他的听众时说的那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的记忆，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这些记忆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然而在其他地方，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在波兰，新建立的“民族纪念研究院”想方设法鼓励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展开严肃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然而波兰政府对曾经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公开道歉，激起了波兰民众的强烈反对。更令人遗憾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英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列赫·瓦文萨对2000年出版的《邻居们》一书所做出的反应，就是这种反对情绪的集中代表。《邻居们》是美国历史学家扬·托马斯·格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遭波兰邻居屠杀的情况做出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瓦文萨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抱怨道：“格罗斯”这个人显然是要在波兰人和犹太人间散播不和的声音，他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一个想凭这本书赚钱的犹太人”。
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将犹太人的受迫害历史融入当代历史记忆中的难度，在匈牙利的经历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2001年，维克多·奥尔班政府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定于每一年的4月16日举行纪念活动（同时也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布达佩斯建立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周年纪念日）。3年后，奥尔班的继任者匈牙利总理彼得·迈杰希为匈牙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揭幕。这座纪念馆位于布达佩斯市，原先用于拘禁犹太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座大屠杀纪念中心门庭冷落，只有稀稀落落的游人在参观展厅或翻看资料，而且以外国人居多。与此同时，大批的匈牙利人涌向了城市另一边的“恐怖博物馆”。
“恐怖博物馆”（“恐怖之屋”），顾名思义，是一所展示恐怖事件的博物馆。它讲述着从1944年到1989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暴力、折磨、压迫与独裁事件。博物馆中的时序安排富有深意。它如同杜莎夫人蜡像馆般重现了阴暗恐怖的秘密牢房、行刑工具以及审讯室（这座“恐怖之屋”曾是秘密警察的总部）。对成千上万的参观学童和其他参观者而言，“恐怖博物馆”所呈现的匈牙利历史，对1944年10月至次年4月间掌权的弗朗茨·萨拉西的“箭十字党”暴徒政权和战后成立的政权之间并不做任何区别。而且，展示“箭十字党”党徒以及他们积极参与残害6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罪行的展厅只有3个。而这栋巨大建筑的多数空间全被用于分门别类地、带有根本偏见而详尽地展示战后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这种现象所传达的信息并无特别隐晦之处。但除此之外，布达佩斯的“恐怖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陈列内容显然表明了博物馆馆长们的观点：战后政权不仅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出了他们之前的纳粹政权。对于许多老一辈的匈牙利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更符合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在匈牙利后来的立法里，这种信息表达得更加明显。其法律禁止在公开场合出现任何与匈牙利不民主的历史有关的标志：不仅包括纳粹十字标志和“箭十字”标志，还包括如今随处可见的另一些标志。匈牙利并没有对这两个标志所代表的不同政权做出区分，而用匈牙利总理欧邦在2002年1月24日为布达佩斯恐怖博物馆揭幕时的话来说，匈牙利仅仅是“关上了令人厌恶的20世纪的门”。
但那一扇门关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如同中欧和东欧的其余国家，匈牙利仍然为欠下的前债所困扰。同是那些敦促莫斯科履行责任、承认对其造成伤害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却在质询自身责任的时候明显迟缓起来。自从赢得独立以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没有起诉过它们国内任何一名仍在人世的战犯。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政权受害者及反共产主义抵抗力量纪念馆”于1997年在锡盖特成立（部分资助来自“欧洲议会”）。尽管前总统伊利埃斯库承认其国家参与了“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是将两次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各种铁卫团积极分子，其他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和反犹太分子列在纪念名单之列。他们摇身一变，反成了遭到共产主义迫害的烈士。
东欧的评论家们可以举出当代西方政治文化中“受难者崇拜”的思想，来支持他们所坚持的主张。他们评论道，我们正从胜利者的历史走向受难者的历史。那么好，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讨论下去，其逻辑就是：即便纳粹主义和另一些主义出于截然不同的意图——即便根据雷蒙·阿隆的理论，“一种丑恶的哲学，和一种可以给出丑恶解读的哲学，两者之间有着不同之处”——但是对它们的受害者而言，这种安慰微乎其微。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以此推理，对于那些遭受惩罚或者遇害的人而言，劳改营同纳粹的集中营都是一样的。
与此相似，现代国际法学和政治措辞中对“权利”（以及对践踏人权做出赔偿）的强调，为那些感到自己的苦难和损失没能得到承认和赔偿的人提供了根据。一些德国保守党人从国际社会对“种族清洗”的谴责中得到提示，重新提出德国团体的索赔事宜——这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质疑，为什么自己所受的苦难就显得那么次要？不管是斯大林对波兰人所做的，还是最近米洛舍维奇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所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两样？到了21世纪初，社会名流圈里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是否在柏林另建一座纪念馆，即一所“反驱逐纪念中心”，用来纪念所有的遭受种族清洗的受难者。
新近这种思想逆流暗示了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来说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差异，因此在纪念它们时应该给予同等的待遇。这激起了来自最后一位仍然健在的华沙犹太人起义领导者——马瑞克·埃德尔曼的猛烈反驳。2003年，当他在反对建立那个纪念中心的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好一个纪念！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吗？就因为他们没有了房子？背井离乡当然是件悲哀的事。可犹太人失去的不仅是他们的房子，而且还有所有的亲人。遭受驱逐是苦难的一种，可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了。病人也受苦，可没人给他们立纪念碑。”（《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2003年8月17日）
埃德尔曼的反应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过度沉浸于纪念仪式，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这样做会带来种种风险。一方面，值得回想的记忆和经历从理论上讲是无穷尽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博物馆和纪念建筑来铭记过去，把回忆的责任留给了他人，这也是一种遏制过去甚至是遗忘过去的方式。只要在我们身边仍有人因为亲身感受而确切地记得过去，这也许并不成问题。但如今，正如在2005年4月10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会上，81岁的豪尔赫·塞布伦在提醒那些幸存者时所说的那样，“对过去的积极的回忆正在逐渐关闭”。
即使欧洲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世人永远记着过去的罪行（这也是那些纪念馆和博物馆想要达到的设计理念，即便它们还不尽如人意），也将无济于事。回忆本身总是让人争论不断，各成一派：让一些人坚信不疑的，其他人可能不以为然。而且在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就是依靠一种错误的记忆而得以重建——也是依靠人们对过去的遗忘。作为对过去的弥补，1989年以后的欧洲在另一种过度的回忆上再次重建，大一统的公共记忆成为各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石。前一个欧洲是不能持久的，而后者亦是如此。一个安定的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忽略甚至遗忘。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提倡人们健忘。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可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波兰人——对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记忆，他们仍旧理不出头绪。西班牙人也是一样。自从它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的20年里，西班牙对国内战争的惨痛记忆一直讳莫如深。对于那场战争及其后果的公众讨论，直到现在才得以展开。而德国唯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对罪恶的铭记——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恶——是永远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在如此深重的罪行面前，任何纪念方式都会显得单薄无力。这种罪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在回忆时都很难冷静地想象那段历史，这也使得对它的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否认都成了可能。由于不可能被真实地记录，这种罪行注定要以不真实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种挑战面前，回忆本身也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过去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