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风起云涌，张学良也酝酿要收回中东路权，但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中苏之战终于爆发，在这场东北军历史上最悲壮的战役中，究竟是谁改变了战局，又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民党算是暂时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极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像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享誉中外。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巴黎和会当时的结局却并不圆满，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提携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就是再不好，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你我双方认可同意的。哦，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惨案”的道歉、赔偿、惩凶、撤兵问题，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他。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顺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国十八国（1929年）5月中旬，在日军全都撤走后，山东移交中方接收。
接着又跟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美国又做了榜样，于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国逐一订立了“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流。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革命外交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然招架不住，到时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那一帮人）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书，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先来了一手软的，派人给苏联打招呼：你们不是说铁路要中苏“共管”吗，那就落到实处，以后铁路上的事两家商量着办，铁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当局长的苏联人和当副局长的中国人共同签字才有效，局里各个处的处长，也得由我们中方担任一半。
后面的要求苏联人点了头，前面的却坚决不答应。
张学良尽管年轻，官场上的事却不是不懂。领导一支笔那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实质，如果拿不到签字权，下面的处长安排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给你们上点罚酒了。
这时候，正好有白俄探子来告密（这些人总是比外人还更恨本国政府），说第三国际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开秘密会议。
此前，张作霖曾与苏联签过协定，规定后者不得在中东路上进行政治活动。现在这条理由就被拿了出来，东北当局立即下令对领事馆进行搜查，接着在宣布“罪状”后，停止铁路局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并将多达59名苏联人驱逐出境。
这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过分吧，很过分。但苏联政府除动了动嘴，表示强烈抗议外，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报复行动。
由于仍然有领事馆被捕人员被关押，苏方希望能把人都放出来，同时还愿意拿一个东西作为交换条件，那就是缩小苏方铁路局长的权限。
脸上挨了一下，嘴里还在讨饶，毫无疑问是一种软蛋得不能再软蛋的表现。
看出来了吧，我硬他就软，好好说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要动点真格的。
东北当局把人家领事馆搜了个底朝天，又捕又抓，接下来竟然还是不依不饶：把签字权拿过来。
苏联人这次干脆选择了不吱声，随你怎么说，就是不办，也不还嘴，给你拖着。他们并不是傻子，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这个权利也没有了，那就等于是被从东北扫地出门了。
哼，不肯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索性把你那个铁路局全都接收过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前，张学良亲自去了一趟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特别是蒋桂战争，基本没费多少气力，但收益实在可观。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它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解给朝廷。
战后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老蒋当着张学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老蒋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老蒋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老蒋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两百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两百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俄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老哥既然拍了胸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边早上刚有承诺，那边下午就动手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0日，在中东路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东北军警将中东路予以全部占领，同时解散苏联工会，逮捕铁路局苏方人员300人，包括那个倒霉的苏方铁路局长在内的 60人被驱逐出境。
接下来，也不用再费口舌跟你谈什么签字权了，铁路局全都是我的，我自己决定自己签字，不来跟你烦。
令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苏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强硬。也难怪，你连人家烧饭的锅子都端过去了，不跟你急那就只有等着饿肚皮了。
苏联在前面一再示弱并无任何虚情假意，因为它起初实在是并不想打。
国内没有完全喘过气来不说，国际上面临封锁也不提，仅仅作战区域就很不理想。
苏联当时在远东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吃的穿的都无法保障。从欧洲方面运兵运粮食吧，又受铁路运力限制。当年日俄战争之所以战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部队无法通过铁路及时东运的缘故。
如果中苏之战打起来，苏联必然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即要在东面的绥芬河和西面的满洲里同时应战。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这两个地方，一个在鸡嘴上，一个在鸡冠上，差着十万八千里，部队协调非常困难。与之相比，东北军借助于境内的铁路，其调兵速度却至少是苏方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仗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能忍就忍一下吧。
直到铁路局被东北方面来了个一锅端，实在是不能再忍下去了。
在发生驱逐事件三天后，苏联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抗议与上次不一样，因为苏联红军开始向边境集结了。
当张学良发现此动向后，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赶紧向南京发去电报，让老蒋给拿个主意。
老蒋的判断却是苏联人不过借此来讹人罢了，打是不敢的。
当年我把苏联顾问都统统赶回去了，他们又能怎样。瞧大哥我给你摆平。
老蒋的办法是像以前那样让英美等国从中干涉，而且他认为这比对日外交还要好使，因为举的是“反苏反共”这杆大旗。
可惜这次他失策了，事发后国际舆论全都齐刷刷地站到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话里面的意思明摆着，“革命外交”玩得太过火，照这么个革法，下一个轮到我们，是不是就要二话不说，把什么租界之类的都一古脑收过去了，那我们在中国还怎么个混法。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8日，中苏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不过一开始，双方战斗规模并不大，只能算小摩小擦，虽然互有攻守，但也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苏联远东军在库比谢夫将军的指挥下，曾派出骑兵部队进攻黑龙江边境，但遭到迎头痛击，被俘骑兵59人。之后，又调6千步骑兵袭扰，然而仍然一无所得。
在一些局部区域，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个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俄国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就在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他的出现，将改变一切。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6日，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柳赫尔（中国名加伦），接替库比谢夫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中国国内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革命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包括老蒋在内的很多国民党军政要人都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而这也是老蒋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炒了鱿鱼。老蒋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但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知道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旨参战。
在加伦调任之前，远东红军虽有两个军，但并非战时编制，两个军只相当于正规编制的两个师，而且还分散各处，因此在边境发生摩擦时自然容易吃亏。
起用被称为“远东军魂”的加伦，表明斯大林要下最大本钱了。随着加伦的到任，远东红军重新得到整合，各战斗单位也全部按战时标准配齐。
东北军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情形。
其实东北军也不是真的没有和苏军一较短长的能力。
当时东北军虽然退入关外，但毕竟曾经称霸过中原，其军事实力在国内各派系中仍能拔得头筹。非如此的话，老蒋在国民党内部角斗中，也不会要屡屡借用东北军的力量。至于后来他们进入关内，在久居繁华都市的情况下，导致战斗力直线下滑，那就可能是除“党军”之外的任何一支派系部队都会遭遇到的必然结果。
东北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能负责敢担责的统兵之帅。
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自郭松龄和杨宇霆被张氏父子除去后，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黯淡，像郭杨那样富有韬略且能服众的将帅再也无法寻觅，这与苏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15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组成两支抗俄军，由王树常和胡毓坤任军长，分赴东西两个战场指挥作战。
这两个人其实并不差。王树常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曾被吴俊升称为“王诸葛”。胡毓坤则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和傅作义是一期同学，真卖起力气来也不是白给的。可这两员将却都发挥不了作用。
原因还在于东北军中根深蒂固的派系之争。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到东战场，那里属吉林范围，是张作相的“地盘”。胡毓坤的抗俄第一军到西战场，此处又是黑龙江万福麟的“窝”。张万都是胡子出身，上不了大场面。但也正因为自己不行，所以他们对看起来很行的王胡就有所忌惮，惟恐他们打着打着就赖着不走，甚至搞出鸠占鹊巢的把戏来。
王胡当然心中有数，偏偏他们的资望、魄力和胆略都远远不及以前的杨宇霆。实际上，在“老虎厅”事件发生后，东北上层的文武官员，或贤或愚，均为之噤若寒蝉，平时做事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整天除了看上司的脸色行事，捉摸怎样保住自己的脑袋和乌纱帽外，就不会动其它脑筋了。
王胡虽然领命上阵，心思却全不在如何克敌制胜上。王树常还没出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求张学良把第12旅（张廷枢旅）安进第一军序列，倒不是张廷枢很能打仗，而是因为后者是张作相的公子。即便如此，张作相还让人带话给王树常，希望他到哈尔滨后，最好不要再往哈尔滨东南的一面坡前进，理由是避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
一面坡别说离边境的绥芬河了，和即将开火的中战场松花江战区都隔得好远，连那里都不能去，还怎么指挥打仗。
对这样的劝说，作为统兵之将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王军长很听话，他到了哈尔滨之后，真的就没再往前挪上哪怕一步。干什么呢，住大饭店里，打打扑克，赌赌钱，前线打得翻过天来似乎也与他没有什么相干。
相比之下，胡军长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的抗俄第二军到达海拉尔后，也不再前进，同样是怕“与黑龙江军发生摩擦”。
也就是说，中苏之战打起来的时候，真正在前面御敌的仍旧是原来的边防部队，所谓的两支抗俄军压根就没上过场。
与东北军估计的不同，苏军这次没有在东西两战场选择突破，而是在中战场的松花江开了第一枪。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一指”就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东北江防舰队）。
因为东北舰队可直接威胁到苏方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这是中方可攻可守的一个重要棋子。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海军又是东北海陆军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但同时却是苏方的强项。
如果说东北军的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个（“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可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于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很悲哀地说一句，我们民族真的很善于健忘。甲午海战打败后这么多年，海上御侮的最基本力量——海军还是没有多大起色（想想德国人，真是一个汗）。直到二次北伐时，东北海军这样的烂部队，竟然还能把北伐的海军部队打得一愣一愣的，结果继闽系海军（也就是北伐的那一支）后获得“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荣誉称号。
没上榜的“海军”自然也有。
不仅有，还很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而且还可能拥有好几个世界之最哩。
因为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作铁甲，装上小炮作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的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地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指挥部的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却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还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头昏脑涨，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江防舰队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同江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8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军事冲突同时开始的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极品）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它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担任海军版的潜伏任务。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罗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地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发现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地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里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了，就剩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它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而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身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江防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撤往上游的富锦。
岸上战斗和水上作战同时进行。
负责保卫同江城的是第9旅（李杜旅）。李杜本人其实是有些能力的，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混事的王军长。
同江之战打响时，因为前述原因，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还呆在哈尔滨动都不动，没往松花江派一兵一卒，更要命的是他还把拍马屁看脸色的功夫用到了战场之上。
李杜当时处境非常恶劣，苏军三面包围，自己后面就是江面，江上的苏军在炮舰掩护下，也在不断登陆。对于他来说，这还能勉强支持，至少能予以还击吧，但苏军飞机的轰炸却既挡不住，也还不了。
那这位要说了，东北军除了有海军外，不是也有空军吗？
是呀。当时东北航空大队第2队就是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的。
在打到艰难处时，李杜就希望自家的飞机能来帮忙。可是王树常却做主把所有飞机都分给了第18旅（丁超旅）。实际上，丁超从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中苏之战，飞机给他也是白给。
原因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只是因为丁超是“张作相的人”。
正是由于吃不消苏联飞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为免全军覆没，李杜只得和江面上幸存的舰只一样，率部沿河岸撤往富锦。
同江保卫战，李杜旅伤亡营长以下250人，苏军只伤亡了30人不到，一比八的伤亡率，东北军官兵很多不是被子弹打死的，而是倒在了飞机炸弹之下。这让李杜事后悲愤不已，在会上就直言：王军长向有诸葛之誉，我还以为他真有军事才能，本来很景仰他，现在看来却并不是什么将才！
事实上，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地撤到富锦，还得归功于斯大林并没有一捅到底的打算。同江取得进展后，他并没有让加伦乘胜追击，而是将占领同江的部队撤了回去。
斯大林认为，这时候张学良应该软下来了，双方可以见好就收。
得知海军在同江惨败，少帅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很自然地就开始了犹豫：要不就恢复谈判吧。
如果这时候开始谈，苏联开出的价码应该不会太高，无非就是让那两个正副局长再官复原职。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东北军想往后面退也难了。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双方开战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老蒋都坐不住，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不过小遇挫折，东西战场不是还没开打吗，干架有的是条件，这种时候是爷们的就不能闭眼皱眉。
“深孚众望”的张学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4日，他派第7旅（赵维祯旅）驰援富锦。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其它“强硬”措施也紧随其后。一天后，东北法院作出判决，将原领事馆被捕人员逐一判刑。一个星期后，南京外交部中止了通过德国进行的居中调停。
斯大林被彻底惹火了。
全面进攻，打到东北军喊疼为止。
战火很快延伸到了松花江上游的富锦，加伦要在那里为中战场收官了。
水战仍是决定战局的关键，但富锦水战的结果，早在同江时就判定了。
沈鸿烈手上现在只有一个“江亨”还有作战能力，从同江逃出来的“利绥”跟残疾人已无两样，根本不能打。
面对无米之炊，“能将”就是再“能”也无计可施。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30日，苏联黑龙江舰队溯江而上，兵临富锦。
可怜的“利绥”舰自己都病歪歪的，哪里还有半点还手之力，能做的就是自沉。对付唯一尚能一战的“江亨”舰，苏联人采用的办法是舰空协同，对面舰上发炮，上面飞机投弹（我们自己的飞机则还在丁超那里“闲置”呢）。
没几下，“江亨”就受了重伤，自沉。
至此，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三十五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水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尽管集结了2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近3千官兵，作战也尚称英勇，但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将帅统一指挥和协调，大家都害怕像同江城那里一样被苏联红军抄袭后路，四面包围——那里尚有江岸可遁走，现在连这个条件都没了。
在坚守一天后，部队撤出富锦。
富锦一战，东北军光战死就达300人，而苏军却只死伤14人，一比二十的比率还不止，真是越打越糟，糟透了。
同江一战，令苏联红军军心大振。
东战场战役随即全面展开，不过指挥者不是加伦，而是另一个运动战的高手——切列潘诺夫。
这位兄弟名气没有加伦那么大，但是经历差不多，也到中国来当过军事顾问，并指挥过东征和北伐，对中国军队的情况和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采用了抄袭包围的办法，即先把步骑兵将守军分割开来，然后利用步炮协同、地空协同的办法展开攻击，收效很快，伤亡很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苏军占领密山，在将当地军事设施予以破坏后撤回了苏境。
加伦这时候在哪里呢，他接力西战场。
当年库比谢夫“失足”就“失足”在此处，现在他要替自己的同事把场子给扳回来。
此时胡毓坤抗俄第二军已到达海拉尔，光这支部队就含步兵3个旅。边境上，在满洲里驻防的是第15旅（梁忠甲旅），其侧后是驻防扎赉诺尔的第17旅（韩光第旅）。从满洲里到扎赉诺尔，再到海拉尔，三点成一线，加起来至少有5个步兵旅。应该说明的是，东北军的旅建制很大，有的甚至相当于通常的师。比如梁忠甲旅就有将近1万人。
苏联红军能用于西战场的部队有多少呢？3个步兵师。
五比三，从总量上看，中方要胜过苏方。可是这说的是整体，不是局部。
胡毓坤和“王诸葛”一样，由于怕万福麟说他“干政”，到海拉尔后，始终没再往前面去，也未和前线建立过联系。
实际参战的就是前线梁韩的那两个旅，如此一来，数量的优势又没了。
作为黑龙江地方将领，梁韩和后来的马占山一样，都是很能打仗且宁折不弯的东北汉子。前面把苏联远东军司令库比谢夫干得没了脾气的就是梁忠甲。
然而他们猛则猛矣，也只能担负一方之责。由于缺少将帅进行全面筹划，对手又是加伦这样的苏联名将，失败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
加伦的打法和切列潘诺夫没有二致：抄袭海拉尔，把“三点一线”全部包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吃掉。
这就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思路，气势恢宏，果敢有效。
但是斯大林却另有考虑。
抄袭后路，这个打法很精妙，但是不要从海拉尔抄，那样可能超出部队的能力。
“超出能力”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区别——当时斯大林仍然把握着作战的分寸，那就是不能玩得太过火，要尽可能在边境上解决问题。
这样加伦就把抄袭的点放在了满洲里侧后的扎赉诺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夜，在东战场已经取得完胜的当天，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在坦克和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首先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一刀斩断，之后又切断了扎赉诺尔和海拉尔的联系。
这一出手，“三点一线”里面的线已经断开，三点真正成了三个孤立的点，而扎赉诺尔遂成苏军重点进攻的孤岛。
加伦深知扎赉诺尔在此战中的分量，因此把所能调动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进来，集中两个步兵师约2万之众进行攻击。
韩光第的部队比梁忠甲还少，只有7千人，且飞机坦克这些都没有。然知势不可为而犹不屈者，勇士也。战前一天，韩光第已有预感，他在给其兄长的家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敌来时，惟有拼此满腔热血以赴之。
加伦是准备当天就结束战斗的，但一直打到晚上，苏军又是开炮，又是侧击，以人数和武器的优势，不仅未能打开缺口，还遭遇了对方的反冲锋。
这是让加伦大跌眼镜的一天。虽然中方伤亡200人，可苏军也伤亡了70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获得过两枚红旗勋章的骑兵连长，创下了中苏之战以来苏军损失的最高纪录。
加伦不得不进行调整，决定更充分地发挥“钢铁部队”的作用。
天一亮，飞机先来。
中国守军连苏军的脸都没看到，就蒙受了惨重损失，然而无一人退缩。
接着，大炮猛轰。
这一次连民用目标都遭了殃，票车被炸毁，“乘客商民亦死伤甚多”，守军当然伤亡更大，但在苏军冲上来时，仍“死力奋战”。
见前面形势危急，韩光第带上卫队冲上第一线，并且亲自端了一挺手提机枪向敌扫射，以身先士卒的勇气，保证了部队仍能战斗不息（“喊杀之声，闻于数里”）。
苏军除了大炮飞机以外，坦克也是东北军比较难抵御的。
手榴弹炸不了，子弹打不进，一个连长不顾危险，干脆爬上坦克，揭开盖子，用手枪干掉了坦克手，而他自己也被后面的枪弹击落。
打到傍晚，加伦把预备队都投了上来，尽全力一击（“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韩光第左臂受创，至为重要的车站被苏军占领，但仍带伤力战。
团长张季英见大势已去，问他还有什么办法。韩光第看了他一眼：我的办法只有一个——誓与此土共存亡。
其实韩光第是有脱身机会的。
副官劝他后撤，至少不要以旅长之身在前线这样玩命厮杀。
韩光第悲痛地说，我一个旅都快打完了，弟兄们都死了，我怎么能够自己一个人逃跑呢（“全军将没，忍自退乎？”）。
话刚说完，苏军又冲了过来，韩光第奋身而起，大呼杀敌，最后中弹倒地，以身殉国。
有怎样的旅长，必有怎样的团长。
韩光第的两个团长，一个已经阵亡，另一个就是张季英，他已经受了伤，不能再战，于是掏出枪对准自己，选择了旅长给他的那个办法：誓与此土共存亡！
呜呼，东北军自创立以来，抗击外敌之顽强悲壮，真无出此役也。
随着韩光第全旅尽没，扎赉诺尔失陷。
在韩旅苦战的同时，满洲里也早已战火熊熊。
梁忠甲素称勇将，平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在作战时更是骑马往来指挥，因此军心巩固。同时，满洲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坚固，以致苏军的野战炮和榴弹炮都无法轻易将堡垒的护板射穿。
苏军连攻数天都毫无进展。加伦自己也感叹，称满洲里“坚不可摧”，守军抵抗“空前顽强”。
但是扎赉诺尔的失陷，使满洲里的防守难度立刻达到极限。
加伦挥师北上，调集全部人马，把满洲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他要求梁忠甲投降，但遭到了拒绝。
由于孤立无援，梁忠甲也想到了突围，但突围并不成功，反而还损失了400人，只得重新退回坚守。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22日，苏军在大批坦克的掩护下，对满洲里发动总攻击。
在阵地被炮火摧毁后，梁忠甲及部下8000余人弹尽被俘。
据战后统计，苏军在近一个星期的满洲里攻坚战中共死伤700多人，这在中俄战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点一线，两点既破，海拉尔已成危垒。
加伦乘胜继续东进。
5天之后，由于东北当局已有意谋和，东北军不战而撤出海拉尔。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后来却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称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被俘的万名东北军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十六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亦难辞其咎。特别是当时东北军已从海拉尔撤出，他却还派飞机一路进行尾追轰炸，确实忒不地道了一点。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得悉西战场战况，张学良的震惊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直到晚年，他仍对此记忆犹新。他说，那一战之后，都没有了。
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他说的当然是韩光第旅——“打得那个惨呐”。
直觉告诉他，不能再打下去了。
满洲里失守后，东北少帅再也顾不得南京的禁令，立即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出马，寻求与苏联外交部直接接洽，以恢复谈判。
张学良急得要发疯，可是南京外交部仍把希望寄托在寻求欧美国家调停上面。
调停没有成功。斯大林老谋深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英美法三国发出的停战照会，也就等于把第三国调停的可能性给生生掐断了。
张学良认为南京政府一点不实事求是，打不过，难道我连和的资格都没有了吗，这不是“整人”又是什么。
敢情都不是打在你们身上吧，所以你们才不肉疼。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22日，东北方面在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授权，事后也未予以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东北又恢复到了中苏冲突以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仍然为“中苏合办”（实际仍由苏联单独控制），以此换取苏军撤兵。
但在协定之外，中国版图上的一块鸡冠却不翼而飞了。这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苏军来了个不声不响，长期赖着不走。直到七十九年后，经过两国重新谈判，这一历史纠纷才得以最终解决。
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1日，张学良、沈鸿烈等六名东北军将领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东北军在中苏之战中作出的努力，张等六人也是这一荣誉创始以来的首批获奖者。
自始至终，旁边都有一个矮个子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不仅看，他还做记录，不仅做记录，他还搞分析。
这矮个子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
中苏之战，给他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观察中苏实力的机会。
日本跟苏联红军也是交过手的。早在一战快接近尾声时，因“解救捷克军团事件”，日本曾先后派4个师团进入西伯利亚。当然了，救人是假，捞便宜才是真。当时他们与苏联红军曾开过好几次火，虽然那时的红军实力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但日本人已经发现，这支由“红色拿破仑”托洛茨基和伏龙芝一手打造出来的军队潜力很大。
因为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的党军，一支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型的新式军队。
国民党最初建黄埔军校，就是准备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一支自己的党军，但实际上由于国共早早分裂等原因，所谓的“党军”搞得虎头蛇尾，并不成功。
在中苏之战中，日本坐山观虎斗，他们发现，此时的苏联红军与一战末期相比，已有了“出乎意料的长进”。
党军首重军纪，而参战红军的军纪非常严明。在进入满洲里后，没有人敢私自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算你是自己掏钱到饭店去吃饭，花的是自己的钱，那也不行，被部队发现后是要立刻勒令回营的。
身处战乱，有的东北军溃兵自己也抢劫商铺，但在满洲里攻坚战结束后，红军却把这些被抢的东西又搜出来，让失主认领。除此之外，他们还免费给当地老百姓发放食物和煤，甚至临走时都要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用说，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是很可怕的。
除此之外，苏军的战术协同能力以及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感到吃惊不已。
反观东北军，其暴露出来的内部矛盾和作战水平，和苏军简直不在一个档次。
中苏都是日本的“假想敌”，先对付哪一个，他已经心中有一本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