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号椒山,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生,河北容城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在与蒙古瓦剌部关系中怯懦主和,杨继盛上书反对,被下诏狱,贬为狄道典史。仇鸾势败后,杨回到兵部任职,又上书指责权相严嵩的弄权,再次下诏狱,于三十四年(1555)被处死,时年40岁。明穆宗继位,给予“忠愍”谥号。杨继盛受刑前夕,分别给妻张贞,子应尾、应箕写遗言,后世顾鈃把它以《杨忠愍公遗笔》为名刊露,后被收入《学海类编》丛书中。《明史》、《明书》均有杨继盛的传记。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杨继盛的部分家庭生活情况。
杨继盛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父亲杨富,母亲曹氏。7岁时母亲亡故,父亲的妾陈氏虐待他,让他放牛,所以他自幼就独立处理与家里人的关系。继盛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学塾读书,非常羡慕,回家向同胞长兄继昌要求学习,哥哥说你这么小,读书做什么,表示反对。继盛说我年岁小可以放牛,就不能读书?继昌听了觉得有理,把弟弟的愿望向父亲反映了,杨富答应他的请求。于是继盛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13岁时全力学习,18岁中秀才,以后借住僧房继续攻读。有一年继昌得了瘟疫,继盛听说赶回家中侍候,日夜不寐,使兄康复。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入国子监进修,需要家庭供给生活费。继昌认为不能白白养活弟弟,也不同继盛协商,就给弟媳张贞八石谷和一片土地,算作分家的财产,继盛夫妇没有怨言地接受了。继盛在京边读书边坐馆教学,有了收入,张贞在乡生产也获得丰收。继盛回到家乡请姻亲吃饭,乘机向继昌敬酒,说我当初默认析产,是怕我的学习费用连累长兄,现在我有余钱,可以补助家用,请哥哥允许我和你一起生活。继昌听了很惭愧,同意了他的要求。继盛又拿出13两银子捐给政府作边疆经费,使继昌得到教官的荣誉。继盛给妻子遗言,说哥哥不懂多少道理,也没有坏心眼,只是爱占小便宜,你要让着他,他自然高兴了,表明至死惦记着长兄。
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杨继盛画像
妻子张贞,勤劳治家,体贴丈夫。继盛被贬狄道,张贞跟随赴任。当地文化不发展,继盛想兴办学校,没有经费,遂卖了自己的乘骑,钱还不够,获得张贞的同意,变卖了她的服饰,买田收租,作学校的经费,可见在事业上夫妻观点一致。继盛考虑弹劾严嵩时,自言自语我怎样报答天子的隆恩呢?张贞听到,笑着说:看你这样子,该退职返里了。继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一个仇鸾差点没有把你陷害死,现在严嵩父子比仇鸾奸恶百倍,这种现实怎容你报答天子,所以不如回老家。继盛从张贞话中得到启发,决心参劾严嵩以报国。不幸的是如张贞所料,继盛又一次被投入监牢,判处死刑。张贞痛惜丈夫,向朝廷上书,为继盛鸣冤,同时要求以自身代替丈夫服刑。她爱护丈夫胜过自己的生命,继盛同样热爱妻子,深深地了解她的为人。遗言说妻子聪明懂道理,但性子刚烈,要求她抚养好儿子,保持家庭,千万不要因夫妻感情重,做出殉死的事来。在遗言中告诫儿子,要孝顺母亲,“凡事依她”,对妻子的后事作了安排,也是绻绻于夫妻之情。继盛有妾,叫二贞,没有生养过,继盛入监三年,二贞吃斋诵经,给继盛祈福。继盛告诉张贞,在他死后,因二贞年轻,让她嫁人,她的衣服首饰都给她带走,不要让她守寡。他这样对待妾还是通情达理的,少见的。
继盛对两个儿子在遗言中表示出他的爱护态度,要他们兄弟和睦,不分家,特别指出小儿子性情暴躁,让大儿子看在父亲分上原谅他,同时要求老二敬重哥哥。两人如有解不开的事,要请亲戚和解,万万不许打官司。如果在哪一方面违背他的教导,继盛表示在九泉之下也要摆布儿子,以警告他们。继盛是把他处理兄弟关系的原则,传给儿子们。
继盛有个女儿,比儿子大,已出嫁,他要求儿子,姐姐将来富贵便罢,若贫穷一定要周济,你们母亲要给她东西,不许阻拦,表示对女儿的眷念。
继盛有同母所生的二姐、四姐,婆家都穷,继盛要求张贞和儿子们对她们予以照顾。对庶母所生的五姐、六姐,也要有所顾恤。
继盛的大伯有四个孙子,继盛获罪,大伯并不关切,他的孙子也以冷淡态度对待。但是继盛认为这四个堂侄都是知好歹的人,对自己不关心,不能责怪他们,所以要求儿子在祀产没有分净的地方,他们要占便宜就让他们占,不必认真计较,免得让外族人看笑话。
对于奴仆,继盛分别对待。有个叫杨应民的,是小时买来的,连姓可能都是随的主家的,相处多年,有感情。继盛遗言妻儿,将来给他50亩地,一所住宅,让他给杨家看坟山,如果他私积钱财,房子和地都不给他。另有一个叫麹钺,是用四两银子买来的,继盛遗言他若守奴才本分,给他20亩地,一所小房,如果要求离开杨家,就以他的卖身价向他要利息,一两银子一年六钱利,年年算下来,他就赎不了身了,这样做是免得其他奴仆跟着学。还有奴仆福寿儿、甲首儿、杨爱儿侍候继盛于监狱中,有共患难的情谊,以后每人给田20亩,小房一所,都要在坟山附近的,让他们看坟。田地只许他们耕种,不许可出卖。即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用向主人交地租。
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尤其强调主仆名分,他固然注意给奴仆以恩惠,给土地,给房屋,但这要以奴仆的绝对恭顺忠诚为前提,稍有不恭,特别是想离开主家,则要给以严厉的惩治,观其对麹钺的规定,以利滚利的方式要卖身价,何其严酷,所以在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凶狠的一面。
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他在仇鸾事件上受迫害,没有学会明哲保身之道,反而更加嫉恨奸臣,更以忠君为纲领,以清厘治道为己任,不惜性命地弹劾权奸严嵩。“文死谏”,他实践了这条忠君的最高道德原则。他完整地接受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身体力行,按封建道德讲,他是一个完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君和他的孝道紧密联系,他是这两方面的楷模。
杨继盛的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还在明末,就出现以杨继盛参奏严嵩为内容的《鸣凤记》传奇,讴歌继盛。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为母亲做寿,演出《鸣凤记》,家人看了为之痛哭。黄宗羲的父亲、御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死于诏狱,黄家与杨家有共同经历,故而对《鸣凤记》有特殊感受。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欣赏杨继盛的忠谏,顺治帝令中书舍人吴绮编写杨继盛的传奇,成昆曲《鸣凤记》院本,因为写得好,顺治帝一高兴不秩提拔吴绮,让他做杨继盛做过的官——兵部郎中,当时人认为这是“奇荣雅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乾隆年间宫中演出《鸣凤记》,孝圣皇太后看了很受感动,问现在朝中有没有杨继盛这样的人,乾隆帝回答说有个叫吴炜的言官和他有点相近,因为吴炜应诏上疏,有耿直敢言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事实表明,皇家最需要杨继盛式的忠臣。杨继盛忠于昏君一人,他的死谏,表现了他的愚忠,既不值得,也不明智;他不度形势,不讲策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以死为能事,是愚蠢的表现;但他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高尚的气节。对他的行为,今人不能一味称颂,而应该有分析地给予批评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