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末世 5、山雨欲来

侯峒曾在江西为官期间,黄淳耀告别了侯氏家塾。

黄淳耀总共在侯家教了六年书。六年里,侯家“六龙”跟从黄淳耀读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六年里,黄淳耀也声名远播,成为闻名江南的优秀塾师。他除了教书,人生经历不算太丰富:为去世的母亲守孝,安慰痛苦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渊耀;和岐曾一起去南京参加乡试,两人屡试不第;应峒曾的邀请去江西旅行,遍览东南的名山大川;和岐曾去南京履行复社义务,与复社一百四十多名成员参加《留都防乱公揭》集体签名,将阉党党羽阮大铖驱逐出南京城。

黄淳耀离开侯家,完全出于偶然。一天,岐曾忽然收到常熟友人钱谦益的信。钱谦益在信中说,他想邀请黄淳耀去钱家担任塾师,希望岐曾同意。

对于钱谦益,侯家人并不陌生。钱谦益与岐曾的父亲侯震旸是同年进士,是岐曾的长辈。钱谦益年轻时,以出色的才华夺得殿试探花(第三名),入职翰林院。他是公认的东林党领袖,在宦海中几度浮沉,最终遭到削职,一直住在常熟老家。

政治上的挫折没有影响钱谦益的文学名声。他是当朝最知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被奉为文坛的泰山北斗。他的诗歌凝聚了唐宋名家的精华,文章兼具学问与思想,大大振作了文坛的风气。除了文学,他的藏书量也让天下读书人艳羡,他在版本学、历史学多个领域皆有研究成果。

钱谦益交友广泛,是侯家的座上客。早在二十年前,侯震旸为母亲举办寿宴时,就请钱谦益做过序文,当时岐曾才二十多岁。七年前,侯家安葬已恢复清名的侯震旸时,钱谦益专门为故友撰写了墓志铭。

这一次,钱谦益怎么会想到邀请黄淳耀呢?原来,他想为年幼的儿子钱孙爱寻找一位优秀塾师,请好友程嘉燧推荐合适的人选。程嘉燧身为嘉定文学元老,不假思索,直接推荐了黄淳耀,又补充道,黄淳耀正在侯家当塾师,与侯家交情深,未必请得来。于是,钱谦益给岐曾写信,请岐曾“割爱”放人。

按照当时文学塾师的收入水平,再加上黄淳耀与侯家的交情,可以估计,黄淳耀在侯家的薪水大约为每年五十两银子。钱谦益以厚礼相请,想必出价更高。黄淳耀知道钱谦益在文坛的大名,但他不感兴趣。岐曾也不舍得他走,但不能驳了钱谦益的面子。在岐曾的竭力劝说下,黄淳耀才答应动身前往常熟。

常熟在苏州北部,距离嘉定一百多里。黄淳耀到常熟后,安置好年迈的父母,开始了在钱家教书的时光。

钱谦益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他与朋友诗文往来,觥筹交错,忙得不亦乐乎。他赞赏黄淳耀的才学,对黄淳耀以礼相待。黄淳耀在钱谦益家中,却自有一套处世方式,哪怕是钱谦益本人也无法勉强他。

一次,苏州巡抚张国维到钱家做客,听说黄淳耀在钱家为塾师,邀请他出来相见。当时,钱谦益的一名朋友来访,以私事求钱谦益向张国维说情。恰巧钱谦益已有私事向张巡抚请求,不便多说一事,就悄悄劝黄淳耀出面。结果黄淳耀坚决不肯。钱谦益的朋友见黄淳耀无动于衷,以最快的速度让黄淳耀的父亲写了个字条捎给他。黄父的意思是,如果你能替人美言几句,咱家的生活就能好转不少,你也算对父母尽孝了。黄淳耀看完,依然不肯,事情不了了之。后来他解释说,自己在佛前以三条戒律约束自己:不妄取,不二色,不谈人过。他不能因为别人的请求,破坏了“不妄取”的戒律。

这不是黄淳耀第一次拒绝父亲。之前有一次,黄淳耀在松江府教书,一位县令听闻他的才气,想请他做自己的幕僚。县令送给黄淳耀的父亲几百两银子,希望黄父能说动黄淳耀。黄父拿出了很多理由劝儿子,比如家境贫穷需要接济、幕僚比塾师的薪水高很多,结果黄淳耀答道:“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父亲面对如此顽固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钱谦益推崇黄淳耀的八股文水平,认为黄淳耀与唐朝八股文名家韩愈不相上下,这也是他请黄淳耀为塾师的原因。同时,他尊重黄淳耀的品行,碰上风流放纵的场合,不再邀约黄淳耀,主客两相便利。

黄淳耀在钱家教书期间,不时参与钱谦益主导的聚会。他结交了不少优秀的江南文人,还加入了常熟本地的文社——临社。他曾与钱谦益一起泛舟尚湖,曾去古老的兴福禅寺与高僧对谈佛法,也曾在虞山和村民一起吃老虎肉,告诉村民远方还有“猛于虎”的战争。

不过,北方的战乱毕竟遥远,几乎没有影响江南的生活。

1641年春天,玄汸、玄泓兄弟二人收到钱谦益的邀请,来常熟参加文学聚会。出席聚会的还有黄淳耀和他的朋友夏云蛟,以及苏州的尤侗、杭州的陆圻、常熟的钱安修等江南知名诗人。在黄淳耀的引荐下,玄汸、玄泓和夏云蛟也加入了常熟的临社。

他们的聚会地点在钱谦益的别业——拂水山庄。山庄坐落在常熟城外,背靠虞山,面临拂水。暮春时节,山庄外绿柳绕堤,桃花盛放,农民在不远处的田里耕种。山庄内曲水潺潺,草堂前绿竹猗猗,一棵茂盛的红豆树尤其引人注目。伴着清雅的古琴声,文友们缓步观赏,每至一处好景致,便停下来谈笑赋诗。夕阳西下,凉风习习,他们爬上山坡,坐在巨石上眺望远方。远处的尚湖里惊涛翻滚,不见一只船,只有淡绿的芦苇和白色的荻花在岸边摇荡。

他们谈起了更多话题,有眼前的人,也有千里之外的事。

扬州友人郑元勋的影园里,一株珍稀的姚黄牡丹盛开了,一开就是五朵。郑元勋在长江两岸广发请帖,征集以牡丹为主题的吟咏诗,许诺奖赏优秀者。一时间,四方名士云集扬州,围住一株尊贵的“牡丹之王”,竞相以最美的语言描摹它的美貌。最后,郑元勋收到了上百首诗,刻印成一卷《姚黄集》,派人渡江送到钱谦益的常熟寓所,请钱谦益点评,并为诗卷作序。钱谦益在序言中除了助兴,还告诫读书人,眼前的牡丹未必是宋朝文人吟咏的代表祥瑞的牡丹,勉励读书人多关心国家的战事和眼前的饥荒。诗卷在众人的期待中渡江传回扬州,广东才子黎遂球以十首吟咏诗力压群英,夺得魁首,号称“牡丹状元”,连续三天在扬州城内骑马巡游,接受人们的欢呼。

他们应该也会谈起柳如是。在刚过去的冬天,二十余岁的秦淮名妓柳如是身穿儒服,乘坐一叶扁舟造访钱谦益。这是他们两人继鸢湖名士聚会后第二次见面。之前,柳如是在江南已有盛名,她能饮酒,能赋诗,擅长琴棋书画,也能纵谈时政,受到江南文人的追捧。她不到二十岁时曾经两次拜访嘉定,与程嘉燧、唐时升、张鸿磐等嘉定名流游宴酬唱,成为嘉定的一段文学盛事。柳如是虽为风尘女子,却立誓非名士不嫁。她与陈子龙有过一段情缘后,终因二人志趣不同而分道扬镳。她与钱谦益再见面时,两人一见如故,一起游历苏杭,一起除夕守岁。眼下,钱谦益正在虞山为她建造屋舍,打算夏天正式娶她入门。

与柳如是酬唱赋诗的文人很多,但柳如是当年游嘉定时,黄淳耀似乎并未与她和诗,如果有,也写得非常模糊。柳如是与钱谦益成婚前,钱家的宾客纷纷写“催妆诗”以活跃气氛,有人劝黄淳耀也写,黄淳耀说,我不能阻止别人起哄已经亏了朋友之义,怎么能跟着附和呢?另一次,程嘉燧拿着柳如是的海棠诗笺交给黄淳耀,黄淳耀称可以帮助修改。当程嘉燧建议他与柳如是和诗时,黄淳耀不高兴地拒绝了。他说,程嘉燧是钱谦益的老朋友,作为宾客,可以唱和;但他自己是钱家的塾师,进出钱家,要避嫌才是。七十多岁的程嘉燧向黄淳耀道歉,称自己太冒失了,对黄淳耀的矜持表示赞赏。

此次聚会,他们一定会谈起北方的紧张局势。

几年来,政局的恶化速度远超全国官民的料想。再充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会听说朝廷内外的忧患。不关心时政的百姓,也能从不断加派的粮饷感受到国家面临的压力。在西北,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如破竹,重新进入河南,攻下洛阳、南阳,逼得明朝将领杨嗣昌自杀。四千多里外的东北,清军又一次进入关内,攻陷了北方七十多座城池,俘虏汉人四十多万,掠夺金银几十万两。明朝大将卢象升、前任兵部尚书孙承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陆续战死,明朝的锐气大大受挫。

面对“数州皆警急,东国倍堪虞”的形势,有责任心的读书人无不献计献策。孙承宗去世后,东南读书人期盼钱谦益传承孙承宗的衣钵。孙承宗是当年录取钱谦益为进士的主考官,是他尊敬的座师。钱谦益去嘉兴时,与陈子龙有过会面,两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陈子龙比钱谦益年轻二十六岁,称钱谦益为“雄才峻望”,他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希望德高望重的钱谦益入阁参政,率领后辈为朝廷出力。

不过,钱谦益有自己的考虑,伴君如伴虎,朝政大权不在东林党一方,局势并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他可以诚恳地为孙承宗撰写长篇祭文,可以回顾孙承宗一家几十口惨死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一定感到了毛骨悚然。最后,他选择了明哲保身。

相比钱谦益,陈子龙忙的是更实际的一套。

在过去的几年里,陈子龙和好友夏允彝双双考中了进士,但没进入前两甲,只获得地方上的官职。夏允彝受任福建长乐县令,是个七品小官,但他并不介意,即刻带着儿子夏完淳赴任。陈子龙受任广东惠州推官,也是七品,他在赴任途中收到继母去世的消息,只能中止仕途,回乡服丧三年。

陈子龙从北京回松江的路上,目睹了一幅河北、山东的流民图: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

出门茫然何所之?

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

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

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高颡长鬣清源贾,十钱买一男,百钱买一女。

心中有悲不自觉,但羡汝得生处乐。

却车十余步,跪问客何之。

客怒勿复语,回身抱儿啼。

死当长别离,生当永不归。

陕西的大旱和蝗灾不是一时一地的事,几年间已经蔓延到整个北方。大旱和蝗灾过后,盗寇丛生,饥饿的百姓卖儿鬻女,寻求一片能吃饱饭的土地。在活不下去的处境里,被山海关外的清人掳走当奴仆,也算一条活路了。

悲戚的流民图让陈子龙再也无法静心。他在家服丧期间,想到“朝无良史、国无世家、士无实学”的现实,感到深深的不满。忙于科举的读书人除了“四书五经”,对现实漠不关心;做了官的读书人忙着置办房屋田地,在官场上拉关系求仕进,也不关心朝政。这是所有的文人和官员有目共睹的。他希望用行动改变现实,唤起世人“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唯一能借助的工具是手中的笔。以前,他和几社友人编辑八股文选集,受到大批考生的欢迎,可谓名利双收。现在,他觉得还可以用手中的笔干点儿别的。

陈子龙争取了地方官和乡绅的支持后,与徐孚远、宋徵璧等几社骨干成员一起,编写了一部五百多卷的巨著——《皇明经世文编》。他和徐孚远担任主编,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的为二十四名松江社友,负责搜集和校对工作的有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吴越、齐鲁、燕赵等地,他们参考的前人文集达到上千种。《皇明经世文编》精选了明朝开国以来几百位名臣的奏疏、奏议,主题涉及学校、农业、财政、赋役、边防、水利、兵饷、海防、火器、灾荒等三十多个领域。陈子龙在正文之外,还加上了简要的评语,加强全书的实用性。

编完这部书,陈子龙继续搜集经世著作。农业是立国之本,他把农学放在经世之学的首位。他听说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去世后,家中遗留了几十卷有关农业的书稿,便奔赴上海,从徐光启的家人手中买来书稿,删去十分之三,增补十分之二,精心抄录编辑,整合成六十卷本的《农政全书》,由复社领袖张溥作序,成为一部操作性强的农业百科全书。他编辑此书时,心中念及西北地区的荒芜景象,他认为书中记录的古代耕种、灌溉之法在当下依然实用,古代中国的农学技术并不亚于西洋。

陈子龙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编选的大部头著作,为后人了解明朝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巨量的史料,不少绝版、流失的文集,也通过他编选的《皇明经世文编》得以保存。

在陈子龙这位“先行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经世的重要性,努力寻找改变现实的良方。在昆山,归庄的朋友顾炎武,从前朝正史、地方志、名臣奏章中编选地理、赋役、垦荒、水利、漕运等实用资料,开始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绍兴,“东林七君子”的后人黄宗羲,开始反思如何限制君主的权力、如何在科举制度之外发现人才、如何纠正赋税征收中的弊端。正是他们,将陈子龙的“经世致用”精神传承到后世,影响了一个新朝代的学风。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侯家的亲家公顾咸正,正在西北见证另一幅图景。

1640年,延安府推官的任命一下达,他即刻启程赴任。不料李自成的起义军切断了西北到东南的交通,他到达延安后,却无法回昆山接家人,从此只能和家人天各一方。

延安府位于陕西北部,在西安府的北邻。西安地处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盆地,上千年来以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著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山多田少,气候严酷,禾稼难生。举目四望,只能看到龟裂的土地,撂荒的农田,还有扶老携幼逃荒的百姓。

眼前民不聊生的景象,让顾咸正明白了骚乱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北,这是他们在富庶温润的江南难以想象的。

从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率陕西饥民起义,到现在十二年了。在惯常缴纳的赋税和徭役之外,额外加派的粮饷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官员、乡绅拥有大片土地,可以坐收地租,同时享受朝廷赐予的优免权,不用交赋税,而农民终日守着贫瘠的几亩地,要缴纳田赋,要承担徭役,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农民靠天吃饭,对他们来说,比社会压迫更可怕的是天灾。当连年干旱、漫天蝗灾导致庄稼颗粒无收的时候,当自然灾害带来的瘟疫不断蔓延、身边的亲人随时在消逝的时候,当官府小吏无视天灾带来的困难,依然粗暴地上门催缴的时候,农民的生活只剩两种选择:要么死,要么反。

当地官府在做什么呢?地方官不顾灾情,继续征收朝廷要求的银两和粮食。能否圆满完成朝廷要求的数额,关系到他们的政绩,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完不成朝廷的指令,他们的为官能力会受到怀疑,最终乌纱帽难保。

可以举个例子。顾咸正在延安府任推官的第一年,刚考中进士的徐时勉被任命为陕西省澄城县的县令。徐时勉是侯家的好友,是玄汸、玄泓兄弟年少时的塾师。徐时勉上任前,澄城县刚发生了百姓抗粮杀官的事件。原来,澄城县令征缴粮食时,无视百姓的困境,施以极端粗暴的手段,引起官民冲突,最终被忍无可忍的百姓杀死。这是陕西百姓抗粮杀官的第一例。徐时勉了解事由后,感叹道:“民力竭矣!吾安能朘百姓以全一官乎!”他下决心以前任县令的悲剧警示自己,以宽容之心对待百姓,绝不能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顾百姓死活。可惜他在澄城任官才两年,就去职还乡,原因是他想铲除县衙的一名狡猾小吏,结果被地头蛇小吏反咬一口,遭到诽谤,由此丢了官,只带着当地乡绅送的六斗麦子和抄录的一份澄城县供应簿回了家乡。

徐时勉回到嘉定后,去侯家做客,拿出澄城县供应簿给岐曾看。岐曾被供应簿上密密麻麻的名目震惊了。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官府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来往应酬和征收名目。徐时勉说,我到任后,细想仓库的粮食,收缴的杂费、罚金、赎银,哪一样不是民脂民膏?哪一样不是从百姓身上来的?当官的人,以此发家的多了去。这是可以借此发家的吗?

岐曾赞同地说道,古人说读书人必须自己有一两顷田地,才可以进入官场。能挡住诱惑,不以当官为敛财途径,才是“不负本心”。

徐时勉从此告别了官场,顾咸正却只能继续坚守在陕西。

起义军领袖高迎祥的老家是安塞,李自成的老家是米脂,都属于延安府。他们的暴动仿佛为百姓开辟了唯一的生路,从陕西,到河南,再到湖北,一呼百应。

之前十余年里,李自成起义更像一群暴民的骚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已经有了更大的目标——建立政权。李自成在麾下读书人的建议下,施行仁政,提出“均田”“免粮”的政策,意思是平分土地、免交赋税,完全戳中了百姓的心窝。从大街小巷传唱的歌谣中,百姓听说“闯王”李自成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仁义首领,他除暴安良,开仓济民,跟着他,可以不再饿肚子,可以不再受大兵小吏的骚扰。正如侯峒曾的好友马世奇给皇帝上疏时所言:“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是朝廷眼中的“贼”,天下百姓却“视贼如归”。朝廷要平定李自成的骚乱,只能从“收拾人心”开始,命令明朝将领约束部下,以求“兵不虐民,民不苦兵”。

现在才“收拾人心”,已经很晚了。身为延安府推官的顾咸正,深感责任重大。

推官是一府的司法官员,主要掌管刑狱和律令。面对接二连三的骚乱,顾咸正查清作乱的人员组成,区分对待,或歼灭,或招抚。对付猖狂的盗贼头子,他追讨捉拿,上报处决;对于饥民组成的起义军,他以招降为主,其中包括一支三百余人的回族队伍,一支一千多人的庆阳土匪。在他的努力下,陕西中部略为安宁。

顾咸正明白,招降只是一时之计。不把百姓的生计安排妥当,安宁早晚会被打破。顾咸正开始了他的救荒策略。救荒不是推官的主要职责,但是若不救荒,百姓失去生路,骚乱案件只会更多。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招抚大量流民,发给他们田地,组织他们种地。他收缴无主的荒地,作为官庄,自己出钱招募农民耕种。当年,几场大雨过后,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受惠的农民不计其数。他组织开垦的田地达到两万亩,还倡导农民种树、养家畜,使农民额外获利,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山丘重叠,灌溉困难,仅靠降雨显然不够。顾咸正请来通晓水利的工匠,教百姓修建沟渠,从远处的河流引水,教他们凿池储水。恒升车这一灌溉工具,就是他和工匠研制出来的。他还教给百姓几种捕捉蝗虫的办法,改善了民生。

与之配合的措施是,他发布命令,严禁普通百姓持有或藏匿兵器,严禁组建队伍、骑马操练。他和侯峒曾的观点一样,认为人的手里有了武器,就容易鲁莽,变得目无法纪,社会就不会太平。

独在异乡为异客,顾咸正自知以一人之力难以收拾偌大的烂摊子,在公务之外,他只能游览当地名山来散心。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黄河沿着陕西的东部边界一路向南奔流,到潼关后呈直角状突然拐向东方。潼关的南邻便是华山。人站在百里之外,能看到华山直插云霄,再向前走,华山反而消失在低矮的群山中,走到最后二十里,猛一抬头,会看到一座座美如莲花的华山山峰近在眼前。

华山的北峰、西峰、南峰、东峰,顾咸正都无一例外地攀登过。每到一处景点,他都以诗句记下自己的观感。

站在华山的最高峰南峰上,他东瞰黄河,南望秦岭,心中无限感慨。“南掌俯众峰,众峰俯天下。天自倾西北,此峰补天罅。”站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上,他“俯首红尘三万里”,如同进入神界;透过秀美的自然风光,他仿佛看到了八百里秦川生灵涂炭,担忧“民穷何处觅琼浆”,同时,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强的意志,“枕戈待旦吾曹事”,他明白了什么叫以天下为己任。

1641年年底,短暂的家族聚会后,侯峒曾回到江西南昌,因病请辞未能获得批准,他只能继续工作。他将江西省十三府所有的岁试考卷整理完毕,上交礼部,主持刻行了《十三郡庠音》,成就了一件文化盛事,便结束了四年江西提学官生涯。离开江西前,他除了静静等待新的调令,又忙了几件事。

南昌有一座大节祠,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在南昌为官时奉命修建的,以纪念明初建文朝殉难死节的十五位江西志士。

峒曾在江西四年间,每年都去大节祠祭拜。离任前,他看到祠内日渐凋敝,决定出钱修缮。他为正堂题字“成仁堂”,又撰写碑文,在侯尧封立的石碑旁边树了一座新碑,记录大节祠的变迁。

除了本朝的忠节之臣,他还整理了前朝的节义事迹。谢枋得是南宋末年的学者,为江西上饶人,南宋灭亡后,他和同乡起兵反元,兵败后拒不屈服,遭到终身囚禁。峒曾带领手下搜集谢枋得的文学作品和抗元故事,印装成册。南昌府的地方志记载了谢枋得的事迹,但一直没有把他列入先贤祠。峒曾奏请朝廷后,将他供奉在南昌先贤祠。

峒曾整理完谢枋得的作品,又整理了本地其他先贤的文集。这些先贤的遗作有几十卷或上百卷,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不亚于理学家朱熹。峒曾联络他们的后人整理和刻印,并慨然为文集作序。

侯峒曾离任后,江西读书人感念他为江西做的贡献,将他崇祀在白鹭洲书院。李邦华撰写碑文,盛赞他在地方教化上做出的贡献。南昌的名宦祠内,也有他的一席之地。江西百姓用“公明”一词来称颂他,说他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提学官。几十年未有过,也意味着日后难以再出现。在他卸任后,继任江西提学官的是某位湖北籍官员,此人一改侯峒曾的严苛标准,偏重对士绅豪族的迎合,使许多一度被侯峒曾降级的贵族子弟重新站到了平民头上。

1642年年初,峒曾去南京述职完毕,三月回到嘉定。家人看到他衰老了不少。他去江西时还是满头黑发,归来时两鬓、胡须已经斑白了。

新的调令已经传来,朝廷任命他为广东粮储副使。相比江西,广东离家乡更加遥远。他没有体力长途跋涉,况且岭南的气候湿热潮闷,完全不利于他休养。他给南京吏部和广东主事者写信,表示自己有病在身,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去广东赴任。

他卧病在家,见到了久违的朋友黄淳耀。一别三年,两人很高兴再次相聚。

黄淳耀刚辞别钱谦益,从常熟回到了嘉定。他在钱家教书三年,说不上自在。他离去前,五十九岁的钱谦益迎娶了二十三岁的柳如是,黄淳耀甚至没有作诗祝贺他们,以弟弟渊耀考中秀才为由离开了钱家。出于文人间的表面友好关系,以及对文坛盟主的尊重,黄淳耀离开后依然与钱谦益书信往来,但他们绝不是同道中人,从几年后的生死抉择可以看出。

黄淳耀回到嘉定后,如鱼得水,与侯家子弟保持密切联系,但没有再回侯氏家塾教书,而是独立地做了一件大事——建立直言社。

组建社团是他十几年来的愿望。直言社成员包括他的朋友陈俶、夏云蛟、唐昌全,门生陆元辅、苏渊,弟弟黄渊耀,以及侯家的年轻人玄汸、玄演、玄洁、玄泓、玄瀞,侯家的亲戚张懿实、龚元畅(龚元侃的弟弟)等十余人。有趣的是,成员中还有被黄淳耀尊称“前辈”的嘉定人高颖。高颖年过七十,毕生钻研箭术,他的著作《射学正宗》一书远播日本。高颖名在武学领域,看似与直言社的文学成员迥异,但他强调射箭者的心态,与直言社追求心性的宗旨相合,想必能给其他人带来启发。

在第一天聚会的日记中,黄淳耀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对自己说,要趁着体力强健,在成为六十岁老翁前,在天地间成就一番事业,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

直言社聚会的内容,主要是记录和交流每天的所学所思。他们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不是生活流水账,更像读书和修行的笔记,大到解读古籍,小到修身养性,既探讨经典学问,也钻研科举文章。

黄淳耀早年醉心于程朱理学,后来他希望克制性格上的急躁,常以静坐、冥思约束自己。他越来越喜欢读佛家论著,注重居士的修行,时常和弟子们去寺庙听讲佛法,去道观观看扶乩表演。他着意于探究内心,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记录每天的梦境,然后与弟子们讨论。

与其说他在刻意地组建社团,不如说他在寻找一个现实的出口。他笔下的种种梦境感悟,让人误以为他深陷一个极端的精神世界。其实,他从未忽视当下的内忧外患。现实太沉重,让他感到无力。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他才转而寻求另一片精神乐土。

他自称“野人”,也就是不做官的“在野之人”。他笔下的《野人叹》组诗,如一幅幅世间百态图,清晰地勾勒出1642年的国计民生:

野人叹息中原乱,战马凭陵岁将半。

燕齐杳杳无信来,但闻官吏多逃窜。

东南财赋如山丘,漕河一带真咽喉。

无计灭之仗天力,春深湿热留不得。

野人叹息王师劳,秦贼楚贼如猬毛。

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

昨闻死贼劫财货,分与官军作贿赂。

乱斫民头挂高树,黎明视贼贼已去。

野人叹息年岁恶,池中掘井井底涸。

飞蝗引子来蔽天,辛苦将身事田作。

朝廷加派时时有,哭诉官司但摇手。

归逢吏胥狭路边,软裘快马行索钱。

野人叹息朝无人,朝中朋党如鱼鳞。

十官召对九官默,箧中腰下皆黄银。

不知何人理阴阳,频年日食四海荒。

我欲上书诋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叹息江南苦,游手奸民勇虓虎。

跳向湖心作群盗,公然持兵劫官府。

四海已有微风摇,鼎鱼幕燕防焚烧。

城中富儿不忧恤,村童名倡留上客。

他不是在空谈,不是在想象,他在倾诉每天上演的现实。东北边患、西北流寇、朝廷无能、民不聊生,这是1642年大明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空前大旱、飞蝗蔽日、瘟疫丛生、赋税如山,这是每一名江南百姓都在经历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