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见袁世凯行情看落，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被伪造出来，指控他想为戊戌政变翻案；慈禧大惊，将岑春煊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岑春煊又称病不前，随即被开缺，打入了政治冷宫。
对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
朝廷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怀“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说总理反对，该案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朝廷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鹰派与鸽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讨论四川局势的内阁会议上，一派要求“分别剿办”，另一派则要求“妥筹安抚”；一派要求“及时扑灭”，另一派则要求“销毁名册，一概不究”。还是徐世昌出来打圆场，会议才算没有闹僵，而最后发布的谕旨则综合了两派意见，成了个“剿抚兼施”的中庸文件。
对于盛宣怀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是乐观其成的。但他不能轻易表态，一是要看看朝廷到底有多少诚意，二是要算算进退得失，毕竟四川现在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自己如处理得当，不仅能风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的形象名留青史。
保举岑春煊，采用的是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人联名推荐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怀致电在上海当寓公的岑春煊，说明成都危急、朝廷有意请其出山的相关情况。盛宣怀顺手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公英锐，行必速，惟交通难，似可先发电报告示，晓以利害，劝谕解散。乱党怵公声威，当有不问。”
次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来自北京的电文。第一封是盛宣怀的，告知他相应的组织程序已经走完，只等赵尔巽与瑞澂的推荐电报一到，就能公布，并告诉岑春煊已经将相应的文件档案投寄给他，问他何日能赶到武昌。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从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出行，“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朝廷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岑春煊在发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在官场八股之外居然还有句口语：“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时动身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9月17日，在京川籍干部们就联名致电岑春煊，恳请他早日动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而重庆商会在发给旅沪保路会的信中说：“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乞请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盛宣怀通知他，端方已经主动要求在宜昌办公，请岑春煊赶紧入川。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称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岑春煊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自己的打太极表演。9月18日他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各地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州县政府，张榜公示，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
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封公开信同样也未经与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政府。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狠狠捅了两刀，令局势更复杂。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朝廷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
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瑞澂丝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岑春煊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朝廷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朝廷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诏，都远远超出了朝廷的底线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朝廷当即回电，同意他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岑春煊“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朝廷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
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有过则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令他寒心且伤心。
其实，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这也是他曾经的位置。他曾致电朝廷，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的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风情”，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
呼风唤雨的盛宣怀，黯然发现自己终于走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曾经在官商两界的左右逢源，变成了现在的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国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一个堂堂国家立法机构，天天高喊宪政与法制，却越过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基本界限，在证据阙如的前提下，以“宪政”的名义，以100多人投票表决的方式，判处一位国家高级领导人死刑。这是世界议会史上的一个奇观。
消息一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 Calhon）、德国公使哈豪孙（Herr von Haxthausen）、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紧急晋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
庆亲王保证，中央政府绝不会处决盛宣怀，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国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认为软弱的大清中央政府完全可能牺牲盛宣怀，拿他当替罪羊。当天深夜，四国使馆各派遣两名军人，在美国公使馆汉文翻译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率领下，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国际特混卫队，护送盛宣怀前往天津租界。
作为一位精通显规则及潜规则的高手，盛宣怀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比如铁路国有虽然大可作为，但绝对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大清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如果不能“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讲究丛林原则。你砸别人的饭碗，别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锅，结果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实力。
盛宣怀通常是只讲实力的，而这回碰巧实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边，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饶人。当年，载泽、端方等考察欧美宪政归来，认为立宪政治“利国、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这和如今的铁路国有政策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铁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盛宣怀乃至整个中央政府唯一的失误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广大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改革所要伤害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却是掌握了资源、话语权以及斗争技巧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
川路公司的国有化进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政府对300万两违规炒股损失的认可，不惜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无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级政府官员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试图浑水摸鱼，利用民众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唯恐天下不乱的颠覆势力加紧渗透，离间官民。这三种力量，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失控，而盛宣怀则是矛盾的焦点。
正如危城成都内，成都将军玉崑成为少数清醒而冷静的人一样，荆州城的另一位满族将军、右翼副都统松鹤，在天地巨变的前夕上奏中央政府，认为川路问题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隐，惟以顺指为忠；邮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为利”，十分精确地找到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不和谐关键点。他进而提出政府应该“罢邮部之庸议”，同时也要对保路派“杜权益之妄说”。其实，“邮部之庸议”只是因为水土不服，而“权益之妄说”却是因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
颠覆势力的介入，令一池深水变得更为浑浊。随着四川各地暴动纷起，连遥远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现写给盛宣怀的公开信。这封署名为“革命右军雷行”的匿名恐吓信，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酷烈寒光，信中说：“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补同知，贡媚（原文如此）于李鸿章而发达，创办电报、招商两局，美其名曰‘官商合办’。及二局发达，又阿谀政府收商股以归官。汝坐拥高官，只知剥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上年天降之罚，斩汝之长子（指盛昌颐病死），汝犹不悛。今川民之变，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寝汝皮矣。本军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级，以谢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军雷行。”
显然，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川民，即使认为他们的血汗钱被人剥夺，需要拼命，也会更为直接地找遍及各乡的租股局算账，而不是遥远的京城中一个他们毫无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损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会把靶子确定在一个履行工作职责的高级干部身上。
盛宣怀此时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发给岑春煊解释川路国有补偿方案的电报中，就说自己：“于此事，已为众矢之的，即牺牲身命，何裨丝毫？”
但是，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天下烽烟四起，把责任推给盛宣怀成为最为简洁有效的卸责方式，如同甲午战争之后，责任都必须由唯一干事的李鸿章来承担。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晋弹劾盛宣怀，他一方面承认铁路商办出现大量问题，另一方面却认为盛宣怀的方案是为了达到其“独揽利权，调济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经阁议，遂将先朝谕旨一概取消”，盛宣怀的因省制宜的补偿政策则被指控为导致“人心愤激，大起风潮”的原因。这位显然没有理清基本事实脉络的言官，还是一位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混混，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铁路依然商办，已开工者照常动工，未开工者迅速赶造，股款不足，则由国家补足。这一方案与晋惠帝听说百姓无粮，却质问“何不食肉糜”相差无几。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认为川鄂动乱主因并非“赵尔丰之操切罗织、瑞澂之弃守潜逃”，而是“横绝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怀。他指控盛宣怀之所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补偿方式，是为了进行股市的内幕交易：在铁路国有宣布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到广州低价收购了大量的粤路公司股票，所以粤路商股十足偿还，盛宣怀大捞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怀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断打压。当然，这又是风闻而已。这位御史提出，盛宣怀目前只是一个部长，如果他处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盗玉窃钩，何事尚不可为”，“方今主少国疑，而有大臣奸横如此，苟不宣布罪状，明正典刑，恐君权陵替，后患更何堪设想”。将盛宣怀的问题上纲上线到篡班夺权的高度，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
对御史们的指控，盛宣怀可以无视，但来自国家议会（资政院）的攻击则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资政院第二次会议，盛宣怀成为讨论的主题。这一天下午1时会议开幕，资政院总裁世续却称病不出，由副总裁、教育部副部长（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主持。
会议先对上次会议讨论过的三项议案简单回顾，众人无异议，均通过。于是进入第四项议程，讨论议员罗杰的提案，题目是《内忧外患，恳请标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提案人罗杰先上台作说明。罗杰将解决川鄂动乱的办法分为治标、治本两种，治标又分宽严两种，严的办法就是将盛宣怀、赵尔丰、瑞澂三人“按律严惩”。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的罪名是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既没有交付内阁讨论，也没有通过资政院审核；四川总督赵尔丰的罪状是“先时赞助保路同志会，旋诬为匪，激成大变”；湖广总督瑞澂的罪状是“事前既无防范，事后则弃城遁逃”。宽的办法则是在四川立即释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在湖北对造反的新军“多方招抚，设法解散”。而治本，就是要尽快召集正式国会，组织完全责任内阁，并确定宪法，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三大自由。议长问：“诸君有无讨论？”众人喊：“无讨论。”大多数人站起表示赞同，于是这份议案轻松通过。
第五项议案，是由议员牟琳及易宗夔联名提交的，题目是《部臣侵权违法，激生乱变，并有跋扈不臣之迹，恭恳惩治具奏案》，矛头集中在盛宣怀身上。
议长请提案者上台解释提案。牟琳说，从法律上看，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未经过阁议、未交院议，引进外资也只是通过度支部大臣商议，且不由主管部门主持，“独断行之”，违反了法律；从政治上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国利民，而盛大臣既损失川民之利益，激成变乱，变起复无法以弭之，致令鄂乱踵起，大局动摇，推原祸始，盛一人之事。至于电陕调兵，尤为跋扈不臣之实迹”。他请求将盛宣怀“明正典刑”，否则“无以服人心而平乱事”。
议员刘荣勋赞同道，自立宪以来革命之说本已渐息，等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解散人心”，“革党乘机煽乱”。议员籍忠寅附议。邮传部特派员举手请求发言，“众止之”。于是进行表决，将议员的意见加入议案，由秘书官“朗读修正案”，进入二读。
二读中，议员籍忠寅解释说，修正案中增加的部分就是盛宣怀的犯罪事实。议员陈懋鼎则表示，盛宣怀此人“运动力甚大，本院议员谅不至受其运动”。议员李文熙提出有几个问题要质询邮传部特派员，议长表示，应让议员们发言之后再行质询。
议员黎尚雯将盛宣怀的罪状总结为四条：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兵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这几条罪按律当绞。这引起了议员们的极大共鸣，李文熙、李素、顾栋臣等纷纷跟进，表态支持。而汪荣宝则大声呼喊应当命令盛宣怀亲来答复，众人大声附和。
至此，议长请邮传部特派员于焌年、陆梦熊作出说明。于焌年刚刚谈及租股、民股等数额，就被各位议员喝止，认为答非所问。
特派员陆梦熊则解释道：“此政策（铁路国有、引进外资）非邮传大臣一人所主持。”
议员李文熙立即反问：“邮传大臣所司何事？”
陆梦熊又言：“借债始于张文襄（张之洞），现在本部不过继续奉行耳。”
李文熙质问：“张文襄所定乃草合同，且已久不签押，何以今年独不能缓？况草合同所定，系粤汉路，非川汉路也。”
议员中便有人高喊，让盛宣怀出来回答，却又有人反对，认为那毫无必要。
陆梦熊继续辩解：“此固法律问题，然邮传部不过就草合同修改而已。”
议员汪荣宝问：“日本之千万两，亦根据草合同乎？”议员程明超问：“定合同时，资政院已成立，何不交议？”议员王佐良问：“去岁开院时，外人函催签字，何以会期之内竟不交议？”
陆梦熊答：“非邮传部坚持借款，实以外人函催外部，邮部无可如何耳。”
议员于邦华说：“去年开院时，度支大臣到院，曾认借款必交院议。借债虽在开会之后，何以本院请开临时会，而邮传大臣不赞成此举？”李文熙、胡骏、陈懋鼎、邵羲、王季烈、籍忠寅等纷纷起来诘问。场面十分激烈。议员易忠夔表示，这个案子已经板上钉钉、不必多问了，如果议会上奏后不被中央政府采纳，则应再三弹劾，“至有朝命为止”。
议员李复却又站起总结道，川乱背后的主要问题有：一、退还川股与粤股办法不一律；二、铁路学堂费何以不承认；三、股息何以不给；四、历来招股费用何以不承认；五、议长争路系保存本省权利，何以为匪？六、股东会系法律许可，何以严禁？从这些问题，亦可知其或者对基本材料都并未谙熟。
此时，议员牟琳请求先付表决。在议员易忠夔、汪荣宝建议下，会议清点人数，总数为119人，于是开始表决，全体一致通过。
众人都坚持非明日上奏不可，如果实在来不及，就先上奏弹劾案。这场确定了盛宣怀命运却对大局无济于事的冗长会议，终于在下午4：25结束。
当日，特派员从资政院带回的会议记录就摆在了盛宣怀的案头，他“展读之下，不胜疑诧”：“干路国有不交阁议，谓为侵权；借债签字不交院议，谓为违法；借日本一千万两，谓为卖国；擅调兵队，谓为跋扈；革党陷城，由于路款，谓为祸首。”每项罪名他都无法接受。于是，盛宣怀在当日及次日用两天时间写就了答辩状——
张之洞生前所订合同，年初时由四国银行向外务部催促批准，而批准之前，必须先完成铁路国有，取消商办，否则中央政府既非铁路所有者，借款又无法获得抵押物。邮传部与外务部、度支部多次商议后拿出了铁路国有方案，总理、副总理均签字同意，然后报请摄政王以圣旨名义下达。因此，“侵权”的指控不能成立。
对外借款协议，张之洞生前即已签字，只是还需经过朝廷正式批准认可，而邮传部的任务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这本是前任部长唐绍仪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怀接手时，资政院已经闭会。当资政院召开临时会时，摄政王以上谕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资政院对这笔借款的疑虑，明确表示不必在资政院临时会上讨论，各部门只需将相应文件准备妥当，在10月份（农历九月）的资政院常会上提交表决即可。因此，邮传部毫无“违法”之处。
至于日本借款1000万两，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国银行团内，“稍予体面，以顾邦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细节已经交付阁议，并转咨资政院，请归入“四年分”（宣统四年，即1912年）特别预算，资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卖国”之控毫无理由。
至于擅自调兵，盛宣怀辩解，邮传部无非是为军方准备交通工具、转递电文通讯而已，无权也无可能介入军队调动，“跋扈”之说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补偿款项细节，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细账并申报朝廷，以致未能最后落实，绝非“一概不予承认”；川路公司在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经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做工作，朝廷也已同意承担，这在公开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至于川省动乱，已经查获的叛乱文件及接济军火等文书，显示动乱另有原因，并非铁路引发，“祸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怀在否认了全部指控后，自请解职，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戏和权力博弈从来不需要真相与真理。盛宣怀的认真辩解显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对手根本不屑一顾。令人寒心的是，资政院弹劾案已上，巨大的压力居然迫使摄政王载沣和内阁当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协理）大臣那桐及徐世昌，“于盛宣怀蒙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着该衙门议处”。
“辜恩溺职”的罪名并不重，但处罚极其严厉。问题在于议会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还想要盛宣怀的命。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发给伦敦的电文中记载道：“近来盛宣怀因争铁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败政府各大员中，实为杰出之人……资政院未知详情，而哗然争辩之弹劾，盛决不料其结果，遽至革职。但盛被此次猛击，犹照东方习惯，颇为镇静。起行之前，于夜间料理交代。然次日（10月27日）事势，忽更大变。因资政院已传布印就之决议，请速杀此年老之大员。”于是，在美国公使倡议下，四国公使进行干预，将盛宣怀转移出北京。对于资政院的决议，英国公使朱尔典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政院要求铁路国有及借款应交其决定，虽然没错，“但其结果，不过乱事继续不绝而已”。
其实，在资政院发出弹劾奏章之后，盛宣怀就已经搬入了横滨正金银行支店长的宅邸，躲避风头。随即，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出面，动员美国使馆，策动四国公使出面保护。四国及日本为了争夺盛宣怀还发生了一场平静的角逐，从盛宣怀离京赴津的火车选择、奔赴青岛的轮船安排等都互相较劲。
而盛宣怀最初选择日本的庇护，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帮助他本人脱离困厄。日本也认为盛宣怀关系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其首相山县有朋亲自要求外务大臣：“盛宣怀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时帝国政府即应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日本政府特派三井物产公司北京支店长高木陆郎伴随盛宣怀，“不论其前往何处，均将随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怀乘德国商轮“提督”号由天津经大连转往青岛，日本人经过积极的工作，以盛宣怀必须去日本治病为理由，将盛宣怀从德国庇护下转移到日本内地。
与权力走得过于接近的盛宣怀，成也权力，败也权力。1911年11月5日，苏州和平光复，江苏都督府成立，新政权就赶紧将盛家的财产查抄，革命的钱包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后来，盛宣怀主动为革命捐款，新政权就又发还了他的家产。盛宣怀当然已经学乖了……
赵尔丰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一夜之间，成都城里的黄龙旗都不见了踪迹，到处悬挂的都是白旗。白旗的正中大书一个红色的“汉”字，在“汉”字周围，十八颗黑星缀成一个圆环，这就是新的“大汉国旗”。
大街上最为忙碌的是理发店和剃头挑子，男人们都排着队去剪辫子。来来往往的人们左袖上戴着白色袖标，袖标的宽度一律都是二寸，这是“大汉国民”的标准装束。成都皇城（也就是贡院）内外张灯结彩，佩戴着白色袖标的新军士兵们站岗警戒，却毫无肃杀之气。
在成都的西方人士，家家门庭若市，相熟的中国人纷纷登门，商借帽子、制服和靴子。因为新政府规定，成立大典上必须穿着军服或者对襟马褂，一律穿靴。
宣统三年的纪元被废除了，一下子成了黄帝纪元4609年，连同制定纪元的人在内，大家还不适应一下子就进入如此“悠久的伟大”之中。
这是黄帝纪元4609年十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以铁路纷争为开端，四川这个大清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宣布独立，建立大汉军政府。
新政府发布了独立宣言，充满了“光复”的兴奋：
吾汉族苦压制久矣，今一旦脱专制之羁绊，为政治之改革。岂非吾川人日夜所祷求，而引以自任者耶！
夫川人以争路与政府相抵抗，猛历进行，万死不顾。不二三月，闻天下土崩。各省次第宣告独立，吾川灿烂光华之大汉独立军政府，亦于今日告其成。此非吾同胞之同心协力，军人之一致进行，而吾人因得以食其果。与此后增进人民之幸福，发扬大汉之威灵，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共谋之。
惟有一言以正告：吾七千万人者，则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宗旨，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而与世罔极，所当与吾川七千万人子子孙孙共守之。
此时，大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布告也早已贴满了大街小巷。这是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布告，仿佛老友诀别一般，用温情脉脉的词句宣布了前任统治者对四川独立的认可及对新政权的期许，当然也充满了自我辩解与拔高：
尔丰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于水火。乃者内乱未宁，外患日逼，朝纲解纽，补救无从。若再不筹通变，必至横挑外衅，重益人民之流离荼苦。恻恻此心，良所不忍。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谘议局为通省人才所萃会，其意思言论为通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之愧对川人，惟当拭目以观其设施，尚复何颜对川人别有陈说哉！
虽然，尔丰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数十年，转历十七省，实无一刹那之顷，稍敢变异。此次再来督川，亦无时无事不本上爱国家、下爱人民之初念。不幸智虑有所未周，遂为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无足证说，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自治者，嗟乎！尔丰此心为何心哉？果为爱吾父老子弟与否？计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尔丰之剖解而亦自瞭彻也。尔丰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当疑怨我，亦不敢谓父老子弟以后遂信用我，但此区区之心，始终既惟重爱吾民。四川虽自治，以后困难问题，方如循环之不知所终。尔丰虽将离去，而与吾父老子弟，前后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缘；周旋九年，宁能恝置。因是之故，遂难自默。幸以吾言为然，实为四川将来之福；苟以吾言为非，吾亦聊尽临别之谊。
第一，奉告人民。呜呼！我至亲爱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为破坏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于国家，地方而不治，国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势，即地方已治已安，犹有种种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内患，四川其能久存乎。尔丰对于四川之将来，良有无穷莫大之希望。然内患而不速消，恐眼前便难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顾四川之久存，则尔丰无言矣；不然，则愿吾父老子弟辗转告诫，速复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业，一心合力，视大势之转移，图四川之强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
第二，奉告我军人。呜呼！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应有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十百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损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
第三，奉告我当事诸君。呜呼，尔丰不德，愧对四川，其能补尔丰之过而出四川人民于水火者，惟望诸君矣。以诸君之才之识，吾知内乱不难立定，外侮不难立绝。虽然，以尔丰鳃鳃之虑，当此祸患未已，疮痍未复。凡前此总督所肩至艰极大之任，一惟诸君是赖是责。况当多难之顷，吾知设施之难，必倍蓰于曩日。尔丰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当事诸君，一志合力，降心沉识，远观大势，深察乱原，博揽人才，厚积兵备。既与四川共治，党派之见宜蠲；即有谤议之来，消融之量宜广。必使内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乡土之心，才士各有发舒能力之地，而后基础可以奠安，事业可以发达。尔丰以可为之四川付之诸君，即以至大之责任，委之诸君。今日以后，即为诸君担荷之日。尔丰虽去此，属望无穷。知诸君必有以塞尔丰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
呜呼！尔丰去矣。所不能已于言者，惟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幸听吾言。尔丰有补过之日，身去而心实安。如曰非也，尔丰对于四川，始终重爱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鉴其无私，他无求矣。虽然，尔丰爱四川者，终望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之幸听吾言也。特此宣示。
这份极为煽情的告别信，在英国驻重庆兼成都总领事、著名汉学家务谨顺（William Henry Wilkinson）看来却带着讽刺性的语气：难道这些生手有希望超过一位曾经服官十七省的人物吗？
宣告四川独立，对于赵尔丰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从在中央政府和保路派的双重压力下他逮捕了保路运动头领蒲殿俊、罗纶等人后，全川大动乱，并间接引爆了湖北武昌的大暴动。而令他郁闷的是，此前一直指控他过于软弱的端方，此时却掉过头来，又指责他操切行事，上奏中央政府建议立即释放被捕的蒲、罗等人，甚至已经发布了放人的告示。而中央政府接连派出端方、岑春煊等，试图临阵换将，赵尔丰成为一枚弃子，处在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为缓和局势，自10月29日开始，赵尔丰陆续释放了彭芬、王铭新、蒙裁成、胡嵘、江三乘、叶秉诚、闫一士等人，但不肯释放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等“阴险狡狯”之人，他认为这几人“谋反独立手段极其狠毒，同志军围攻成都皆此数人预召之使来”，“不诛此五人，终贻国家之患”。
此时局势日益激化。自荣县开始，四川很多州县纷纷宣告独立，而以本地兵源为主的新军消极平叛。在已经独立的湖北，黎元洪发出了威胁：如果四川再不响应独立，“将按照对付满洲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这就意味着血腥的杀戮。四川汉州（广汉）人、同盟会特派员戴季陶已经从武昌出发，进入四川指挥军事行动。
外有叛军日益坐大，内有政敌处处相逼，赵尔丰到了抉择的关头。
11月3日下午，四川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到总督府，赵尔丰的亲信幕僚吴璧华告诉他，赵尔丰与尹良起了极大的矛盾。吴璧华是浙江温州永嘉人，科举出身，公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被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聘请督练新军，先后担任兵备、参谋、教练等处总办，并主持讲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赵尔巽调任东北后，吴璧华留任在四川，并成为新总督赵尔丰的亲信。
原来，赵尔丰到任成都之后，要与端方保持通信，没有密码，尹良就把自己与端方通电的密码本“家密”给了他，赵尔丰就用此与端方联络。尹良本是他的亲戚，又是他兄长赵尔巽一手提拔起来的，于公于私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但是，端方与赵尔丰不断疏远，甚至上折弹劾他，赵尔丰疑心尹良在其中做了手脚，就到电报局调取了尹良与端方的几十份电报来往底稿，用“家密”翻译出来，才知道：尹良最先告诉端方，赵尔丰“懦弱无能，不胜川督之任”，后来又说赵尔丰“老年昏聩糊涂”，而端方弹劾赵尔丰的材料很多就是尹良提供的。赵尔丰十分愤怒，几天都不和尹良见面说话。
周善培与吴璧华都认为，现在正是个机会可以说服赵尔丰将蒲、罗等人放出来。于是，他们请了大竹县的绅士陈崇基，动员了川路总公司的总经理曾培、刑部主事周凤祥，去向赵尔丰进谏，却都碰了软钉子。
只好由周善培、吴璧华去谈。两人商定，关键是要告诉赵尔丰，岑春煊和端方都要入川，如果自己不放人，被他们放了，人情就被他们做了。大局如此，端方这样强硬的人都变了风向要求放人，“与其等别人来放，何如自己先放？”二人又请赵尔丰之子进劝，谈了几次，赵尔丰有点心动了。
此时，四川青神县人、法部主事邵从恩从北京赶回。他先到重庆拜会了端方，而后回到成都。周善培、吴璧华就安排了他与赵尔丰的见面。见面时，邵从恩将端方怪罪赵尔丰的话都转述了，激怒了赵尔丰。
赵尔丰此时与端方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大敌。在端方等人的活动下，中央政府下令端方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冤愤之气”。同时，端方又派出幕僚朱山和刘师培前来成都活动，预备在非常时候由自己主导四川独立，甚至宣称自己并非满人，而是汉人，将自己的字“陶斋”说成是自己的本姓“陶”。四川局势成了端赵二人的争夺。
11月5日，也就是在愤怒的赵尔丰弹劾端方“济乱”之后三天，赵尔丰被一场兵变震撼了。
陆军第十七镇一位排长、同盟会会员、年仅23岁的夏之时，在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暴动。参与暴动的是驻扎龙泉驿的步兵、骑兵、工兵和辐重兵，总共230余人。他们杀死了军官及不愿暴动的其他士兵，然后往东开赴重庆，沿途号召新军造反，队伍得到扩充，人数达到400多，自号“中华革命军”，夏之时担任总指挥。
叛军进驻安岳城，与政府军发生激战，打败了政府军，声势大震。随后，夏之时率部近千人从水路赶往重庆，避开成都地区的巨大压力，去推动重庆的独立。
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字亮工（与清代骁将、曾经当过四川提督的年羹尧相同），他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于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回四川，在新军中服役。成都惨案后，四川叛乱四起，夏之时被调派到龙泉驿。重庆方面的同盟会员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没有枪杆子在手，也没有军事经验，于是邀请夏之时率部东征。在枪杆子的护卫下，夏之时不费一枪一弹就在11月22日进了重庆，宣布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组建了步兵七标（团）和一个炮兵营。随后便掉转枪口，率兵西征，准备攻取成都。
此时，赵尔丰四面楚歌。川东川南75州县宣告独立，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北京沦陷。消息说，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当天朝贺时军队哗变，“直入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乘火车前往奉天暂住”。
10月中旬，同志军攻占资阳后，成都的电报通信被切断，赵尔丰与中央政府失去了直接的联络。成都“蔽塞不通”，“内外无闻”，“北京究竟是何景象”毫无所知。得到太后逃出北京的消息后，他在11月25日召集了高级官员会议，在会上“涕泣良久”，告诉大家“京师失守”。
其实，在11月12日的时候，赵尔丰就已经同意释放被捕的保路派首领。到14日预备放人的时候，颜楷的家属戚友多人买了鞭炮，赶到总督府的西辕门，预备在众人出来时大肆庆祝。这令赵尔丰大为反感和狐疑，临时改了主意，暂不放人。斡旋者赶紧通知各家家属，绝对不可刺激政府。次日，众人释放。在释放前，赵尔丰约见了蒲、罗等人，将端方、瑞澂、盛宣怀、玉崑等人的来往函电摊给他们看，说：“非弟之不情，实端、瑞、盛等迫弟至此耳，望诸君谅之。”
蒲、罗等人获释后，立即发表声明，呼吁“息事归农”，“祸毒不可以再延，大局不可以再坏”，“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目前的动乱已经造成“死者、伤者、鰥者、寡者、匿者、逃者，生命不知凡几矣；劫者、焚者、弃者、耗者、荒者，财产不知凡几矣。目前正当小春下种之时，若再旷日持久，兵不入库，农不归田，则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我全川七千万人之生命财产，岂复尚有孑遗”。
赵尔丰也发出公告，承诺减税免厘，呼吁解散同志会，把全省的精力集中到乱后重建和经济发展上。
但是，此时的局势绝非蒲、罗、赵等人可以把握的了。
11月18日，赵尔丰召见吴璧华，大吐苦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何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能保护我呢？”
吴璧华说：“这自然要先定一个妥善的办法，不但为大帅，就为四川，也不能糊里糊涂放下就算完事的。”
吴璧华于是与周善培、邵从恩、陈崇基等商议，随后又会同蒲、罗等人筹划，忙了两天，在11月20日起草了一个计划，交给赵尔丰看。赵尔丰很满意，告诉吴璧华：“办法极好，谢谢他们，请他们明晚八点钟来两位代表，我当再和他们商量。”
吴璧华立即电话通知周善培，周善培则约了陈崇基、邵从恩，次日晚7点钟到周府商议。吴璧华、周善培商议，在移交政权和兵权的同时，还要请赵尔丰做好军队的工作，以免军方节外生枝。
不想，第二天（11月21日）一早，赵尔丰就召见了军警负责人，表明了自己将把政权、军权移交给谘议局的想法，要求他们服从新政府，维护好秩序。赵尔丰说得极为伤心。会后，吴璧华立即致电周善培：“老赵真痛快，这是想不到的事。”
11月21日傍晚7时，吴璧华、邵从恩、陈崇基来到周善培家，几人商议，要在次日召集司道官员和士绅们开会，商定移交接收条件。同时还对军政府的框架进行了讨论。周善培拒绝出任副都督，几人定了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看看赵尔丰接见的时间快到，吴璧华就请邵从恩、陈崇基一道去总督府。邵从恩突然害怕起来，说：“我不敢请求移交政权，万一他说我是革命党，一翻脸就要脑袋的。”
吴璧华说：“他已对军队明白宣布了，怎么翻得过来呢？”
邵从恩仍不肯去，周善培说：“天上落下一个金娃娃，也得人去到院子捡，不能落到床上来。赵督把四川全省政权、兵权和土地人民这样大的礼物送给四川人，你们连一句请求的话都不愿说，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买卖呢！”
几人争论到9点钟，总督府来电话催促：“士绅怎么还没有到呢？”周善培回答：“马上到。”并要求直接与赵尔丰通电话。在电话里，周善培告诉赵尔丰：“邵、陈二人感动万分，我同璧华再三研究，最好还是由大帅提出，不要他们先开口，才可表示完全恩出自上的意思。”周善培的确精通官场的游戏规则和官员心理，赵尔丰爽快答应。
邵从恩、陈崇基这才放下心来，同意去总督府。赵尔丰告诉他们：“我从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邵从恩则回答说：“我们都是一般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经验，以后还求大帅随时指示。”
次日，也就是重庆宣告成立蜀军政府的当日，赵尔丰在成都寰通银行内召集官绅会议，藩司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司尤愚溪（被端方弹劾后，周善培已经被免职）、盐运使杨嘉绅、智巡道予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参谋处总办吴璧华，及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川绅代表共同与会，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根据该条约，赵尔丰将民政托付谘议局局长蒲殿俊，军事托付朱庆澜，他本人则带兵回川滇边务大臣任。
赵尔丰交权固然有避祸的考量在其中，但从军事上看，他依然手握雄兵，还有继续战斗的实力。他的对手是以会党徒众为主，扰民有余，作战不行，“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赵的军队已经完全控制成都及周围的十几个州县，效忠于他的城防军有两万多兵力，军饷600多万两，足够持久战，而新军也还有一万多人及大量辎重，如果他要继续打下去，无论保路派还是同盟会，根本难以与之抗衡。尹良、田征葵等人也希望继续抗争下去，剿灭“叛乱”。
在新政权粉墨登场的时候，列强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四川这一巨变。新政府立即行文各国领事机构要求获得承认，列强中的老大英国总领事务谨顺明确答复：如果政体的变化不损害外国人的权利，那是由四川人民自己决定的事；然而，关于对那些变化正式承认的问题，领事本人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报告本国政府并等待指示。
至此，赵尔丰退居二线，深居在戒备森严的总督府内。一棵大树已经倒下，他却依然守着残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