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谢幼田未刊稿《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
打开5月22日的《团结报》，突然看到一条消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曹任远同志于1991年5月4日17时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8岁，这不是我不久前访问过的曹四勿老人吗？怎么竟去世了呢！
1990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发现过一批胡汉民晚年的未刊函电，其中有两通涉及曹四勿。其一为胡汉民1933年1月致阎锡山函，中云：“西南已成立国防委员会，矢为北方后援。因四勿同志之行，一抒胸臆。”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即积极侵略我华北地区。当月3日，山海关及临榆县城为日军侵占。同月，在胡汉民领导下，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成立国防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为委员，筹备讨蒋抗日。胡汉民希望北方也成立相同的组织，派曹四勿联络阎锡山，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其二为胡汉民1934年11月20日致邹鲁函，提议“厘整各地交通组织并确定其任务与权责”，决定“取消空洞之分部及小组”、“打破地域制，采取业务制”，即将胡系“新国民党”的成员按政治运动、文化、军事、青年、农工、特务、交通联系等方面组织起来。末注：“曹四勿带省。”当时，胡汉民在香港，邹鲁在广州；带省，即带至广州。
从上述两函可以得知，曹四勿是胡汉民系的一位颇为重要的人物。但究竟是何许人，我不知道。
后来，我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见到谢幼田教授。谢教授是国民党元老谢持先生的哲孙，我们一见面，自然谈到国民党史，也谈到了“曹四勿”。不料谢教授竟告诉我，曹四勿是他的姑父，现在叫曹任远，还健在，住在北京劲松地区。我离美前夕，谢教授将他精心编撰的《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未刊手稿复印了一份给我，其中引有曹四勿的数段回忆。
其一云：
中原大战紧张时，南京只有一营人了，都上了前线。双方争持不下，关键就在胡汉民身上，李、白的部队从广西出来打下长沙、岳阳，要与阎、冯会师岳阳，是拥胡的广东部队蔡廷锴和蒋光鼐从后面打下衡阳，迫使李、白退回广西。这时，只要胡汉民说一句话蒋就垮。于是，先生（指谢持——编者注）给胡汉民写一封信，由我冒险秘密去南京见胡。我到南京住立法委员卢伯瑯家，他引我见胡汉民。胡汉民与我吵了一架，他说：“汪精卫是什么东西，就想要官当领袖。”胡汉民从后门把我送出来，握手时我说：“蒋要干你时，我再来救你！我看最多两年！”卢伯瑯说：“无人这样说过他。”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结成反蒋战线。4月，阎、冯、李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初，李宗仁、白崇禧部攻占长沙。25日，阎锡山部占领济南。但是，蒋介石旋命粤军蒋光鼐、蔡廷锴出师衡阳，李宗仁、白崇禧害怕后路被截，不得已退回广西，蒋介石得以专力对付北方的晋军和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谢持派曹四勿去南京见胡汉民，动员胡汉民反蒋，但这时，胡汉民支持蒋介石，曹四勿未能完成使命。
其二云：
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参与负责的有邓泽如、萧佛成、林直勉，还有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东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路过上海时见先生，先生指示“只言抗日，其余不涉”。我在泰山见冯玉祥，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说“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他宣誓，我是监誓人。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1933年春夏，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人。新国民党在湖南、四川、贵州、福建等都有秘密发展，但因时变化，一切围绕统一抗日，且南方军人别有所图，故无结〔果〕而终。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
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制订“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释放胡汉民。自此，胡汉民即模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做法，秘密组织“新国民党”，同时，广泛联络各方力量，企图以军事行动推翻南京政权。冯玉祥是胡汉民的重点联络对象。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即得到胡汉民的大力支持，曹四勿的这段回忆，是关于“新国民党”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重要史料。
谢幼田教授除赠我谢持先生年谱长编复印件外，又交给我一封给曹四勿先生的信，大意是说，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建议曹四勿先生将“一肚子的历史”向我倾诉。我回京后，将信寄给了曹先生，很快就得了他的回信，欢迎我去一谈。某日下午，我去见曹先生。曹先生正卧病在床。他挣扎着由人扶起来坐到沙发上，休息片刻后，就对我讲起来，看来，曹先生有准备，确实想把“一肚子历史”都倾倒出来。但是，老人年事已高，上午刚刚出院，身体虚弱，声音很低，他的四川口音又重，我能听懂的很少。但我不能让老人察觉，只好频频点头。其间，我曾问曹先生：“山西之行如何？”曹先生答：“阎锡山最不是东西！”我又问：“泰山之行如何？”曹先生为我详述了和冯玉祥见面的细节，并称：他当时曾问冯，何时去张家口，冯答：就去！就去！
考虑到老人的健康状况，我不忍多打搅，在老人的谈话告段落时，我即起身告辞。我对老人说，等他身体康复以后再来，没想到老人竟突然去世了。
他的“一肚子历史”是否全带走了呢？倘有留存，很希望有关人士能公之于天下。
谨以此文，悼念曹任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