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战国时代由一场大战为其发端，亦以一场大战为其终结，即从“应仁”始，而至“关原”终。所不同的是，“应仁之乱”打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关原合战”，即便加上其发端的“会津出阵”，也不过短短四个月而已……
后阳成天皇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天下人”丰臣秀吉于伏见城本丸内薨逝。其子秀赖年仅六岁，还无法理事，于是便将国政皆托付于“五大老”执掌。
“五大老”的正式名称为“御奉行众”，相当于重臣联席会议的常务，按照排位分别是：领地二百五十六万石的江户内府（内大臣）德川家康，领地八十三万石的加贺大纳言前田利家，领地五十七万石的备前中纳言宇喜多秀家，领地一百二十万石的会津中纳言上杉景胜，以及领地一百二十万石的安艺中纳言毛利辉元。
此五人，执丰臣政权各路诸侯之牛耳。
尤其德川家康，他的领地最为广袤，为全日本第一人，就连丰臣政权的藏入地（直辖领）亦只有二百二十二万石，要稍逊于他。这是因为，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中央直辖的各地金银矿山，以及京都、伏见、堺、博多等重要都市和国内外贸易。这种策略本没有错，然而有些超前，全日本还并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然，倘若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新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与德川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不过当时的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大相径庭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席卷进去——就如同室町幕府末期的“应仁·文明之乱”那样。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同时秀吉亦着力笼络家康，任命他为“五大老”的首席，临终前命其签下血书，竭诚效忠于自己的遗子秀赖。此外，秀吉还特意从朝廷处求来内大臣的高官赐给家康，商定了秀赖与家康孙女千姬的婚事，让家康担任秀赖的“后见”，规定在秀赖成年之前，一切政务皆由家康处断。
秀吉之意——我让你德川家以外戚之尊，便如同当年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氏那样，成为丰臣政权下的第一家族，世代重臣，你年事亦高，为子孙计，这不是一条光辉大路吗？不会再有啥不满了吧。当然，秀吉没有想到，自己尸骨未寒，德川家康便搞起了一系列的小动作。
首先，秀吉在去世前不久规定，此后各诸侯之间不得相互联姻，想以此来避免大名们拉帮结派，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可是他才咽气，家康即用军师本多正信之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与多家大名商定了婚事，包括：
为六男松平忠辉迎娶伊达政宗的长女五郎八姬；将异父兄弟松平康元之女满天姬嫁与福岛正则的养子福岛正之；认重外孙女、小笠原秀政之女万姬为养女，嫁与蜂须贺正胜之孙蜂须贺至镇；将叔父水野忠重之女嫁与加藤清正；认妻侄女、保科正直之女荣姬为养女，嫁与黑田孝高之子黑田长政。
同时，家康还多次亲自前往大名细川忠兴、岛津义弘和增田长盛的宅邸访问——无疑，如同秀吉担心的那样，他开始大肆拉帮结派了。
其实丰臣家中早有相对立的派别，俗称“文治派”和“武断派”，而德川家康的一系列举措，很明显想将武断派拉入己方阵营。且说这两个派别，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故此麾下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他；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他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盛等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逐渐膨胀，最终变成了俗谓的文治、武断两大派别。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与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然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便愈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并未彻底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没等矛盾彻底解决，秀吉便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个烂摊子。侵朝战争的时候，大批武断派将领在朝鲜半岛上饿着肚子浴血奋战，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护屋两头跑，为了筹措军粮搞得焦头烂额，日子也不好过。人们从来都只会看到自家的难处，很少顾及他人，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断派认为自己被文官们出卖了，战争打不赢全是后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则认为武将们作战不力，才使李舜臣的水军纵横驰骋，我们好不容易筹划的军粮全被半道劫走或烧尽。再加上本属文治派的小西行长欺上瞒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论功行赏时又偏袒行长，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德川家康虽然始终坐镇后方，麾下关东兵马基本都未曾远征朝鲜——因为距离太远，故此只担负兵粮筹集和运输之责——表面上却似乎天然地同情武断派。他在秀吉去世后的一系列举措，使得文治派领袖、“五奉行”（年寄共）之一的石田三成深感不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三成便前往拜见“五大老”的次席前田利家……
丰臣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待等秀赖成年之后，即可就任关白，统御全日本，因此秀赖及其母淀姬便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稽之谈，但空穴来风，不为无因。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浅野祢祢）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经相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五大老”掌控大政，“五奉行”执行庶务，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监护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城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破坏诸侯间不得联姻的政策，正是试探的第一步。
石田三成对此种行为自然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与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身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请利家派遣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名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是一个孩子而已，上杉景胜远在东北，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
庆长四年（公元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必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词，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与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尊贵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便跳将出来，据说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标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牢牢笼络在自己手中。倘若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石田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好不容易才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便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据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全日本。其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加贺大名前田氏。
且说前田利家既死，其子前田利长便接任为“五大老”之一，随即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丰臣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当然，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便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是直接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颇为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之意。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与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之间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倘若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氏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仍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勇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了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最终挑中了“五大老”的第三席（利家去世后，利长退居第五）、陆奥会津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乃是越后国战国大名上杉谦信的养子和继承人。当他通过“御馆之乱”夺得了一门总领位置的时候，上杉氏四面皆敌，局势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东南方向，已与小田原北条氏结下深仇；西方，柴田胜家猛攻鱼津城，随时可能杀入越后国；南方，森长可与胜家呼应，威胁越后；东方，因为赏罚不公而导致扬北豪族新发田重家掀起叛乱。
在此先来说说这场“新发田之乱”。新发田氏本为越后国蒲原郡新发田城的领主，家督新发田长敦、五十公野治长兄弟在“御馆之乱”中站在景胜一方，艰苦鏖战，功勋卓著。然而在战后，作为景胜侧近的狩野秀治、樋口兼续、山崎秀仙等人主持善后事宜，却大肆封赏景胜出身地的上田之臣，将外样豪族视如无物。新发田长敦因此愤懑而终，五十公野治长复归本宗继任家督之位，改名新发田重家，遂在伊达、苇名等势力的煽动下，于天正九年（公元1581年）正式树起反旗。
新发田重家聚集了“御馆之乱”中党同上杉景虎，因而遭到改易或流放的越后武士，以及佐渡的水匪，很快便控制住了重要港口新潟，修筑新潟城，对上杉景胜造成了沉重的压力。然而景胜直到翌年“本能寺之变”爆发，织田军全面后撤，东、南两个方向的危机暂时解除以后，才敢亲率大军，讨伐新发田氏。新发田重家向苇名家求取了援军，顽强抵抗，上杉军不支而退。
这也是在“天正壬午之乱”中，上杉势力止步于川中岛地区，即与德川氏达成和议，并且随即景胜便接受了丰臣（羽柴）秀吉拉拢的重要原因。天正十一年（公元1583年）八月，景胜再伐新潟，然而大军在暴雨之中陷足泥泞，遭到新发田军的突击，景胜几乎罹难，全军大溃——是为“放生桥合战”。此后，新发田重家又与越中大名佐佐成政联络，商议东西夹击上杉势。
然而新发田重家的盟友不过拥有越中一国而已，上杉景胜的盟友却瞬间掌控住了整个畿内，进而觊觎全日本的统治权，两相比较，胜负之势已然分明了。天正十四年（公元1586年），上杉景胜上洛觐见丰臣秀吉，在得到秀吉的支持以后，再次率领大军攻打新潟。翌年年底，新发田重家终于战败自杀，“新发田之乱”落下帷幕，前后长达七年之久。
就此，上杉家失去了最后争雄乱世的机会，从此拜伏于丰臣政权之下。在平定叛乱之后，上杉景胜又进取了佐渡国，其领地包括越后、佐渡两国，奥信浓四郡、出羽庄内地区三郡，总计约九十万石。
文禄四年（公元1595年），陆奥会津的九十二万石大名蒲生氏乡（赋秀）去世，嫡子秀行继位，家中产生动乱，因此被减封为下野宇都宫十八万石。丰臣秀吉初将蒲生氏封在会津，是为了监视东北诸侯，尤其是“独眼龙”伊达政宗，如今蒲生氏衰败，经过长期的考虑，他终于在三年以后，将上杉景胜移封了过去，领地也加增到一百二十万石。就这样，上杉氏从世代居住的越后国，迁往陌生的奥州之地。
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故此景胜在庆长四年（公元1599年）归国以后，便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罢了。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便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少年时代便担任景胜的侧近（一说还曾担任上杉谦信的小姓）。“御馆之乱”以后，因为赏罚不公引发家中动荡，天正九年（公元1581年），部将毛利秀广突然袭击景胜侧近山崎秀仙，将其杀死，重臣直江信纲时亦在座，受到波及，竟然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直江信纲本为谦信时代的老臣直江景纲（实纲）之婿养子，他死以后，直江家断嗣，于是景胜便授意兼续迎娶信纲的未亡人，同时也是景纲之女船姬，继承了直江的苗字和家业。
直江兼续初与狩野秀治共同执政，其后秀治过世，他遂成为家中第一重臣，人皆称为“公子”而不名之，仿佛他是景胜的同族兄弟一般。兼续文武两道皆长，尤其擅长内政、外交，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对他大加赞赏，曾经请求景胜将兼续让与自己为臣，但被兼续婉言谢绝了。上杉家移封陆奥会津以后，直江兼续受封出羽国二十四万五千石，占主家领地的五分之一，虽为陪臣，实力却强过了许多大名，乃与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为“天下之二大陪臣”。
据说直江兼续与石田三成交好，曾与三石达成密约，要共同制约德川家康的肆意妄行。如今家康既然挑上了上杉家，直江兼续便老实不客气地回信驳斥。那份《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像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家康得到《直江状》后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便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六月，出兵讨伐上杉景胜的德川家康从伏见出发，七月进入江户城。家康行动迟缓，等待各地大名的消息，显然，他相信上杉景胜定有其呼应者，故此不忙着出动自己的关东军主力，而要让奥、羽、越和北关东的大名们去打头阵，以牵制上杉军。
果然，七月十一日，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安国寺惠琼等人在佐和山城密议，次日“五奉行”即连署书状，细数德川家康十三项大罪，推毛利辉元为主，请他入居大坂，号召天下诸侯统合在辉元的旗帜下讨伐家康。很快，大军便聚集起来，首先进攻伏见城，杀死了家康的留守重臣鸟居元忠。
这时候，德川家康正在下野小山城大会诸侯，得到鸟居元忠的急报，立刻统率主力南归江户。且说这位元忠，大过家康两岁，自小侍奉家康，受封下总矢作四万石的领地。据说家康挥师东进之时，已经料到三成等人将会举兵攻打伏见，于是和驻守伏见城的元忠做了最后的诀别。
七月十五日，响应“五奉行”号召的备前大名宇喜多秀家亲率四万大军包围了伏见城，而鸟居元忠麾下只有一千八百人。众寡如此悬殊，虽然伏见是丰臣秀吉亲自规划的难攻不落之坚城，城中物资储备又很丰富，也是很难守住的。八月一日，在身为甲贺水口城主的奉行长束正家的联络下，伏见城中的甲贺众打开了城门，大军汹涌杀入，鸟居元忠切腹而死。
石田三成所以敢于举兵讨伐德川家康，除了家康率领武断派大名们远征上杉氏，畿内空虚外，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三成终于说服了“五大老”中的两位——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同时他还派兄长石田正澄等人在尾张爱智川阻拦陆续赶往东国的各地大名，截留下许多兵马。就这样，以毛利辉元为名义上的领袖，以石田三成为实际核心的多达十万人的强大军势编组完成，史称“西军”。
与此同时，陆续赶到下野小山城集结的诸侯部队则受到德川家康的笼络。据说家康貌似很宽厚地说道：“各位的妻女都在大坂城中做人质，恐怕现在已经落到了叛贼三成手中。我决定要不顾生死讨伐叛逆，你们是去是留，完全自主决定。”诸将乍闻此讯，不禁面面相觑，无所适从。沉默中，最为痛恨石田三成的武断派领袖福岛正则突然起身发言，表示愿意拥戴和协助家康，随即山内一丰也站了起来，竟然声称要将自己的居城挂川拱手相送。
山内一丰本是岩仓织田家的重臣之子，岩仓灭亡后跟随了织田信长，转而出仕丰臣秀吉，他可以说是尾张系大名中资格最老的人物。一丰见风转舵，毫不犹豫地献出主城，这已经不算是服从家康了，而分明是表态要臣服于德川氏。于是，在福岛、山内二人的鼓动下，除了信浓上田城主真田昌幸和美浓岩村城主田丸忠昌两人外，诸将全都留了下来。
家康下令征讨上杉氏，匆匆忙忙赶来巴结和相助，速度最快，没在爱智川被截住的，大多是丰臣系武断派大名，他们不一定看好家康，但一致地痛恨三成。就这样，组成了以德川家康为领袖，以武断派大名为主力的十余万大军，陆续转头向西进发，史称“东军”。
战争初始，西军在战略上占有主导权，石田三成说服美浓岐阜城主织田秀信（即信长之孙三法师）站到自己一边，关闭了东山道的大门，他分兵镇压畿内和近畿各城，打算在广阔的浓尾平原上与东军展开决战。
而东军方面则兵分两路，南线走东海道，以福岛正则为先锋，家康居后策应，中线走东山道，由家康的继承人德川秀忠率领德川军主力三万八千人向西挺进，意图合攻美浓。
就在这种情势下，西军一着棋错，几乎满盘皆输。且说西军主力的进攻方向乃是伊势国，意图彻底平定伊势，解除后顾之忧后即突入尾张，与美浓岐阜城南北呼应。八月五日，毛利秀元、吉川广家统率三万大军进攻伊势国的中心城池安浓津，激战中，城主富田信高之妻身批黑红色的铠甲，手持片镰枪冲杀出来，竟然刺死了毛利秀元麾下大将中川清左卫门。因为守军如此英勇敢战，攻方长时间无法得手，最终靠着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居间调停，富田信高才开城退去。
在安浓津城下耽搁了太长时间，西军就此失去了主动权。八月十四日，福岛正则回归主城尾张清州，武断派大名陆续来合，兵力达到数万。据说清州城中贮藏有军粮三十万石，正则全部拿出来以充军资，东军凭此横扫尾张境内倾向于西军的大小诸侯，然后北上进入美浓国。美浓国内诸侯林立，以织田秀信为首，将近九成都倾向于西军。东军很快便攻破了福束、高须等城池，直插岐阜城。年轻气盛的秀信否决了重臣们笼城固守的建议，亲率三千余人迎敌于木曾川畔的米野地方。
北上美浓的东军分为两队，一队以福岛正则为先锋，率细川忠兴、藤堂高虎、黑田长政等将西进攻打竹之鼻城，另一队以池田辉政为先锋，率浅野幸长、山内一丰、堀尾忠氏等将北上布阵于木曾川畔。本来两队约定，等福岛队攻克竹之鼻归来后再一起渡河进攻岐阜，然而池田辉政为了抢功，于八月二十二日悍然北渡木曾川——“米野合战”就此打响。
东军兵力为一万八千，池田、浅野、山内等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宿将，面对强敌，织田秀信体现出与其实际年龄不符的顽强与坚韧，数次扰乱东军阵营，只是众寡实在太过悬殊了，激战数小时后，织田军被迫后撤，秀信遁回岐阜。
竹之鼻城方面，守将杉浦重盛在作了顽强的抵抗后切腹而死，福岛正则凯旋。然而才走到半路，正则就听说池田辉政抢先渡河的消息，怒不可遏，差点就要杀过去与辉政火并。辉政知道自己理亏，只好把正面进攻岐阜城的机会让了出来，自己转向西侧。福岛队很快便将岐阜城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八月二十三日晨，总攻开始，不到一天的时间，这座曾做过织田信长本据的名城便陷落了，织田秀信被迫隐居，并于五年后去世——织田氏嫡派之血至此断绝。
其实石田三成所部就驻扎在岐阜城西南方二十多公里外的大垣城中，他本拟东进与织田军会合，但急性子的秀信不等援军来到就开城出战，导致惨败。得到“米野合战”失利的消息后，三成急派重臣前野兵库领兵前往救援岐阜，就在岐阜落城的当日与东军黑田长政、田中吉政、藤堂高虎等部遭遇，苦战而败。三成知道岐阜已不可救，于是约束各部退回大垣。
就这样，东西两军将美浓国一分为二，遥遥相望，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对峙。
福岛正则等将在浓尾平原奋战的时候，德川家康却一直窝在江户城中不动，他一方面多次派出使者激励前线将士，另一方面给各处写信，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西军。一直等到“米野合战”的胜利喜讯传至江户，他才终于挥师西进，于九月十四日赶到大垣城西北方的赤坂地方，树起了代表源氏的白旗。
看见家康来到前线，东军各部士气高昂，而固守大垣城的西军阵营则开始动摇。为了振作士气，石田三成麾下大将岛左近、蒲生乡舍等率领五百兵马出城，渡过杭濑川向东军挑衅。东军中村、有马等部冲前迎敌，中了埋伏，连武士带杂兵被斩杀近两百人——是为“杭濑川合战”，虽是小规模战斗，西军却罕见地取得大胜，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德川家康想要等儿子秀忠所率的本部兵马到来后再进攻大垣城——因为传说家康是野战的高手，攻城战却非其所长——然而自东山道进军的德川秀忠却被真田昌幸拦阻在信浓上田城下，迟迟不能赶至美浓。家康无奈之下，打算放弃无意义的对峙，率师突入近江，直薄石田三成的本据佐和山。
然而东军尚未开拔进发，西军倒先动了，主力离开大垣，后退到接近近江边境的关原地方。关原是从美浓进入近江的重要门户，南北皆为高山，中山道横亘其中，此外，它还北接北国街道，南接伊势街道，乃是战略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
战争迁延日久，因为德川家康的威望天下无双，又擅长耍弄阴谋诡计，故此石田三成发现越来越多的西军将领与家康暗通款曲。毫无疑问，倘若继续拖延下去，那些家伙可能会陆续投向东军阵营，导致敌我之势由平分秋色转为对比悬殊。因此三成退出大垣，占据关原要冲，吸引东军前来主力决战，他希望经此一仗打胜，可以改变人心向背，进而改变全日本的大势。
西军在关原地区的基本配置如下——
驻扎在东山道略微往北的名为“南天满山”的台地上，作为西军阵列核心的乃是备前大名、“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所部一万七千强。驻在宇喜多军侧后方，担任保护和辅佐作用的有大谷吉继所部四千人，户田重政、平塚为广共一千五百人。
宇喜多军往北是小西行长四千人和岛津入道惟新斋（义弘）一千六百人。石田三成与丰臣氏部分直属家臣驻扎在更北面的小关村笹尾山，共约七千之众。
位于中山道南方的有赤座直保、小川祐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位小大名的部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一字排开，总兵力为四千余。更往南方的松尾山上还屯扎着筑前大名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人。
就西军的主要部署来看，是以中山道为中心，以笹尾山和松尾山为两翼，中间略往后收缩，左右毫无顾忌地展开，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是为鹤翼之阵。西军所部大多驻扎在山上，在其阵前也就是正东方，有一片相对平缓的开阔地，中山道在此连接北国街道和伊势街道，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按照石田三成的规划，这个十字路口便是东军葬身之处。
西军全体部署到位是在九月十五日的凌晨四时左右，而实际上东军先锋在两个小时以前便已经陆续迈入战场了。抢了一个大早的当然就是猛将福岛正则，他在一片名叫“关之明神”的小树林中扎下所部六千兵马，正当宇喜多秀家统率的西军中央本队。随后跟进的是田中吉政、黑田长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近两万人，排列在福岛军的北侧，朝向石田三成所部，以及京极高知、寺泽广高、藤堂高虎三部近八千人，排列在福岛军南面，以保障侧翼安全。
上述为东军的第一队阵列，第二队则包括古田重胜、织田有乐斋（长益）、金森长近、生驹一正等四千余人，排在北侧阵列之后。此外，还有本多忠胜五百人，井伊直政和松平忠吉共六千六百人，分别安插在南北阵列之中——这都是德川家康的直属部下，忠吉更直接是家康的儿子，他们的作用其实等同于监军。
前军开入十字路口，作为主将的德川家康自然不能不紧紧跟上——在通信条件并不发达的当时，主将距离前军太远则必然造成消息闭塞和传令滞后。于是家康选择了距离福岛军不到两公里的桃配山扎下三万主力。桃配山紧贴着中山道，位于道南，选择此处作为本阵，可见家康的野战经验非常丰富，见识极为卓绝。
然而，可怕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德川家康哪怕有通天彻地之能，有个因素却很可能毁掉他全盘战略部署，那就是——这本为对方的主场！西军早就在关原附近地区驻扎下了兵马，整体布局已经过数日的反复研究和检讨，而相对地，东军的部署则相对仓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桃配山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包，在其东南有一座高峰，名叫南宫山，来自伊势的大队西军其实早在八天前便已经进驻南宫山东麓了，本意是策应固守大垣城的石田三成所部，而既然三成说要在关原与东军一较短长，那么这些部队也就乐得不挪窝，依旧在中山道南面的山坡上严阵以待。
这些部队实力非弱，包括吉川广家（吉川元春的三男）的三千人、毛利家外交僧安国寺惠琼的一千八百人、“五奉行”之一长束正家的一千五百人、土佐大名长宗我部盛亲的六千六百人，最南面还驻扎着毛利氏前线总大将毛利秀元（辉元族弟）的一万余众。
这才是鹤翼阵的真正右翅！
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其时正居留在大坂城内，他本来想劝说淀姬抱着丰臣秀赖前往石田三成的本据佐和山，然后即可在关原前线树立起丰臣氏的黄金瓢箪马标。东、西两军皆以维护丰臣氏的一统天下，讨伐叛逆为号召，倘若秀吉的马标可以出现在西军阵列之后，则西军所拥有的大义名分便理所当然地彻底压倒了东军，可以预见，福岛正则等丰臣氏家臣起家的大名将收束铠甲武器，转身撤离战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敢与主家正面对抗的，否则必将声名扫地，万劫不复。
然而淀姬却以秀赖年龄太小，又是丰臣氏一门总领、“天下人”，不能擅离大坂为名，打碎了毛利辉元的如意算盘。辉元只好留在大坂城中继续劝说，无法赶到关原战场，本部兵马便都交给了族弟秀元指挥。
为了防备这支驻扎在南宫山麓，以毛利军为主力的三万大军，德川家康被迫派有马丰氏九百人、山内一丰两千人、浅野幸长六千五百人，以及池田辉政四千五百人，延中山道从西向东一字排开，面朝南方，以保障本阵的侧翼——东军的前线兵力因此而显得极为薄弱。
据说近三百年后的明治时代，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专家米切尔少校担当顾问，这位少校在看到了关原布阵的形势图以后，当即毫不犹豫地说道：“此战，西军必胜！”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的战争，占领制高点即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不会改变的基本法则，此时中山道附近的制高点基本上全都落在西军手中，东军主力则局促在平原缓坡之上，西、南两面都是敌方大军，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如此优劣分明的布阵，任何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第一时间便得出与米切尔相同的判断来的吧。
“西军必胜！”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刻，料想石田三成心中应该也回响着同样的话语。
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九月十四日晚七时，石田三成统率西军主力撤出大垣城，退守关原，并于翌日凌晨一时基本完成调动。德川家康很快便得到了西军后退的情报，于是指挥全军进迫关原，十五日凌晨二时，福岛正则部率先进入战场。四时，西军布阵完成，晨光熹微，大雾突然笼罩了整个关原地区。
六时左右，东军布阵完毕，大战一触即发。
浓雾在接近八时的时候逐渐散去，东军先锋福岛正则趁机稳步前进，直取当面之敌——宇喜多秀家的备前、美作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作为监军驻扎在福岛军阵后的井伊直政部突然冲前，开始以火炮与宇喜多军展开对射。
“这是两分天下的大战，第一炮一定要由我德川军来打响。”据说井伊直政领会到了德川家康的这一意图，故此保护着主家公子松平忠吉率先前突。他的意愿最终实现了，却把福岛正则气得三尸神暴跳：“我是先锋，为何井伊队要越过我去，率先与敌相斗？！”正则一边派使者前去找家康告状，一边挥师猛进，很快便与宇喜多军展开了正面对攻。
就这样，战斗在上午八时左右正式打响。
井伊部和宇喜多军稍一接触便即转向，把敌人让给身后的福岛军，随后并合松平部、本多部，指向排列在宇喜多军北面的岛津军。岛津军主将乃是一门总领入道惟新斋义弘，此公本来是倾向于东军的。
且说岛津贵久时代曾有一位庶流家老名叫伊集院忠朗，忠朗传子忠仓，忠仓传子忠栋，一直都是岛津氏的笔头重臣。然而在庆长四年（公元1599年），伊集院忠栋在伏见城拜见岛津惟新斋的继承人忠恒时态度傲慢，当场被忠恒斩杀，因此忠栋之子伊集院忠真怒而掀起反旗，是为“庄内之乱”。经过这次动乱，西南豪强岛津氏实力大损，动乱最终在德川家康的调解下得以平息，因此岛津惟新斋对家康是心怀感激的。
当宇喜多军包围了伏见城，攻击鸟居元忠的时候，岛津惟新斋便以报答家康之恩为名，要求入城协助守护，然而元忠不知对方心意的真假，坚决不肯开门。此举激怒了惟新斋，转而投向西军阵营。
然而当西军固守大垣城的时候，惟新斋眼看岛左近和蒲生乡舍打赢了“杭濑川合战”，不禁手痒，就请令率领本部兵马夜袭家康本阵，遭到石田三成的一口回绝。惟新斋又羞又气，从此心中存下了疙瘩，临到关原大战的时候也便出工不出力。井伊等部进攻岛津军阵列，惟新斋命令侄子丰久（岛津家久之子）统率一半兵马严密防御，自己则端坐阵后不动，静观成败。
正当福岛军与宇喜多军展开激战的时候，东军右翼的黑田长政、田中吉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也大步向前，突击笹尾山的石田三成所部。三成急派重臣岛左近和蒲生乡舍各率一千兵马前往迎战。
岛左近大号为清兴或者胜猛，家世不详，曾为大和大名筒井顺庆麾下名将，与松仓重信并称，是为岛左近和松仓右近。筒井顺庆去世后，养子定次继承家督之位，左近与定次不合，脱藩出走，先后侍奉过关白丰臣秀次和其弟丰臣秀保（同时也是丰臣秀长的婿养子和继承人）。据说石田三成获领佐和山城四万石的时候，曾毫不吝惜地拿出一万五千石来延聘左近。三成是内政达人，领兵作战却非其所长，故此亟须招募能战之士协助自己整顿军备，左近便这样来到了石田家中。时人都说，治部少辅（三成）大人有两件宝物，一是牢固的佐和山城，二是英勇善战的岛左近。
蒲生乡舍本名横山喜内，是会津九十二万石大名蒲生氏乡的家臣，受赐苗字和偏讳，改名蒲生乡舍。氏乡去世后，丰臣秀吉将其子秀行转封为宇都宫十八万石，因此经济拮据，无法养活众多家臣，乡舍被迫成为浪人。此时石田三成的领地已上升为十九万石，便再次拿出一万五千石的高禄来延揽乡舍，与岛左近并列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且说石田军兵力薄弱，虽有岛左近与蒲生乡舍两员猛将舞刀奋战，也很快便落在了下风。素与三成交好的小西行长挥师来救，东军织田有乐斋、古田重胜所部急忙冲上来策应友军，双方混战在了一处。
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西军大谷吉继部为了保护宇喜多军的侧翼也杀向前方，被东军藤堂高虎、京极高知、寺泽广高等部所阻。吉继乃是连丰臣秀吉都赞叹不已的智将，藤堂、京极等人却均不以武勋见长，故而虽然以寡击众，大谷军却兀自占据上风。
大谷刑部吉继（又名吉隆）本是近江豪族出身，侍奉丰臣秀吉，在政战两道都立过大功，受到秀吉多次嘉奖。然而正当他风光得意之时，却感染上了癞病（一种皮肤病），据说皮肤多处溃烂，原本俊秀的相貌变得如同修罗恶鬼一般。吉继为此深居简出，凡见人的时候都以白布裹住口鼻，只露出一对锐利的双眼。
据说某次秀吉举办茶会，诸将大多在坐，饮茶的时候，吉继不慎把鼻涕滴入碗中，诸将都怕被传染，纷纷装模作样地比画一下，便把茶汤原封不动推给下座，只有石田三成端起碗来，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吉继感激莫名，从此便与三成结为莫逆之交。
传说未免太离谱了，吉继就算得了癞病，也不会鼻涕口水横流，否则根本无法正常理事，况且若非极度骄傲或者阴暗的性格，也不会任由自己的鼻涕滴入茶碗而不吭一声，等着看同饮者究竟持何态度。日本茶道的大茶会，往往多人同饮一碗茶汤，只是各人在饮后用手指轻拭碗边，擦去口唇痕迹而已，众人都怕沾染上吉继的唾液，从而感染癞病，这倒是情理中事，原不必加上鼻涕，说得那么恶心。
总之，大谷吉继从此便与石田三成来往密切。据说他为人老成持重，很少参与派系间的斗争，更以排难解纷、维持固有局面作为秀吉去世后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吉继与德川家康关系也很要好，原本并不赞同三成举兵与家康对战，他向三成分析说，无论从天时还是人和来考虑，你都不可能是家康的对手。然而三成一意孤行（身处其位，也无法不那么做），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大谷军中作为人质，以向吉继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吉继大受感动，于是便在前往会津讨伐上杉氏的途中突然转向，投向了西军的怀抱。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从迈上关原战场的那一刻起，大谷吉继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了吧，正因如此，大谷军战斗得异常勇猛，东军以两倍兵力来攻，却完全占不着便宜。
自然，战况最激烈的场所还是在中路、中山道附近。一方是福岛正则，乃是“贱岳七本枪”出身的名将，此时正当盛年，勇猛善战，所部也皆为熟悉地理的尾张兵；另外一方则是宇喜多秀家，宇喜多军是中部中国地区的劲旅。
秀家是阴谋家宇喜多直家之子，直家原本相助毛利方与织田讨伐军对战，其后在讨伐军统帅羽柴（丰臣）秀吉的努力下，阵前倒戈，给毛利方造成了沉重打击。直家去世前，将年幼的儿子八郎托付给秀吉，秀吉即收八郎为犹子（不改苗字，但身份等同养子），赐以偏讳，定名为宇喜多秀家。因此秀家年纪虽轻，仗着他和秀吉的异姓父子关系，也仗着宇喜多氏在中国地区的庞大势力，才得以跃升为“五大老”之一，官拜中纳言。
石田三成自知威望不足以服众，故此扛出“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来当西军领袖，在关原战场上，则奉宇喜多秀家为统帅。宇喜多氏在西军中兵力也仅次于毛利氏，又正当中路，负有调动全局之责，故而秀家担任统帅也是实至名归的。
福岛正则看不起宇喜多秀家，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胎毛未退的孺子而已。秀家此前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即便担当统帅出兵朝鲜，也并没有创下任何骄人的战绩，但不能因此便忽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年轻人往往经验不够老到，并无统观全局之能，但要论起冲锋陷阵，局部作战，年轻人靠着一股锐气，未必就会输给了宿将。这一仗，福岛正则打得相当艰苦，全军几度濒临崩溃。
关原合战在当日八时打响，在激战的第一个小时，即九时之前，西军仍基本握有战场的主导权：中路宇喜多、小西、大谷、平塚等部共两万七千人，对战福岛、井伊、织田、京极等部两万两千人，无论兵力上还是士气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北路石田三成所部近七千人对战黑田、细川、田中、加藤等军共一万九千人，在岛左近和蒲生乡舍等将的勇战下，竟然也少呈败象。就在东军猛攻鹤翼阵的中央和左翅的时候，这只巨鸟的右翅还丝毫未损，只须小早川秀秋冲下松尾山，或者毛利秀元杀下南宫山，突袭东军的侧翼，相信就连德川家康的旗本三万大军也是无法抵挡的，东军必将全线崩溃。
然而奇怪的是，小早川秀秋等部却一直驻扎在山上，纹丝不动，受其影响，右翅根部的赤座直保、小川祐忠等人也冷眼旁观就在身边展开的激斗，而根本不肯向前一步去配合友军，攻击敌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九时半左右，岛左近被黑田军的铁炮击中，身负重伤，石田军阵列开始动摇，几无作战经验的石田三成被迫亲自披挂上阵，这才勉强止住了败退之势。
三成屡次遣使前往岛津本阵，请求惟新斋出兵相助，但惟新斋只是命令丰久固守，丝毫不为所动。甚至最后三成亲自前来相请，惟新斋仍态度强硬地回答说：“今日胜败虽属未知之数，岛津却自有岛津的进退。”
——且不论惟新斋心中的疙瘩，西海强藩岛津氏距离战场实在太过遥远，此次不过派来一千六百人而已，贸然投入战场无异于投羊饲虎，惟心斋才不会做这种傻事。
而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看到西军左翼完全不动，本方中路却有崩溃之虞，于是在十时过后便大胆地离开桃配山，向前移动本阵到关原驿附近。看到家康的马标出现在阵后，东军士气普遍为之一振。
受此影响，西军中首先后退的是小西军。小西行长所部四千人，遭到寺泽广高等部的突击，损失惨重，几乎崩溃。关原战场上，可以说西军接战各部中打得最难看的便是素享盛名的行长了，原因也很简单，小西军的精锐早已抛掷在朝鲜半岛上，尸骨都难以返乡了……
小西军朝后退却，宇喜多军的左翼暴露了出来，攻势为之一挫，福岛正则趁机稳住了阵脚。从开战至此，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前线各部均已疲惫，决定最终输赢的最大砝码便是东西两方尚未参战的预备队了。于是十一时前后，石田三成燃起狼烟，以通知松尾山、南宫山上驻扎的各部：“可以进攻了，一举将敌人击溃吧！”
其实开战后不久，安国寺惠琼等人便前往毛利秀元的本阵，要求秀元下令进攻，然而秀元却说：“我年轻识浅，必须听取广家的意见，广家认为何时参战为好，我自会跟进的。”于是惠琼等人便又去求告吉川广家。吉川广家根本不为所动，稳扎南宫山麓，不但自己不肯进兵，还无形中阻住了毛利本阵北进之路。
吉川广家早就和德川家康暗通款曲，打算卖主求荣。究其根由，恐怕不是出于对石田三成的憎恶——传说秀吉曾打算封给广家九州一国，但在三成等人的劝说下，改割毛利氏辖下出云国内十四万两千石给了广家——而是对主家毛利氏的不满。当年毛利元就开创了“两川体制”，以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两大分家拱卫本家，形成犄角并立，不可动摇之势，就此还留下了“三矢之誓”的传说。然而战国乱世，人心混乱晦暗，真正秉持忠义之心，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主家的存续不遗余力之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毛利氏也不例外。由于元春和隆景这对亲兄弟的性格、能力之不同，在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前，一个冲上浪尖，一个却沉入水底，就此引发出重重矛盾，并且这矛盾到他们各自的继承人时代终于结出了苦果。
当年水淹高松城，清水宗治切腹，毛利、羽柴两军和谈之后，毛利方突然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吉川元春闻报大喜，主张立刻进兵追击匆忙赶回畿内的羽柴军，却遭到了小早川隆景的阻拦。因为当时兄弟二人分道指挥作战，备中高松属山阳道，乃是隆景的主场，故此元春虽然万分不情愿，最终也只得跟着兄弟黯然退兵了。
此后，小早川隆景跟随天下大势，劝说一门总领毛利辉元降伏在羽柴（丰臣）秀吉的军门之前，隆景因此得以与辉元并列，成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此外，秀吉还将筑前和伊予的大片领土赏赐给隆景，年贡高达六十五万石。隆景的兄弟兼养子秀包（毛利元就的九男）也受封十三万石领地，秀吉后来又把自己的一名妻侄过继给隆景做继承人，那便是关原之战中驻扎在松尾山上的小早川秀秋。
对比飞黄腾达的小早川氏，毛利两川的另一巨头吉川氏则要黯淡得多，吉川广家等人封地都不广大，并且都是直接割取主家毛利氏的领地封予的，就原则上来说，他们其实不算是丰臣政权下的一方大名，而只是大名毛利氏的陪臣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在家族中的发言权，吉川氏也便远远落在了小早川氏的后面，处处受到打压，个个愤懑不平。
吉川广家大概是这样想的：就算打赢了这一仗，我又有何所得？功劳不是主家的秀元的，便是那个外来的小早川家的秀秋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为了主家的荣耀去浪掷自己家臣的性命呢？
吉川广家按兵不动，毛利秀元也便乐得作壁上观。安国寺惠琼、长束正家、长宗我部盛亲等人想要下山参战，又怕广家暗通德川家康，随时可能攻击自己的后背，到时候遭受前后夹击，难免全军覆没的噩运。他们急得干瞪眼，却谁都不敢冒险下山，只得反复去央告秀元。秀元托词说：“我已决定参战，但先要饱餐战饭才好打仗。”下令部下速取盒饭来。然而这顿饭却总也吃不完，就此延误了战机。
毛利秀元当时的官位为参议，唐名为“宰相”，就此留下了一个典故，叫“宰相殿的空便当”，形容临机不断，犹豫不决。
庆长五年（公元1600年）九月十五日，在美浓国关原地方爆发的两分天下的大战，最终以西军彻底崩溃而告终。一般认为西军总兵力为八万余，而东军为七万余，略逊一筹，然而文献所载数字多有出入，还有认为西军到达战场的总兵力为八万四千，而东军则为八万八千，是东军略占优势的。
不管哪个数字正确，双方兵力相差不大却是事实。然而虽然西军在地理上占有绝对优势，却有几乎半数的部队一直按兵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也是情理中事吧。
在关原战场上，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参战各部均已疲惫，西军就算战败，应该不难勒束败兵，缓缓退去，寻机再起。只是这种梦想被一个人彻底击破了，那便是驻扎在松尾山上的中纳言小早川秀秋。
小早川秀秋本出尾张国杉原氏，他的姑母很小的时候便过继给浅野家当养女，成年后嫁给织田信长麾下一名低级武士木下藤吉郎——也就是后来的太阁丰臣秀吉，而这位姑母便是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因为秀吉的发达，杉原氏也跟着沾光，后来还受赐改苗字为木下，秀秋是北政所的兄弟木下家定的第五个儿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便被北政所领去当了养子，冠上了羽柴的苗字。
虽然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好歹是妻侄，又是从小抱养的孩子，因此没有亲生儿子的秀吉便把秀秋列入了继承人的考量范围。一直等到确定丰臣秀次为继承人以后，秀吉才把秀秋送出去过继给小早川隆景，并在隆景退隐后让秀秋接管了筑前国三十五万七千石的庞大领地。
正因为秀秋曾是丰臣政权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故此石田三成对其期望颇深，关原战前就曾承诺说，只要打败了德川家康，就让秀秋担任关白，做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在秀赖十六岁成年以前，秀秋可以一直以第一朝臣的身份号令天下。这一承诺相当具有诱惑力，然而奇怪的是，秀秋却在战前秘密而又主动地向家康呈交了效忠书，表示愿为内应。
关原战场上，小早川秀秋一直驻扎在松尾山上观望，石田三成在笹尾山点燃狼烟，还多次派遣快马传信，催促他速速下山，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不仅如此，当时家康的使者奥平贞治和黑田长政的使者大久保猪之助也在松尾山上，数次以战前密约来提醒秀秋，秀秋却仍稳坐钓鱼台。
东西两军战至近午，东军攻势再度受挫，德川军猛将本多忠胜的坐骑被岛津军铁炮击伤，忠胜坠下马来，险些丧了性命。家康一直在询问参谋们：“松尾山上情况如何？”在得知小早川秀秋仍未按照约定下山参战后，他烦躁地咬着指甲：“难道我被那个小贼欺骗了吗？”可以说，在南宫山毛利等军已成死子以后，西军唯一能够挽回败局的便只有小早川秀秋所部了，而东军要想彻底打赢这一仗，也必须仰赖秀秋的参战。一时间，各方目光都凝聚到了松尾山上。
据说暴怒烦躁之下，家康走了一着险棋，他派出一队铁炮手行至松尾山下，突然向山上展开齐射。铁炮的轰隆声响彻整个山头，小早川秀秋惊慌失措，立刻下令全军下山——“目标，是大谷队！”就这样，小早川一万多人马倒戈加入了东军阵营，从侧翼攻击西军，最终决定了战局的走向。
因为阵前反叛，并且还是非主动地反叛，似乎是被德川军齐声鸣响的铁炮吓破了胆才匆促参战的，后世对小早川秀秋的评价一直都很恶劣。传统认为，秀秋首鼠两端，想要先看清战局的发展再决定加入哪一方，攫取胜利果实，结果家康的鲁莽策略却吓坏了他——“怎么？德川军还有余力向我发动进攻？他们快要赢了吗？”这才最终下定决心。
不过，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首先，小早川秀秋究竟为什么要和家康暗通款曲呢？秀秋是北政所的侄子，被这位姑母兼养母一手拉扯大，因为北政所是倾向于家康的，故此秀秋也就在战前向家康示好——这是传统的看法。然而除此以外，秀秋对石田三成又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会为了空洞的关白许诺就迟迟不肯协助家康，而要犹豫不决，坐观成败吗？
三成还则罢了，三成背后的淀姬和丰臣秀赖，相信秀秋对他们是不会抱有好感的。倘若秀赖没有出生，则在秀次被杀后，秀秋将是丰臣政权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结果这个继承人地位被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抢走了。不仅如此，这个婴儿直接促成了丰臣秀次的被杀，如果当时的关白不是秀次而是自己的话，那自己也一定会落个同样的悲剧收场吧——相信秀秋每当想到这点，都难免会后背冷汗涔涔。
基于这一考量，秀秋完全不可能靠拢三成，加入西军只是形势所迫，所以他才会在战前主动向家康呈交效忠书，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而至于松尾山下的炮声，很可能是他和家康事先约定的信号，此乃军事机密，双方战前战后都守口如瓶，遂被误认为是临时起意，这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哪种猜测才是正确的，总之历史事实就是，正午时分，当前线作战各部都已疲惫到难以为继的时候，生力军小早川部参战了，首先突击大谷吉继所部，大谷军瞬间崩溃。
据说大谷吉继看松尾山上迟迟没有动静，已经预料到小早川秀秋可能反叛，于是将阵列向南方展开，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变局。然而即便如此，兵力小弱而又已经疲惫不堪的大谷军，也完全不是小早川生力军的对手，很快便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小早川秀秋的倒戈引发了连锁反应，一直待在松尾山下不动的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将一齐反叛，攻击大谷军的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大谷吉继哪怕是天神下凡也难以为继了，将近午后一时的时候，吉继被迫于阵中切腹，随即全军覆没。
大谷军溃灭以后，小早川、赤座等部继续北上，进攻宇喜多、小西的阵列。午后一时半，小西行长看到形势危急，传令撤退，随后受到重创的宇喜多军也撤出战场。中路溃灭，唯一还在抵抗的便只有岛津军和石田军了。二时左右，石田军遭到多路敌军的合围，蒲生乡舍高呼奋战，作最后绝死的突击，杀入了织田有乐斋阵中。据说有乐斋曾与蒲生乡舍是旧识（他与乡舍旧主蒲生氏乡并为千利休的高足，都是当时有名的大茶人），临阵见到，招手高呼：“何不降我？”乡舍大怒，直冲向有乐斋的马前，却被织田军团团围住，砍翻在地，取下了首级。
岛左近重伤，蒲生乡舍战死，至此石田军已无能战之将，于是全线溃败。
“关原合战”打了仅仅半天的时间，到了午后二时左右，大局已定，西军全面崩溃，整个战场上便只剩岛津惟新斋所部还在孤军奋战。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惟新斋再怎么后悔应该及早投入兵力协助友军，也已经来不及了。
东军对岛津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惟新斋愤而上马，招呼侄子丰久前来，对他说：“身后是伊吹山地，倘若败逃，很容易被敌人追上，全军覆没。左右是死，不如向前突击，杀点德川旗本来扬我岛津氏之威，如何？”丰久苦劝，表示愿意拼死断后，使惟新斋得以逃出生天。惟新斋却说：“后退肯定是死，前进或有生路。咱们往前吧，杀开一条血路回国去！”
于是千余岛津军以惟新斋为核心围成一个圆阵，冒死向前突进，从田中、井伊等部的缝隙中直穿而东，楔入正缓缓朝前推进的德川家康本队。德川军前锋酒井家次见敌军突然杀到，急忙收缩队列以保护家康本阵，惟新斋趁机突然转向，从德川军阵前斜切向东南方。东军各部这才知道岛津军的目的不是决死突阵，而是逃亡，匆忙纷纷合围上来。然而萨摩兵的战斗力之强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很快便突散福岛军，践踏筒井军，越过关原，进至一个叫乌头坂的地方。
岛津丰久就在乌头坂战死了，传说他为了掩护主将逃跑而穿上了惟新斋的铠甲，结果被紧追不舍的本多忠胜部下武士斩下了首级。本多、松平、井伊等德川军各部为了争功，也为了洗刷主家阵前被岛津军横穿而过的耻辱，拼命猛追，在乌头坂东南约三公里处终于赶上了岛津军。岛津方大将阿多盛淳悍战断后，虽然最终壮烈牺牲，却也击伤了松平忠吉和井伊直政，使得惟新斋终于安全脱离战场。
被称为“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所部多为甲州名将山县昌景的遗臣，也号“赤备”，乃是德川军中第一王牌，结果在此仗中，直政肩膀中了铁炮，回去后即伤势恶化（可能是铅中毒），辗转病榻一年多，终于辞世了。
岛津军一千六百多人，最后突出重围的不过八十骑，保护着惟新斋从海路离开近畿，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故乡萨摩。就这样，经过整整八个小时的厮杀，以西军的彻底失败而拉下了关原大战的终幕。
合战之后，德川家康在大谷吉继原本布阵的藤川台检视首级，随即命令小早川秀秋、田中吉政、福岛正则等将快速突入近江，进攻石田三成的本据佐和山。次日，家康又派细川忠兴、黑田长政、堀尾忠氏等部陆续跟进。
石田三成并没能逃回佐和山城，据说他身负重伤，逃亡途中因为淋雨又罹患了感冒，被迫躲藏在伊吹山中。留守佐和山城的乃是三成的父亲正继和兄长正澄，所部两千余人。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石田父子作了英勇的抵抗，一直坚守到十八日清晨，终于被田中吉政所部攻入城中。石田一门尽数自杀，没有一个人肯俯首归降。
攻克佐和山城以后，德川家康命令田中吉政四处搜捕石田三成。吉政本是丰臣秀次的家老，秀次被杀后被迫流亡，后来多亏三成看在同为近江人的份上在秀吉面前进言，才得以领受三河冈崎十万石的封地。在田中所部的搜索下，终于在二十日找到了三成，绑到吉政面前，吉政好生款待了三成以后，将其押至大津，交给德川家康发落。
据说，三成被迫跪坐在大津城门前示众，东军将领们经此入城的时候，看到三成，每个人心头都泛起五味杂陈的不同情感。对于德川系诸侯来说，三成仅仅是敌人而已，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爱憎，而对于丰臣系诸侯来说，除了福岛正则等武断派核心外，却多少都难免带有一些兔死狐悲的落寞感伤。
家康下令在京都处决西军首脑人物，除石田三成外，还包括小西行长（那也是武断派的眼中钉）、安国寺惠琼和长束正家。小西行长与三成相同，也是在伊吹山中被捕的，安国寺惠琼则遭厄于京都，长束正家其实早就切腹自尽了，在前述三人被斩首后，正家的首级也被送了过来，一起摆在六条河原示众。
安国寺惠琼本是安艺守护武田信重的遗子，武田氏灭亡后被迫出家。据说这名和尚与毛利辉元的父亲隆元交好，因此受到辉元信任，成为御用的外交僧。虽说惠琼一力促成了西军的举兵，不过他并非毛利家中说一不二的权臣，顶多只是一个联络员而已，砍下他的脑袋，其实只是为了震慑毛利氏。可怜的惠琼，就这样变成了毛利辉元的替罪羊。
据说石田三成在临刑前，因为口渴而想要喝口米汤，押送的士卒们仓促间无法准备，就摘了几枚柿子给他，然而三成却说：“柿乃痰之毒。”摇头拒绝了。士卒们嘲笑他：“眼看就要人头落地了，还这么讲究养生之道吗？”三成回答道：“怀抱宏图壮志的人，即便下一刻就人头落地，也应当关注自己的生命。”
此话成为名言，而未结果的柿子花日后也便成了“壮志未酬”的代名词。“关原合战”本是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战争，但因为三成这个人物的存在，后世往往给西军涂抹上浓重的“义”的色彩，即便在德川氏统治的江户幕府时期，还是有很多人为三成说好话，讲他并无私心，只是性格忌刻、水清无鱼，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而作为关原合战西军前线总大将的宇喜多秀家，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也相当凄惨。他在战败后四处流亡，曾一度向老婆的娘家前田氏求助，但前田家正因为利政倾向西军，利长又未能赶到关原战场而受到德川家康的责备，故此不愿相保，怂恿秀家逃亡萨摩。然而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德川氏问罪之师，岛津惟新斋也只好服软，乖乖地把窝藏了一段时间的秀家押往骏河久能山。最终的决定是，饶过秀家一命，剥夺其领地，把他流放到江户南面一个名叫八丈的小岛上去。“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就这样在八丈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不过他也算是高寿了，享年竟达八十四岁。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同样源自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天正二年（公元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而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伽拉莎之死
乱世中的女性，往往演绎着比男子更为悲壮的故事。提起战国末年两分天下的关原大战，总会令人想起在战前横死的细川伽拉莎。
伽拉莎又写作葛拉西亚或者伽罗奢，本是日文假名的音译，这个名字一望而可知不是日本名，它本是一位贵妇人皈依天主教后所起的教名。这位贵妇人本名明智玉子，是明智光秀的次女，天正六年（公元1578年），在织田信长的指示下，明智光秀和细川藤孝结为姻亲，把玉子嫁给了藤孝的嫡长子忠兴。从此以后，玉子就冠上了夫家的苗字，称细川玉子。
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以后，凭借姻亲关系，派使者去游说细川父子与自己共同进退。然而细川藤孝不肯背负逆贼的骂名，坚决不允，还让儿子杀死玉子，以表示和光秀划清界限。因为玉子连续为忠兴生下三个嫡子，即长男忠隆、次男兴秋和三男忠利，所以忠兴不忍相害，把她送往丹后国的味土野（三户野山）幽禁起来。
就这样，玉子在孤寂中度过了整整两个春秋，直到天正十二年（公元1584年）才获得丰臣秀吉的赦令，由忠兴将其接回本城田边。夫妻团聚并没过多久，玉子就被作为人质移居到大坂城下，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她在侍女的怂恿下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伽拉莎，意为神的恩宠。
据说忠兴和玉子原本感情很好，但经过味土野的两年幽禁，这段感情已经逐渐变质了，因此玉子才会在内心的无比苦闷中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就在同一年，丰臣秀吉下令严禁日本人信奉天主教，忠兴勒逼伽拉莎改变信仰，遭到严词拒绝，从而引发了夫妇间更严重的感情冲突。
关原合战之前，石田三成命令把居住在大坂城下町的东军各大名眷属都集中起来，以作要挟，然而伽拉莎却以接到丈夫的严令不得入城而拒绝了。七月十七日，西军五百名士兵突然团团包围了细川邸宅。为了不落到敌人手中，伽拉莎决意一死。
由于天主教禁止自杀，伽拉莎就在做过祷告以后，命令家臣小笠原少斋用长刀刺入她的胸膛，然后用绢帛包裹其遗体，放火烧为灰烬——终年三十八岁。
伽拉莎拒绝成为西军的人质而自尽了，同时黑田长政、黑田如水、加藤清正的妻子和水谷胜俊的儿子也都成功逃离大坂，这使得石田三成的人质捕拿行动彻底失败。对于关原合战的最终结果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东军将领从而再无后顾之忧，怀着对三成的切齿痛恨从上野小山城汹涌杀来……
关原之战布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