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神宗，王安石就让皇帝极为振奋。
我们故事的这位主角，是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觐见皇帝陛下的，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神宗问：朕想要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办？
王安石说：选择道路。
宋神宗问：学习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要学就学尧舜，学什么唐太宗！
二十一岁的皇帝大吃一惊，有点热血沸腾。
后来，神宗与王安石单独谈话，感慨地说：唐太宗一定得有魏徵，刘备也一定得有诸葛亮，才能有所作为。
王安石答：那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神宗又吃了一惊。
诸葛亮和魏徵都不放在眼里，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多大本事，竟敢如此狂妄？
皇帝心里没底，众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明确反对王安石的，是为韩琦打抱不平并与韩琦同时罢相的参知政事吴奎，理由也很充分。吴奎说：臣与王安石曾经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阔，一根筋认死理，从来不肯自我反省承认错误，在开封府“鹌鹑案”中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重用此人，必然紊乱朝纲。
另一位副宰相唐介也说：王安石不堪大任。
神宗问：哪方面不行？才华吗？学问吗？能力吗？
唐介说：都不是，是性格有问题。他这个人，爱好读书却钻牛角尖，志向远大却不切实际，一门心思只想改变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乱不可。
神宗又问侍读学士孙固：王安石可以做宰相吗？
孙固说：王安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做宰相却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下不同派别，恐怕并不合适。
其实，这也正是韩琦的主张。事实证明，韩琦和孙固等人所言不虚。后来王安石刚刚成为副宰相，果然就跟同僚们弄得很僵。每次意见分歧，他不但固执己见，还会金刚怒目暴跳如雷地吼叫说：你们这些人，错就错在不读书！
另一位名叫赵抃（读如变）的副宰相忍无可忍，不得不反唇相讥：不知道尧舜的时候，皋陶都读什么书？
王安石哑口无言。
这当然是后话。但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要细说的，本次改革不但一败涂地，而且后患无穷，原因之一就在于王安石的性格有问题。可惜他自己毫无感觉，这些意见皇帝也听不进去。结果直接的损失，是活活气死了副宰相唐介。
唐介是湖北江陵人，也是仁宗朝就与包拯齐名的清官和直臣。这样一个人，当然无法忍受王安石进京不久便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越权干预朝政，而神宗在宰相们请示决策时也总要先听王安石的。因此唐介对皇帝说，既然翰林院可以取代中书省，那就让王安石主持中央工作好了，他请求辞职。
神宗却不置可否。
于是很快，这位副宰相便与王安石势同水火。
唐介质问：你的主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
王安石答：因为你们结党营私。
忠心耿耿仗义执言的唐介被指责为朋党，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背上长出肿瘤不治身亡。神宗前往吊唁，赠送了藏在宫中的唐介画像，上面有仁宗皇帝的亲笔题字。人们这才知道，这位耿直的三朝元老其实有何等分量。
显然，反对王安石的，并非小人。
那么，神宗为什么还要重用王安石？
从上面的年表不难看出，这不是皇帝的一时冲动。直截了当的原因，是改革迫在眉睫。熙宁元年，也就是神宗即位第二年二月，神宗就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文彦博唯唯诺诺。三月份，皇帝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你们要努力！
结果怎么样呢？没有下文。
不难想象，当神宗皇帝在四月份见到王安石，亲耳听见他说希望自己成为尧舜之君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觉。尽管神宗谦虚地表示，这样高的标准让他感到力不从心，却也满怀希望地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
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辅佐朕，我们君臣说不定还真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谓一见倾心。
何况朝廷早已暮气沉沉。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中书省宰相副宰相五人，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不朝，唐介不幸逝世，赵抃叫苦连天，只有王安石生机勃勃，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不重用王安石，宋神宗依靠谁？
即便如此，皇帝也还是考虑再三。
有一次，宋神宗跟王安石谈话。他说：朕知道爱卿已经很久了，不是今天才想到要用你的。很多人不了解你，以为你只会做学问，不会干实事。
王安石说：学问是用来干实事的，否则有什么用！
宋神宗问：不知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点点头：很好！
这时，能够对抗王安石的，就只有司马光。
可惜司马光同样有固执己见的毛病，两个老朋友也很快就处处针锋相对。王安石进京这年秋，京师发生地震，河北发生水灾，宰相曾公亮等人便提出，祭天大礼后请不再按照惯例进行赏赐，至少是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不赏。
接到提案，皇帝要翰林院拿出意见。
司马光赞成。他说：省下的钱不多，意义却重大。朝廷财政困难，原本就该减薪，正好以此为契机。更何况，治国之道是“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宰相的提案应该肯定。
王安石反对。他说：赏赐大臣能花几个钱？犯得着小里小气不成体统吗？如果财政困难，那是宰相失职，他们该辞的就是官，不是赏。何况钱不够用也不是当务之急。
奇怪！财政困难不是当务之急，什么是？
王安石说：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拍案而起：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不过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罢了，必然是税外加税，费外加费。民众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落草为寇，这难道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反唇相讥：你懂什么！税费岂是生财之道？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那才叫作善于理财。
司马光嗤之以鼻：无稽之谈！天地所生万物所长，总共就有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你要增加国库收入，不从老百姓那里拿，请问跟谁要？
两位翰林学士吵成一团，谁是谁非？
都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王安石当然是对的。因为增加国库收入，确实可以不靠增加税种和加大征税比例，而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把蛋糕做大。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容易。王安石虽然也有办法，比如兴修水利等等，但能不能立竿见影，却很难说。
因此，他之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云云，就成了既有诱惑力又十分可疑的说法。那么，王安石凭什么能够信心满满地这样说？他的新法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