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场遭遇股崩。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一个叫川汉铁路公司的玩家在股崩中巨亏350万，谁都没有想到，这将给这个“老大帝国”带来致命一击。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人人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严重缺失。大清国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
春天的时候，上海的股市仿佛服下了大补春药，充满了亢奋，如同周边田野里油菜花般灿烂。
这个春药，就是橡胶股票。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划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3月2日：1080两；
3月18日：1300两；
3月21日：1600两；
3月29日：1675两；
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不追捧橡胶股票，还能追捧什么呢？
橡胶的全球热潮，起源于美国的产业升级。
1900年，也就是大清国正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大幅拉低，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橡胶市场立即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
1906年，伦敦证券市场就有27家橡胶公司同时上市，10％～25％的回报率，令投资人趋之若鹜。上海众业公所也不甘人后，在同年秋季就为一家名为Kalumpong的橡胶有限公司开闸放行，而这家公司刚刚在6月份注册成立。Kalumpong股票发行量为1.4万股，每股面值50两银子，股民只需先支付25％的面值，余款在一年内交清。它的股息从每年6％迅速提升为16％，其股价也迅速增值，到1909年达到了每股230两。它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公司到上海发行橡胶股票。
1907年～1908年，又有两家橡胶股票出现在上海：Tebong Rubber & Tapioca Estates Co.及Dominion Rubber Co.。但在这两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其橡胶消费能力减弱，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一度疲软，在伦敦上市的橡胶公司数量到1908年只有五家了。
从1909年开始，橡胶的资本游戏迅速恢复，伦敦市场的橡胶价格达到了1908年的五倍，世界资本市场随即开始疯狂。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成为全球投资热土，离东南亚最近的世界级证券交易所就在上海，上海迅速成为橡胶股票上市的首选市场。
以外资为主的橡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上市，这些公司规模不一，大的在南洋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橡胶园，如英楂华（Anglo-Java）公司，市值高达180万两白银，但整个上海市场中，市值过百万的橡胶公司只有8家；中等的则可能拥有120英亩，如Sungala Rubber Estate公司市值为17万两；而超过半数的公司则都是平均市值仅为8万两的小公司。
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仅仅1910年6月，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一个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此前开设一家小小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他开设的兰格志橡胶公司，却迅速地成为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麦边是个成功的策划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及有偿报道，宣传橡胶产业的光辉前景，其中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他的第一步策划就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清·姚公鹤《上海闲话》）。曾经有稗官野史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
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坐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为股东们每三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三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写在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上。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时10分，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无远弗届地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尽管内忧外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接连创下了国家赔款的历史纪录，并且在可以预计的人类历史范围内将继续保持这一纪录，大清国却依然是一只令全世界资本都垂涎欲滴的、能下金蛋的鸡。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坐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赌局的筹码。按照当时报刊所描摹的，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投资行为则被许多人看做是借贷行为。包括川路公司，尽管股本来自巧取豪夺，却也向股东们既支付股息又支付红利（当然无法兑现）。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忘乎所以了。
人人都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的严重缺失，不仅没有通过股市得到缓和，反而将股市带动成了一个赌场。“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大清国虽然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却依然是人生悲剧之一，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炒作股票的背后，其实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在那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大清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而在腐败的国内政治诱导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国有资金，甚至借贷资金，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涌向租界，一方面寻求在黄龙旗下无法获得的安全，另一方面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并通过租界内的上海证交所与世界接轨。
股市崩盘，钱庄倒闭，政府救市，很多损失还是无法挽回。川汉铁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作为川路公司CFO（总收支）的施典章，原想通过盘活350万的公款而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但是，巨款亏了……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1910年6月，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盘。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巨大苦果。
先得到美国紧缩政策相关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收回了贷款，从而造成了银根进一步收紧。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随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倒闭了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他在正元和兆康两家有实际投资，在谦余虽无实际投资，却也列名股东，关系紧密。陈逸卿本人身兼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得化洋行三家外企的买办，而兆康钱庄中的另一股东戴嘉宝也是德资裕兴洋行的买办。这样的身份，令陈氏麾下的三家钱庄得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橡胶股票的原始股——当然是溢价之后的。
陈系钱庄成为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陈逸卿的算盘打得并不错：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边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应该是一门风险并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这一生意越做越大，陈逸卿的资金链便开始绷紧。此时，他的人脉再度发挥了作用：各大洋行宣布，正元等三家钱庄出具的庄票兑换期限可以由原先的10天延长到30天，这等于将陈系钱庄可以调用的资金额度放大了三倍。庄票也就是常说的“银票”，类似今日的银行承兑本票，钱庄在兑付时认票不认人，等于是现金。花旗、华比、怡和三家外资银行，还向三家陈系钱庄发放了100万两的特别贷款。在这样强力的支持下，正元等三家钱庄共发放了600万两的庄票，大大超出了其所能承担的风险。仅正元一家，收购囤积的橡胶股票就高达300万～400万两。
在陈系钱庄带动下，与他们往来密切的另五家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也大规模地为购买橡胶股票发放庄票。
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这就是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公司，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任何差别。施典章，一位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作为被中央政府任命的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已经在上海坐镇5年，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施典章正是陈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达50万两，在兆康达到38万两，在谦余达到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而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此外，施典章还将另外一笔95万两的巨款存入了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从事后江苏和中央政府的两个专案组审查来看，这笔存款实际上是私自放贷，与利华银行无关。
施典章交给陈逸卿进行资本经营的公款，达到了200多万两之巨，占到陈系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在当时一片看多的风潮中，这不仅是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但是，美梦的尽头是一场梦魇。
《申报》这样评价橡胶股灾：“方橡皮股票之初流行也，沪市逐利者争相购买，欣欣然有喜色，以为非分之财从此可大发矣，谁意不旋踵而前之妄想发财者，至于荡产倾家，而祸犹未已，害中于金融而毒波于外埠，风潮所激荡，乃至市面岌岌不可以终日，亦可谓大惩而大诫者矣。顾以吾民之愚而无远虑，一闻横财之来，辄心旌摇摇而不能自主，虽明知其有无穷之害，而以利令智昏故，终思姑为万一之谋，今纵其创已甚，而他日未必能痛定思痛也，嗟乎，民智未开，民德未进，祸患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可悲而可痛者，夫岂止此橡皮风潮而已哉！”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破产，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政府，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租界法院，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逸卿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租界法院共同提审的要求。
和陈逸卿一样，享受到洋人保护的，还有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总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总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寒流中，情知不妙的施典章一面准备着外逃，一面还想继续挣扎。陈逸卿被捕后，施典章居然还给蔡乃煌写信，要求释放陈逸卿。施典章显然高估了自己在上海官场上的影响力。蔡乃煌不仅没买他的账，反而指出施典章本人在多年的资本经营中有欺诈的嫌疑，要求川路公司派人追查。
陈逸卿被捕后，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租界法院，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1910年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有官方背景，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可将农、工、路、矿诸政择举行，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中央政府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在中央政府的雷厉风行下，巨额公款被提取，这等于抽干了源丰润的最后一滴血，它终于支持不住，轰然而倒。源丰润倒闭的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当然，从度支部的角度看，严厉斥责上海官方完全占理；但从全局的角度，这显然造成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结果。如果中央政府当时更有全局眼光，先从国库中垫支一下，对付过去到期的赔款支付，再来从容弥补橡胶股灾带来的损害，上海的金融风暴本不至于对国家经济乃至执政的基础造成致命的伤害。
一头熊掀翻了大清国，当然，熊的背后还有更令人敬畏的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