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得意之笔,首推青苗法。
青苗法的设置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年当中,农民最难过是在春天。这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春耕夏耘又时不我待。因此,农民必须想办法吃饱肚子,否则就会永远没有饭吃。
但是换个角度看,农民又其实有钱有粮,那就是地里的青苗。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应该说是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做担保。然而对于农民来说却有风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还不起债,他们就只好卖地了。
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青苗法的构想即基于此。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替代富户借钱给农民,相当于国家农业银行以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抵押贷款。按照王安石的想法,农民反正要借钱,借谁的不是借?借政府的,安全可靠,利息还低,何乐不为?
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当时的农业基本上还只能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也并不一样。结果是什么呢?风调雨顺丰收了,供过于求,谷价就会下跌,伤害农民;灾年米价飞涨,又会伤害市民。农业帝国既然以农为本,以粮为纲,便不能不管。
管理的办法,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在丰年谷贱的时候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米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历来由官府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救济境内的老弱病残和灾民难民,这就是广惠仓。
显然,常平法和广惠仓,都是用来应急的。
王安石的方案,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也就是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钱,用来做农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本金。这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反正两仓每年都必须卖出陈谷,选在青黄不接粮价飞涨之时出售还可以平抑物价,岂非一举两得?
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皆大欢喜?简直就堪称利国利民。
更何况还有实践经验作为证明。一位名叫李参的地方官在陕西任职时就试行过,王安石本人在鄞县也试行过,结果都是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好评如潮。
再看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或者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让他们到官府当差服务,以劳力代税费。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民众就不但要出钱而且要出力,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力役的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这么多的差使如果都由地主和农民承担,请问那地还种不种了?
摊派也不公平。当时,北宋政府将民众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九等,下五等一律免役。表面上看,这当然是照顾到了弱势群体。然而实际上享有特权的,还包括官员家庭、寺庙僧侣、城市居民、行商坐贾和单身男女。也就是说,帝国境内数量可观的家庭和人口,其实都是免于差役的。
这样一来,所有的差役,便都落在了中下层地主和富农的头上。结果是什么呢?是为了规避重役,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不敢增加家庭人口,甚至宁可做单身汉,还有人沦为盗贼。这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因此就连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也认为非改不可。
只不过,这些人只是嚷嚷,拿不出办法。
王安石却有改革方案,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大约可以称之为“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很明显。第一,农家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第四,以雇役代派役更便于实现差役专业化,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不能彻底免除力役的前提下,应该说这是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
所以,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以为然。但是对于青苗法,反对派的意见却相当一致,可谓群起而攻之。
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利息。
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前面说过,青苗法作为国家银行的抵押贷款,本金来自常平仓和广惠仓,而两仓本是非营利事业,甚至是国家贴钱平抑物价和救济灾民。现在公然用来放贷收息,性质就完全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反对派也承认,国家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然而他们说,利率再低也是放贷。那么请问,朝廷也可以像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收利息吗?五十步与一百步有区别吗?农民青黄不接,政府却来放贷牟利,不是乘人之危吗?
王安石的答辩则未免软弱无力。他说:没错,高息贷款不如低息贷款,低息贷款不如无息贷款,无息贷款不如干脆白送。但是请问,白送得起吗?送不起。常平仓也好,广惠仓也罢,都是有损耗的,也都是要有维护费的。只有靠青苗贷款适当收取利息,两仓才可持续发展。
显然,这里面涉及许多现代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比方说,国家能不能设立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本金应该从何而来?慈善基金能不能用于投资?政府扶贫应该是给钱还是贷款?贷款又应该是无息还是低息?
宋代永丰库遗址
永丰库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唐宋子城遗址内,前身为南宋“常平仓”。永丰库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
在宋神宗的时代,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事实上青苗法后来出事,根子也不在这里。也许,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有道理。他对王安石说:问题不在利息,而在基层。基层官吏经手大笔贷款,很难不做手脚;平民百姓白捡便宜,也未必不会挪作他用。到时候恐怕就麻烦了。
王安石很同意,决定缓缓再说。
可惜此刻变法已箭在弦上,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当局的控制能力,青苗法终于由利民变成了害民。本卷开头部分讲到的郑侠所献难民图,就是强制推行青苗法和其他新法之严重后果的真实写照。毫无疑问,这绝非王安石的初衷。教训所在,则只能在第四章回答。
历史,常常会让人一声叹息。
也许,这就是熙宁变法时的北宋政局:一位奋发有为的新君,一个锐意改革的大臣,一套看起来不错的新法,一群德高望重的反对派。这些因素搅在一起,想不发生悲剧都不可能。变法之路,注定艰难、曲折而坎坷。
王安石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