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世风 唐僖宗与田令孜的主奴关系

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这种情形在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严重,而唐代尤有特点: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了,所以唐朝后期80年的国君是宦官所掌握的。唐僖宗在位期间爆发了黄巢起义,可是对其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掌权的宦官田令孜。

唐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受封晋王,兄弟八人,继位时12岁。记载谓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他为太子,说他“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僖宗纪》)。仿佛他的继承大统真是由于人才出众而为乃父所赏识。其实,他是在懿宗大行之后,由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是以即位之日就封他们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

少年继位的唐僖宗多少有点痴呆,一味贪玩,不安心在宫中,常到兄弟们的王府中戏耍,爱斗鹅,使得鹅价上涨到50万钱一只。同宫中小优宦狎昵,他们因而恃宠骄横不法。对同他一块玩的人,高兴起来就大量地赏赐,一天也要支出巨万。和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田是四川人,本姓陈,唐懿宗时随从义父田某进入内侍省为宦者,他认识字,有谋略,还在僖宗当晋王时就侍候僖宗,共同起卧。僖宗继位后称呼田令孜为父亲,任用他为左神策军中尉,把政事委付给他。田令孜知道僖宗昏庸,对其玩乐不但不行劝阻,反而加以助长,如僖宗赏赐无度,国用匮乏,田令孜教内园小儿劝僖宗没收长安的中亚商人和国内商人的宝货,有反抗的送到京兆府打死,得钱以糊弄唐僖宗玩耍。

田令孜深知僖宗不足畏惧,放胆胡作非为。卖官鬻爵,连报告都不用,径直矫旨去办。宰相卢阿附田令孜,诸事顺着田的主意办,并按田的意思去向皇帝作说明。王仙芝、黄巢起义业已发生,田令孜和官员瞒着僖宗,使他安心玩笑。左拾遗侯昌蒙嫉恨这样的朝政,上书痛斥宦官“用权乱天下”,结果却被赐死在内侍省。

及至黄巢大齐军进入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有十几个天真的军士不让僖宗走,说黄巢是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反把这些人杀了,让僖宗往四川跑。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难于蜀中,僖宗步此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还因田令孜的弟弟(或说哥哥)陈敬瑄担任四川节度使,田令孜要僖宗入川,便于他们兄弟控制,就这样僖宗逃到了成都。田令孜及神策军既有保驾之功,因而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成都驻跸之处自然比长安狭小,僖宗不高兴,每日与嫔侍喝酒赌钱麻醉自己,有时回想长安的生活而流泪。田令孜就说一些宽慰的话,什么皇帝圣明啊,黄巢小贼就要被消灭啦,把呆皇帝说乐了接着玩耍,他好从容掌权。

田令孜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当地的“黄头军”(戴黄帽,故名),该军不服,田令孜毒害其首领以事镇压,激起该军作乱,这时田令孜关闭宫门,禁止百官出入。黄头军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从长安出发时不要百官,这次又是只有宦官和皇帝在一起,可是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罢黜宦竖信用百官。田令孜根本就不把奏疏交给僖宗,而假传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孟昭图在上书以前料到必然被害,果然是那个结局。

黄巢失败,唐僖宗复回长安,田令孜以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专恣自肆,不容僖宗发号施令。说起这种情形,僖宗也流泪不止。这时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军各27都,总数在10万人以上。

长安官多、兵众,财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财源,在安邑、解县的盐税上打主意。原来这两处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带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盐。田令孜派义子匡佑到河中,态度傲慢,引起河中军士不满,匡佑回到长安,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田令孜于是要把河中盐利收归中央,以便用盐税补养他的军队和打击王重荣。王重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专擅,又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于是自将攻打王、李联军。结局是神策军溃败长安,乃纵火焚烧坊市和宫室,田令孜带着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凤翔,又要逃往兴元,僖宗不愿再走,田令孜派兵挟持以行。在这混乱中,  邠宁节度使朱玫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煴为皇帝,尊僖宗为太上皇,诸节度使击杀朱玫,俘虏李煴,僖宗始得复回长安。

当唐僖宗在凤翔时,诸镇节度使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随从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专国煽祸,惑小人计,交乱群帅”,也要求诛杀田令孜。在内外文武官员压力下,唐僖宗并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为剑南监军使,但仍留在身边。后来田令孜实在混不下去了,带领拱宸奉銮军到成都,以有病请求解职,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广东儋县),但是他依托陈敬瑄并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当田令孜在兴元为众人所痛恶时,唐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回到长安后,杨复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受封魏国公。唐僖宗病重之时还没有指定继承人,百官认为僖宗哥哥吉王最贤明,主张册立他,杨复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寿王,竟自立了他,是为唐昭宗。朝臣敌不过宦官,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唐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唐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陈敬瑄,恰有义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动,抢占地盘,田令孜向陈敬瑄说王建是我的儿子,把他招来,免得骚扰。陈敬瑄答应了,当王建在路上时陈敬瑄反悔,于是双方交战。唐朝令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奋力进攻,田令孜乃到王建军中求和。王建军进成都,先杀了陈敬,然后对田令孜用刑,田以当过十军容使的高官,不愿尸首分离,被缢杀(《新唐书·田令孜传》、《旧唐书·僖宗纪》、《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在成都的后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与政事都依赖田令孜安排,故呼之为“尚父”,而田令孜也极力趋承皇帝,固宠,恃宠,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招权纳贿;从成都后期到兴元时期,田令孜把天子视为手中玩物,连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从而对他不满;僖宗从兴元回京,在朝内外官员的策动之下,终于抛弃田令孜。看来田令孜对僖宗有个加紧控制的过程,但到极点也正是他失败的起点,可见皇帝尽管是傀儡,也还有他的一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处置红极一时、权盛一世的亲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龄小,又昏庸,12岁即位还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从小就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样的亲信太监照顾生活和处理朝事。可见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是皇帝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为此而创造条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军左军中尉、十军容使,他掌握着军队,这就是他的权力的凭藉。两唐书的作者分别在《宦官传》里讲到内臣典军对于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为监军,使其权力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唐德宗起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给宦官统帅,护军中尉、中护军皆为若辈,于是“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新唐书》),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废立生杀由之。唐代宦官权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其权力就牢固了,具体人员可以变动,而其权力则不可动摇了,不可变更了。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条件制度化,如此他们则要长期肆虐了。

前面谈到田令孜养子匡佑、王建,他们原来也都是田姓宦官的养子。太监养假子是当时的习惯。宦官以养子培植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用他们做内侍省、神策军的首领,地方军政长官。杨复恭派养子做州刺史,称为“外宅郎君”,又用养子600人做诸道监军,造成“天下威势,举归其门”的形势(《新唐书》)。养子势大了也会与养父争权夺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养假子基本起着维护其权力的作用,这也是内监擅权的一个条件。

凡是皇权加强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太监弄权的局面,东汉、唐、明宦官之祸都是出现在皇权强化的时代。皇权加重了,相权就会相对削弱,这时皇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内臣去作侦刺;或因事权过分集中而忙不过来,需要宦官予以协助。种种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监,从而受制于家奴。唐朝皇帝就是这样,害怕武人跋扈,把禁军交给宦官,作茧自缚,不能自已。

唐僖宗与田令孜主奴关系的不协调,是唐代后期君主与家臣关系状态的表征,这是唐朝中央集权加强的形势下,中后期藩镇割据危及皇权的形势下,宦官典军的条件下,不可改变地出现童昏之君,为太监愚弄,太阿倒持,主奴关系不立。

宦官掌权,多半治理乏术,暴敛无艺,小人得志,正人受害,引起政治斗争,以至爆发战争,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宦官弄权是乱政,是坏事情。太监作为一种职业,是服侍人的人,他们去干政,必然破坏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对是势所必然的,也就是说朝臣、内臣的斗争(唐代南衙北司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没有经过从政的训练,不具备治理国事的素质,所具有的却是引诱人主作恶的宵小本领,因此弄权只能败坏政事,制造政治混乱。古人反对宦官干政,是从维护皇权立场出发,也是维护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级身份的观念卑视刑余之徒的宦官。我们对宦官干政也持批评态度,是从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后果的结合来考虑的,问题倒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不具备从政条件。什么职业的人做什么事,俗语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该干什么的不干他那个行当,却偏要让他干行当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让太监守其本分,司其职务,比让他监军干政或许会要好一些,即使对皇家本身也会如此。管理政事的应当由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来从事,无疑政事会办得好一些。

古代贤人常常对皇帝讲“亲君子远小人”。太监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贤明之君不当受小人之累,但是历代总有亲近小人的皇帝。太监就在皇帝身边,皇帝又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他一受太监影响,政治就要败坏了,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从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君主与宦者的关系认识到,“远小人”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还在于皇权太重,他受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响,就会在政治的清浊中反映出来,所以君主独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彻底清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