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曹、吴和各团体各省的代表，纷纷赴黎宅请黎元洪复位。黎元洪被逼不过，只得说道：“我亦是中华民国国民一份子，各方迫于救国热忱，要我出来复职，我亦岂能再事高蹈？但现在国事的症结，在于各省督军拥兵自卫，如能废督裁兵，我自当牺牲个人之前途，以从诸公之后。”措词却亦得体。因又发出一个长电，洋洋数千言，不但文辞很佳，意思亦极恳到。原电如下：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及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气，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固别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国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文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豫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限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条，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所有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暗煽他人，先行内乱，此希后利，彼背前盟，始基不端，部属离贰。各为雄长，瓜剖豆分，失势之人，不图报复，阴结仇敌，济其欲心。祸乱循环，党仇百变。秦镜不能烛其险，禹鼎不能铸其奸，覆亡相寻，憯不怨悔，宰制一省，复冀兼圻。地过八州，权逾二伯，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共和精神，首重民治，吾国地大物博，交通阻滞，虽有中枢，鞭长莫及，匪厉行民治，教育实业，皆难图功。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其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西南各省，迎合潮流，首易为总司令，复拟易为军务院，隶属省长；北方明哲，亦有拟改为军长，直属中央者。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今之总司令，固犹昔日之督军也。异日之省长、军长，亦犹今之总司令也。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使全国人民，涂肝醯脑于三端之下，恶若蛇蝎，畏若虎狼，而反键飞箝，方鸣得计，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别有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其余诸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顾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祸患之来，听之天命，轻车骤出，江河晏然。督军之无关治安，前事具在。项城不德，帝制自私，利用劝进，授人以柄，荏苒至今，竟成蹠盭。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谋。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或谓：“兹事体大，旦夕难行，必须于一省军事，妥筹收束，徐议更张。”不知陆军一部，责有专司，各地独立，师旅皆自有长官统率，与督军存废，景向无关。督军果自行解职，但须收束本署，旬日已足，此外独立师旅，暂驻原地，直接中央，他日军制问题，悉听军部统筹，全局妥为编制，此不足虑者一。或谓：“师旅直属，恐饷项无出，激成变端。”不知其军饷皆取国赋，非损私财，督军虽废，国赋自在，且漫无考核之军事费，先行消灭，比较今日欠饷，或不至若是之巨，此不足虑者二。或谓：“仓促废督，恐部属疑惧，危机立生。”不知督军易人，党系不得，恐遭遣散，心怀反侧，诚或有之。若督军既废，咸辖中央，陆军部为全国最高机关，昭然大公，何分畛域？万一他日裁兵，偶然退伍，军部亦易于安置，何惧投闲？督军果剀切劝导，当可涣然冰释，此不足虑者三。或谓：“督军皆望重功高，国人托命，一旦废除，殊乖崇报。”不知所废者制，并非废人，督军多首创民国，与同休戚，投艰遗大，重任正多。望崇者，国人必有特别之报酬，功伟者，国人亦有相当之付托。果肯自行解职，国人更感激不暇，宁忍听其优游？否则民意所趋，发生误会，恐有不能相谅者。人情莫不去危而就安，避祸而求福，督军之明，抑岂见不及此？此不足虑者四。或谓：“战事方剧，兵祸未平，猝言废督，必至统率无人，益形危险。”不知全军司令，并非尽倚重督军。且年来战争，皆此省与彼省，此系与彼系耳。即或号召名义，彼善于此，国人皆漠然视之，所谓春秋无义战也。若既求统一，中央当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从前误解，悉可消融；万一怙恶不悛，征伐之权，出自政府，亦觉师直为壮，此不足虑者五。或谓：“中央此时已无政府，稽留时日，牵动外交。”不知阁员摄行，已可负责；且法统中绝，已及五年，国人淡然若亡，久侪元洪于编户，此元洪法律不负咎也。元洪所述，论既至公，事犹易举，久延不决，责有所归，此元洪事实之不负责也。况华府会议，外人以友谊劝告，久有成言，各公使旁观既熟，高义久敦，当必恤此阽危，力为赞助，此不足虑者六。或谓：“总统不负责任，废督与否，应俟内阁主持。”不知出处之道，不可不慎，量而后入，古有明箴。以今日积弱之政府，号令不出国门，使非督军自行觉悟，则废督之事，万非内阁所能奏功，彼时内阁可引咎辞职，总统何以自处？若督军自行觉悟，放刀成佛，指顾间耳，嗣后中央行政，亦易措施。此为内阁计，应先决者一。或谓：“东海去位，京畿空虚，一再迟延，恐生他变。”不知国无元首，匪自今始，总统一职，名存实亡，空籍纵久，何关轻重？京畿责任，自有长官，必可以维持秩序，果有其变，元洪无一兵一卒，又何能为？若督军不废，他日京畿战祸，能保其不续见乎？此为地方计，应先决者二。或谓：“督军爱戴，反欲废之，以怨报德，非所宜出。”不知督军请复位者，为有利国家也，元洪请废督军，亦为有利国家也，目的既同，肺腑互谅。元洪与各督军，分同袍泽，情逾骨肉，十年患难，存者几人？他日共治天下，胥各督军自赖，既倚重之，必保全之。此为督军计，应先决者三。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侍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画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方将老死于津海之滨，不忍与世人相见。白河明月，实式凭之，废不能遍，图不能尽，靦然出山，神所弗福。救国者众人之责，非一人之力也，死无所恨。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痛哭陈词，伏希矜纳。黎元洪鱼叩。
通电发后，曹、吴复电，首先赞成，愿即废督裁兵，为天下倡，请黎早日赴京负责。其余如河南冯玉祥、陕西刘镇华、湖北萧耀南和孙传芳、四川刘湘、山东田中玉、安徽张文生、江西陈光远、江苏齐耀珊、海军杜锡珪、萨镇冰等，也纷纷复电赞成，此皆所谓今之投机家也。力请黎氏即日晋京。更兼黎派政家，也都纷纷催促，以为机不可失，于是黎元洪在六月十日连发两电，一电谓：“各督复电允废督裁兵，谨于十一日入都。”一电谓：“入都暂行摄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到了次日，由各省代表人等，奉迎入都，摄行大总统职权，明令撤销六年六月十二日之解散国会令，兼国务总理署教育总长周自齐、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董康、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农商总长齐耀珊、署交通总长高恩洪等，均准免去本兼各职。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谭延闿署内务总长，董康署财政总长，吴佩孚署陆军总长，李鼎新署海军总长，王宠惠署司法总长，黄炎培署教育总长，张国淦署农商总长，高恩洪署交通总长。谭未到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前，由高恩洪兼代。一切政事，也很有更张。国内报章腾载，全国欢呼，各省人民，顿时都有一种希望承平之象，以为从此可入统一太平时期。论到黎氏为人，虽则才力不足，却颇有平民气象，不说别的，单论公府中的卫队，以前总有这么二三营陆军，驻扎白宫内外。到了黎氏复职，便一律裁撤，只用一百多个警察维持。单举卫队一事，即为后文公府被围张本。即此一端，其他也可想见了。此自是持平之论。闲话休提。
却说黎氏复职以后，不但直派各督一致拥戴，便是素持反对，如卢永祥、何丰林等，也都电京承认。这时直、奉战争，还未完全解决，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特电黎氏，主张奉、直停战，并陈办法四条：一、请直军退驻留守营，奉军即开始撤退出关，于七日内撤尽，以保双方安全。二、请中央派一双方都有友谊的大员，并双方各派公正人，共同监视双方撤退，以期妥协。三、谓督军巡阅之废止，全国一致，东三省不能独异。四、撤兵后京奉路即恢复原状。黎氏接到这电报后，一面转交吴佩孚、曹锟，一面电复东三省，征求切实意见。那东三省联合会的电报，原由张作霖授意而发的，得了黎氏复电，自然还去和张作霖商议。
这时张作霖已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自滦州退出后，因战争失败，影响到东省市面，不但人心恐慌，银根更十分吃紧，纸币的折扣，逐渐低落，因此张学良等，主张与直派议和，请英国传教师德古脱氏运动外交团出来调停。德古脱因张学良也是教徒，当然允许帮忙，想不到外交团反因怕受干涉中国内政嫌疑，大都不肯接受这个提议。张学良无法，只得仍请德古脱以私人资格，介绍自己和直军直接谈判。此时直军司令部已移至秦皇岛，吴佩孚自己却在保定，陆军总长一职，也未就任，司令部的事情，完全由彭寿莘在那里处理，所以德古脱氏先介绍张学良到秦皇岛和彭寿莘相会。两人谈了一回，意思非常接近。当下彭寿莘特电陈明吴佩孚，双方订定于六月十一日提议具体办法。学良回去和作霖说明，作霖当时也没有什么话说。
也是活该山海关附近小百姓的灾星未退，到了那日，奉、直两军又发生一次冲突，奉方偏得一个小小胜利，张宗昌等便撺掇张作霖乘胜反攻。作霖认为妙计，无论别人如何阻止，也不肯听，立刻加派大队，大举进攻。直军乘战胜余威，如何肯服输，不消说，当然也是猛烈反攻。奉军究竟是丧败之余，如何抵抗得住？战了一昼夜，大败而退。直军长驱直进，正在得意非常，料不到震天价一声响，地雷触发，把前锋军士，炸死了几百，急忙退回阵线。奉军又乘势反攻，直军正抵抗不住，幸喜援军开到得快，没有失败。奉军也因人数尚少，不能取胜，又添了一师生力军队，两方就此剧战起来。相持了三日三夜，双方死伤，均达数千。吴佩孚此时已命张福来回防岳州，听这个消息，急忙和王承斌同到阵线上来观察。看了一会，便和王承斌定计道：“如此作战，损失既多，胜利又不可必，不如派军队过九门口，绕到长城北面，攻敌军之背，敌军首尾受敌，可获大利。”王承斌欣然愿领兵前往，当日领了本部军队，悄悄过了九门口，来到奉军背后。
奉军正和直军死战，想不到一阵枪炮，纷纷从背后飞来，只道是自己军队倒戈，军心立刻涣散，纷纷溃退。副总司令孙烈臣，正在亲自督队，见了这情形，知道止遏不住，只得败退。想不到王承斌的军队沿途截击，不但士兵死伤极多，连自己也身中流弹，不能作战。张作霖经此大战，知道已届非讲和不可的时候，只得又叫张学良央求德古脱运动外交团调解。张学良不肯道：“当初原劝父亲暂时忍耐，息战讲和，也好养精蓄锐，等他们有隙可寻时，再图以逸待劳，必然可以报此大仇。父亲偏要听别人的话，要乘势反攻，才有今日之败。老张非执拗也，总是不服气耳。德古脱原和他们约定十一日，商订具体办法，我们已失了信，再去求他，如何肯答应？”张作霖变色道：“你是我的儿子，怎敢摘我短处？只好摆出老爹爹架子来了。没了你，难道我就不能讲和不成？”学良碰了一个钉子，只得仍和德古脱去商议。德古脱果然不肯答应，说：“已经失信了一遭，无脸再去见人。”学良回报张作霖，张作霖无法，这才授意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向北京政府求和。方得到黎氏回电要提出切实办法，便又回电，愿派张学良、孙烈臣为代表，入关讲和。吴佩孚便派前线的王承斌和彭寿莘为代表。双方磋商了几日，方才订定和约，划出中立地点，双方各不驻兵，并请王占元、宋小濂监视撤兵。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双方军队，都撤退完毕，直军调回洛阳，秦皇岛的司令部到七月四日撤销。第二日，京奉路完全通车，一场大战，就算从此了结。不过换了一个总统，几个阁员，双方除却损折些械弹粮饷和将士的生命而外，也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利益，痛语可作军阀棒喝。却冤枉小百姓多负担了几千万的战债，几千万的战时损失，万千百条的性命，岂不可叹？沉痛之至。闲话休提。
却说吴佩孚自黎氏入京就职后，以为大功告成，南北之争，就此可免。因此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议国事。正是：
要决国家大计，端须南北同谋。
未知中山先生等，究肯北上否，且看下回分解。
一场大战，极五花八门之观，自有中华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未有若斯之盛也。究其开战之由，与战事结果，败者固垂头丧气，胜者亦所获几何。善夫，作者之言曰：双方除损兵折将丢械伤财外，都无利益可言，徒然为国家增负担，为小民毁身家而已。嗟夫！不亦大可已哉！不亦大可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