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雪珥北京演讲录音整理综合）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在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会党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毁了。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帮会势力一闹事儿，一个王朝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清王朝这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淘空了。不用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传统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地方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政府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政府权威就这么丧失了。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3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政府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政府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浑。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整个王朝的基业。他们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谘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闹矛盾。当时中央政府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混到总督巡抚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政府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主流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主导晚清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要远离康梁。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成后党与帝党的对立，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就成了富豪，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娶了一个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感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当时的朝廷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于是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朝廷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之际，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踩着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地折腾、喊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坐领导者的位置，我坐了是不是比他做得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