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世风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

齐桓公时齐国人一度爱穿紫色的衣服。因为桓公喜欢穿紫衣，众人跟着学，于是紫衣价格上涨，高达元白色的五倍多。桓公感到这是一种奢侈浪费，就问管仲怎样才能禁止，管仲回答说：据我所知，国君吃过的食物，臣民必须要吃它，国君欣赏的衣服，臣民也会跟着穿。现在你自己吃的是精好食品，穿的是紫色的衣裳，白狐皮的外衣，你自己这样怎么能要求臣下节俭呢？接着建议桓公不再穿紫衣，并要对群臣讲紫色有臭味，不是好东西，如此一来人们嗜紫的毛病自然消除了。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改变服装，穿白色的衣服，戴白色的帽子，不过一年的时间，齐国人变得节俭了（刘向《说苑·反质》）。

管仲画像

楚文王熊赀（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喜欢戴獬冠，楚国的人学着戴，以为时髦（《淮南子》）。

帻的兴起是汉元帝带动的。帻在上古是不能戴冠的执事人员的一种帽子，到汉文帝时群臣贵贱人等都有戴用的，但是人们由于职务不同用料的颜色各异，形式也有小的差别，如武官用赤帻，皂吏用青帻。汉元帝额上有一撮毛发，觉得不好看，为了人家看不见，开始用帻，把一撮毛遮盖起来。他是皇帝中第一个好用帻的，自此之后，群臣效法逐渐多起来（《后汉书·舆服下》及注引《独断》）。

头裹巾帻人像

东汉中叶大将军梁冀，废立自专，权倾内外，妻孙寿受封为襄城君，服制同于长公主。这对夫妇作恶多端，而妆饰打扮异于常人，创造出新发型、新服装。《后汉书·梁冀传》说孙寿“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态。（梁）冀亦改易舆服之制，作平上瀽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这些装饰，据《后汉书·五行志》及李贤注的解释：愁眉，把眉毛画得细而曲长；啼妆，在眼下流泪的地方作些化妆；堕马髻，发髻不在头顶正中，而偏于一侧；折腰步，走起路来，轻轻摇摆，像是脚不能支持身体一样；龋齿笑，像有牙痛那样的笑，笑也不那么咧嘴；平上瀽车，给车装饰平顶的外罩；埤帻，帻的前脸向下；折上巾，头巾的上角折回；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后裙拖在地上，像狐狸尾巴（《后汉书》）。孙寿的装束，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美，愁眉、啼妆、龋齿笑，都像犯病的表情，像啼哭过，折腰步大约走起路来像后世的小脚女人，这样装束和动作，给人造成一个娇弱可怜的女子形象，使人怜爱。大将军家的这种审美观为当时人所接受，于是“京都歙然，诸夏皆仿效”（《后汉书》），从梁家流行到洛阳和全国。及至梁冀被诛，他家的那些妆饰式样也为人所不屑了，消失了。

战国帛画中的女性装束

汉灵帝性好聚敛和挥霍，他别出心裁地玩乐，尤其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皇帝喜用西北少数民族的服装、生活用具、饮食和乐器，又带动了臣下：“京师贵戚皆竞为之。”（《后汉书》）

这几个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服饰爱好方面上行下效，国君嗜好的，贵族首先跟着学，贵族喜爱的，他的奴仆，他的同类和官僚也爱好上了，民间也随之时兴了。在上者兴趣转移了，在下者随着趋于新花样。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高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说明风俗的流传，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地方，从社会上层到社会下层，而且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愈传得广，比原样愈厉害。

在服饰爱好上的上行下效风俗的出现看似是极其自然，但仍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既然装束体现人的社会身份，上层人士的着装代表他的地位，下层人士如果有条件模仿的话，就会改变形象，似乎也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了。同时为了和上层人士接近，仿效他们的装饰，才能入流，才可能被上流社会接纳，和上层人土混在一起。所以说在下的人向比自身层次高的人学习衣着方式，首先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还应看到这种学习还有一个审美的因素。上层人士的衣饰，往往有它的美的成分，它或者样式新颖、美观，或者质地优良，或者人着装之后显得高雅、文明、端庄、威严、漂亮，令人倾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上层人士的着装美，也会引起人们的模仿。上层社会的装饰中还有一种病态美，即如孙寿那样的装扮并不真美，但是下层人士不分美丑，通同学习。这固然有着美的欣赏水平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奴隶主义驱使的。在古代，人们等级观念严重，低等级的人连在思想上也向往高等级的文明，因此对他们的装饰会不分美恶，一概接受。其实这种学习毫无道理，人们应当发展健康的美，向上的美，而不应当是病态的美，颓废的美。

上行下效，上变下也变，因此服饰习俗总在不断地变化。变异既然出自上方，在上的人的个性、爱好很能影响服饰的变异。他们如果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在装束上，让它有个性，美丽，大方，健康，那才是对世人、世事有益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