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世风 古代著名沦落女子

骂人最厉害的大约莫过于“男盗女娼”，对于女人则是“娼妇”。《红楼梦》里王夫人、王熙凤、李奶妈生气时骂侍女统统是“小娼妇”，这对于女人是最严重的蔑视和伤害。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标题中的“沦落女子”，最让人看不起。可是其中有名的，诸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等，却又受到很多赞扬，这是为什么？在古往今来的男性为主的社会里，这种违背三从四德的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舆论的宽容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她们受到称赞的情形，然后寻找其原因。

唐代沦落女子多擅诗文

对古代沦落女子的赞誉，主要表现在其生前与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后诗文书画被保存流传，真假遗迹受人凭吊，被人评论，褒多于贬。

著名沦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风流幕客和读书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这类人，也不易征召到她们。她们凭借这个条件，与上层人士往来，互赠诗词、书画，会因受到赏识而被赞赏，名声鹊起，不仅当世口耳相传，以至文献记录，延誉千百载，薛涛就是显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内有西川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简、段文昌、杜元颖，诗歌名家元稹、刘禹锡，郎中李程，员外郎卢士玫，御史中丞萧佑，刺史郭某某、郑某某，侍御吕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历进士，工乐府），都有诗赠她。和贵人往还，并得到他们的揄扬，大大提高了沦落女子的声誉。

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薛涛》

唐代沦落女子多能作诗，其佳作即被口耳相传，并有流传于后世的。清康熙间编辑的《全唐诗》第八零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诗篇：第八零零卷是“名媛”诗，然而在作者中有红绡妓、寿春妓；第八零三卷和第八零四卷分别是薛涛、鱼玄机的专卷；第八零五卷则是汇辑女冠李冶、元谆、女尼海印的诗。薛涛、李冶、鱼玄机的诗最引人注意。薛涛的诗集《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涛诗》一卷，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内含《洪度集》；《薛涛李冶诗集》，收入《四库全书》中；《洪度集》，光绪陈矩刻本；张蓬舟笺注《薛涛诗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枣梨，是薛涛诗的第一个笺注本；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为薛、李、鱼三人诗集，并将有关三人的古文献资料也辑录进去，此书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涛的诗，还被一些选家收入诗歌汇集或选入诗话中，这里不必再说，倒想对李冶的诗就此作些说明。李诗除了上述与薛、鱼合刻本外，大量出现在诗汇和诗话里，就笔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种：《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中兴间气集》、《唐诗纪事》、《名媛诗归》、《唐诗快》、《唐文粹》、《唐诗选派会通评林》、《乐府杂录》、《全唐诗录》、《唐宫闺诗》、《唐诗别裁》、《吟窗诗集》、《全唐诗》、《分门类纂唐歌诗》、《唐音统签》、《唐才子传》和《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流传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几首，虽说不多，已属不易，且寻找并不困难，《全唐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沦落女子的被赞誉

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让人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是苏小小的坟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柳色春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楼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诗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制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

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和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则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给了一个不错的诗人位置。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诗，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托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

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这些评述中夹杂着写了她们的一些史事，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都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

柳如是画作

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有所关注，有专门论着，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乃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着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陆键东在所着《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盛称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力作《中国娼妓史》在讲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时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在《风骚与绝情》一书中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活”，并从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七律，看到女诗人提出了过去从来没有提出的怀才不遇的新问题。1988年乔以钢在《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妓受褒奖的原因

为失三从泣泪频，

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

长羡荆钗与布裙。（《全唐诗》卷八零二）

唐代江淮间娼妓徐月英的沈痛《叙怀》，正如康正果所说，表达出她们要求的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两性生活和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在研究沦落女子历史时，需要摒弃男性中心观念，只用女子主体论也不理想，而要考察两性关系和使用性别理念。综观古往今来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褒奖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

与上层男性交往的沦落女子，知名度历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条件，同时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来的。在古代，对于伤风败俗的女子，诅咒犹恐玷污了嘴，怎么会彰扬呢？原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男性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沦落女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物。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进士中式时，大会曲江池，招引官妓，纵情调笑。更有甚者，平时带着妓女，驾着小牛车，前往名园曲沼游玩，脱去帽子，又把衣服脱掉，用草遮盖，并且狂呼大叫，不拘礼节，也不管旁观的人怎么看，还将这种情形叫作“颠饮”。著名沦落女子往往聪慧过人，谈吐风雅诙谐，深谙音律，擅长诗赋，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付，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徐月英》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诗作赋，工词赋的沦落女子，可以参与讨论，并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兴与她们唱和。文士特别爱读她们的诗词，因为她们写的情诗，比较能反映心声。如同乔以钢所说，不像良家妇女那样受礼教观念的约束，男士当然爱看，而赞赏她们有才。所以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是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名诗句。

在“内讳不逾闲”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笔墨不宜传诸社会，避免人家把她们的诗词与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沦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这个问题，士人尽可评说。良贱女子作诗的不同社会处境，令男士较欣赏沦落女子的作品。不仅如此，士人还需要妓女传播他们的诗词，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沦落女子歌唱词曲，为其作者扬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离开杭州任所几年，犹赠诗云：“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流传。”把他的新作请旧识的妓女去歌唱传播。因为他的歌普及民间，许多沦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汉南，主人请客，他一露面，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头，必须自身素质好，并得到士人的赏识。但士人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车马络绎不绝，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懮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南曲妓颜令宾能作诗词，见到举人就尽礼侍奉，并乞求他们写诗歌，结果装满了箱子；病重时，宴请士人，请求他们为她写挽词，他们照办了。颜死后，人们按那些词给她唱挽歌，声调悲怆，以后长安人送葬也唱这种挽歌，颜令宾因此而有诗遗留下来，并被收在《全唐诗》里。由这两个事例可知，沦落女子出名与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论她们的本意如何，总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双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被动和屈辱境地。

超俗的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

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样，厌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又把发髻剪下连同情诗一并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沦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到驿馆，痛哭身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值，而对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沈百宝箱》和汤显祖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

著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赞赏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闲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呢？也就是说著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里是耻辱！才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尽管有妇功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著名沦落女子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著名沦落女子的品评差异，正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

肯定著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向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国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写道：“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对比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不满。唐朝受吐蕃侵扰，不能保护百姓，却把贱妓罚到边疆劳军，这算什么道理！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就此称道她的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并非公允之见。但这番评论既同情薛涛的不幸遭遇，又对唐代中期腐败政治表示含蓄的谴责。

对比法被人们更明显、广泛地运用于明清之际的人事上。吴伟业《圆圆曲》、丁传靖《沦桑艳》，不是为陈圆圆而作，书写“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斥责吴三桂假复明之名而降清。虽然吴伟业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确的。王书奴以高风亮节评价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陈寅恪欣赏桂剧《桃花扇》有感，赋诗云：“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可怜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褒奖李香君的坚贞，谴责参加清朝科举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膑足的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发“奇女”之“幽光”，是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寓意深矣！

这种政治态度的对比，就作者来讲，有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地发点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怀有高度的懮国懮民意识，借助著名沦落女子的政治气节，抒发自身的感情，鞭挞无耻政客和欺世盗名的文人。因此这种评论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男女两性人物，是表彰性与抨击性同时并存，不单是为沦落女子而发。

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子对女子的评价，无疑是以男子的尺度来衡量。所欣赏的女性，或所能接受的女子行为，必是不触犯男子利益的，必是一部分男子受益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近现代以来，由于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的民主化和妇女运动的开展，对女性的评论，逐渐从两性关系来考察，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了。所以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在演变，在发展，在前进，相信随着时代的进程，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的看法还会出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