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 北宋不能治家的官员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端正己身为根本,在家管好家庭,出仕理好政事,造成太平世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为后一个的前提,齐家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宋就有几个官员因不能治家而遭到谴责,甚至降职。

薛居正,自后晋开始做官,北宋初任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18年,对老人讲究孝道,生活简朴。不过他的俭约可能与受制于妻子有关。居正妻是凶悍的妇人,丈夫有姬妾,不让接近。是这位夫人患有不育症,还是居正不能生育,记载不明,反正他们没有儿子,所以居正收养惟吉为子,从小溺爱。惟吉少年就有大力气,不喜欢读书,好游玩,听音乐,常同优伶在一起,又爱蹴鞠(踢球)、角抵(杂技、摔跤),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务正业,是纨袴子弟的行为,居正对此并没有察觉,更无从教导了。与居正同时任宰相的卢多逊、沈伦的儿子,都被宋太宗不秩拔擢,任为秘书郎,惟吉因不能做文章被用为武职。等到居正亡故,宋太宗亲临吊唁,向居正的妻子说:你那个不肖的儿子如果不改变行为,你的家业恐怕传不下去。惟吉听到这话,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认真读书,多与文士往来,于是得到知过能改的好评。宋太宗因而任命他为澶州知州,但是《宋史》说他同乃父一样“御家无法,家人争财致讼,妻子辩对于公庭”(《宋史·薛居正、惟吉传》)。所谓妻子辩对公庭,指惟吉死后其寡妻柴氏与子安上为家产打官司的事。这事牵涉到向敏中和张齐贤。张齐贤是“四践两府(指中书省、枢密院),九居八座(指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时罕其比”的人,且其为人“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很有风度(《宋史·张齐贤传》)。在他任右仆射、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时,寡居的柴氏看中了他,两厢情愿,商议结婚。齐贤的二儿子、太子中舍宗诲支持乃父,赞助其事。柴氏无子,安上见柴氏出嫁,将把薛家的财产、书籍、文告带去,不同意这门婚事,打起官司。到了公堂,柴氏说以前向敏中要娶我,我没有同意,我不是随便想嫁人。向敏中也是宰相,租赁薛家宅第居住。宋真宗于是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向说我妻虽然最近死了,但并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可是又有人揭发他已与河南尹、保国军节度使王承衍议定,要娶他的妹妹(《宋史·向敏中传》),显然他是说瞎话,但是柴氏的婚事关乎大臣体面,宋真宗不愿深究,惟指责向敏中“廉洁之操蔑闻”(《涑水记闻》卷七),降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降为太常卿,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看来柴、张的婚事也没有实现。

王宾,宋太宗朝任亳州监军,当时规矩监军不许带家眷到任所,王宾妻子凶悍,怕丈夫在外有婢妾,违法跑到亳州。王宾向中央作了报告,宋太宗把她召进京,打了100板,发配给忠靖军的士兵为妻,她就在当天的晚上死去(《宋史·王宾传》)

王举正,宋仁宗时官给事中、参知政事。妻陈氏,妻父是宰相陈尧佑,伯父尧叟,也是宰相,叔父尧谘官至节度使,兄弟中有十几人做官,陈家“荣盛无比”,“推为盛族”(《宋史·陈尧叟、尧谘传》)。陈氏可能凭借娘家势力,对丈夫毫不客气。王举正做官,有时好讲直理。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是举正朋友的女婿,举正不帮忙,且以给事中的职责在掌封驳,认为李不合格。李因此仇恨举正,并控告他:“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在家连老婆也管不了,如何能管理好国家,言下之意举正认为他不能做御史是不对的。这时知制诰欧阳修也认为举正懦弱不称职,举正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宋仁宗遂撤掉他的副宰相职务,以礼部侍郎职衔出知许州(《宋史·王举正传》)

陈执中,以向宋真宗建议立太子,获得继位的宋仁宗的信任,这是他敢于干预皇家事务而得福。他历官右正言、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集庆军节度使判大名府。他做官有业绩,在丰年时征发民夫,修筑被冲决的河堤200里。他不徇私情,宰相曹利用的女婿卢士伦派任福建运使,嫌边远不愿去。曹利用替他求情,改派京东,右正言陈执中就此弹劾曹利用,曹利用报复他,让他离开中央,出知汉阳军。他给仁宗张贵妃治丧,张贵妃是仁宗宠妃,死后仁宗要以皇后礼安葬,执中不加劝谏,依仁宗之意而行,并对给仁宗出主意的王洙、石全彬加以委任。在家中,执中与妻子感情不好,使妻子不敢理家,生活也很简单,而执中爱妾胡作非为,痛打婢女,竟至死亡,这是在家内不能使妻妾名正其位。御史赵拚参奏执中八条罪状,其中包括妾打死奴婢事,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批评他。至和三年(1056)春天大旱,谏官范镇、御史中丞孙拚等轮流弹劾执中,仁宗乃将执中罢相,以镇海军节度使兼亳州知州。执中死后,朝中议其谥号,礼官就他违礼操办张贵妃丧务和不能理家两件事大加抨击:“天子以后宫之丧,问可以葬祭之礼,执中位上相,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于宫闱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闺门之内,礼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其治家无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礼,正身齐家……”主张在谥法中贬斥他。对张贵妃崇礼逾制,是宋仁宗的事,臣下不敢批评君主,执中就代君受过了。家庭问题,确是事实。执中的儿子世儒官国子博士,他的妻子李氏与侍婢杀死世儒的生母,世儒参加谋议,事发后,都被斩首(《宋史·陈执中传》)

在古代,把理家看作与治国同样的大事,官员甚至因理家好坏而升降官职。然而治国与理家是两种能力,应当有所分别。刘邦以匹夫而打天下坐天下,但家务事处理不好,对太子的废立就拿不定主意,实际上受吕后的干扰。死后爱子赵王如意被吕后杀害,爱妾赵姬被吕后解肢为“人彘”,他在家中保护不了子、妾。唐太宗、康熙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废立太子的事也伤透了脑筋,乃至太宗欲拔剑自刎,康熙耽心被太子谋害而无有宁日。这些英主处理不好家务,益发说明理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应当讲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忽视它,越是社会上层越应如此,因为这种家庭家事处分的好坏,不仅是自家的事,还影响到社会,所以讲求家法更重要。社会上层人士因为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的繁忙,可能没有精力料理家务,这是客观原因,但这不能排除主观上不重视家政的误失。重视理家是一回事,能否料理好又是一回事,这就需要自觉地增强理家的能力,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学习,来实践。如此看来,古人把齐家与治国联在一起有一定道理,不会理家的官员遭到惩处也不为冤枉。这是全面地严格地要求社会上层人士,比对平民百姓确实是高水准。但是上层人士地位不同,作用不同,对他们不作高要求,是不符合全社会利益的。

在前述事实中我们还看到王举正、陈执中办事不循私情,被他们拒绝的佞人反而抓住他们不能理家的缺点大做文章,终使他们降职,遂了小人报复的心愿,这是极不公平的事情。要求官员能理家是对的,让小人钻空子就出问题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子的,阴险人利用正常规范整治正直的人,使得法规更不能实现,使事情更糟,这是人们应当努力防止出现的现象。宋人故事中的教训,值得人们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