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主持人摇铃后，全场肃静了下来。
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邓孝可显然很擅长调动情绪。他通报的是川路收归国有的基本情况，但他讲到一半便开始抽泣，边哭边讲，边讲边哭，会场气氛逐渐凝重起来。
邓孝可完成了会场气氛的预热，随后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讲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一字一顿地，随后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下子，人们被邓孝可的前戏撩拨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绪，也开始全面释放出来。
这胖子名叫罗纶，南充人，34岁，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医道，而且是哥老会的大哥，黑白两道通吃，与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人群中，18岁的嘉州（乐山）少年郭开贞也在兴奋地听着。日后，他以“郭沫若”的笔名记录下了全场痛哭的高潮细节：
（罗纶号啕大哭后）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连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说它是“声震瓦屋”。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
郭沫若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了。
群情亢奋之下，立即宣布成立同志会，选举领导人。刚才还在痛哭的罗纶推举川路公司的董事、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担任会长，自荐为副会长。其下成立了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四个部门，也都有人自告奋勇出任部门负责人，显见是早有计划的。
游说股也就是同志会的宣传部，由罗纶亲自担任负责人，当场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游说员。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朱山是宜宾江安人，被称为“蜀中报界之巨擘”，此时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
朱山健步登上讲坛，也学其他人的样子，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到了一只茶碗里，顿时鲜血直流。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后来同志会将此细节宣传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决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郭沫若记载道：“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跑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里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从事于运动的指导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这位朱先生，当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在民国建立后曾担任江安县首任知事，但随即被川督胡景伊以“测量成都五担山，企图炮轰都督府”罪名斩首，终年仅26岁。
组建了领导机构，每个大萝卜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后，同志会就开始招募会员及各部门的志愿者。
人群中的另一少年、19岁的成都人李劼人，后来在著名的纪实体小说《大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入会签名处人山人海，主人公站了好一会，才在第三本簿子眼前拾到一管毛笔，但前头一个穿绸衫、拿折扇、约莫四十年纪的人，一条指头粗细的发辫歪搭在肩头上，躬着腰俯在簿子上，还在写，居然一人就把剩余的三页白纸全写满了，都是狂草单名，细细一看，居然都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
主人公愤然道：“这搞的啥名堂！”
那人回头说：“啥名堂？签名嗯！”
“为啥签了这么多？”
“亲戚朋友都托我签一个，难道不应该？”
后头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挤拢来，都愤愤然叫道：“这耍的啥子把戏？……他龟儿，哪有这么多朋友亲戚？叫他龟儿说清楚！不准他龟儿走！”但一回头，人已不见了。
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会场里，长时间痛哭达到三十分钟时，列席会议的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诸位在会场大哭是无济于事的，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有办法。”
这“护院”就是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四川总督虽然已经宣布了是赵尔丰，但赵尔丰远在西藏，便由四川藩司王人文先行护理兼任。总督衙门都称“院”，于是王人文就成了“护院”。
周善培又说：“诸位且等几分钟，待我先去报告护院，把接见的地方预备一下，立刻来电话请诸位再去，比现在就去适当一点。”
周善培立即赶到了总督衙门，汇报了同志会的成立情况。王人文同意接见，周善培就从总督府打电话给川路公司。
从岳府街到总督府约有三四里路。浩浩荡荡的人群穿街走巷，高呼口号，煞是热闹。
据李劼人记载，请愿队伍由八旬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缓缓走出的是一大群气派十足的绅士们。穿公服的确实不少，但也有只穿一双薄底青缎官靴，戴顶有品级顶子的红缨纬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园的蓝绸长袍上，仅套了一件对门襟、大袖口的铁线纱马褂的……好些都是谘议局议员兼租股股东……后面又是潮涌的人。大约都是没有资格的，只管穿着各种各色长衫，偏没有一件马褂，也没有一顶纬帽和玉草凉帽，但声势却大，把站在两旁专看热闹的人都裹去了不少”。
一路游行到了藩司衙门，又把衙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为首的罗纶先进去，众人便在外边候着。不一会儿，见罗纶出来，后头居然跟着全套官服披挂的王人文，惊诧的人群开始热烈鼓掌。郭沫若日后感慨说：“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体。”
藩司衙门的一个师爷搬来了一张太师椅，王人文就站在太师椅上向民众发表演说。“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有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由罗副议长已经传达了给他，他始终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虽是贵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桑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情，在他的职责上，无论怎样是要力争的，更何况是关于桑梓的利害。所以这次的问题，他对于朝廷要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总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什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
扯起了大旗之后，保路同志会的“大波”便开始蔓延。“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纷纷挂牌，同志会迅速遍布全川。入会者，“一日之间，署名已几及万人，至三日则逾数万人……故旬日以来，分会成立，由总会报告者，实繁有徒。四川百四十余州县，虽协会尚未普立，然调查该会逐日报告书，盖已达于大多数矣”。（《西顾报》）
自成立之后20天，“观近日会员名册不下十万众”，可见“平日号为爱国者，当无不入其彀中”。自然，其中亦不乏“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两个月后，“各地同志会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联络一气”。
同志会的宣传造势能力很强，《西顾报》说：“吾川七千万人，省垣实为聚处人文之薮，平时最讲服从，素乏政治思想，独于是日同志会开幕，一呼而万人响应，及闻罗（纶）、程（莹度）、邓（孝可）诸君沉痛之演说，而万众皆泪不可仰（抑），均曰起起起！均曰死死死！甚有拂衣而起，似欲即吮仇人之血者。”
同志会在各地陆续开会者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数千人，激昂悲壮，热血愤涌，“而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而且，一开会就哭诉以调动会场情绪，这成为同志会的标准模式。民众也被感染，“抱有此路存亡，匹夫有责之义，可以一触即发矣”，“争起入会，犹若狂”。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称：“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数万……会中万众血男子，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官者弃官，有产者捐产……如欲一一数之，将穷白纸莫罄，此犹狂热之已表著者。”“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不纷至沓来，近方未艾。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唯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
这有效地形成了示范效应，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民众纷纷加入，唯恐人后。早在一年前，《国风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而争回路矿也，哄起应者千万人。明日而曰商办铁路也，哄而应者亦千万人。彼其所主张者，固非谬误也，然应声而来，盲从而去，能深察此事之真相与其所主张之理由者，则士无二三焉。”
一场大波浪中，大多数人随波逐流，一种“不顶不是四川人”的气氛俨然已经形成。
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为“护理四川总督”，尊称就是“护院”。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这次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王人文终于喝醉了，成都官场“一时都以为怪事”。这位四川省长本是海量，平常喝七八斤没问题，但这次只喝了十几杯就倒了，被人扶着送上他那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回家之后又吐又哭了好几回。这都是因为川路公司的冲突闹的。
这顿酒席是为了庆贺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的老母寿辰。老人家的生日在农历六月初二，这一次（1911年6月27日）正赶上了四川两百年来的大乱，而乱源则来自周善培分管的铁路建设。
35岁的周善培精明强干，人称“周秃子”。这倒并非因为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而是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没学会几句，却已经把辫子给剪了，遂有此名。也是大清国实行新政改革以来对官员的要求十分宽松，这样的“秃子”居然也进了领导干部队伍，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
周善培虽然出生在成都，却并非四川土著，祖籍是浙江诸暨（属于绍兴府），其祖父两代都是师爷，其父周味东在川东北的营山当县长（知县），遂扎根四川。周善培读书极好，而考运不佳，几次科举都不顺利，但文章实在漂亮，被考官当做范文选入《闱墨选刻》，名噪天下。后被湖南学使徐仁铸请到长沙，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陈三立等人，并在时任湖南省保卫局总办的黄遵宪影响下，崇尚日本的变法维新，尤其是日本的警察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徐仁铸举荐周善培进入专为推行新政而开设的经济特科，戊戌政变后周善培东渡日本。
与那时的留日速成生一样，周善培在日本只学了4个月后就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新思路、新观点。此后，他便一直在教育圈里混，1901年带20名学生赴日留学，随后聘日本外教，在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1902年，岑春煊督川，实行改革，废保甲总局，新办警政。周善培被聘为警察传习所总办，负责建立新的警察制度。1903年，岑春煊赴粤任两广总督，周善培跟随而去，出任总督府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1905年，锡良任川督后将其调回，出任巡警道。他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很是做了些实事，而最为著名的就是效仿日本，率先开设官方的红灯区。
当时成都繁荣“娼盛”，性工作者多达数万，周善培对她们推行规范管理，所有妓院都被称为“监视户”，门上订牌，挂牌营业，接受保甲监视。而对沿街拉客的流莺们，则在天涯石建了个红灯区“新化街”，街口修了警察岗楼站岗，岗楼上还挂块“觉我良民”横匾，娼妓一律入室经营，不得沿街拉客。据说，周善培家的门上也被人涂上了四个字——“总监视户”。
1908年，周善培出任劝业道，负责四川全省的招商引资。他很能折腾，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成效斐然，他被公认为能员。时人将他在警务和商务上的工作概括为“娼场厂唱”：“娼”就是指他开拓的红灯区，“场”是说他对赌场的严厉打击，“厂”是他在劝业道任上开办的各种实业，而“唱”指的是他对川剧的改良。此人实在是个杂家，据说还将江浙名菜与本帮川菜结合，设计了不少新菜肴，人称“周派菜”，至今在川菜菜品中犹存余味。
周善培对后世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1949年的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坚决反对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国号，最后促成政协放弃了大多数人赞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方案。
作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经济的领导，周善培与川路公司管理层过从极密。而且，谘议局及川路公司内的主要领导人也都留学过日本，几位便算有了更深的渊源，经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周善培被四川的保路派评价为“乘时应用长于因应”，见机极快，属于“风派人物”。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后，曾很长时间怀疑周善培吃里扒外，是保路运动的幕后黑手。后来周善培自己也在回忆录中说：朝廷为了摸清川路公司家底，要求进行查账，王人文就派他去川路公司接收账册。他原以为川路公司一定不会交账，谁知总经理曾培已叫人将100多本账册陈列在一张大餐桌上。周善培见此，也不当众发表意见，就拉着铁路公司的王小舟到曾培的餐桌前，一面佯作翻阅账目，一面低声问王小舟：“国有商办还没有定，你们就打算交账吗？”王小舟才恍然大悟。随后，曾培借口账虽预备好了，但在收回国有或是仍然归商办没有解决之前暂时还不能交账。
可以说，周善培实在是刺激保路运动升级的因素之一。
周善培在四川官场上人缘很好，每年老母过生日，司道同僚们都会凑份子，请个戏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热闹地吃一顿丰盛的寿宴。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凑份子的不光是官场同事，还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们。
王人文在早上6点半就先赶到周府拜寿了，给老人家挣足了面子。之后王人文悄悄告诉周善培，他担心同志会当天会举行暴动。周善培赶紧宽慰他说不可能。
10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弄了个保路同志会，已经闹哄哄地在全省到处串联。这天，同志会居然安排了到三圣司警察局演讲，成都官场谣传将发生暴动。这弄得王人文心烦意乱。
早上10点半，来贺寿的司道官员们都到了周府，只有负责带兵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没到。周善培请两位“首县”（省城所在的县，四川首县为成都县、华阳县）县长去请，请不动，说田大人正忙于调兵遣将，防备万一。周善培又请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去请，到了12点才把田征葵拉来。拜了寿之后，老田很生气，指责周善培，今天情势这么紧张，不该在家为母亲做寿，而且还拉着这么多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周善培却笑着让他放心，说一定平安无事，硬把他留下来入席喝酒。
四川警界的很多人都是周善培当年的部下。周善培在早上7点就致电他的学生、三圣司警察局局长，要求在演讲开始后每三分钟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众位高官在周府痛饮看戏，下午两点半演讲开始了，警局三分钟一报，直到演讲结束，果然平安无事。
松了一口气的王人文，在傍晚5点钟赶到周府参加正式宴会。王人文本是四川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因为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没卸任驻藏大臣的职务，远在西藏，便由他先行“护理”四川。清代的一省之长一般是巡抚，只管省内的民政，总督则要高半级到一级，能下马管民、上马管军，而且一管就好几个省。四川是人口大省，比较特殊，总督只管一个省，兼任巡抚，这也令四川的省级干部们比较容易获得更高的级别。
寿宴总共三桌，席上都是川省的头面人物。谘议局副议长、保路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纶带着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给王人文敬酒，说是要“谢谢护院对四川人争路的功德”。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了进士，之后便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辗转为官，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王人文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交好，赵尔巽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细思下来，由他接任总督，的确比王人文更有资格，也更符合“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至排资格的组织人事原则。
王人文情绪其实很大，他发牢骚说“垂老投荒”，“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凿枘乎”。据说，在酒酣耳热之后，他甚至还抱怨朝廷：“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铁路国有、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彭芬就认为王人文因对前途绝望“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不仅接见了同志会的人，而且还“火上浇油”（郭沫若语）。在他随后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文中，端的是为保路同志会的声势添油加醋：“会时，人人号动，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求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保路同志会成立两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举动再度震惊了中央政府——他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推翻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在这份弹劾折中，王人文详细分析了盛宣怀签订的借款协议，认为每一条都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阴谋”，国权、路权丧失殆尽，指责盛宣怀“欺我皇上之在冲龄，欺我监国摄政王之初为国际条约，故敢悍然肆其贪渎，置国家一切利益于不顾”。
王人文说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经签字，国际关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虑到四川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这份奏折中再度描写了同志会成立当天的“盛况”，特别指出“巡警道派员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他认为，两相比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强为抑制，内乱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轻重利害之比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过索我赔偿损失，比之损失国权、路权，既有轻重之分，比之激成内乱，不幸而见非常意外之变，其赔偿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语”。
他进而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然后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请，提出修改合同之议”。毕竟合同并没废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权、用人、购料、查账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吁朝廷“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同时，他也给盛宣怀下眼药，说自己料想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
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政府完全不一致。这份奏折的破坏力相当大，是对既定方针的挑战，令整个行政体制进退两难，地方的手脚与中央政府的大脑脱节，导致离心乃至反叛势力趁机崛起。
在这份奏折中，尽管其对于借款合同的分析处处透着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与士大夫的傲慢，但是，其对于内政民情的分析却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惊人地一致。这份奏折实际上鲜明地展现了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们殚精竭虑，的确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相对保守的传统官员乃至更为保守的民众，尤其是当这其中还掺杂了官员与绅士们为了私利而对民意的操纵和煽动。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事后说：“伏查此次路事风潮，始由川路公司倡言发起，意图抗拒，遂联合谘议局及学界中人，刊布传单，张贴广告，指斥政府，摇惑民心，几于举国若狂。设当时行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王护院畏其锋势，一味姑容，以致路事风潮迄今未平静者。”
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从租股的不得人心来看，川路公司管理层本无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机会，如果王人文一开始对中央政府的决策持积极的态度，坚决压制川路公司少数高管（他们动辄声称代表人民）的煽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宣传，这次铁路国有就能如同中央政府预先推演的那样顺利过关，农民能真正减轻负担，铁路能真正加快建设。
对于王人文的这份弹章，中央政府最后“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处理、不予答复，实际上也很难处理、很难答复。
但是，王人文却如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逆势操盘。就在为周善培老母祝寿、他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政府代奏了《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份文件中，罗纶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危害性”，认为“除抵押两湖五百二十万部有之厘捐外，至路线工程、用款、用人、购材、利息等项，凡路政所有权限，一一给于外人，不容国家置喙者且四十年。损失国权，莫此为甚”。而且，将借款合同未经资政院审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宪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因此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将保路与宪政挂钩，并鲜明地提出了“破约保路”主张。
至此，本来占着民生优势、足以获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斩乱麻就能迅速处理的川路国有，被王人文的几次搅局败坏，连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的最佳时机也被错过。既得利益集团以政治手段为经济索偿保驾护航，却最后失控，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顶到了死角上。
王人文等到的是预料中的结果：一个月后，朝廷再度下旨对其书面警告（申饬），并下令赵尔丰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挣到巨大的名声，7月13日《大公报》就说：“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来，初未有赫赫之名，闻日前奏劾盛氏，痛论其误国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诚可谓一鸣惊人。”《时报》则说，王人文在起草这份弹章时，“在签押房亲自叙稿，闭门不许他人窥视。稿成，饬缮者至房立书，用印包封，俱自监之，外间揣测之词，不可信也。人民见官如此，益信其所为合法”。
王人文这几招下来，尚未到任的赵尔丰其实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只能先顺着王的思路进行，“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赵尔丰在路上致电王人文，恭维他说：“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然正气必须多而后壮旺，乃能固结不致散漫，是以深望公勿因此而求去，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不亦善乎？”毫无疑问，这也是写给势力日益坐大的保路派们看的。
赵尔丰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进京述职。保路派们以“人民”的名义，要为他组织大型的欢送会，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离开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陕西巡抚钱能训奉旨软控，准备解送到京问责，但随即爆发的革命救了他。民国成立，王人文受封为辛亥八功臣之一，但那个逼他成为功臣的欲望——总督四川，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离开成都时，是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他匆匆离开的公开理由，当然，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契合，任何公开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的眼罢了。
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谘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谘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皙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其实，这对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就只有年龄了。
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第、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出台《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皇帝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省补用等。
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蒲殿俊是中央政府派遣的公费生，同行的四川同学还有胡骏、肖湘等人，一道进了日本法政大学。从他们留学的年限分析，他们所接受的是正规的教育，并非那种短期速成的野鸡学校。
当时，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必须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大量中国学生都蜂拥进了速成科，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学生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大闸蟹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人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三四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六七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领导访问中国，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
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蒲殿俊到日本后，似乎也没有安心地学习，而是忙于“爱国”了。当年（1904年）10月份，他们就组织川籍留日学生捐款，前后得30多万两，号召川人自办铁路；到1906年，则干脆拉了个“川汉铁路改进会”，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分寄北京各衙门和四川各州县，监督川路公司的运作，深得四川总督锡良欣赏。
由蒲殿俊主持、集体撰写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了川路公司种种弊端，如股票滞销、股本挪用、租股无限、官绅混杂、权限不明等，正是官办商办不清造成的，只有彻底商办才是川汉铁路的出路。他们提出，首先必须“订定完全之公司章程”，严格根据《商律》开股东会，选董事，由董事会任用公司办事人员，同时改良征收租股的办法，规定资本总额和征收租股年限，提高租股起征点，并仿用累进税法，使租多者多出股金，等等。
在多方考量后，川督锡良在离任前，于1907年3月4日上奏中央政府，请求将川路公司改为商办。远在日本的蒲殿俊并不知道此事，赶回上海去拜见传闻中即将出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试图说服他同意川路商办。岑春煊对其颇为赞赏。川路公司逐渐成了四川绅商及留日学生们玩当家游戏的一个娱乐场。
1908年蒲殿俊学成回国，仍回法部担任主事兼宪政编查馆行走。在各省纷纷成立谘议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他回到家乡广安州，被推举为谘议局议员。1909年，他在四川谘议局第一次常会上被议员推举为议长。此时，商办后的川路公司腐败依然，问题照旧，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以谘议局的名义通过了对川路公司的整顿。此后他成为对川路决策影响最大的人。
有趣的是，在川路特别股东会及四川保路同志会中，很多人都与蒲殿俊有着同样的留学日本的资历，他们是：肖湘（谘议局副议长）、邓孝可（度支部主事，同志会文牍部长）、彭兰村（特别股东会主席）、颜楷（特别股东会会长）、江三乘（同志会总务部长）、郭策勋（第一届股东会临时副会长）……
在那个特异的留学兴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回国后一天天风光起来。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他们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到了宣统年间，唯一能与留日生在人数上相匹敌的，就是留美学生。有趣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甚至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却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的西方理论。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实际上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中国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这些留日学生。如同蒲殿俊学会了潜水，但未必能再度浮上水面一般，这些日本来的海归们，虽然已经学会了如何“放火”，但，他们是否还懂得如何“灭火”呢？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成都的夏天多雨。
1911年6月28日这天，“阴雨，天风荡檐”。位于城中心的新玉纱街17号，珠环翠绕、莺莺燕燕的，居然是女子们的大派对。
无论小脚还是天足，无论步行还是乘轿，女子们到了这里，“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
大门外显眼地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独目老画师，等待着女眷们的到来。一会儿小女儿赶到，随后其夫人赶到，只听他着急地呵斥老仆，赶紧回家把大女儿也叫来，特别嘱咐说：不必等轿子了，就步行过来。
这一天是成都妇女界乃至全中国妇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
下午4点，会议正式开始。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20岁上下的少妇，名字叫李哲华，又叫李毓，其夫君就是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年方24岁的“蜀中报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不小心伤了手却被宣扬成破指流血表决心的那位。当时的媒体上多把李哲华称为“朱李”。
朱李并非四川人，但其父辈在四川为官，她也出生并成长于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妇，保路同志会刚成立时，她就率先捐款，并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上呼吁：“群愿誓死进行，从诸先生之后。唯是绵材薄力，恐贻龙头蛇尾之羞。检呈平时手制美术共得若干品，请悬之局门售，为女同志会经费。”
不久她又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写公开信，表决心：自己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并嫁于四川，“设使川路不保，川省随亡，则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泸水之滨，而未来之子女已先负有四十年之外债。是天下之苦命女，孰有嫁于川人若者？……请自今日始，与公等约：朱李愿与女同志十人，各典钗环，酿集千金。有能诛卖国贼者，以此壮其行色”。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川汉铁路的问题在朱李嘴里被彻底简化了：“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筹款修路。大家有钱，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张之洞与外国开钱业之商人未成之草约。张之洞非全权大臣，德华洋行等既名资本家，决非外国政府之财政。我们一不负洋款，二不弃路权，三不认草合同为有效。请注意认定此三桩要题，女同志会所以成立。”
讲到这里，“会众均竦然色怒”；随后朱李宣布女同志会成立，台下众人高呼：“努力！努力！”这样整齐的口号显然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干们带动，不是各界女同志们能自发喊出的。
然后是宣布公约、选举干事等各项具体议程。其实，这个女子保路会早在6月21日就已经筹备妥当，但因为要联络各地会员而耽误了几天。
会议推举朱李为代表，“赴京吁恳”，提出往湘鄂粤联合女同志，朱李“答以蹈汤赴火，义不容辞”，又很煽情地说：“恐不生还，望同志为我买丝，绣一朱李之肖像为纪念。”这么一来，与会者再也撑不住了，无不“座中相对，呜呜而泣”。同志会的笔杆子们记录道，其“茹苦含辛、怀仇挟恨”的气概丝毫不逊于“男同志会”，“而爱国心……纯出天良，发为沉雄鸷勇，有不可以语言气象观察其深者”。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叫李问渠，此前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
会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为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被宣传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在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面前，女子同志会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过度神化，显示出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根据报道，同志会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来自川剧演员杨素兰。还在女子同志会筹备期间，这位当地小明星就亲具“志愿书”，“痛民力之困，特将自置田产四十亩捐入该会以资提倡”。同志会内部开会研究后，决定退还杨素兰的捐款，待“日后铁路争定仍归商办时”，再“由杨君自行变价，入铁路股”。显然，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策划，杨素兰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四十亩土地这种扎眼的新闻要素则为同志会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至于一个戏子，为了一个与她实在有些遥远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笔不动产，这就不重要了。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
成都学道街刘墨宝去世，还没下葬，其妻徐氏居然也不顾灵柩，先“携银四十两来公司，愿捐作本会经费”，据说这是其夫君的遗愿，而她家里还有三名幼女需要抚养。同志会再三婉拒后，徐氏“恳收再三，始持银含泪而去”。
乐山牛华溪一个姓倪的10岁女学生，找出自己的压岁钱5元，“泣恳”其师代寄成都以作保路经费。
仪陇县有个叫鲜星一的师爷，曾经在德国领事馆担任文案，“因意见不合，投笔归里”，本有终老林泉之志，此次为保路同志会而复出。其妻张氏正在娘家探亲，闻讯后立即返家，向丈夫表决心说：“倘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只是不知夫妻的闺房决心如何却又传播到报端来了……
最为雷人的是，还有位女同志写信给保路会预约自杀。据说，这位名叫秀参子的外地女子和家人历游到金堂赵镇，接到丈夫从成都来信，谈及川路的纷扰，认为“近今世界均势政策，外债未尝不可”，该女子对丈夫如此观点大不以为然，不仅回信“规谏”，而且要请保路会告知她代表赴京之日，她已经决定在这一天“北望自刎，以送代表，以拼于代表争死之先”。当然，这个故事没下文，很像是同志会文牍部的秀才们编的小说段子。
《启智画报》在9月4日刊登一篇《羞死那无志气男儿》，说是崇义桥地方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后，派人在火神庙演讲动员，听众不少。散会后，同志会的人在神道碑前看见一个妇人坐在路边放声大哭，问她为何，她说：“我哭的根由有三宗：一为朝出奸臣，卖路于外人；二为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出来争路；三恨自己是个女人，不能担任一切事务。”显然，这篇报道就是要刺激一下“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
盛宣怀照例是女同志们的诅咒对象，成为各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有女诗人写诗痛骂，大大提升了谩骂的技术和艺术含量。最为夸张的是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写给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报告成立函”，这个故意选在观音娘娘生日这天在观音阁内成立的女子同志会，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大堆杰出女性后，以说大书般的口吻痛骂盛宣怀，并且“问候”了盛家男女老幼，充满了怨毒和戾气：
呜呼！盛宣怀！尔真无良心者也；尔真蔑视我先朝之明诏也，尔真欺凌我华胄之子孙也，尔真卖绝我四万万方里之版图也，尔真杀掠我四百兆人民之生命财产也！
呜呼！盛宣怀！尔真死者也；尔真是鬼作祟者也；即割脔尔妻子，肉剥尔父母，掘毁尔祖宗之坟墓，烹酝尔身，以分享吾民，恐犹不足以赎尔罪也！
呜呼！盛国贼！尔岂谓川中无人耶？今者各地同志会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联络一气，誓死进行，认定宗旨，约破而奸谋破，保路而全国保，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路归国有，其如我民之不愿何！众口铄金，聚蚊成雷；泰山虽高，基于土壤；江海虽深，成于细流。堂堂中国，以衣冠礼乐之乡，文明灿烂之地，岂令魑魅魍魉横行，无毫发之忌惮，恣睢不法，为所欲为耶？
这篇鼓词把“四万万人口”弄拧成了“四万万方里之版图”，而“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一句，不仅是活脱脱的街头女子相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架势，而且如同志会的歌谣里说“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出租股我们都甘愿，为的是要保四川铁路权”，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轰轰烈烈成立后，不久就音讯杳无，如同那个年代其他一大堆速生机构一样。那位要同志们为她绣遗像的朱李，似乎也人间蒸发了，此后在史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估计是跟着夫君一起到了重庆，当夫君成了端方的幕僚后，她也就修成正果，顾全大局，不再出来混了。
朱李消失了，女同志们的激情仍在，主角换了位老太太——毓秀女学堂校长罗旭芝。
罗老太太是个有文化的人，干练老辣，组织能力又强。她其实对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并不满意，曾在7月17日致信同志会，从国际大势的“天边”开始讲，拉回到四川保路的“地头”，不仅将保路运动上升到了“恐遭印度、朝鲜之祸”的民族存亡高度，而且批评保路同志会光说不练：“日闻诸公之力争，不闻诸公之办法，无办路之条目，以何对付邮传部？试问如此巨款，川中之富户，可以口舌动，当不必议租股，路资已有余储，又何至于涓滴之积，用之如泥沙耶？官办无成，绅办更无成，即使争回路权，满人将何以凭信而出款不惜也？”
她直击要害，比任何男子更深刻地看到了问题：“凡事先有可以自信，然后方能取信于人；动曰要人出款，势必有以取之而人不之疑；否则不过一场文明壳子，吾恐遗笑大方耳！”她因此还向保路同志提交了“九策”，对如何管理提供了相当中肯的意见。
罗旭芝也给川路公司写了信，被退了回来，要她发给同志会。她很生气：“谓老朽所询保路各节，不应向贵公司言，当函告同志会，以此见责……老朽少所闻见，仅知保路同志会所，设于贵公司；且保路即所以保公司，为同志会之首，宁知其内容，固有秦越之见存耶！老朽不识忌讳，该死！该死！”痛揭了川路公司与同志会的掩耳盗铃。
大概是实在看不惯川路公司的颟顸和同志会的空谈，罗老太太决定自己拉山头。朱李策划的首家女子同志会开张不到一个月，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罗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订于8月2日（农历闰六月初八）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老玉纱街的毓秀女学堂。这样，成都市内就出现了两家女子同志会。当然，朱李开办的那家最后偃旗息鼓了。
“罗记”女同志会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8月28日这天，罗老太太决定集体到总督府请愿，如真成行，这就是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第一次集体游行示威。
当天上午9点，已经有2000多名女子集合于毓秀女学堂，10点钟堂内已经爆满，“而翩跹而来者，尚络绎不绝”。当地的巡警一看不妙，与罗旭芝商量：一边赶紧关闭学堂大门，将后来者请走，告诉她们今天暂不请愿，各位请回；另一边则请已到的人安坐，说服她们不必集体上访，而只需要推举代表。罗旭芝同意，于是众人选出了以她为首的8位代表。代表们出发后，其余人就在学堂内纷纷演说；不久代表返回，说是总督赵尔丰同意将她们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总督也点头称是，众女子便不免得意，颇有成就感。其实，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大快人心，也与不少平日里的弱势群体都在这时扬眉吐气、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有关。
保路同志会发布“破约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总部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6名小学生。
为首的是年仅11岁的黄学典（学典是字，其名为季陆），华阳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原籍永定（今泸州叙永县）。他们一开口，就把接待他们的川路公司总务部的袁某吓一跳：这些孩子居然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已集合同志三百余人，但还没有会所，上门来请川路公司提供一间空房办公。
黄学典说，自己等人愤恨“盛贼卖国，欺我皇上”，因此结成同志会，“以死争路”。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须经干事会议讨论，私人碍难即复，明日午后三点钟一定答复。他怕孩子们的积极性受挫，随即请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们谈谈心。
蒙公甫询问孩子们成立同志会的宗旨，孩子们说：“破约保路。”
蒙公甫又问：“约不破、路不保，当何如？”
孩子们说：“我等愿赴京面见摄政王、邮传部死争。”
蒙公甫被深深感动，说：“君等小豪杰何必死，我等当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强国之志可矣。”边说边哭。孩子们也跟着哭，直到起身告辞，“犹见其挥泪不已也”。
当晚，保路同志会干事会经讨论决定，不能接受孩子们租借办公场地的要求，并且要婉劝其解散小学生保路同志会。
7月8日下午3时，小学生们又来到了同志会，这次来的代表增多到了15人。颜楷、罗纶、邓孝可等负责人亲自接见，向孩子们通报了保路同志会的决定。
黄学典等为首者“坚执不从，语极肫挚”，“时旁观者麇集，皆叹息泪下。后经再三以缓急轻重反复譬晓，劝其暂且读书，养成大国民资格，备将来爱国之用”。孩子们表示，小学生同志会的报告章程业已发出，不能失信于人。昨天他们就想在海会寺集会，但因故未成，到处寻找会所而不得。
众人被他们的诚意感动，就推翻之前的决定，表示愿意提供会场，供他们作一次演讲。随后，就取了他们的入会名册，惊异地发现，孩子们居然也有血书签名者。同志会的“喉舌”在报道此事时，感慨道：“嗟呼！为父兄者慎劝其勿再如此。天乎！演出此极端悲惨之剧，罪果在同志会众乎？抑在盛宣怀之荧惑政府耶？”盛宣怀又成了股东孩子们写血书的罪魁……
小学生的演讲在8月2日正式亮相。这天，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欢迎各州县来省参加股东会的代表，据说到会者有六七千人。当小学生同志会的会长黄学典登台时，众人都被这位小男孩老气横秋的大人话震撼了：“吾国之不强，由于国民之不爱国。前此老大国民，吾不敢言，吾不忍言！今岁幸从请先辈后，发起小学生同志会，顾自恨能力薄弱，恐终难达破约保路之目的，特以一言为我诸代表先生约：即望先生归里，寄语我少年同志，亦如我少年等之发起斯会，热心爱国，同济艰厄，则此心稍慰。如以我等小儿为不足轻重，匿焉不传，或传焉不尽，则无如先生何，惟有一哭以动之。”这是同志会会议纪要所记录的讲话，但似乎总不像是孩子能说出来的，甚至也不像成人的口语。
总之，小黄会长说完就放声大哭，“众皆大哭”，“盖自开会以来，未有如此之感恸者”。
能言善哭的黄学典从此成了小政治明星，不断地登台讲演，参加示威游行。长大后，他先后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并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国民党战败赴台后，他担任过“内政部长”、“考选部长”、“教育部长”等。
黄学典哭完后，另一李姓小学生登台，倡议在全省各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且动员孩子们捐款，“初等学堂人日助一钱，高等学堂日助二钱，果全川童子人人一钱，以人数二千万计之，每日可集钱二千万串”。
蒙公甫冲上台，抱住了这孩子，痛哭着向全场说：“我辈所以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今小兄弟等热诚惨苦有如此，吾辈焉得不痛。”“台下万众无不痛哭失声，在场之兵，在场之巡警，均莫不痛哭。兵中有攘臂且喊曰：‘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尽管痛哭流涕地要孩子们为将来而多保重，四川保路同志会似乎并不想真正取消这个附庸于自己门下的少儿组织。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在越来越激烈的请愿活动中，小学生们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宣传工具。
8月26日，同志会居然动员了200多名孩子，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到总督府门前，集体下跪，放声大哭。在他们提交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代奏中央政府的信中，虽然总是不断地强调自己“三尺童子”、“髫龄孺子”、“乳臭小儿”等，却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气，而且文采斐然，开头便是“窃惟钓者何爱鱼儿投饵、猎者何乐兽而设阱、外人何德我儿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为诱我者，岂堂堂部臣如盛宣怀等，尚不知诱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误之耳”，语气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绝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笔。其后就是同志会的老套路，极言借款修路将亡国灭种，自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蓄项血以杜奸党之谋”，要求皇上乾纲独断。
随即各校宣布罢课，到了9月2日，在同志会的统筹下，成都全体学界成立了同志会，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生联合会”成立会议上，学生们有的建议联络学生军，有的建议应当永久罢课，闹哄哄的，很多问题无法议决，能一致通过的就是罢课、退学、还乡。
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仇恨、不妥协的极端政治的种子，在新一代人的心里扎根、萌芽，并且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