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亡国 3、江南巨变

翻天覆地的1644年转眼过去,看似平稳的皇室继承,背后酝酿着难以揣测的风云。

1645年新年伊始,所有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江南百姓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元宵节,城镇乡村没有花灯,没有鞭炮,只有凄凉如霜的月色。侯家的亲友无不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有思念,有迷茫,间或夹杂着几丝希望。

“紫极问谁扶日月,新亭应共望幽燕。”侯峒曾看不清江山社稷的未来,心中无限惆怅。他与黄淳耀一起去苏州西山圣恩寺,与老僧谈禅赏梅,约定深居不出。

“戈挥白日真无力,扇隔黄尘也自贤。”黄淳耀和峒曾一样,只能用“泪如泉”缅怀逝去的王朝。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知道一定不能做什么。

“忠魂铁石水为魄,那惜满门桃李姿”,相比大多数人的悲观情绪,侯家的亲家龚用圆表达了反抗的决心。他常常夜不能寐,为了朝廷光复,他甚至愿意献出全家的力量。

“自信荣华无骨相,宁同夸父事驱驰!”侯家的友人中,陈子龙也许是最有决心的一个。他不想为末世唱挽歌,宁肯像夸父逐日一样燃烧最后的生命。他离开弘光朝廷后,回松江老家待了一段时间,随后去了反清义军聚集的太湖。

新一年的头三个月里,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北方,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已经顺从了清朝的统治。清朝摄政王多尔衮采取开明的政策,收服了人心。他下令,如果明朝官员主动投降,就可以得到赦免并保留官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绝大多数北方官员望风而降。他又下令,百姓无须再缴纳明朝的“三饷”,免除战争重灾区的赋税,还为流移的难民安置住处。于是,北方的普通百姓也开始了新生活。

与北方的清朝相比,江南的弘光朝廷大失人心。“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广为流传的民谣反映了南京城内卖官鬻爵、朝廷昏庸无度的景象。

弘光皇帝把政务交给马士英和阮大铖,自己沉迷于看戏。选淑女活动也继续进行,几乎波及每一户江南人家。在苏州府、杭州府,阉党党羽在大街小巷巡查,挨家挨户采集信息,直接带走年轻美貌的女子。

马士英面对北方的威胁,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议和上。他派使者带上十万两银子和几万匹布帛去北京,与清朝议和,说了一句“和则和耳”,遭到清朝拒绝后,又说了一句“不和则不和耳”,没有任何筹划。弘光皇帝的另一宠臣阮大铖是戏剧名流,当阮大铖去江北督师时,士兵们看到他身着素蟒服,腰围碧玉带,俨然一副梨园装扮。

盘踞长江中游的明朝将领左良玉出于自身利益,要带兵去南京铲除马士英,马士英急忙调江北军队阻挡。一些大臣提出江北军队应该用于阻挡清军,马士英拒绝道,清军南下还可以议和,左良玉如果得势,我们君臣必死无疑。

据说,当史可法向马士英报告清军已经渡过淮河时,马士英大笑不止,对宾客说史可法谎报军情,是为了年底获得更多的军饷补助。

更危急的消息传来:清军已经击败了西撤的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了陕西。之后,清军兵分三路,挥师南下,势如破竹。

弘光朝廷慌了手脚,发出“观望处分”的谕旨,命令江南所有官员出资出力,保障南京的安全。凡是袖手旁观,不表态、不行动的官员,无论在职与否,一律严厉处分。

不过,回应的人似乎不太多,峒曾也没有具体行动。他写信给史可法表示歉意,称自己没有看到官方抄报,想必也在受处分的名单中,有需要的话,他可以捐出自家的钱粮作为军饷。

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南京的弘光朝廷,都没有精力执行处分令。没有人知道,长江对岸的扬州发生了可怕的事。

自从前一年弘光朝廷在南京组建后,扬州就变成了战略要地,开始了不平静的日子。

在江北四镇的武将眼里,扬州是江北宝地,有钱有粮有美女,能提供最丰盛的军需。江北四镇中的三个将领,也就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不顾扬州官民的反对,带兵互相攻击,争相在扬州驻兵。史可法在扬州督师期间,单是协调桀骜不驯的武将就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更谈不上防守清军了。

最终,高杰压制住黄得功、刘泽清,获得了驻兵扬州的权力。扬州百姓绷紧了神经,因为他们早已听说高杰的凶暴。

扬州的不平静,从郑元勋的死于非命可以看得更清楚。

郑元勋是前文提过的举办牡丹诗会的扬州文人,他是黄淳耀的朋友。北京陷落的消息,正是他写信告诉黄淳耀的。北京陷落后,他拿出家财交给史可法,请求史可法练兵守卫江北。他交友广泛,与高杰也有来往,还帮助高杰驻兵扬州。当扬州百姓拒绝高杰进城时,高杰在城外肆意劫掠,扬言攻城。郑元勋听说后,当面以爱民大义劝说高杰。高杰面露尴尬,说扰民之事是一个叫杨成的副将干的,下令将杨成斩首。好消息几度传播后变成了谣言,扬州城内的每个人都听说了高杰要诛杀“扬城”。一伙暴民认为郑元勋是引高杰入城的罪魁祸首,将他乱刀砍死。

高杰驻兵扬州后,奉命去河南镇压李自成的起义军,不料由于私人恩怨被河南总兵杀死。黄得功听说高杰的死讯,急忙占领扬州,甚至想杀掉高杰留在扬州的家人和士兵。史可法再次费力阻拦,安排黄得功防卫正在南下的清军,而马士英、阮大铖担忧明朝叛军甚于清军,坚持让黄得功去长江中游镇压左良玉的叛军。史可法只好妥协,孤零零地退守扬州。

扬州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长江以北的防守完全系于扬州一座城,扬州一失,长江屏障不复存在,整个江南命运难保。与此同时,江北的兵力不断削弱,江北军镇或被调走,或不战而降,长江北岸对于清军几乎变成不设防的状态。

四月十四日,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扬州城下。史可法关闭扬州城门,准备防御。扬州城内兵力薄弱,他火速发出求援檄文,请黄得功、刘良佐等军镇前来支援,但没有一支队伍赶来。黄得功在长江中游击败左良玉的叛军后,正与李自成的队伍僵持,期待以军功获得更高的爵位,左良玉的叛军则直接投降了清朝;刘良佐也率兵投降了清朝豫亲王多铎,摇身一变,由明军变成清军,将矛头对准了扬州。

史可法和扬州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史可法收到了多铎的劝降书,劝降书是投降清朝的江南读书人写的。史可法虽无力抵抗,但誓死不降,事先写好了遗书。城内的一些将领和士兵见他不动摇,偷偷出城投降了清军。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借助威力巨大的火炮,不到一天就攻破了扬州城。扬州总兵、扬州知府等几人战死,史可法被俘,拒不投降,三天后被杀。

清军占领扬州后,多铎下令屠城。最高统帅下达的屠城令,意味着士兵在城内的任何放肆行为都不用承担责任。清兵得令后,开始明目张胆地钻门入户、杀人夺财。他们软硬兼施,快速从当地人口中掌握了更多细节:谁家为官宦,谁家是财主,哪些人家的墙壁里藏了金银,哪些人家的地窖里躲着女子……

二十多天后,扬州兵败的消息才慢慢传出,身在南京的官员只听说清兵“杀伤甚多”,史可法被抓后“求死不得”。外面人不清楚的故事是,清兵在扬州屠城十日,场面惨不忍睹。几十万扬州居民除了在城破前逃出的和侥幸躲避的少数,几乎全部遭难,城内的尸体堆积如山。

侯峒曾也听说了扬州被攻破的消息,还听说史可法已经率兵退守太湖。他不确定史可法是生是死,对家人说,史可法能保住性命当然好,如果为了求生而投降清朝,还不如像文天祥一样尽早以死报国。他的病情持续加重,卧床四十多天。弘光朝廷仍在派人催他就职,他继续推托。

清兵血洗扬州后,多铎给江南官员发布了一道谕旨。他在谕旨中解释道,清朝军队来到扬州,本希望官员主动献城投降,免得大动干戈,结果扬州官民顽固抵抗,他只能下令屠城。他希望后续的城镇能审时度势,接受扬州的教训:

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抗拒不降,维扬可鉴。”哪座城市胆敢反抗,且看扬州的惨状。

扬州一失,清兵迅速渡过长江,逼近南京。

五月初十,弘光皇帝与马士英和几名贴身宦官商议后,悄悄地连夜出城,寻求江北军镇的庇护。

南京百姓听说皇帝和马士英已经逃走,变得六神无主。他们涌向城门,准备逃到城外,出了城才发现城外大兵遍道,只能折返回城。一些暴民冲进狱中,把里面关押的崇祯皇帝的太子请出来执政,顺便进入皇宫抢劫金帛。另一些愤怒的百姓把过错归咎于在朝的官员,马士英、阮大铖以及投降李自成或清朝的官员家庭全都遭了殃。暴民冲进他们的家打砸一番,抢走值钱的东西,放火烧了他们的宅第。

面对眼前的局面,礼部尚书钱谦益和几位高级官员商议后,决定献城投降。

弘光皇帝逃走五天后,多铎率领五百余名骑兵来到南京洪武门前。弘光朝廷的一百多名文武官员聚集在洪武门两侧,备好地图册籍、金银礼币,跪迎多铎入城。

南京城内,大街小巷很快贴上了清朝的告示:

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晓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

尔南方诸臣,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遗一兵、不发一矢、不见流贼一面,如虎藏穴。其罪一也。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也。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

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朝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

檄到之处,民人毋得惊惶奔窜,农商照常安业,城市秋毫无犯,乡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粮料草束,俱须预备运送军前。

兵部作速发牌,出令各处官员、军民人等及早互相传说,毋得迟延,致稽军务。

特兹晓谕,咸使闻知。

告示里说得很清楚,投降者论功行赏,抗拒者全家遭殃。或许是清朝的开明政策让人心存侥幸,或许是扬州屠城的传闻过于恐怖,南京官民顺从地迎接了清军的入驻。豫亲王多铎的案桌上,争相朝贺的官员名帖堆了十几堆;营房的门外,读书人蜂拥前来谋求一官半职;乡村保长排着长队送来农产品,信誓旦旦地保证家家户户的门上已经写了“顺民”二字。

不过,当三天后城门打开时,还是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拖家带口出城,一部分人是因为民房被清兵征用,被迫搬迁,另一部分是决意逃亡的妇女老幼。城内的秩序总体良好,多铎下令斩杀了几名骚扰民户的士兵后,住在南京城内的官民略为安心。

接下来,多铎要做的是招抚整个江南。钱谦益向多铎进言,江南民风柔软,无须用兵,一纸文书就能让百姓顺从。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江南,多铎自然愿意。他麾下的清兵数量不多,只有几千人。江南河道密布,北方清兵不擅长水战,一旦与南方士兵开战,不占任何优势。

杭州的收服也很顺利。占据杭州的潞王经过权衡,率领官员开门投降,条件是不杀城内百姓。多铎允诺后,清军顺利进城,官府和平交接权力,杭州城内并未出现太大混乱。

逃走的弘光皇帝也被抓住了。他逃出南京后,在安徽太平府辗转躲藏,最后在武将黄得功的营帐中被抓。抓住他的不是清兵,而是刚投降清朝、打算将功赎罪的明朝将领刘良佐。刘良佐杀死黄得功后,绑走福王,献给多铎。

越来越多的明朝军队投降了清朝,前后总计二十三名总兵、四十七名副将、将近二十四万马兵和步卒。清军的实力大大增强。

多铎对江南的快速平定非常满意,他留下两名平南大将军和三千名士兵接收苏州和杭州,然后带着弘光皇帝及其家眷、崇祯皇帝的太子、潞王等明朝藩王、明朝的数十名降官一起返回北京,向朝廷报功。

不过,招降当然不会这么顺利,即便绝大部分人望风投降,也总有不投降的少数人。不安分的消息很快传来。

明朝监军杨文骢率五百名手下从镇江逃到苏州后,赶上降清的明朝官员黄家鼒正在苏州代清朝招降官民。面对黄家鼒的劝降,杨文骢怒不可遏,把黄家鼒公开斩首。另一名招抚官侥幸逃出,匆忙向多铎汇报。多铎大怒,拨出八万兵马,决定以武力驯服江南。

扬州屠城几十万人,弘光皇帝下落不明,都城南京不战而降,大批清兵正在逼近,江北军镇南下劫掠……陆续传来的消息使江南百姓陷入了恐慌。

嘉定城里乡下,也是一副兴兵的势头,百姓议论纷纷,惊慌失措。侯峒曾听说的形势是,城内几乎没有兵员可用,主事者正在调兵,调来也不知用于何处。县令召集乡绅到衙门商议对策,发布公告安抚民心。峒曾身体有恙,无法去县衙参与讨论,但着实思考了一番。他参考无锡、昆山的防守策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远侦探,备城守,列铳炮,严巡缉”,委托黄淳耀将自己的建议转告县令。

他预感战乱要来,不断与亲友书信往来,彼此知会最新进展,商讨未来的计划。

侯家的亲家夏允彝,正带着儿子夏完淳在泖湖联络抗清义士;苏州的亲家姚宗典夫妇,带着滞留在家的女儿姚妫俞躲在山中。峒曾告诉他们,嘉定的局势还算平静,他暂时不打算逃命,一来他卧病在床,没去祖先的墓地祭拜告别,不应仓皇迁居,二来他要响应县令的号召,大家族带头保持镇定,以免外部的风声引起民众骚乱。除非彻底失去希望,他才会考虑到乡下或山里避难。每一封信送出前,他都让侄子玄泓带给家人传阅,稳定家人的情绪。

他没有忘记嫁到昆山的女儿侯怀风。他听说女儿已经随婆婆躲到昆山乡下,感到很欣慰。他的妻子李夫人一开始也想全家避难,但最终听从了他的看法,“动不如静”,继续住在县城,观察事态发展。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传达了一贯的家法,“人行我止,人止我行”,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随波逐流。

峒曾还写信告诉叔祖、叔父等族人,让他们尽快处理手头的官甲和民田。之前,族人沾了他作为官员的光,在乡间置办了不少田产,过着优裕的生活,有些族人还打着他的名号占村民的便宜。他很清楚,改朝换代时,官员家族面临的风险比平民百姓更大。如果族人大量占田,可能会带来灾祸。他恳切地劝告叔祖、叔父,为了性命安全,尽快分散田产,摒弃官员家族的名分。他告诉族人,自己已经没有官员的身份,只是一介平民,这是幸事。

耳边,消息来得非常慢,没有任何时效性。眼前,人们看得最真切的是暴民作乱。在苏州、南京、常熟等地,投降李自成或清朝的江南籍官员家族无不遭到暴民的抄掠。暴民的人员构成,有无赖游民,有失去兵饷的乡兵,更多的是想摆脱低贱身份的大家族奴仆。在常州金坛,上万名奴仆组成“削鼻班”,在城隍庙召开誓师大会,结盟反抗主人,“怀有二心”的成员格杀勿论;在松江太仓,乡兵、奴仆、佣工、菜贩组成“乌龙会”,在一名读书人的领导下,身上文着鸟兽状文身,置办兵器,仿造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鱼腹藏书”的故事,按照名单抢掠富户。

嘉定的情况并不好多少,用峒曾的话来说是“外边风鹤,中央狐鼠乘隙而动,人人自危”。早在前一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出后,本县巨富瞿氏家族就发生过家奴斩杀主人的悲剧。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奴仆趁机威胁主人。他们手拿棍棒,肆无忌惮地闯入主人家,逼迫主人返还卖身契。经历过现场的人说,得势的家奴坐在太师椅上,命令主人为他端茶倒水,稍有不从,就恶语臭骂,老拳相加。主人跪在大堂,哀求饶命。还有一些暴徒手拿雨伞作为暗号,雨伞一撑,各色人等立刻集结。乌合之众冲向主人家,索要卖身契,抢夺财物,焚烧房屋,甚至杀死主人一家。

苏松巡抚祁彪佳接到嘉定奴变的消息,只能从吴淞调兵捕杀乱民,但奴变如火势般蔓延,难以根绝。家中蓄养奴仆的大家族紧张起来,慌忙遣散家仆,以免招来祸患。

在侯家,峒曾的仆从李宾外出时,也受到不明身份的大兵的拉拢,大略是反抗主人、捞取好处的意思,但他拒绝了。其他家仆也没有对侯家造成威胁,但迫于乱世,他们陆续离开,另谋生计。

嘉定的官府也不安宁。每一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嘉定县衙大堂,向县令提出各种要求。人群中,有索要军械战甲的乡兵首领,有要求县令分发粮食的县学生员,有要求发工钱和粮食的差役,有想讨回刚交纳的马价银的贫民。更让人担心的,是一群来自“打行”的无良青年。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行会,商行是生意人的组织,工行是手工业者的帮派,而打行,顾名思义,就是专事打人的行业组织。打行可算江南的一大特色,嘉定有,松江、杭州也有,越繁华的城市,不法之徒的帮派越多。

打行的成员主要有两类来源:一些是乡镇上崇尚武力的年轻人,迫于官府执法粗暴,集结起来练拳自卫;另一些是早年间寄居在农村富户的食客和无赖,听从主人的指令,以打架斗殴为业。时间一长,他们尝到了武力带来的甜头,组成团伙,小到偷鸡摸狗,大到受雇杀人,向一切能获得金钱的机会伸手。

现在,天下大乱,他们试图逼迫县令下台,趁机捞取好处。

“大乱之始,始于小奸”,峒曾觉得苏轼的话很适合用在打行这帮人身上。

喧哗的人群,看似有理有据的请求,让年轻的嘉定县令钱默不知所措。他迫于压力,派人打开县衙的库房,任凭来者各取所需。库房里的钱粮和武器很快被拿空了,聚集的各色人等还不愿退去。钱默命人悄悄记下为首的十多人的名字,派人带着银两去吴淞,请总兵吴志葵派人维持治安。

吴志葵久久不出现,钱默心生退意,想趁夜色出逃,结果被闻风而来的百姓拦下。全县百姓的安危都在他们的父母官肩上,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他。

峒曾在家闭门不出已久,听说县衙的骚乱后匆匆赶来,极力劝退闹事者,为钱默解围。众人散去后,他板起面孔,告诫钱默不该临危退却。在峒曾看来,一座城的县令至少应做到“保全尺土,阴修储备,以观天下之变”。他建议钱默在全县征募精壮的男丁,训练一支勇猛的队伍,内可以维护治安,外可以防御乱兵。

面对不怒自威的长辈侯峒曾,钱默答应了。

他才二十一岁。

钱默来自浙江嘉善的名门望族。提到嘉善钱家,整个江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钱氏家族源远流长,功名卓著。钱默的祖父钱士晋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叔祖钱士升是名声在外的状元,曾经入阁辅政。钱默的父亲钱栴是江南才子,早年与杨廷枢一起创办应社,后来与侯岐曾、黄淳耀成为复社同仁,在弘光朝廷任职。钱默的几位族叔也都是杰出人才。总之,嘉善钱家是一个有钱、有才、有名望的大家族。

钱家与侯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们两家都与夏允彝是姻亲,夏家的儿子夏完淳是钱家的女婿,夏家的女儿夏淑吉则是侯家的儿媳妇。钱默自幼闻名江南,有神童之称。许多人一辈子困于科举,而少年得志的钱默十九岁就考中了进士。

钱默是在北京陷落后就任嘉定县令的。弘光朝廷建立后,他受到陈子龙、夏允彝的举荐,由苏松巡抚祁彪佳任命为嘉定县令。有长辈亲戚在,嘉定对他来说不算陌生。他刚上任,正在嘉善为官的龚用圆就给他写信,劝他在嘉定减轻徭役、振作士风,关键要疏通河道,为“土瘠赋重”的嘉定百姓造福。

钱默上任一年来,虽赶上政局动荡,依然做出了一番政绩。他大力整治嘉定的河流,依据古法疏浚河道,惠民无数。峒曾亲笔撰文肯定他,连三十年后的嘉定县令也称赞他。如果在太平年代,钱默可以在长辈的指引下,一步步学习怎样成为合格的地方官。不过,当天下大乱时,未经历练的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接下来,按照峒曾的建议,钱默下令按籍抽丁。依据本县户籍,每家都要出一名成年男丁。几千名壮丁集合起来,分发火器和砍刀,白天操练,晚上巡逻。壮丁们由太学生须明征统管。

须明征是须之彦的侄子,而须之彦是侯家的亲家,峒曾的姐夫。虽是亲戚,侯家与须明征并无往来。须明征给吴淞总兵吴志葵写信,自告奋勇维持县城的秩序,受命担任嘉定监纪推官。他的队伍里要么是平民壮丁,要么是打行青年,名为维持秩序,实则热衷于盗窃库房、抢劫富户。

钱默觉得须明征的兵丁靠不住,派人送急信给吴志葵,请他直接派兵维持治安。吴志葵担任明朝吴淞总兵多年,颇受江南百姓的倚赖。

五月底,钱默听说清朝委任的官员已经派往江南各府后,将自己的官服、官印留在县衙,悄悄地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钱默逃走后,几十名骑兵从嘉定城外飞奔而来,把城内百姓吓了一跳。原来,骑兵奉吴志葵的命令,来嘉定抓捕乱民。他们按钱默之前交给吴志葵的名单,逮捕了十多名生员和平民,驱赶他们赤着胳膊、光着脚在烈日下行走。吴志葵经过审讯,发现这些人是无辜的,只能借口“误抓”,将他们全部释放。

俗语说,刑不上大夫。峒曾正避居乡下,听说骑兵非常粗暴地对待读书人,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吴志葵“泾渭不分”。战乱年代,面对全副武装的大兵,站在“士农工商”顶层的读书人完全失去了尊严。不过,峒曾给吴志葵写信时,为了邀请他支援嘉定,只能无奈地称赞他维护了嘉定的秩序,为嘉定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县令彻底消失后,聚集在县衙附近的百姓陆续散去,县衙暂时由须明征和他的手下把持。

很快,清朝兵部侍郎李延龄、巡抚土国宝入驻苏州府。一些苏州文人露脸示好,希望谋得一官半职,嘉定县也有人赶去苏州拜会。如果不去露面,忤逆之罪随时会落到头上。为清朝担当说客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劝说黄淳耀,让他邀请侯峒曾一起去苏州迎降清朝官员,他生气地拒绝了,恨不得打那人一顿。他和峒曾早有约定,一旦清朝官员主政,他们将避而不见。

风霾、雷火等反常天气频繁出现,一北一南两个都城相继陷落,暴民趁机作乱,县令连夜逃跑,清兵马上进城。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大乱要来了。

“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这是悄然而生的民谚。无论是起义军,或者明朝叛将,还是清朝军队,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都是城市。没有人愿意坐以待毙,到乡下避乱是城里大家族的首要选择,整个江南出现了一股逃难潮。南京百姓在清兵入驻后,扶老携幼,蜂拥出城;苏州百姓在杨文骢激怒清朝后感到大难临头,人心瓦解,十室九空;常州城里的家族受到“削鼻班”的威胁,纷纷遣散家仆,逃往城外;松江府上海县的富族放弃了平日对乡村的歧视,带着丰厚的礼物投奔乡下亲戚。

在嘉定,平民百姓早已四散避难,有守土责任的官绅家族也竭力寻找生路。连侯峒曾自己也承认,这种国家大乱、县城小乱的形势下,“谁敢首出一喙,自取屠戮”,首先出头的人必定没有好下场。

面对恐怖的气氛,侯家人终于下决心躲避,躲到城南五十里外的老家龙江村。出城那天,他们只雇了一叶小舟,家中的器物摆放如初,一件也没有带走,对外人也丝毫不透露消息。峒曾安排家仆在大门口贴上告示,称自己久病不治,既无资财,也无精力,无法为朝廷效力,已回乡下老家养病。

旁人看了很奇怪,问侯家人,你们是正派人士,躲起来韬光养晦可以理解,为何还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呢。峒曾听说后,笑而不语。

“避辱也,非避危也。”

不理解他的人,他解释也没用;理解他的人,他不需要解释。

小小的龙江村再闭塞,也一定会传开新县令张维熙到来的消息。

张维熙是苏州人,他投降清朝后,受任嘉定县令。炎热的六月,他到任的第一天就不平静。他和随从刚进城,就听说吴志葵带兵候在城东,扬言要取清朝县令的脑袋。守在城内的是须明征。张维熙到任后,须明征带领本县的衙役、兵丁一道迎接。之前,须明征已经拜见清朝新任命的吴淞总兵李成栋,受任嘉定营事守备,负责嘉定的治安。

当天傍晚,吴志葵的手下举着火把,呼喊着冲向县城,火光映天。城内,须明征指挥兵勇关闭城门,登上城墙,严阵以待。吴志葵的队伍没能进城,巨大的阵势却吓跑了新县令张维熙。不明就里的城内百姓仓皇奔逃,随处可见哭喊的婴儿、失散的妇女。张维熙逃跑后,须明征褪去了清朝嘉定营事守备的外衣,恢复了明朝监纪推官的身份,好言邀请吴志葵主政。闻讯而来的百姓夹道欢迎,给吴志葵的队伍送来食物。吴志葵谢绝了邀请,安抚了百姓一番,建议嘉定的家族、村镇聚集勇士,守卫一方。他听说县衙的军械库有几十只铜火铳后,派人全部带走,之后没再露面。

峒曾在龙江村乡下的老宅里静心休养,听说了城内的乱象,不置可否,打算静观其变。儿子们也在家中读书,玄洁把历代鼎革之际的忠节故事编辑成册,取名《逸民录》。

峒曾翻了翻《逸民录》,指着其中虽不出仕元朝,却为元朝人教书的家铉翁,感叹道,这也算得上遗民吗?

友人来信,问他打算怎么办。他想起以前担任江西提学官时,李自成的队伍攻陷了襄阳,同僚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当时,他有官职在身,既然享受朝廷的恩赐,就有为朝廷尽忠的责任。他说,为人臣子,当如士兵守卫疆土,城池沦陷后,城头水岸就是殉国之处,不需要挑时间、选地方、等待所谓的时机成熟。

现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答道:

仆区区自处久定,虽无民社之责,尝从大夫之后。抗之则无其力,死之又未有会。惟当窜伏先人之丘陇,躬耕养母以毕余年。若有非意之迫,则有龚君宾、谢叠山之故事。

龚君宾和谢叠山是崇尚名节、以死抗敌的古代忠臣,他们的故事早就为广大读书人熟悉。峒曾尤其熟悉谢叠山。谢叠山即谢枋得,是南宋末年起兵反元的江西义士。峒曾在江西为官时,每年都去大节祠祭拜谢枋得。

峒曾想得很明白,龚君宾、谢叠山虽是令人敬仰的忠臣,是天下臣子的榜样,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走向他们的路。他已经不在官场了,没有责任为国献身,只需要像平民一样保全性命。乡下老家有大片田地、大片房子,隐居是个不错的选择,不出仕清朝就问心无愧。

很多官绅也是这么想的,逃避新朝,隐居乡下,坐收田租,诗酒相伴,只操心家事和本地的公共事务,等待政治承平再出山也可以。

不过,清朝没有给明朝的子民这种机会。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六月,剃发令传来。早在一年前,清朝迁都北京后,就颁布过“剃发令”和“易服令”,要求臣服的汉人换上关外满族人的发型和服饰,遭到汉族官员的普遍反对。多尔衮意识到政局不稳,下令中止。整整一年后,北方和南方都已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条件似乎成熟了。多尔衮再次颁发“剃发易服”令,这一次他的态度非常强硬,规定十天之内,全国官民一律剃发、改换服装,表示对新朝廷的忠心。

从清朝张贴的剃发告示上,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清朝的发型和服饰。风度翩翩的宽袍大袖要换成紧裹身体的小领窄袖,如同妇女的服装,前后衣襟如同异族骑兵服的样式。相比服饰,发型的变化尤其大。头发要基本剃光,只在头顶留铜钱大小的一绺头发,分三股编成辫子,清朝人美其名曰“金钱鼠尾”。

各地官府打出“留发不留头,留袖不留手,留裙不留足”“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的口号,将顽固不剃发的百姓斩首,头颅装了几条船,巡游示众。在头戴铁盔的大兵和各县衙役的监督下,剃头匠挑着担子穿梭于街头巷尾,口中喊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摁住每一个尚未剃发的脑袋强行剃发。在危及生命的严苛法令下,越来越多的人梳起了“金钱鼠尾”。

剃发令,像一条导火索,引燃了江南读书人的心。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从小熟读经典的江南人,早已将这句话铭记于心。剃发如同毁坏父母的遗体,是大不孝,是对“忠孝大义”“礼仪之邦”的侮辱。

“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侯家的朋友归庄受到家人的逼迫,为保全家人只能剃发。他悲愤难抑,用文字发出了激烈的抗议。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归庄的朋友顾炎武如是说。天下兴亡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反抗的义务。

剃发,给每个读书人所在的华夏文化、传统礼仪、生身民族打了个大问号。一群生活体面、文化深厚的国民,为什么要向一个野蛮民族俯首称奴?一个富足强盛的国家,怎能忍受一个凶狠贪婪的异族统治?

面对威压和羞辱,总会有人不从。苏州府开始传来誓死不剃发的消息。

第一个以死反抗的人是苏州人徐汧。徐汧曾经在崇祯朝为太子讲读,是峒曾的朋友,与同乡杨廷枢更是半生好友。他和同时代的很多风流名士一样,住豪宅,享富贵,“溺于声色”,但这不影响他的正直品行。当周顺昌在苏州被抓时,他与杨廷枢出钱疏通关系救人;当黄道周因直言被贬官时,他不客气地进谏皇帝,自请罢黜;当峒曾执法严苛被同僚孤立时,他在朝堂上为峒曾鼎力辩护。

剃发令传来时,徐汧给峒曾写信,称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他不允许儿子随他而死,告诫儿子躲到山中,不要出仕清朝。他交代完后事,披头散发地来到虎丘,在新塘桥下投水自尽,临终前留下“以此不屈膝、不剃发之身,见先帝于地下”的遗言。苏州百姓大为震骇,几千人聚集起来悼念他。

峒曾的同僚、苏松巡抚祁彪佳也自杀了。早在北京陷落前后,峒曾就与他有过多封书信往来,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清朝的招降令摆到他面前时,他留下绝命词:“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之后,在自家池中投水自尽。

峒曾的朋友文震亨也死了。他官阶不高,只是一名中书舍人,终生与诗歌、书画为伴。清兵攻占苏州后,他和家人躲到阳澄湖畔。剃发令传来时,他投河以示抗拒,被家人救起后,滴米不进,最终绝食而死。

面对友人接二连三的死讯,峒曾痛哭流涕。过后,他说了一句:“惜哉吾友!既能死,何不奋大义?天下事何遂不可为?!”

断头易,断发难。为奴,还是反抗,一切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