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打洛之一

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是远征军驻印部队第二个进入战场的师级指挥官。他的到达，意味着远征军向胡康河谷日军的进攻，将在南线展开一个新的攻势——这里，是史迪威分配给新22师的作战地域。

廖耀湘

廖耀湘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为人所知，很多人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国民党将军，还是在电影《大决战》之中。《大决战·辽沈战役》中那位面孔白皙、文质彬彬，总戴着一副白手套的九兵团司令长官，是解放军元帅林彪的好对手，那种冷峻而带点儿阴沉的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采访到一个在新22师当过军官的老兵，对方说一看电影就愣了：这就是廖耀湘啊，让他本人来演也就是这个样儿啊！根据老人的回忆，廖耀湘其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湖南人外表带一分文气，实际上打起仗来十分凶狠。廖耀湘平时话不多，但御下极严，跟他在一起，总让人感到一种阴冷的感觉。这个人还特别傲，看人爱翻着眼睛看，尤其是一群国民党将军在一起的时候，廖耀湘的傲慢就越发明显。

不过，辽沈战役其实是廖耀湘走麦城的一战，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轨迹。作为军人，廖耀湘最灿烂的时光，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在1944年反攻缅甸的战役中，他率领的新22师打出了“虎师”的威名。

最窝囊的时光，也是在滇缅战场度过的，比辽沈战役中还要窝囊。

他最窝囊的一次，就是1942年从缅甸向印度撤退的时候。辽沈战役中，廖耀湘虽然被俘，但毕竟是在解放军面前实打实地打了败仗，但从缅甸的撤退，基本上是连鬼子的影儿都没见着，上万部队就在野人山中走散了，大批英勇善战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却因为病饿而死。廖耀湘的部队是和杜聿明的总指挥部一同翻越野人山的，从山中走出的新22师比打了败仗的部队还要凄惨十分，靠着孙立人新38师的接应才到达兰姆伽，此时，新38师的美械化训练已经开始了。

也许因为到得晚，史迪威在分配武器物资的时候，总是有些偏向新38师。之所以如此，大约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廖耀湘和史迪威的关系，不如孙立人好。

或许因为喝过洋墨水，又深受上峰信任，这个戴眼镜的将军几乎是一个中国版的“醋性子乔”，桀骜不驯的他和同僚的关系一贯不好。奇怪的是，唯独同样傲气的孙立人好像和他没什么冲突，据说是因为两个人在印度经常一块儿挑战史迪威，并肩打出来的交情。

两个中国远征军士兵。从原照片所附英文注解看来，左边的应是1942年先到达印度，由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38师士兵，而右边应是由廖耀湘将军指挥，勉强穿越野人山，刚刚到达还没来得及换装的第五军新编22师士兵。这两个师构成了远征军驻印兵团的骨干。

尽管两个人都挑战史迪威，而且史迪威由于他们的善战而容忍这种挑战，但史迪威明显偏爱孙立人多一点，因为孙是弗吉尼亚军校出身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熟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的劝说或反对，通常都让史迪威感到正打在点子上。反过来廖耀湘虽然也是留洋出身，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高材生，史迪威可以讲英语，可以讲中文，唯独不会讲法语，所以两个人的沟通多少有些问题。而廖耀湘典型的“湖南骡子”脾气，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样一路吵下来，结果是史迪威对廖多少有一点不太喜欢，落实到作战上，就是对廖不太信任。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但将军的成败，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廖耀湘进入缅北以后，用战绩让史迪威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法国军校毕业的廖耀湘却有着和法国陆军截然不同的作战风格。二战前的法军崇尚“守势至上”思想，迷恋阵地防御战，因此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但廖耀湘在攻击的时候，却锐利得如同一口军刀。也许因为1942年的撤退给廖耀湘留下了太惨痛的回忆，从印度打回缅甸的新22师气势如虹，以善于中央突破，进攻坚决著称。新22师因此战绩辉煌，但伤亡也比较大。“一将功成万骨枯”或者“慈不掌兵”，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军事将领。相对来说，孙立人的新38师就打得更为灵活和依靠火力优势。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胡康河谷之战中，医院的伤员大多数来自新22师，而新38师要少得多。远征军新38师绰号为“鹰”，新22师绰号为“虎”，从伤员数量也可以看出两支部队不同的作战风格。

然而，新22师那些付出牺牲最大的下级官兵，却极少有对廖耀湘不满的。那些从野人山九死一生走出来的老兵，或者从四川换掉草鞋就坐上飞机来到异国他乡的新兵，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打开了缅北日军一道道险关。他们的墓碑无言地留在了异国，活着的继续前行，义无反顾，美军准将梅里尔称，新22师是“最有朝气和信心的中国军”。并不是中国军人轻视生死，实在是我们被人家欺侮得太久了。只要能出一个带着弟兄们打出国威，报仇雪恨的将军，中国人从不缺乏勇敢和牺牲的精神。

新22师投入缅甸战场的第一战，就是进攻——用猛烈的进攻救出在拉加苏被围的新38师部队，然后打开胡康河谷的南口。

图为远征军高级军官在开会，都是职业军人不讲排场。史迪威和廖耀湘，一个美国中将，一个中国中将，在树林里搭个木板桌，就开始决定几万名战士的攻守进退。只是，这张照片还没有反映出两个人最常干的事儿——吵架。

中印公路修进胡康河谷，艰苦的路况让盟军方面的司机们忍不住叫苦连天。这是美军为在这条路上工作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司机颁发的荣誉证书。

不过，新22师的反攻第一仗，给人的感觉不像虎，却更像一只狡狐。

确切地说，是他的先头团指挥官，第65团团长傅宗良上校更像一只狡狐。

新22师共辖三个团：第65团、第66团和第67团。1944年1月初，第65团已经到达前线，廖耀湘指挥新22师师部和第67团全部、第66团一部正在向新平洋前进，史迪威随即一面催促廖耀湘带领师主力和炮兵部队尽快赶上，一面下令新38师继续沿北路向胡康河谷内攻击，一面下令第65团进攻拉加苏，解救被困部队第112团第三营。

耐人寻味的是，史迪威没有等待廖耀湘，而是命令孙立人直接指挥第65团！

此时，对中国远征军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日军在缅甸的高级将领，此时对第18师团在胡康河谷的防御并没有增援计划。缅甸方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的眼睛天天盯在印度东部地图上，幻想调动重兵一举攻占英帕尔，扶植鲍斯建立“印度独立政府”。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正在缅北进攻的中美部队釜底抽薪，这次“乌号”作战已经如箭在弦上，不但不能提供援军给第18师团，而且几乎所有日军运输部队都被抽调到英帕尔这个方面。不过，第18师团在两年前的追击战中从英国人手里，缴获到了数百辆卡车——杜聿明在撤离时下令焚毁所有车辆，日军未能得到中国远征军的车辆——这些车辆并不属于日军运输部队而直属于第18师团。但是，此时的天空却成了中美军队的控制领域。在缅甸的日军第5飞行师团力量遭到削弱，数量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同时，飞机质量上也已经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它的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全面逊于盟军，而且受命只能准备全力配合“乌号”作战，不允许在其他方向浪费资源。

在胡康河谷内作战的中国炮兵，75毫米轻便榴弹炮尽显威风。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还没能突破日军防线，但盟军控制了胡康河谷的天空，P-51战斗机开始成群结队在战场上空游猎，日军从加迈到大奈河前线的补给线经常由于遭到大规模空袭而瘫痪。根据《中国驻印军缅甸战记》记载，在这段简易公路上，数不清的便桥被摧毁了又修好，修好了又被炸毁，日本工兵顽强地试图把物资送上去，但许多卡车还没接近战场就在简易公路上烧成了焦黑的架子，有时上面还有萎缩的人体倒挂下来。

所以，前线日军的日子已经很难支撑，战斗力大降，打起来很容易形成敌退我进的局面。这是一场必胜的战斗。哦，在美国人的概念里，进攻，就是这样“推”过去的。

然而，这位傅宗良上校却把一个必胜的解围战，打成了难测结果的远距离奔袭。

拉加苏在新平洋的西南，史迪威的作战计划中，对第65团的命令是沿大奈河右岸直奔拉加苏，与被围的第112团第三营里应外合击破日军围困，然后突入胡康河谷南口，合力向东南方打洛镇方向攻击。战斗打响后，傅团长带着第65团到达大奈河畔的康道渡口，却没有沿着河向拉加苏方向打，而是渡过大奈河，到了它的左岸，沿注入大奈河左岸的支流百贼河，一头朝东南方向日军的腹地深深地扎了下去。

不按照作战计划来打仗，这种事情在当时的国军中实在太多了。敌人从东面来，我需要向南方迎战，敌人从北面来，我坚决向西方挺进！国军前线将领总是有比命令更好的作战方案。无奈，更好往往是好的死对头。善于保存实力的国军将领们，用五花八门的招数让你看到战报在写，时间在走，就是没人给敌人迎头痛击。熟悉国民党军的史迪威对于这类怪异的举动早有防范，干脆严格命令“不准迂回穿插”。

史迪威是军人，当然不会和“迂回穿插”这种事情过不去，他担心的是廖耀湘的部队会回避战斗。

傅宗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了这么一手，可以想象史迪威暴跳如雷的样子。然而，远征军的中国军官们却很快松了一口气：傅宗良穿插进去以后连连告捷，日军在整个胡康河谷南口的防御连根摇动起来。

我很怀疑傅宗良这个违背命令的做法，和孙立人担任此战的指挥官颇有关系，虽然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傅宗良是独断专行。这是因为第65团这一战中的奔袭，和孙立人的作战风格太相似了。第65团渡河的地方康道渡口，在大奈河与险峻的万塔格山交汇之处，傅宗良率部沿着万塔格山南麓，一直朝日军纵深挺进，大有将胡康河谷南口的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与日军主力切割的势头。日军阻挡不住，慌忙放弃对拉加苏的围攻，匆匆后退，但第65团和日军对阵一场之后，主力又失踪了，等他们再次出现，已经是在打洛近郊！

如果说万塔格山是一根鲠在胡康河谷西端的骨头，万塔格山南北的于邦和打洛，就分别是这块骨头两边的软组织。史迪威认识到这块山势险峻的骨头不好啃，他的计划是同时从万塔格山南北两路进军，向这两块软组织切割下去；而日军的布防则是用层层工事和狙击手，把这两块软组织变成两块滚刀肉，最大限度地迟滞远征军的进攻。然而，傅宗良的攻击却独出心裁——他没有去啃骨头，也不去碰滚刀肉，却试图从骨头和肉接触的地方一刀砍进去，把它们分开。

傅宗良不是找借口回避进攻战，而是用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兵法“围魏救赵”。他这一击，正打在日军的软肋上，南线日军的防御，立即就动摇了。

这个主意不坏，但想到修改作战计划会引发史迪威怎样的雷霆之威，傅宗良的胆量的确够大，至少他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打不了胜仗，史迪威有枪毙了傅团长的可能。

可是，傅宗良还是按照自己的打法来打了。远征军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日军也是一支东方人的军队，东方的战争该怎么打，或许还是东方人最明白。

远征军中有人曾这样回顾傅宗良的穿插作战：

傅宗良方案既定，便于1月6日命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第6连邱中岳部随团部行动），在康道占领阵地守住渡口保护渡河器材，搜寻警戒，直接归孙立人师长指挥。另令第一营为前卫，团部、直属部队和第6连为本队，第三营为后卫，即从康道渡过大奈河，然后沿其南岸，爬山过岭，挥刀开路，向打洛秘密前进。因途中于1月9日在20R路标处进行休整，并实施空投补给，遂使部队行踪被日军侦知。

1月11日下午，在空投场西边担任警戒的第三连前哨遭到日军一个排的偷袭，傅团长即令第6连向西北方向1176高地搜索，该连尖兵排长吴如冈在一条谷地里发现日军的足迹和粪便，因足迹到此为止，判断日军可能是从左前方小径上山去了，以致谷地足迹消失。连长邱中岳得报后即赶来侦察，见半山间出现猴群正沿小路上山，遂尾随猴群上山，将近山顶猴群纷纷上树，邱中岳观察猴群动向及四周环境，判定山顶有日军，遂令吴如冈排停在现地严密警戒；另派第一排向山后迂回，走在先头的两名侦察兵，刚由半山腰起身向山顶上爬，便遭到隐蔽在山顶上日军的狙击手射击当场阵亡。连长令第一排占据半山腰断敌后路，并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便吴如冈排从右翼去包围山头的敌人。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至13日晨，将占据1176高地北端之敌小队长井泽觉中尉以下官兵39名悉数击毙，缴获轻机枪三挺、掷弹筒三具、手枪一支、步枪20支。邱中岳连也伤亡班长张孝宗等七人。

日军记载中，把这一战称作“湾曲之战”。因为大奈河与百贼河合流之处，恰好有一个大大的弯曲。井泽中尉指挥的是第三大队在这里派出的警戒分队，他们奉命在大队主力北面远端建立一个警戒阵地。由于新22师部队多是百战老兵，这个警戒分队的日军无一幸存。从缴获的报告看，虽然他们发现了第65团的行动，但是因为警戒阵地在拉加苏后方整整九公里，日军误以为来袭的是少数中国渗透部队，因此连警报都没发出，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清理这些胆大包天的中国狙击兵。估计日军对于在如此隐蔽而险峻的阵地被奇袭一定十分纳闷，到死恐怕都在琢磨中国人怎么摸上来的。当然，他们肯定想不到是猴子给中国兵带了路。

当傅宗良的部队在康道渡河的时候，井上咸大尉所属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正在拉加苏进退两难。根据他在《大奈河湾曲部的战斗》一文中的记述，日军是得到当地那嘎族人传来的“凶报”，才得知井泽分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井上咸是这样回忆随后的战斗的：

“敌军重兵从未曾预期的方向突然出现，冈田大队长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拉加苏方向留下了第8中队（中队长福田秀良中尉）与中国军队周旋，将主力回收，向敌军渗透的方向疾进，迅速控制百贼河南岸高地。当时大队的兵力，前一年经过改变从四中队制改为三中队制。将福田中队留在拉加苏附近后，就算加上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兵队，和敌军对阵的总兵力也不算充裕。”

拉加苏之围不攻自破。

虽然如此，日军大部队的增援还是拖住了第65团的脚步。

由此可见，在有地形依托的情况下，日军的抵抗还是十分顽强的。史迪威的平推战术，在丛林战中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史迪威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其实也对这样的战术颇为怀疑，在布置攻击任务的会议上，他把这个战术称作“掏耗子洞”——日军一个个部署在丛林中隐蔽而密集的机枪巢，正像一个个耗子洞，这个活儿可不轻松，中国人不愿意干，美国人，更不愿意干。

也许他布置这样的战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更有效地消灭日军，而是防止他的中国部下回避战斗。只是远征军将士的表现，让史迪威后来赞扬中国有最能吃苦耐劳的战士，只要给他们合理的装备和训练，他们即使不能比美军打得更好，也至少不会比美国人打得差。不知道几年以后在朝鲜长津湖畔被志愿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美国兵，会不会想起史迪威的这个评价来。

信任的建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也是相互的。从于邦的孙立人到百贼河的傅宗良，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战绩建立着这种信任。史迪威也在同样努力地建立着这种信任——新平洋小盆地上新修了一个小型机场，天天都有联络机在此起降，里面坐着情报员或联络官，有时孙立人等将领也会随机视察前线，而返航的飞机通常则会带回危重伤员，伤员一下飞机就马上住进这里的总部医院，许多伤员就是因为跑赢了流逝的时间而得救。这种情景，几十年后很多远征军老战士依然记得，这种从未有过的待遇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和傅宗良对峙的时间里，日军紧急调动后方的补充兵充实到第一线。然而，井上大尉看到，这些本来正在进行训练的补充兵因为仓促上阵，用的都是充作教具的老式步枪，这些枪因为太过陈旧，连枪上的菊花徽都被拆除了。这些日军补充兵的枪有些不得不用麻绳拴着挂在脖子上。一次双方小规模的战斗之后，被迫后撤的日军看到中国兵拿着这样的枪哈哈大笑。

正常情况下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力要超过国民党军一个团，豫湘桂战役甚至能够打中国军队一个师。但那指的是中国战场上连中正式步枪和巩县兵工厂出产的手榴弹都配不齐的中国军队。像第65团这样连长、排长都带着航空地图，随时可以呼唤飞机来轰炸的中国军队，这个概念显然不适合。

井上咸大尉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其后，不祥的预感得到证实。1月25日，中国的春节那天，中国远征军部队突然出现在日军前进阵地和主阵地之间，并将其切断。井上咸大尉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

“长尾中尉指挥的前进阵地与本部之间被敌军侵入，双方的联络中断。与此同时，敌军大部队绕过正面阵地，从阵地东侧南下，包抄我军侧背。看到这种战局，大队的指挥官们立刻意识到必须尽快打通与长尾所部的联系，带上他们迅速后撤，否则难免灭顶之灾。”

打通胡康河谷西口后，向孟关边修路边前进的远征军部队。

插入日军两部之间和迂回敌后的，为第65团第二营营长窦思恭指挥所部，他们本来留置在康道守护渡口，但全营求战心切，经傅宗良请示史迪威和孙立人，将该部作为生力军投入对日军第三大队的攻击之中。尝到迂回作战甜头的傅宗良，没有把第二营一千多名战士像添油一样加到进攻正面，而是命令他们穿过渺无人烟的原始丛林，向百贼河南岸日军阵地的后方穿插。

不过，此时，第65团的指挥权已经还给了廖耀湘，这位将军立即批准了傅宗良的计划。在国内战场，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不敢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敌后穿插，第一是因为部队主官缺乏控制下层兵士的能力，第二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

在缅北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可算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控制力最强的部队。以新一军为例，官兵的思想非常一致——为归国而战。能够有这样一致的思想，一致的向往，使这支部队产生了一种知道为何而战，紧密团结的灵魂，这恰恰是很多脱胎于军阀部队的其他国民党军所缺乏的。这个灵魂使新一军的战斗力在缅北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隐含了这支部队在内战中失去抗日战场上活力的原因之一。所以，新一军敢打穿插。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技术。第65团第二营部队的军官都携带有精确的地图和高效指南针，可以在丛林中准确地找到前进方位。

经过三天艰苦跋涉，24日，第二营准确地抵达日军战线之后的攻击阵地。此时，天降霖雨，第二营官兵裹着雨衣保持静默。新22师使用了很多英军的物资，比如他们的雨衣就很特别——这种英军设计的胶布雨衣，既可以拼接起来作帐篷，又可以将背包放在里面，外面包上胶布雨衣投入水中可作浮具渡河。在日军看不到的隐蔽阵位，一些第二营官兵将雨衣连接起来搭成帐篷，相依而坐，等待天明发起进攻。

王楚英的回忆录中称，“拂晓时分，官兵们在晨曦中迎来了甲申年的正月初一，在一声‘战斗开始’的命令下，12门81毫米迫击炮和36门60毫米迫击炮、16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以及其他轻重武器，便从四面八方射击，不约而同地向敌阵地猛烈射击，爆炸声、密集的枪声震耳欲聋。敌军乱作一团，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数幸存的敌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一个营就有近50门迫击炮，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火力密度。

王楚英的描述可以说真实反映了日军阵地上的混乱。井上咸回忆这次战斗说：“阵地遭到了几乎要摧毁一切的迫击炮集中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前进阵地仍在顽强抵抗。但是，最终，残余的官兵不得不破坏或掩埋笨重的机枪和大队直属火炮，乘夜突围，与本部会合。”

微笑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他扛在肩上的是一挺缴获的日本机枪。

胡康河谷战场实态。这是一名中国远征军驻印军通讯兵，在他的身后是一个避弹坑，在他前面是一个缴获的日本钢盔。他正在利用战地电话与后方通话，他的任务是使部队主力能够随时发现敌人任何向我军侧翼的迂回袭击。

仔细看这张照片，会发现这位笑得很灿烂的中国远征军战士腰上围的竟是一面日本太阳旗。

这一仗日军东乡、大桥两中尉战死，住江中尉负伤，人员损失很大。中方有两个毙敌数字，一个是280人，一个是691人。从日军兵力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关于此战，井上咸写道：“强行突围的时候，无法动转的重伤员被留在战壕里，上面盖上一块帐篷，再压上草和树叶作伪装。面对这些伤兵不安的目光，突围的人员说：‘明天早上一定来接你们，请安静地等待。’实际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安慰他们。”

丛林战中，没有战友照顾的伤员大多下场凄惨。在胡康河谷战斗中，中国军队曾多次发现日军的尸骨堆，有的达到上百人，都是被遗弃的日军伤员，这些没有医药的伤兵在热带的丛林中大多很快死亡，遗骸被蚂蚁吃掉，留下累累白骨，令人震惊。

丛林中被丢弃而死的日本伤兵，大雨之后就化作累累白骨。

这一次日军遗弃的重伤员，只能算这些白骨的一个开端。

王楚英称日军冈田大队长重伤爬到河边饮弹自尽。这应该是一个谣传，冈田是在孟关战役中阵亡的，此时并没有死。

然而，冈田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和长尾所部会合后，撤退中的日军第三大队发现，通往打洛镇的道路已经被中国军队封锁，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穿过万塔格山中部的山口，退到北路的腰班卡去。

可是，日军刚刚向这个方向走，前面的路上，又出现中国军队的影子。从前进阵地突围的长尾中尉率部试图杀开血路，却被当头打了回来，自己也负了伤，大队部周围到处都是中国军队冲锋枪的枪声。

怎么办？冈田大队长必须尽快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