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生活 四、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

宋之山水画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