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八莫之三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中间,笔者意外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位曾在笔者所在公司工作过的美国友人,告知可以为中国的战争研究者提供一批录像,主要是美国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当时,他提到的内容主要是朝鲜战争。这里面,涉及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部分吸引了笔者。因此,笔者表示感谢,并请他将这批录像寄送过来。

录像寄到的时候恰好是圣诞节。寄来的邮包毫不起眼,并没有一点圣诞节的感觉。不料,拿到的时候,却发现收到的资料比预期的要多。

打开看,发现多的部分,是一些美国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录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主题竟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

仅仅一瞥,已经令人十分惊异。

中国炮兵奋力拉开炮闩,向日军阵地倾泻出一发又一发炮弹。

中国的六吨半战车在广西的山路上滚滚前进。

中国的纤夫喊着号子,拉拽着装满军用物资的小船在江边艰难行进。

中国伞兵部队在湖南向日军腹地发起反击。

……

来不及看完所有的内容,也不知道这批录像到底在国内是否已经公开过,但那份民族的感召,令作者感到,这或许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其中,一部分录像的内容,介绍的正是攻打八莫的战斗,甚至还有中国步兵潜伏进日军阵地前线,引爆炸药摧毁其据点的整个过程。

但这只是偶然的事情,真正的战斗,是炮兵进行的。中国炮兵用美国工兵运送来的炮弹,密集轰击八莫日军阵地,成为战斗的主力。我军当时曾调用大量多种火炮联合进攻,使用的有七五山炮、八二重迫击炮、一〇五和一五五两种榴弹炮。

从地图上看,八莫城背靠伊洛瓦底江,面向东方,而这座城的东方,就是中国军队回国的道路。假如不打下八莫,日军守军可随时威胁远征军的后背。

当时,辻政信认为缅北滇西战场的中日军队,比例能够达到15:1。但日军以其在八莫的兵力,这种威胁,其实只是理论上的。

然而,中国远征军方面还是决定非打下八莫不可。

原因有二:第一,远征军在取得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会了美军的“臭毛病”——在地面推进时,绝不留敌人的坚固据点在身后。这个原则直到海湾战争,“沙漠军刀”行动的时候,美军开始使用以直升机敌后机降为主要战术的“蛙跳”作战,才有所改进;第二,日军在八莫掌握有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包括多数战车,令远征军上下深感忧虑。


远征军中年仅十岁的小战士——从密支那向八莫进军

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尽管装备了相当多的装甲车辆,但原好三大佐大摆乌龟阵,并没有把战车派出来在外围和中国军队交战。这也一度让中国方面比较疑惑,他们曾经多次派出飞机对八莫日军进行侦查,却一无所获。似乎,日军是把坦克作为神秘的预备队,藏在了这座满布佛寺的小城之中。要到打下八莫,中国军队才明白其踪迹何在。

不过,要打八莫,首先要打开其外围。因此,攻克铁壁关后,中国远征军挥师向八莫进军。10月29日,新38师抵达八莫北部天然屏障太平江,和日军第一道防线交火。

和铁壁关守敌一样,这里的日军属于八莫守军中的游什部队,在前面的战斗中消耗甚大,在兵力、火力上与中国远征军相差甚远。

在太平江北岸“三角山阵地”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第18师团55联队第二大队补充兵中队中队长吉田秀男中尉,是少数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日军军官之一。从“怒涛”般进攻的中国军队面前逃出的吉田中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装备焕然一新的美械重庆军在炮击之后陷入沉寂,幸存的日本兵匆忙爬出阵地,远远地,在硝烟中隐约看到他们在阵地前的河谷中进出,似乎有军官在喊‘keiga’(日语‘负伤’的意思。——笔者注),接着听到越来越响亮的回音,‘keiga!’‘keiga!’,而后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并疯狂地跳进我们的阵地来。”

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和纯粹的美军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每人一口缅刀,穿插时用于开路,一旦开始战斗又可以用来肉搏。

在白刃战之后,负伤的吉田中尉和仅有的几名部下踏水而逃。顾不上反省自己的奔逃是否符合武士道精神,吉田几十年后仍然余悸未消地质疑“中国人为何大喊‘负伤’呢?”

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质疑,而中国人只要读一读那两个字的发音,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keiga,正是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回家”的读音。

打过八莫就到了家的门前,日军防卫厅战史称,中国军队开始八莫会战,意味着打开中印交通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99%。

苦走野人山,喋血胡康谷,吃了这么多的苦,忍受着离别父母亲人的煎熬,这些最纯朴的中国士兵知道,云南的山山水水,中国的山山水水,已经就在眼前。

难怪,在响彻云霄的“回家”的吼声中,中国兵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

攻占北岸之后,远征军一部沿太平江向下游搜索追击退却日军;另一部遵照到现场考察指挥的孙军长命令,向上游从古中缅驿道处过江南下,开始迂回日军后方。

遭到预期以上打击的日本第一线守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作战凶猛,炮兵火力炽烈,而且通过迂回把战线拉得很长。考虑到自己兵力不足,江南岸日军没有再做顽强抵抗即开始退却,只是这场退却由于中国军队的迅猛追击而变成了溃败,没有多少日军能够逃回八莫。远征军迅速突破日军第一道防线。

突破太平江防线战斗的过程,反映了另一名中国将领的作战风格。此人就是新任新38师师长李鸿。和廖耀湘一样,李鸿也是一个“湖南骡子”,同时,他也是国民党抗日将领中读警校出身的将军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据说其先祖乃唐代名将李泌。1925年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却没有去当警察,而是继续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学习,后成为孙立人最得意的部将之一。推测他在中央军校教导团期间结识了孙立人,从此李鸿的军事生涯深深地打上了孙的烙印,被视为孙的铁杆嫡系。用“荣也因孙立人,辱也因孙立人”形容颇为贴切。

1932年,随孙立人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后,李鸿得到孙的推荐,调任税警总团第4团第二营担任连长,后到江西参加过对红军作战,也参加过“西安事变”时对东北军的作战准备。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李鸿随税警总团参加战斗。激战中,孙立人被敌军炮弹击伤,负伤13处,是李鸿命令一个机枪连长将孙背回抢救的。

入缅作战时,李鸿担任新38师第114团团长,随孙立人转战缅北,率军退入印度。退入印度后第114团最先进驻,整理修建改造英军在兰姆伽留下的营区,后来有人将李鸿誉为“兰姆伽训练营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大反攻开始后,他率部攻入缅甸,先后参加了新平洋、胡康、密支那等战斗。在攻占密支那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扩编,李鸿接替孙立人担任了新38师师长。


孙立人(左二),李鸿(右一)等到医院查看伤员的治疗情况。

说到李鸿,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

作家李骜在《孙立人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在远征军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网上有对这段传说的描述:“1942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第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这段描述漏洞百出,比如新一军并未收复仰光。这座缅甸的首都属于下缅甸,按照作战序列属于英军的作战区域。而现存的影像资料也记录了大量远征军在缅甸俘虏的日军战俘,显然并没有被活埋。此外,在当地俘虏的日军也没有1200名之多。这些都说明这段描述的不靠谱……

大规模杀俘在远征军作战中看来属于谣传,毫无历史根据。但是,新38师、新22师官兵很多都曾经打过淞沪抗战,对日军恨之入骨,也很清楚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因此个别曾经到过中国的日军老兵被活埋,却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熟识的一位记者提到,当他向远征军老兵谈起“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时,对方先是大摇其头,表示从未听说孙立人下过这样的命令。不过,活埋日军战俘的事情嘛……“李鸿干过!”

语出惊人,但因为事涉严重,这位老兵此后不肯再多说,我那位记者朋友虽然百般追问,也不曾得到确切的回答。

这虽然查无实据,却很像李鸿的风格。

不过,抗战结束之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后来的命运坎坷,却也是远征军将领们的一个典型。

新一军自缅甸回国后,蒋介石任命李鸿为新编第7军军长,后该部队在长春弹尽援绝,在友邻部队先后起义的情况下,向解放军投诚。李鸿在此役中没有参与长春起义而被俘虏。成为俘虏后,李鸿选择了仍然追随国民党的道路,解放军方面也未加特别责难,而是将其释放。当时有人认为蒋介石在战败后作风日益辛辣,劝他不要来台湾,更不要继续投效蒋介石,以免受害。但他坚决要追随孙立人,听说孙在台湾,便冒险辗转来到台湾。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好,蒋介石在他抵达台湾时,曾在官邸召见,当面对他颇多嘉许,并一度允诺要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成功军军长,或陆军官校校长,重新进入军界。不料事隔不到一年,李鸿就被逮捕并被施以酷刑逼供。

和李鸿同时被捕的,还有陈鸣人等八位新38师远征缅甸作战有功的高级军官。特务抓了他们后,经过漫长的四年时间,不杀、不放、不审、也不判,直到1955年,“孙立人兵变”事件后才把这批人移送军法机关进行侦查;接着又拖了18年,到1968年才侦查终结,以叛乱罪嫌提起公诉。他们的罪名是在长春贪生怕死,放弃部队,而且台湾的军事检察官还指控他们在被释放后,与投共将领秘密联络,并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来台,“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备策应匪军犯台”。最终李鸿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25年。

后来有人推测,所谓怀疑他们是“共谍”倒是次要的,剪除孙立人的羽翼,避免其拥兵自重,对蒋经国的“继位”形成威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曾为国民党政权做过很多贡献,但却在内部斗争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叛逆的嫌疑。李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审判结果,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获得释放,台湾当局才发给他判决书,他才了解自己被判刑的罪名是“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将军”。李鸿的夫人马贞一也同案被捕,坐牢达七年之久。李鸿夫妇在狱中生有一子,名为李狱生。

李鸿出狱后贫病交迫,一代抗日名将在1988年病逝。李鸿死后似乎才忽然引发社会重视,各界致赠的挽联甚多,其中,孙立人的挽联最受瞩目,他的挽联这样写道:“六十年亲似兄弟,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所谓“竖子预定阴谋”,背后指的是谁,昭然若揭。不过,“愿总统未遭蒙蔽”,就等同于明代大臣们给木讷天子的奏章中“愿君为尧舜”的无聊话了。

李鸿的作战风格凶悍快捷,只是由于长期在孙立人麾下,其作战能力被孙立人的光芒所遮掩。这次八莫战役,是他得以大展拳脚的一个极好空间。

攻占八莫之后,那里的两条路被分别命名为“孙立人路”和“李鸿路”。这两个名字,和“史迪威公路”并为抗战史话中西南战场不朽的传奇。

不过,在突破太平江的战斗中,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所以,在攻打日军莫马克守军的时候,远征军多少对战术进行了调整。

第113、第114团分路渡江后,朝西南方向迂回,直取莫马克。11月10日,日军在莫马克机场被包围,不断遭到蚕食,中国军队耐心地用火炮摧毁日军工事,将日军赶出来后加以歼灭,显然准备通过这种渐进的打法使日军损失殆尽。通过松山和腾越等地的战斗,中国方面总结的经验是,对付日军攻占阵地是次要的,而消灭其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只要有日本兵活着,就会抵抗到底,使战斗被拖延下去。

然而,这场战斗中日军却没有那么顽强。

以日军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二大队补充队第二中队为例,这支部队被派到莫马克机场协助防御。第2师团兵员来自仙台,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就读的城市,也同时盛产嗜杀成性的日本士兵。这个野炮联队的第二大队在八莫协助原好三部守城,其第一大队曾被配属给第18师团参加胡康河谷的战斗,结果在远征军的痛击下全军覆没,所有火炮都被摧毁和缴获。这有力的一击打断了仙台炮兵的脊梁骨,使他们在此后的战斗中远不如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那样顽强。第二中队据守机场,激战四天,先后有45人阵亡,其他人大半带伤。阵地日益缩小,渐渐趋于绝境。

此时日军并未坚持“玉碎”,而是丢弃了火炮向外突围。由于中国军队已经合围该处,残余日军炮兵和步兵一起发起白刃战,才终于仓皇逃出。在美国国防部保存的中国远征军录像中,可以看到中国士兵摆弄缴获日军火炮的镜头,大约就是此时拍摄的。


八莫莫马克机场的监视塔

战斗五天后,莫马克基本落入中国军队之手,只有少数残存日军仍依托残存工事在当地顽抗,已经不能阻止中国军队使用莫马克机场补充物资,支持此后的战斗。


在八莫机场缴获的两架日军飞机

11月14日,中国远征军留下第114团一部兵力处理莫马克残局,其他部队继续前进。第113团一个营当天抵达八莫东南郊,碰撞日军设防阵地,与守敌开始接火。该团另外两个营沿江南岸向八莫郊区挺进。第114团主力也在11月14日从东北方向逼近八莫。两支部队形成包围圈,八莫已如瓮中之鳖。

孙立人和李鸿两位前线指挥官,决心将八莫守敌全歼。为此,他们安排了一个包围圈:第114团从北部和东北部攻城,第113团由南部和东南部发起进攻;第112团从太平江上游渡江后南向迂回,切断八莫至第56师团司令部南坎之间的公路交通。李鸿并抽调一部兵力渡伊洛瓦底江,至八莫对岸、伊洛瓦底江西岸以监控八莫敌军渡江西遁。

11月22日,日军记录从南坎通往八莫的道路被中国军队切断。从位置看,这支中国军队应该是第113团赵荻所部。

不过,这并不能对八莫守敌构成太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囤积了可战斗数月的弹药和食品、药品。丢失了外围阵地的日军退守城区,原好三自任城防司令,指挥日军在城廓工事中与远征军鏖战。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准备充分,对八莫的攻坚战显得至为激烈,由战车第一营、第二营带来大量战车参战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已经具备用战车突击的实力。但攻城开始,远征军指挥官环绕八莫考察之后,却放弃了突入八莫寻找日军装甲部队主动决一雌雄的念头。原因是日军在八莫市区大量部署路障,并且挖掘了反坦克战壕。同时,八莫市内老树盘根错节,炮击之后,很多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横倒在道路上,成为阻碍坦克在城区行动的天然障碍物。

掌管坦克部队的美军指挥官布朗上校表示,八莫不是一个适合战车行动的城市,所以,他把部队放在了市区外围,作为移动炮台,协助对八莫的攻击。

在八莫的战斗中,孙立人压制住容易冲动的李鸿,坚决阻止任何血勇式的冲锋,严格要求部队按照战术训练的要求,用炮火一一清除日军据点,然后再推进。同时,无论白天夜间,进攻部队必须做好充分的防卫,以免日军反击突破防线。

速度当然会慢一些,但是可以少死很多人。这种极端重视生命的做法,在清末以来的中国军队中十分少见。也许,孙立人将军是想,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希望把更多的弟兄们活着带回家。

守,被步步蚕食;攻,根本打不进中国兵的防卫圈。日军虽然使用八九式中型坦克作为固定火力点,但这种装甲巨兽也承受不住炮弹的连续打击,纷纷被毁。这样的打法如同巨石压顶,让日军指挥官原好三大佐进退两难,除了死扛硬打毫无办法。


远征军装甲部队开赴八莫战场

假如他想“全军玉碎”,那只要等待就好了。

但是,根据日军方面的记载,第33军在松山、腾越两地日本守军“玉碎”之后,其战术也进行了调整。

日军第33军参谋黍野弘(当时军衔少佐)在回忆录《昆司令部战记》中写道:“攻克密支那的印度远征军(指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经过补充、训练、休整之后,于11月开始南进,首先夺取了八莫守备队的外围阵地。11月15日,郑洞国率领约四个师的兵力,包围了八莫守备队的核心阵地,开始攻击。接到这一消息后,军司令部即要求对八莫守备队进行救援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段描述不十分准确。日军始终认为,在八莫指挥作战的是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并且传说郑洞国就在八莫上空的飞机上建立指挥部,指挥作战。而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则发起于八莫被包围之前,并非其外围阵地尽失后才打响的。

由于云南前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使日军意识到如果一味死守,最终的命运并不能“死里求生”。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十分强烈,即便如金光惠次郎少佐那样顽强,最后也只有被歼灭一条路。这种发现让日军下层士气不振,战斗欲望下降,日军指挥机构不得不设法尽量避免“玉碎”的发生。所以,决心对八莫守军进行救援。

不过,此时在云南方面,第56师团主力在畹町与卫立煌所率领的远征军云南方面部队激战正酣,第18师团残部除了一个联队留守南坎,其他部队已经开始向南转移,以保卫整个第33军退往缅泰边境和缅甸南方的通道不被截断。此时,不要说想派出足够的增援兵力,仅仅是拼凑一支“像样的”部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东拼西凑,最终,这支增援部队的序列被确定下来。指挥官为率部在南坎休整的日军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其部队包括来自四个师团的兵力:第18师团第56联队的两个大队(留一个大队防守南坎);第49师团吉田支队所属,由神田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第56师团木村大队和由工兵、辎重兵等组成的杂兵一部;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三大队。

说起来,这支部队的各大队兵员都基本被补齐,共计五千余人,兵力也算雄厚,他们将从南坎出发,突破65公里的纵深救援八莫守军。但这批日军大多为从国内征集的新兵,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较差。相对来说,第49师团和第2师团的两个大队战斗力较强。

在滇西作战中,被视为灵魂的日军“名参谋”辻政信亲自到前线,协助山崎大佐指挥对八莫的解围。

日军动作很快,11月8日,山崎支队各路指挥官在南坎接受作战命令,第18、第56师团所属两个大队沿南坎—八莫公路东侧攻击前进,称为右翼部队;第49师团所属一个大队沿公路右侧攻击前进,称为左翼部队。炮兵以两个中队配属右翼,一个中队配属左翼,其他部队作为预备队。

11月9日,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