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的垮台，并不能使日本一夕之间便即摆脱传统禁锢，迈入近代社会，在仁人志士面前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而在是否要彻底与过去说再见，以及将如何面对未来，选择哪条道路迈向明天的问题上，旧日的同志们又开始了血腥的厮杀。最终，大西乡倒下了，大久保也倒下了，伊藤博文等小字辈们走上了前台，开始决定日本未来的命运。
戊辰战争开始于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一月二日，也即公历的1月26日，当晚，幕府方两艘军舰悍然炮击停泊在兵库冲的萨摩军舰，掀开了大战的序幕，然后如前章所述，翌日午后，“鸟羽·伏见之战”打响。战争一直延续到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的五月十八日（公历6月27日），土方岁山战死，榎本武扬代表虾夷政府正式向新政府军递交降表，也即“箱馆战争”的终结。前后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然而作为日本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迈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治维新”，却并不能与戊辰战争画上等号，不是说战事一息，立刻除旧布新，日本社会瞬间来个大飞跃。戊辰战争只是明治维新的第二步而已。
第一步当然是指新政府的组建，故此一般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于戊辰战争之前不久，即以幕府“大政奉还”和朝廷“王政复古”为肇端，经过小御所会议，正式组成以明治天皇为国家领袖、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政府首脑（总裁）的维新政府。接着，经过将近一年半的战争，新政府终于击败了守旧的江户幕府势力，并且重新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家。
然而这时候的日本，仍然还只是个传统的封建国家，政府总裁由亲王担任暂且不论，议定的成员皆为朝臣和藩主，参与的成员亦为公卿与各强藩的藩臣，其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新阶级的利益——当然啦，这时候也还没有完整的资产阶级一说，遑论其代表人物了。
日本的政治架构仍然是封建分封制，群藩林立，战争结束后，新政府仍然以土地作为奖惩手段。比方说，赏赐岛津久光父子、毛利敬亲父子各“永世禄”十万石，赏赐山内容堂父子“永世禄”四万石、松平庆永父子一万石等等。
有奖自然有罚，如前所述，德川宗家由占有幕府天领四百余万石，被降格为骏府七十万石的普通诸侯。此外，仙台从六十二万石减封为二十八万石，米泽从十八万石减封为十四万石，庄内从十七万石减封为十二万石，长冈从七万四千石减封为二万四千石……最惨的是会津松平，被转封偏远贫瘠的陆奥斗南三万石。
不过总体而言，奖得不多，罚得也不多，绝大多数诸侯都获得了“所领安堵”的承诺，跟当初“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搞的那一套绝不可同日而语。朝廷本来就没多少土地，这回新政府顺利吃下的也大多为旧幕府天领，就表面形态来看，跟江户幕府换成“京都幕府”没多大区别——换言之，封建体制基本不变。
这叫“维新”吗？新在何处？
所以真正的维新，要等战争结束后才开始。
不过在战事终结之前，新政府就开始了一项巨大工程，那就是——迁都。为什么要迁都呢？因为新政府的实权都握在那些参与，也即各强藩重臣，以及下级公卿岩仓具视等人手中，但参与们头上除了个空头的亲王总裁外，还顶着一大堆议定呢。议定中的旧藩主们还则罢了，那些公卿却都蠢蠢欲动，想要把权力重新掌握到朝廷手中。
不是“大政奉还”了吗？不是“王政复古”了吗？新政府不新政府的，只是一个虚名而已，这天下难道不应该复归到幕藩体制之前的形态吗？公卿们纷纷弹冠相庆，觉得终于该到咱们露脸的时候啦。
然而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他们可不是楠木正成，没想着真把大权都交还给天皇，更不打算让那票腐朽无能而又目光短浅的旧公卿卷土重来。为了削弱旧公卿对天皇的影响力，真正消灭“朝廷”这个封建时期的怪物，建立新时代的国家政府，这些人便提出迁都的建议，目的是离开京都，彻底摆脱守旧势力的掣肘。
最初的设计是迁都大坂——大坂距离京都不远，迁都的阻力可能会比较小，而且大坂商业发达，拥有优良港口，也便于新政府冲出列岛，走向海洋。于是他们以对敌作战的需要为借口，首先策划了天皇的“大坂行幸”，然而朝廷中的守旧势力仍很顽强，结果明治天皇跑大坂城待了四十多天以后，仍然被迫返回了京都。
等到“大江户无血开城”以后，大久保等人就又动心眼儿，打算奉着天皇迁都江户——江户是两百多年来实际上的日本首都，其繁华程度远非京都、大坂可比，兼之并未遭受太大的战火，城建设施还保留得很完善，若能迁都江户，则既可以顺利镇定旧幕府的中心统治区域，又距离京都更为遥远，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啦，连大坂守旧派公卿们都不让你去，江户那么远的地方，他们肯干才有鬼呢。好在这时候，佐贺藩两名重臣突然跳将出来，提出“东西两都”建议书，为新政府解决了这个难题。
佐贺藩就是“萨长土肥”之肥——肥前藩，按照当时的习惯，也可以依据藩主的苗字称为“锅岛藩”，因为本据为肥前国佐贺郡的佐贺城，所以叫佐贺藩——就好比萨摩藩也可以叫岛津藩、鹿儿岛藩。佐贺藩祖便是战国末期大名鼎鼎的锅岛直茂，受丰臣秀吉赐封肥前三十五万七千石的领地，江户幕府时期的初代藩主，则是直茂之子胜茂。
当然啦，肥前并不仅仅锅岛一家诸侯，但锅岛的封地是最大的，并且享受国主格待遇，因此才能以国名指代。
拉回来说，佐贺藩传至第十代藩主锅岛直正（闲叟）的时候，利用沿海的便利，大肆吸收西洋科技，进行藩政改革，直正以西法炼钢，制造大炮、蒸汽机、玻璃制品，甚至引进电信技术，成为幕末首屈一指的近代化强藩。第一次长州战争后，鉴于全国性的战事已不可避免，直正的继承人锅岛直大又全面改革军事制度，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常备军。正因为有此实力，才能在西南四强藩中稳居一席之地。
不过因为“入伙”比较晚，而且此前佐贺藩一直埋头搞生产，很少掺和京都的乱局，所以议定和参与都没能混上。等到战争爆发以后，佐贺藩兵自然成为新政府军的中坚力量，于是佐贺藩臣们亦都水涨船高，得以陆续挤入新政府中枢。前面所说的那两名佐贺重臣，一位是军务官判事（国防部参谋）大木乔任，另一位是东征大总督府监军江藤新平，他们提出“东西两都”的建议，即仍然保留京都的国家首都地位，但同时设置江户为陪都——日本的土地那么狭长，关东地区又长期在德川氏统治之下，短期内很难彻底稳固，在江户设个陪都很有必要啊。
于是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朝廷正式下诏，改江户为“东京都”（简称东京），并决定明治天皇将于十月十三日“行幸”东京都——你瞧，不算正式迁都，咱们仍然只是去转悠转悠而已，你们就别再反对啦。
真正的改革，可以说即从这并不挂着迁都名义的迁都开始。
如前所述，幕末时代的主流思潮，首先是“开国”和“攘夷”的对抗，但逐渐地，攘夷派的中坚力量认识到不开国便无以攘夷——延续锁国政策固然是自蹈死路，打算先把洋人全都赶出去，咱们再自情自愿而不是被迫地开港通商，那也不现实——同时又认识到在腐朽的江户幕府统治下，日本永远也别想真的迈入近代化社会，得以跟列强平等建交，所以才引发了戊辰战争，彻底推翻幕府的统治。
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就该全面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修改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把日本推向新的时代啦。而在此之前，战争之初，新政府即请求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五条誓文》的内容为：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经纶；三，公武一途，乃及于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来的陋习，秉持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誓文只是口号而已，而要达成口号的目的，首先就必须打破封建采邑制，也就是把各藩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使得新政府的执行力可以覆盖至全日本的每个角落。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劝说和赎买来完成的，首先在战争结束前的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一月，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等各藩重臣的分别劝说下，萨、长、土、肥四强藩领头向朝廷“奉还版籍”，也就是说，把名下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朝廷，自己只保留暂时的管理权。
在明治维新之前，可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只代表了一个地区而非一个完整的国家，幕府对外交往（朝廷都不拥有这一权力）固然打着日本国的旗号，但对于广大武士和百姓来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乃德川之臣、乃萨摩之人、乃长州之人等等，而并没有身为日本人的自觉。这种自觉要到戊辰战争的诸藩联合中才逐渐深入人心，有识之士莫不呼吁一个完整的近代化的国家政权之诞生。
各藩重臣首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虽然以萨、长为首的各藩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现实矛盾和浓厚的竞争意识，但其基础逐渐地更多来自于藩臣团体而非藩本身，说白了，他们不再认为本藩的利益可以凌驾于全日本利益之上——除非藩政府能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政府，但那根本就不现实，即便德川宗家都不可能单独统治日本，遑论西南强藩之一呢？
而且这些各藩重臣，通过戊辰战争逐渐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尤其是军事统辖权，使得他们可以独立于旧的诸侯体制之外，对于本藩藩主仍然维系着感情上的牵绊和礼节上的敬意，却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封建义务。权力从江户幕府转移到明治新政府，首先是从德川宗家转移至西南强藩，继而从西南强藩的藩主手上，转移到了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等藩臣出身的新政府要员手中。
在此种前提下，这些要员“下克上”，明为劝说实为威逼他们的主家向朝廷“奉还版籍”，试图终结旧有的分封制，那也便顺理成章了吧。
当然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封建采邑制的消亡经历了颇长的时间，并且分为数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即为四强藩藩主的“奉还版籍”，第二阶段是其他各路诸侯有样学样，纷纷仿效。
江户幕府三百藩，除了少数强藩外，绝大多数这时候都已经混不下去啦，本来藩内便频发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如今再经过一年半的战争，或者参与讨伐，或者遭到讨伐，藩库陆续被搬空，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他们的“奉还版籍”，既是因应时势需要、顺天应人之策，同时也是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
就此经过大约半年的准备，当年六月，新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分封制度，从此将各藩藩主与直辖领地的地方长官同等对待，改称为“藩知事”。
第三步，在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谋划下，陆续胁迫藩知事上书新政府，请求干脆“废藩”算了——不仅名义上，而且实质上把藩的土地纳归政府统一管理。于是到了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七月，政府最终用赎买的方式和承担各藩债务为承诺，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度，全国统一设定都、道、府、县的行政区划——即东京都，北海道，大坂、京都两府及四十三个县。史称“废藩置县”。
与“废藩置县”几乎同时完成的，还有军事制度的改革。就理论上而言，新政府必须掌控全国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如同昔日幕府拥有“旗本八万骑”一般，如此才能稳定局势，避免地方割据和作乱。可是新政府本身就是西南强藩和朝廷公卿开场小会拼凑出来的，根本没有一兵一卒可用啊，戊辰战争中用来征讨德川氏、奥羽越列藩同盟，以及虾夷共和国的，其实都是各藩联合军而已。
所以战争一结束，改革军事制度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来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六月，召开了“兵制会议”，商讨组建国防军的问题，萨、长两派各执一端，在会上几乎大打出手。
我们知道，长州兵的品流非常复杂，作为藩兵主体的“选锋队”早就不堪使用了，后来参与四境战争和戊辰战争的兵马，大多来源于高杉晋作登高一呼所组建的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其中商人、町民和农夫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长州人据此经验，认为应当不论出身、门第，采取普遍的征兵制度。而萨摩军的主体仍然是旧武士阶层，故此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等人自然反对普遍征兵制，认为只要把诸藩兵马收归国有，直接改组为国家军队，那不是既省力又省钱的事情吗？
当兵打仗，还得靠武士啊，那些老百姓哪有丝毫作战技能？要训练他们守纪律，更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就是“藩兵论”和“农兵论”的大论争——其实关键问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农兵论”是要从根本上挖断武士阶层存在的根基，这是西乡隆盛等人所无法接受的。
一开始“藩兵论”占据了上风，业已迁都东京的新政府首先征召屯驻在京都附近的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兵马东下，改组为第一支国防军。好在很快风向就变了，新政府的架构做了大范围改组，七月确定了“二官六省制”，六省中的兵部长官为兵部卿，由仁和寺宫嘉彰亲王担任，其实只是一个摆着好看的样子货，实权都落在了新任兵部大辅，同时也是“农兵论”的急先锋大村益次郎手中。
大村益次郎一朝权在手，立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这是我兵部该管之事，我不找你们商量，你们也便无由置喙。他首先在京都设置河东操练所，作为军官培养机构，初期学员全都来自于长州诸队。随即他又设置了“大坂出张所”，把京都和大坂作为编组新式陆军的根据地——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制压逐渐尾大不掉的西南诸藩。
大村的改革触到了旧武士阶层的神经，九月四日，他突然遭到数名旧武士的袭击，身负重伤，终于药石罔救，一命呜呼了。
大村虽死，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在长州诸人的努力下得以延续下去，再加上“废藩置县”的完成——藩都没有了，遑论藩兵呢？最终在继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的策划下，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十一月，明治政府下达“征兵告谕”，翌年一月正式颁布“征兵令”，不问出身、门第，开始了普遍征兵。
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架构经过一系列改革，最终确定为“二官六省制”。
在新政府内部，最初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的设置，职权很不明晰，其实只类似于过渡时期的政府筹备会议而已。于是到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一月，首先在三职下设置了神祇、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和制度七个科室，统称“三职七科”。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二月，改科为局（其中海陆军科改称军防事务局），并且增加一个总裁局，统称“三职八局”。所谓总裁局，就是辅佐政府总裁处理政务的机构，我们知道，炽仁亲王这个总裁的头衔本来就是虚的，而且不久后总裁一职即被废止，所以政府的真正首脑，就此变成了总裁局的两名副总裁——议定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这可以说是日本国的第一届政府班子。
然而这仍然是个过渡，既然要开国，要“文明开化”，要与西方列强平等建交，那么人家搞的“三权分立”那一套，就不能不好好学上一学喽。很快，原有的三职（总裁已撤，其实只剩下了二职）便转化为“议政官”，掌握立法权，由两名辅相（副总裁）加上原本的议定组成上院，原本的参与（主要为各藩藩士）则组成下院；刑法局独立出来，成为“司法官”，掌握司法权；除总裁、刑法二局外的其余六局合并为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五个官厅，作为“行政官”掌握行政权——两名辅相同时兼任行政长官。
唉，三权分立是新花样，可是这新花样里面怎么还夹着一个“神祇官厅”啊？这不还是封建社会“祭政一体”的荒诞玩意儿吗？这是因为日本才刚半只脚迈进近代社会，说实话对于近代政府的基本职权实在搞不大懂，再加上还有个并非彻底虚君的天皇压在上面，那就暂且只能煮出一锅杂和粥来啦。很快的，新政府就“尊重传统”，搬了古老的太政官制出来，往新政府架构上去硬套，神祇官得以复活，并且名义上凌驾于政府主体的太政官之上，太政官下也沿用旧名，设置民部、大藏（财政）、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个省，称为“二官六省制”，其余待诏院、弹正台、集贤院等等，也都还是用老名字。
在“废藩置县”前后，太政官下又新添了司法省和文部省，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再增添内务省，就此，明治政府的基本架构终于算是搭成了。
这种政府架构，说白了就是一锅和洋结合、古今混用的大杂烩，与此同时，还有一锅更大的杂拌开始烩制。
且说维新之初，志士们打出过“四民平等”的旗号，也就是说要打破旧日“士农工商”的身份界限，达成人人平等的目的。当然啦，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只是空想，可是新政府成立之后，真的在名义上废除了不同阶层的身份差别了吗？
那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原本高高在上的那些公卿、诸侯，要让他们跟普通武士甚至平民百姓平起平坐，他们非当场掀起反旗不可。所以真正达成平等的，只能说是“士”的中下层，和另三等的“农工商”。
明治政府规定，天皇一族与普通国民不同，统称“皇族”，尊贵无比。此外，公卿贵族和各藩藩主则都定为“华族”，旧武士仍然称为“士族”，以与平民百姓相区分。后来逐渐地，士族也变成了平民百姓，只有皇族和华族高高在上，仍然长时期存在。所谓的“四民平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不过是句门面话而已。
靠着这种杂拌的政府架构和公民划分，自然无法使日本快速迈入近代社会，那些明治政府的要员们也全都为此头痛不已。本以为只要打倒了旧幕府，建立起新政府，就可以跟列强平起平坐啦，可以商量着修改不平等条约啦，谁想到尝试了几回，列强全当你在放屁，压根儿理都不理。于是就有人提出，咱们必须富国强兵，然后才能修改条约——“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等口号，一时间响彻了日本的每个角落。
可是该怎么文明开化呢？穿洋装、学洋文，甚至吃洋餐（古代日本人因为笃信佛教，绝大多数都是不吃禽畜肉的，贵族也只吃点儿海产补充蛋白质，维新后却开始大肆吃肉尤其是牛肉，以为只要多吃牛肉，就能长得跟西洋人一般壮实），明显是不够的。然后又该怎么“殖产兴业”呢？掌控新政府的多为各强藩的藩士，行动力无与伦比，理论基础却不牢固。于是大家伙儿一商量，咱得先走出国门，去西洋各国考察一番，才能把先进经验搬回日本来啊。
明治四年（1871年）年底，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乘坐美国蒸汽邮轮阿美利加号，开始了漫长的访问和考察之旅。按照计划，使节团首先要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停留约八个月后，再渡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在英国待四个月，在法国待两个月，在比利时、荷兰、德国待三周，在俄国待两周，此外还要途径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国，并在维也纳参观万国博览会，其后经苏伊士运河返回亚洲，继续访问列强在亚洲的各殖民地，最后从香港经上海返回国内。
嚇，这一趟几乎就是环球旅行啊，把各欧美列强全都走透透，计划行程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大家伙儿都认为这么跑上一趟，就能把列强的本事给学个七七八八，可以用来振兴日本国了吧。
使节团的规格很高，特命全权大使乃是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这时候已经确定了“二官六省制”，各省首脑全都沿用旧称，所以外务省的主官就是外务卿，而首任政府首脑自然便是太政大臣，定为三条实美，仍设左、右大臣等为其辅弼。说白了，岩仓具视就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所以使团以其苗字为名，史称“岩仓使节团”。
副使有四名，分别为参议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少辅兼民部少辅伊藤博文，以及外务少辅山口尚芳——山口尚芳本为佐贺藩士。
此外，还有包括林董、田中光显、村田新八、由利公正等五十多名使节、随员，以及前赴欧美各国的四十三名留学生，总数为一百零七人。
有趣的是，根据临行前留下来的五名正副使节合影照来看，四名副使全都剃了短发，一身的洋装，手捧高筒礼帽，只有正使岩仓具视仍然身着传统和服，梳着发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岩仓使节团是在公元1871年12月23日正式出发的，因为种种不确定的因素，最终日程比原计划略长，直到1873年9月13日，他们才乘坐美国邮船黄金时代号返回横滨港。然而诡异的是，作为副使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却乘坐他船，匆匆忙忙提前一个月返回了国内——据说，他们是回来“灭火”的……
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等，都是明治新政府的股肱之臣，他们出国考察，一去就是一年半的时光，当然不可能就此把国事全都撂下啦，而必须有人填补空缺，肩负起维持政府、守护国家的重任来。
留守政府的首脑，自然便是太政大臣（政府总理）三条实美，不过三条的学问和见识都很有限，他这个总理半虚半实，政府权力主要还是掌握在那些过去的强藩藩臣手中，包括萨摩的西乡隆盛、长州的井上馨、土佐的板垣退助，以及佐贺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等。
这留守政府不等于看守内阁，不是一切维持原状，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可以了，维新正到关键时刻，一系列大政方针都由出访者和留守者商议妥当，待等时机成熟后再加以颁布。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学校制度、征兵令、地租改革、西历采用、整顿司法，以及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等等。
这对基督教的禁令，并非江户幕府所颁布的，而是新政府成立以后新发的——一方面鼓吹西化，逐事都向列强看齐，一方面又禁止基督教传播，正说明了维新政府是在逐渐转化为近代政府，建立之初则封建意识仍然极为浓厚。
大久保利通等人临行前告诫留守政府成员，说按照咱们商量好的，你等逐一进行改革，颁布政策就成，若再有其他大事，且都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加商讨，不可贸然行事。西乡隆盛等人一口答应下来。
可是谁承想进入了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还在四处游逛、各方考察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却突然得到消息，说西乡隆盛打算亲提大军，渡海去侵略朝鲜。大久保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我们知道，当年丰臣秀吉曾经侵略过朝鲜，最终铩羽而归，这一狂妄思想在二百多年后的明治政府中却又突然间死灰复燃了。日本是个岛国，疆域狭小、资源不足，想要与列强并列进而相争，在当时的思潮看来，必须学习列强开辟海外殖民地不可——这殖民地么，日本人当然首先就想到了朝鲜半岛。
尊攘派的祖师爷吉田松阴就曾经畅想过，“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其弟子木户孝允也曾经在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向岩仓具视进言，认为朝鲜是“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可以说，等咱们强大了就要去拿下朝鲜，把朝鲜半岛作为第一块殖民地——琉球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王国，实际早就落到萨摩手里了，算不上第一块——乃是明治政府从上到下的共识，史称“征韩论”。
不过政府肇建之初，还没有力量对外扩张，所以“征韩论”就只能作为一桩遥远的畅想而已。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推动朝鲜的开国，则两国联起手来，或可与欧美列强相拮抗也。
可是派遣使者前往朝鲜，却被朝鲜人一口回绝了。当时朝鲜的李氏王朝，权柄都掌握在国王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手中，这位李昰应乃是顽固的守旧派和事大派（依靠中国，故名事大），不但拒绝开国和与日本结盟，反倒因为日本的西化而大感厌恶，两国关系就此日益紧张，终于在留守政府执政时期达到顶峰。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一怒之下，决定立刻发兵朝鲜。
大久保利通等人并不反对“征韩论”，但坚决反对在国力尚不充足、列强虎视眈眈的前提下，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一听说留守政府如此妄行，他们立刻慌了神儿，因此大久保和木户两名副使才提前赶回国内，加以阻止——咱们说好的呀，得等使节团归国之后，再共商预定安排之外的国家大事。
出兵朝鲜的鼓噪，好不容易才被大久保等人给按了下来，一拖就是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岩仓使节团的归国。于是出访者和留守者再次坐在一起开会，双方争论不休，导致赞同出兵的大隈、大木和反对出兵的大久保、木户都以辞职相要挟，总理三条实美气得大病一场，差点儿要了老命。
三条这一倒，按照规定，右大臣岩仓具视遂得以进位，代掌太政大臣的职权。岩仓乃是坚定的反对出兵派，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会议开始一边倒，最终通过请求明治天皇圣裁的方式，阻止了这场无谋的妄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分裂，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五名参议愤而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的政变”。
这场政变，就表面上来看，似乎西乡隆盛是“征韩论”的主导者、侵朝派的排头兵，其实这是冤枉了西乡。力主即刻发兵攻打朝鲜的乃是板垣退助和副岛种臣，西乡隆盛无力压服，于是提出建议，不如由我亲自跑一趟朝鲜，去跟大院君商议，请求对方开国吧。经过反复劝说，板垣、副岛等人大致认同了西乡的建议，然而等到岩仓使节团归国以后，却坚决反对这一做法。
大久保等人认为，以如今的日朝关系来看，西乡航渡前往，很可能遭到朝方的杀害，到那时候欲不开战而不可得矣——所以，你绝对不准去！最后岩仓具视递交到明治天皇面前请求圣裁的，并非是否侵韩的讨论，而是使韩议案和延期使韩议案；西乡等人的下野，也并非恼怒无法侵朝，而是怨恨岩仓狡猾而强硬的政治手段。
这次政府分裂，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之下野而最终引发了“西南战争”，因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的下野，逐步催生出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六年的政变”的时候，主掌政府实权的，乃是一批参议。
参议本为日本古职，属于“令外官”。根据养老律令规定，最高政府机关为太政官，主官太政大臣、副官左右大臣，再往下还有大少纳言、左右大弁等等。不在律令规定之内的，历代逐次增加的官职，则称为“令外官”，比方说在左右大臣外新设内大臣，在大少纳言之间新设中纳言，以及咱们耳熟能详的摄政、关白等等。至于参议一职，始创于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允许部分四位以上廷臣挂此头衔，参与大臣们的会议，共商朝政。到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确定二官六省制以后，参议遂与太政大臣、左右内大臣等古老官名同时复活了，那些大臣的头衔，主要用来封赐旧公卿和旧藩主，参议头衔则全都落到了各藩重臣，即所谓的“维新功臣”手中。
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的“废藩置县”，基本上把旧公卿、诸侯从朝堂中清扫了出去，此后挂着参议头衔的维新功臣们遂彻底掌握了政府中枢。首批参议共有四名，即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四月又新添上了后藤象二郎、大木乔任和江藤新平。到了十月份，就是这些人在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的先后主持下，就是否派遣西乡隆盛出使朝鲜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因为岩仓玩弄权术主导会议，致使西乡等四人彻底失败，愤然辞职。
于是增补大久保利通、副岛种臣、伊藤博文、胜海舟和寺岛宗则为参议。不久以后，大久保利通在八省（六省再加司法、文部二省）外，建议增设内务省，打算把铁路、通信等其余部门不管的事儿全给挑起来，大久保本人则以参议的身份兼任了初代内务卿。
随着国政的改革，日本社会逐渐转型，新生事物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啊，于是出现一个，抓住一个，内务省很快便膨胀起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因而内务省可不是“不管部”，在二战之前，它被称为“官厅中的官厅”、“官僚势力的总本山”，或者“官僚的本据”；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也不是“不管部长”，而很快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日本第一官僚，甚至是独裁者。
大久保本来就是岛津久光的宠臣，萨摩藩维新志士的领袖，论声望、地位，能够与其相拮抗的，只有同藩的西乡隆盛，以及长州的木户孝允等寥寥数人而已。西乡在明治六年的政变中下了台，然后翌年因为反对向台湾用兵，木户也愤而辞职了。于是大久保一家独大，手里攥着内务省和警视局，还有大藏省和工部省为左右臂膀，建立起了所谓的“大久保独裁政府”。
要说警视局，旧幕府时期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察一说，“新选组”也好、“新征组”也罢，都是临时编组起来以维持京都、江户治安的，不入国家（幕府）正式编制，只算是临时工。明治政府建立以后，开始学习西方创建警察部队，起初叫“逻卒”。明治五年（1872年），萨摩出身的川路利良前赴欧洲考察警察制度，回来以后就创设了警视局，归属内务省统辖。
川路的名言是：“一国乃一家，政府乃父母，人民乃子女，警察乃其保姆。”他立志要把日本建设成一个“警察国家”。他在为大久保维持治安、控制舆论，打压反对势力上，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此外，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虽然一出佐贺，一出长州，不是萨摩人，却跟大久保走得很近，诸事皆仰承大久保的旨意，可以说跟川路利良并为内务卿大人的忠犬。据说左大臣、名位还在岩仓具视之上的岛津久光因为反对洋化运动，曾经上书政府，要求撤换大久保的职务。久光乃大久保的故主，主公站出来说话了，大久保不安于位，当即打算辞职。结果大隈重信跳出来高呼：“今时不同往日，如今您已是朝廷之臣，焉能因为一名旧藩主的要求便轻率去职呢？”于是乎大久保继续当他的内务卿，岛津久光倒被迫黯然辞职，回萨摩养老去了。
在大久保利通的独裁统治下，日本全面而快速地向近代社会转化，其目标是把日本建成为第二个德意志。他的统治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有司专制”，也即由特定的藩阀政治家掌握国家要害部门，实际操控国政，使得立法机关形同虚设。对此表示出强烈不满的大有人在，首先旗帜鲜明上书朝廷，要求改弦更张的，便是前任参议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
明治七年（公元1874年），板垣和后藤，再加上一个就任参议短短数日便主动辞职的副岛种臣，一起创建了“爱国公党”，开始向明治政府发起猛烈炮轰。板垣愤然声讨有司专制，并且向政府递交了《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明确指出：“如今之政权，上不在皇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在有司（相关部门）。”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
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从1874年一直延续到1890年，主要主张为制定宪法、开设议会、减轻地租、修正不平等条约、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等等。不过表面上虽然是一场资本主义民主运动，但运动的领导者们，却只是利用社会各阶层对现政府的不满，想要组织反对党抢班夺权而已。想想也是，大家伙儿都是维新志士，都跟旧幕府打过仗、流过血，凭什么你们在台上肆意妄为，倒把我们踢出局外？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票人本身声望就高，根基就厚，再加上裹胁了民意，即便大久保利通也拿他们没辙，此后历届政府，更是只能招安了事，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入阁参政。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当即吞下香饵，解散在野党，欢欣鼓舞地就去上任了。可是到了任上一瞧，政府给自己的只是空头衔，而毫无实权，一怒之下，再度下野，重组政党，继续高呼反对口号。
但也正是他们所鼓吹的自由民权运动，终于迫使日本政府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开设了帝国议会，算是向新时代又多少迈进了一步。
明治政府力图摆脱封建制的束缚，彻底消除武士阶层，为此采取了很多强硬手段，比如说“废藩置县”，再比如“带刀禁止令”又名“废刀令”，也即除穿着大礼服的官员，以及军人、警察外，一律禁止佩刀上街。
我们知道，佩刀乃是武士身份的象征，江户时代的武士无时无刻不身佩长短双刀（武士刀和肋差），甚至在被低阶层之人冲撞以后，有直接“斩舍御免”的权力。废除诸藩，就使得武士失去了所依附的封建势力和生活来源，废刀令又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进而舍弃身份。就此导致了大批武士家庭破产，瞬间沦为社会底层。
高层武士比如各藩藩主、重臣并无此忧，政府赎买了他们的土地，即便不用来投资新兴的工商业，也不会很快坐吃山空。中低层的武士本身俸禄就很低微，如今被政府用公债的方式一次性买断，绝大多数除挥舞刀剑外并无一技之长，即便想要转业也非常困难啊。
其实武士破产，在江户时代便屡见不鲜了，很多武士被迫向商人高利借贷，甚至收商人子弟为养子、婿养子，继承家业，以度难关。然而原本江户幕府再加三百藩，武士数量极为庞大，明治初期能够混入官场，或者从军为警的，数额却极其有限，绝大多数武士迈入破产境地，这是前所罕见的，自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鉴于此，西乡隆盛在下野后，返回老家萨摩（废藩后改称鹿儿岛县），就掏出身为维新功臣、政府元老所获得的大笔津贴，成立了一座私立学校，收留落魄武士，一边种地，一边训练。在隆盛想来，我这是在为国家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保留军事人才，也算功德无量吧。
然而如同西乡隆盛一般虽然怜悯旧武士境况，却又深知社会大势一去不返者，实在寥寥无几，在位者根本不关心普通武士的死活，在野者则妄图诉诸武力来开历史的倒车。且说江藤新平在辞任参议以后，返回故乡佐贺，仿效板垣退助等人组建了一个“征韩党”，要求改善旧武士的待遇，把他们组织起来向朝鲜进军。前秋田县权令岛义勇也几乎同时组建了“忧国党”，主张复归传统的封建制度，反对一切洋化举措。
这两个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政党，因为对新政府同样的敌视和憎恨，最终走到了一起，集结兵马，掀起反旗——是为明治七年（公元1874年）的“佐贺之乱”。他们还派人前往鹿儿岛，请求西乡隆盛起兵策应，但被隆盛婉言谢绝了。新政府闻报，立刻派遣兵马，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叛乱即被敉平。岛义勇妄图逃往鹿儿岛向岛津久光申诉，途中遭到逮捕，随即被处决。江藤新平则是被大久保利通设置临时裁判所，进行秘密审讯后，不顾朝野一致的求赦呼声，下令处死了。
到了明治九年（公元1876年），一年内又连续爆发了“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和“萩之乱”，都是旧武士阶层对新政府掀起的叛乱。“神风连之乱”的首谋乃是旧肥后藩士太田黑伴雄、加屋霁坚等人，他们组建了一个政党叫“敬神党”，反对者蔑称为“神风连”，他们的诉求是反对“废刀令”；“秋月之乱”乃是旧秋月藩士宫崎车之助等人呼应敬神党所掀起的叛乱。最后这股歪风甚至刮到了长州，曾一度接替大村益次郎就任兵部大辅的前原一诚，因为反对“农兵论”而与木户孝允严重对立，辞职返乡后，煽动长州旧士族，掀起了“萩之乱”。
这些叛乱延续时间都不长，参与者不过百余，最多数百人而已，陆续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可是政府为此也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于是大警视川路利良就派遣部下秘密潜入西乡隆盛的私学校，去侦察西乡的动向。这时候私学校中包括落魄武士，以及因仰慕西乡而主动辞职来附的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已经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倘若闹起事来，麻烦可就大了呀。
可是密探的潜入，反倒成了叛乱的导火索——私学校中的学生、干部们本来就对大久保独裁政权极为不满，他们以兵法部勒，团结性和警惕性都非常高，很快便揪出了密探，经过严刑逼供，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川路竟然派这些人来刺杀大西乡！是可忍孰可不忍，于是重要干部筱原国干、桐野利秋、村田新八等人便去找到了正在疗养的西乡隆盛，煽动他向政府掀起反旗。
据说，这其实也是一桩乌龙事件，密探所招供的本意是“视察”（侦察）西乡，发音为“しさつ”，恰与刺杀相同。不过在新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对私学校的怀疑，以及私学校本身强烈的反政府倾向来看，即便没有这一事件，爆发叛乱也是迟早的事情吧。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本为挚友，闻讯匆忙派遣海军大辅川村纯义和内务少卿林友幸前往鹿儿岛解释，然而却无法得到学员们的谅解。最终，西乡隆盛还是被胁迫着竖起了反旗——是为明治十年（公元1877年）二月间事，史称“西南战争”。
二月二十二日，陆续集结在西乡周围的叛军已经达到一万多人，北上攻打政府在北九州的屯兵所——熊本镇台。熊本镇台只有三千多兵马，但仗着装备精良、设施牢固，一连多次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不久后，山县有朋和川村纯义统率五千政府军经海路前来救援，先后在高濑和田原坂两战中击败叛军，四月十四日顺利解除了熊本之围。
政府军趁胜直进，叛军节节败退，西乡隆盛自知取胜无望，于是遣散部众，仅仅带着六百亲信遁回鹿儿岛县，藏身在城山地方。九月二十四日，政府军对城山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恶战中，西乡的大腿和腹部先后中弹，被迫切腹自尽。余众陆续战死，或者逃回私学校，同志间互刺而死——西南战争就此落下帷幕。
从维新功臣，直到政府叛贼，西乡的坎坷经历足以使后人抉一把同情之泪吧——直到今天，旧士族的后裔仍然对这位失败的，曾经站在革新前列，又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甚至称他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民众呢？
旧士族的叛乱陆续被敉平，但怒火仍然熊熊不息，最终的发泄口，就是大久保的遇刺。时为西南战争的翌年，五月十四日晨，大久保利通离开位于东京麹町区霞之关的宅邸，乘坐马车前往皇宫觐见明治天皇，在经过纪尾井坂（幕府时期，纪伊、尾张、井伊等藩的府邸在此附近，故而得名）的时候，路旁突然冲出六个人来，挥舞武士刀，首先砍断了马腿，杀死车夫中村太郎。大久保利通打开车门，大喝一声：“无礼之徒！”话音才落，就被六人一拥而上，乱刀砍成了肉泥。
据说，刺客乃是石川县旧士族岛田一郎、长连豪、杉本乙菊等人，他们在“斩奸状”中陈述自己刺杀大久保的理由，主要包括漠视国会和宪法，压制民权；排斥维新志士，引发国家内乱；与外国签订新的条约，使国威扫地等等。
明治前期的日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那是一个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转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其次，就表面上来看，日本的转型颇为成功，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便能跻身世界二流强国之列，并且击败了中国和沙俄这两个老大帝国。然而就骨子里而言，日本的封建残余是非常浓厚的，上迄皇室、政府，下到公私企业，莫不渗透着顽固的家天下的概念。
首先说政府组织，大久保利通虽然遇刺身亡，其独裁政权就此分崩瓦解，但“有司专制”却并未终结，西南各强藩尤其是萨摩、长州出身的新官僚们独占了政府和陆海军要职，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藩阀政治”——西方则称之为“明治寡头制”。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要求尽快制定宪法，确定宪政体制，政府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正面这一问题，遂于明治十二年（公元1879年）年末开始征求各参议的意见。当时政府中同时响起了三个声音：其一是保守派，认为维持旧制即可，代表人物乃右大臣岩仓具视；其二是缓进派，认为必须立宪，但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以免引发社会动荡，代表人物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其三为急进派，与在野的板垣退助等人互相声援，要求尽快立宪，代表人物为大隈重信。
大隈主张明治十四年（公元1881年）三月即公布宪法，明治十五年末举行选举，明治十六年初召开国会，并且确定政体为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先不提时间表开列得实在太过匆促，直接仿效英国的虚君制度，即等于基本上消除了天皇对政府的影响力，这是很难被那些出身旧藩士、旧公卿的重臣们所接受的。而赋予国会莫大权力、采取政党内阁制，等于彻底终结“有司专制”，这更是藩阀们所彻底难以容忍的。
作为藩阀一员的大隈，为什么如此“大公无私”地挖自家墙角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本的“萨长土肥”四强藩联合体制，因为新政府成立后的分赃不均已经逐渐瓦解了，土肥的势力日益小弱，萨长并大而难以制约，所以出身肥前佐贺藩的大隈重信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藩阀政治。
经过明的暗的多番较量，最终缓进派取得了胜利，明治十四年（公元1881年）十月，大隈重信被迫辞职，急进派很快被从政府中一扫而空——史称“明治十四年的政变”。随即明治天皇下达《国会开设之诏》，确定将于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开设国会，并将为此而制定宪法——一竿子就打到十年以后去了。
不仅如此，新宪法的基本架构是按照伊藤博文的主张，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模本制定的，说白了，是一份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宣言，天皇仍然保有相当大的实权，政府由天皇而非议会任命，同时也向天皇而非议会负责。
且说大隈重信下台以后，保守派和缓进派再度爆发激烈冲突。在此之前，伊藤博文就提出改革太政官制，建立真正的内阁体制的倡议，随即便以宪法调查为借口，于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三月携岩仓具定、西园寺公望等随员赴欧考察，直到岩仓具视去世后方才归国，算是避免了政府的再度分裂。明治十八年（公元1885年），正式宣布以立宪内阁制替代太政官制，以内阁总理大臣替代太政大臣——那么，该由谁来做这第一任的总理大臣呢？
候选人有两名，分别是保守派的三条实美和缓进派的伊藤博文。两人的出身大相径庭，身份也有很大差别，一个是藤原北家闲院流清华家的贵族公子，维新后受封公爵，长年担任政府首脑的太政大臣，另一个却是长州藩的贫穷下士，因为维新倒幕之功才跃居政府要职，受封伯爵。然而在萨长藩阀的努力下，最终还是伊藤博文取得了胜利，明治十八年（公元1885年）十二月组建了第一届伊藤内阁——他当时年仅四十四岁，是历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最年轻的一位。
说完了藩阀，咱们再来说说“财阀”。江户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批腰缠万贯的豪商，他们虽然身份低微、居于幕后，却往往能对各藩甚至幕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当时即有民谣唱道：“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些与官僚相勾结，有能力插手政治的豪商，即被称为财阀。
江户时代日本最大的财阀为鸿池财阀，鸿池家本是摄津国川边郡鸿池村的清酒酿造商，后来进入大坂，转业为两替商（金融交易和借贷商）。明治维新的时候，鸿池家已经传到了第十代鸿池幸富手中，虽然曾经一度因为各大名的借贷都被官方寻找种种借口取消而遭受强大打击，最终却还是爬了起来，摇身一变又成为明治时代的一流财阀。
日本最古老的富豪集团，乃是有着四百年漫长历史的住友财阀，住友家先祖据说是平家一门，江户时代进入大坂，从精炼和经营铜器起家，很快又进军砂糖、药品、金融等行业。还有据说祖源藤原道长的三井家族，根据地在伊势，从买卖酒和味噌逐渐坐大。这鸿池、住友、三井，就是江户时代最大的三家财阀。
从明治时代直到二战以前，居于日本商界顶峰的财阀也有三家，除了住友和三井得以维持威名不堕外，还要加上一个三菱（也有四大财阀的说法，即再加上安田财阀）。三菱起步比较晚，创建人乃是土佐藩士岩崎弥太郎，曾经进入过吉田东洋开设的少林塾学习，后被后藤象二郎看中，命其负责土佐藩的对外贸易工作——据说他还曾经受藩命进入龟山社中做过经理。戊辰战争以后，弥太郎创设三菱商会，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得以垄断了日本的海运业，并且逐渐将触手伸入造船、矿产、铁道、贸易等领域，飞速成长起来。
财阀为何能够迅速壮大，并且足够对明治政府指手画脚呢？这还要分三个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戊辰战争的时候，新政府要兵没兵，只好向各藩征用，要钱没钱，就只好向豪商们借贷，即便如此，仍然是粮草不继，捉襟见肘——西乡隆盛之所以答应了胜海舟江户和平开城的请求，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政府军经费紧张，再打不起大仗了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胜海舟威胁说倘若战事一起，他定要放火将繁华的江户町烧为一片白地，这也是财源紧张的新政府所无法容忍的。
所以新政府在创建之初，就欠了豪商们大笔贷款，被迫以国家产业作为抵押，使得很多豪商得以顺利度过战乱中的危机。而后政府要员们又往往与豪商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致使财阀坐大。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前后，发生了山县有朋的亲信、陆军御用商人山城屋和助因挪用公款无法填补而自杀的“山城屋事件”，以及井上馨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尾去泽铜山开采权的“尾去泽铜山事件”，据说因为司法卿江藤新平对两事展开全面调查，有可能曝光萨长藩阀的腐败丑闻，伊藤博文才以江藤新平所赞成的“征韩论”为突破口，煽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将西乡、江藤一党赶下了台。
明治政府创立之初，基于“殖产兴业”的口号，大办国营企业，但在如此官商勾结、内外渔利的背景下，再加上财力和经验的不足，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逐渐走向没落。因而从明治十三年（公元1880年）起，政府压缩财政支出，被迫大肆“处理”国营企业和扶持私人企业。这些处理货价格极其低廉，几乎等于白送，比方说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9.1万日元就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5.9万日元就卖给了川崎。
如前所述，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本为土佐藩士，而川崎财阀的创始人川崎正藏则是萨摩藩士，他们在政府中友朋无数，本来就是官商勾结的典型，如今再把国营企业卖给他们，就如同以仓粮喂饱硕鼠一般。由此财阀日益壮大，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可以说，明治政府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政府，商即财阀，隐于幕后，官即藩阀，站在台前，一起残酷地压榨百姓——既包括传统的农工商，也包括落魄的中下层武士们。明治时代的日本表面光鲜，城市日益繁华，但很多城市贫民和乡村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江户末期还要更差。
近代国家的宪法，理论上应当由立法机关来制定，然而近代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却根本不关议会之事，却是由伊藤博文、井上毅、伊东巳代治等人关起门来秘密草拟的，然后也不交给议会审议，而直接提交到了明治天皇面前。
那么，既然把议会排除在外了，又该由谁来协助天皇审定宪法草案呢？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天皇的政务咨询机关，叫枢密院。随即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一职，改任枢密院议长，亲自领导枢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们，在明治天皇的亲临下审议宪法草案——自己草拟，完了自己审议，所以这份宪法就近乎完美地体现了伊藤的政治思想，即打造一个德意志或奥地利式的实权君主立宪制国家。
明治二十二年（公元1889年）二月十一日，明治天皇正式以“御赐”的形式颁布了第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中规定天皇的权柄甚至要超过德、奥皇帝，包括：“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宪法之规条而行使之”；天皇拥有“统率海陆军”、“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天皇可以“任免文武官吏”、“召集帝国议会令其开会、闭会、休会甚至解散众议院的权力”等等。
然后天皇之下，并不是议会，议会权力非常之小。议会分上（贵族院）、下（众议院）两院，其中众议院不仅仅天皇，甚至就连政府瞧着它不顺眼了，都可以下令解散，摆明了只是一张标榜“万机决于公议”的遮羞布而已。
而贵族院则享受不受解散的特权，因为就其组成成分来看，无论天皇还是政府，都压根儿解散不了。贵族院的成员主要分为皇族议员、华族议员和敕任议员三部分，全都不由公开选举产生。其中皇族年满十八岁，华族中公、侯二等爵位年满三十岁，即可自动成为贵族院成员，并无定额，伯爵以下年满二十五岁者则开会互选。敕任议员顾名思义，是有大功劳或大学识于国者，由内阁推荐、天皇敕命获得议员身份。贵族院议员基本上全都为终身任职。
顺便一提，随着旧公卿、藩主的势力日蹙，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遂建议扩大华族的范围，也即特别赐予维新功臣们华族的身份，并授以爵位——故此贵族院和政府相同，都一并落入了藩阀的手中。
但是这些藩阀在与岩仓具视等守旧势力的斗争中，更主要是在内斗的过程中，被迫向传统的封建制妥协，哄抬明治天皇出来掌握大权，于是天皇身边除宫内省外，逐渐又增添了枢密院和参谋本部（后来分化为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几乎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政府机构，最终掉过头来又夺取了政府的权柄。日本近代史上继藩阀、财阀后第三个怪胎因此成型，那就是——军阀。
有一句俗话叫：“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这是指萨长藩阀首先分掌了军权，继而这军权又自成体系，成为藩阀的继承人。当然啦，这是由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即蕴含着强大的对外侵略意向所决定的。
长州藩阀掌握陆军，最初的首脑是山县有朋，他本是继大村益次郎和前原一诚后第三任掌握实权的兵部大辅，后升兵部卿，又改任陆军大辅和陆军卿，同时他也是首任的参谋本部长。萨摩藩掌握海军，最初的首脑是先后担任过海军大辅、海军卿等要职的川村纯义和桦山资纪，此外桦山还出任过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长。不过前三届政府的海军大臣却是陆军出身的西乡从道。
西乡从道乃是西乡隆盛之弟，相对于隆盛被称为“大西乡”，他则被称为“小西乡”。幼名信吾，据说本名为隆兴，但在维新后审查资质的时候，被书记官按照发音误写作了“从道”，从此他就干脆叫西乡从道了。
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一艘琉球船只遭遇风浪，漂流到了台湾，结果有五十四名船员被土著杀害，日本政府闻讯，赶紧彻底吞并了琉球国，把琉球国王尚泰改为华族身份，然后即以琉球人为日本国民，日本国民遭到残杀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对台湾岛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的总指挥官便是西乡从道，所挂头衔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
西乡从道率领三千兵马来到长崎，准备远航作战，可是还没能踏上军舰，政府因为遭到欧美列强的抗议而被迫暂时终止了入侵计划，发来电文要他原地待命。西乡见电大怒，恨声道：“延迟出兵将会有损士气，倘若政府强行阻止，我将退还天皇的全权委任诏书，而以贼徒之姿直捣敌人巢穴，绝对不会累及国家！”于是无视政府命令，照旧登船出征。
这一事件，史称“西乡大暴走”。且说西乡从道侵入台湾以后，遭到原住民的顽强抵抗，加上感染热病，士卒死伤枕藉，然而日本政府却不但不予制裁，反而在事后承认了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军事上的冒险先行和政治上的事后追认，军方完全牵着政府的鼻子走，这就成了日后军国主义形态和军阀势力产生的滥觞。
前文已述，两年后西乡隆盛等人下野，但西乡从道却留在了政府当中，并于西南战争的时候升任陆军卿，留守后方。当了多年陆军大员以后，他又突然转入海军，成为内阁制确立后最初的海军大臣，无数萨摩志士及他们的后裔因为他的关照而充入日本海军，使得海军很快便成了萨摩藩阀的基本盘。
当然啦，萨长藩阀既有斗争，更有勾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便融合成了一个整体——陆军中并非全是长州人，海军中也并非只有萨摩人。比方说陆军重镇大山岩，曾先后担任过陆军卿和前七届政府的陆军大臣，他就不是长州人，而是萨摩志士，是大久保和西乡所创建的“精忠组”的重要成员，“寺田屋事件”中还差点儿就被岛津久光派去的人给砍死了。
就这样，日本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由藩阀、财阀和军阀驾驭着贫苦百姓所牵引的马车，进入了明治时代，开始辉煌而罪恶的历程……
日本天皇虽然算不上什么“万世一系”，但从奈良时代以来，倒也都勉强出自同一家族，自然留下了大批的“龙子龙孙”，部分降为臣格，也有一小部分受封世袭亲王。这种世袭亲王共有四家，即伏见宫、桂宫、有栖川宫和闲院宫。
其中有栖川宫的始祖乃是织丰时代的后阳成天皇之子好仁亲王，传至幕末，出了个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这位亲王幼名欢宫，据说和孝明天皇的异母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少小定亲，谁料后来“和宫降嫁”，未婚妻一转眼就变成了江户幕府的御台所。或许正因为此事，炽仁亲王成为了皇族中一面坚决倒幕的旗帜——不过说来也有趣，亲王在维新后不久结了婚，新娘竟然是朝敌德川庆喜之妹贞子……
戊辰战争的时候，炽仁就任新政府总裁和东征大总督，虽然实际事务都是维新功臣在操作，倒也不能忽视他的影响力和领导之功。总裁一职撤销后，他又先后担任过兵部卿和福冈县知事、元老院议官（贵族院议长），“西南战争”的时候挂衔“鹿儿岛县逆徒征讨总督”，继续做旗帜。
虽然并没有怎么直接指挥过作战，终究立此大功，战后即被授予日本近代史上第二位陆军大将的军衔（第一位是西乡隆盛）。炽仁就此开始正式踏入军事领域，担任过陆军参谋本部长（后改称参谋总长）——他可谓是明治时代声望和权势都最为烜赫的一位亲王了。
再说伏见宫，始祖乃是北朝崇光天皇之子荣仁亲王，传至幕末有伏见宫邦家亲王。邦家的长子幼名静宫，曾一度出家除籍，后被孝明天皇赐以山阶宫的名号，通称山阶宫晃亲王。这也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亲王，维新后先后出任过议定和外国事务总督，当皇兄皇弟们纷纷穿上军服的时候，他却坚持担任文职，直至去世。
晃亲王的四弟也曾一度出家，后还俗获赐中川宫的名号，即中川宫朝彦亲王，乃是坚定的公武合体派，曾经参与“八月十八日的政变”，把长州势力从京都彻底驱逐出去——算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重要政治对手。维新以后，他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安心当神宫祭主去了。
邦家亲王的子女无数，其中第八子为仁和宫嘉彰亲王（后受赐宫号小松宫），“鸟羽·伏见之战”中担任过总大将，“佐贺之乱”中就任征讨总督。后来他也去从军了，做到陆军大将，甲午之战中挂着“征清大总督”的名号，曾经率军攻打过旅顺。
最后说说邦家亲王第九子满宫，也就是那位曾经当过“东武皇帝”的轮王寺宫公现法亲王，会津战争结束后，他被勒令蛰居，可事实上才关了一年禁闭即获赦免，并且继承过世的十三弟北白川宫智成亲王的家业，成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甲午战争后，清朝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能久亲王被任命为台湾征讨近卫师团长，随即病逝——据说是得了疟疾，死在台南，可是墓志铭上却写着死在东京，这事儿可有点奇怪。
台湾史学研究者黄荣洛先生翻阅大量文献后，基本确定了能久亲王的死因：他是在新竹中了黑旗军或义兵的土炮，当场咽了气。当时所谓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害怕动摇军心，秘不发丧，请求其弟伏见宫贞爱亲王当哥哥的替身，继续率领军队南下。然而贞爱亲王却在嘉义遭到义兵的伏击，被长柄采槟榔的镰刀割伤了脖子，躺在担架上给抬到台南。如此一来，消息隐瞒不下去了，只好对外宣称说能久亲王因病去世。
这便是侵略者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