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红胡子，但在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却成为东北大帅和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东北王”一路过来，少不得要借助日本力量，但他又对日本保持着足够戒心，他是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的呢？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日本人对“满洲权益”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们对“满洲”这块黑土地充满“感情”，甚至他们认为，“满洲”比他们自己的东瀛国土都强上好几倍。
“满洲”好到什么程度。据说当年到山中打猎的人，只需在途中把随身带来的菜籽一撒，过段时间下山就可以去收菜了——那些青菜每棵都是大块头，没个七、八斤重下不来。
更不用说那些数也数不过来的矿产，这么说吧，日本缺什么，那里有什么。
然而让人哑然的是，中国的南方革命党人却曾有过一个看上去完全匪夷所思的想法：让满人滚回东北去，东北我们不要！
为什么？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们的精华是中原的“铁血十八省”。十八个省就够了，要东北这样的“鞑虏”所居之地有何用处。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11日，在武昌首义之后，中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南方革命家们把自己的理念用举旗的方式打了出来：十八星旗。红彤彤的旗面上，一共十八颗星，上面没有“满”，当然也就没有东北的存身之处。
到了次年，民国成立。五色旗被定为国旗（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但十八星旗仍然被作为陆军旗保留了下来。
东北当时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清王朝覆灭后，满人重步元末明初蒙古人的后尘，退出关外，与民国政府对恃；另一种则是像某些南方革命家说的那样，索性把东北踢出去，“卖”给列强，然后让他们“支持革命”。
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东北这个“鸡头”将从此脱离中国疆域，那么我们如今看到的东方雄鸡将极可能是一只“无头之鸡”。
面对此情此景，最气喘心跳的也许就数日本人了。如果是后者，那就太好了，你们不要我要，哪怕是“买”。退一步，就算是前者，满族人建“满洲国”，和后来溥仪搞的那套没什么两样，迟早还是要被我所制，“满洲国”沦为和朝鲜一样的傀儡国只是迟早的事。
不行了，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真恨不得立马跳过对岸，把朝思暮想的满洲一把抱过来。
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两种可能性都未成为现实。因为满清政府倒台后，东北仍由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汉人控制着。
这个东北人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海选候选人，张作霖。
我们的故事，就从他开始讲起。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拙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他的祖辈是闯关东过来的。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清朝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的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都不肯轻易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尤以山东为最（“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著名的柳条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柳条边者，有满洲长城之谓也，其实说穿了就是一道篱笆墙，只不过这道篱笆墙的影子不知道咋就那么长，延伸开去，竟然长达千余公里，一下子就把关内关外给遮断了。
但是对于关内百姓来说，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苦依然是一样的苦，到关外去讨生活已经成了他们在黑暗中唯一的指望。尤其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不顾禁令，“蜂拥蚁聚”，“扶老携幼”，哪怕刀架在脖子上都要到篱笆墙那边去看一看。
闯关东，实在是吾国近代一个充满血泪和不堪回首记忆的历史名词。
至咸丰十年（1860年），禁关令已名存实亡，加上当时俄国人老是不怀好意地在黑龙江边上移来蹭去，清廷便采纳黑龙江将军“移民实边”的建议，正式打开了柳条边。一时间，关内“闻风踵至”，几乎把东北变成了一个“移民社会”。
到我们的主角登台亮相的时候，作为已经得以立足的新移民，他已经不再需要拼着性命“越过那堵墙”了，但为了生活，他还必须继续“闯”下去。
如果不是家庭遭遇变故，老张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可实际上家里一贫如洗，并没有什么财。店面是有一家，只不过有财老爸并无半点经商的才能和热情，他另有一个兴趣爱好，叫做“设赌抽红”，虽然偶尔也能赚点钱，却终非致富之道，所以家里就只好一直“无财”下去。
那个年月，读书考取功名是大多数人的梦想。张作霖也是如此，他甚至曾对识文断字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渴求。由于家里实在无钱供他读书，这小子就趴到私塾馆窗户上偷听，一来二去，把个塾师都给感动了，答应可以不收学费，让他免费跟读。
翻翻史书，穷孩子靠着这种虔诚得以走上仕途的还真不老少，大约从古到今，吾国吾民都是这么穷苦着熬过来的。这才有了范仲淹食粥划块，欧阳修芦苇习字的典故，他们后来也都学而优则仕，成为一代贤相名臣。可惜身逢乱世，张作霖却没了诸如此类的好运气。
光绪十五年（1889年）。老张应该对此刻骨铭心，因为老爸就在这一年被仇人给害死了。一夜之间，本来已经漏风透雨的家自此再也支撑不住，哗地一声全塌了下来。
那一年，光绪十九岁，将要亲政，他已经在考虑怎样治理天下，而张作霖十四岁，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怎样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
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都不能否认这段经历对张作霖的重大影响。其实，在民国人物中，并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倒霉。后来的蒋介石、黄郛，都是从小不是失去老爸就是失去老妈，这在无形中造就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一方面夹缝之中求生存，在激烈无比的角斗场中能够一拼到底，绝不回头，另一方面，在受到挫折时也不免时时触景生情，感伤身世，具有非常浓厚的悲剧情结。
不过那个时候，拜将入相与张作霖的距离实在太远，对于彼时的他而言，就算做个普通读书人也已经成为一种奢求。活着才是硬道理，当年闯关东的祖辈们留下的人生信条，再次交到了老张手里。
靠老妈一个寡妇显然是没法养活自己的，十几岁的张作霖便跟着一伙生意人到了高坎镇讨生活。
可是一个未成年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他能干什么呢？
答曰：像武大郎一样地去卖烧饼。
这个活实在太乏味了。既然没有书可读，老张也像他老爸那样学着开始耍钱玩。这下可好，大饼没卖出几张，老本却全给赔个精光。
那就换一个行当吧，学木匠。
老张捡起大锯，呲牙咧嘴地拉了几下，然后——
扔了。
这是人干的活吗，太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乐趣。人的一生，怎么能在这样无趣的生活中度过呢？
这大概就是老张之所以为老张的特别之处：我要吃饱，但我也要幸福，我的幸福人生在哪里呀？
更现实的问题是，究竟哪一行适合于自己。
老张找啊找，终于找到了一样，那就是去跟动物世界的小朋友打交道：学兽医，具体来说就是相马和医马。老张发现这才是他喜欢而且擅长的，据说，他曾经把一部牛马经的要诀背到烂熟，一般病马在他手上都能做到药到病除。这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在大车马店当佣工的机会。
东北的车马店就和沙家浜里的春来茶馆差不多，无非是“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只不过来客对茶没兴趣，他们只对马有兴趣，而这些客人中自然少不了旁门左道、三交九流。老张在这些人中间跑来跑去，识马相马的本事固然长了不少，识人相人，包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水平也在不断见涨。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以小伙子的聪明能干，假以时日，是颇有些做车马场老板的潜质的，那就是另外一个类似于胡雪岩的故事了——后者也是从钱庄小伙计开始干起的。
然而人生的各种偶然性实在太多了，外面的大环境不许可，老张藏于骨髓深处的个人性格也不允许。
有一段时间，因生活所迫，张作霖曾给一财主家放马，结果一不小心，马跑了，他自己却跑不了，被财主一顿死揍，打得有出气没进气。完了一看，没气了正好，趁着晚上，扔出去。
外面天寒地冻，奄奄一息的老张要步老爸的后尘了。
幸好一个老头路过，救了他的性命。此时的老张一无所有，他的报答方式只有一个：给你们家白干活。
等到老张开始做兽医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钻天燕”的道上朋友。同样是一个晚上，他带着“钻天燕”把财主家抄了个底朝天，然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这时候的老张，就象《济公》里的主人公，似哭似笑地注视着那座燃烧着的豪宅：烧了烧了，一烧百了。
所不同的是，济颠做了看得见摸不着的神仙，老张则从此成了现实世界中“替天行道”的忠实拥护者。
此后，看似“滑头”的张作霖始终保持着他那“铜豌豆”似的狠劲：活着，除了要设法填饱自个肚皮外，还得活得像个人样。
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年的老张离开了高坎镇。不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一个可以靠手艺吃饭的人，也就是俗称的“马郎中”。
此时甲午战争打响，河北一支清军奉调驻防辽西。“马郎中”也被招去给军马治病，这一去，老张就不走了。
以前只知道胡子威风，没想到官兵比胡子还威风，有皇粮可吃，有阵仗可打，多过瘾啊。
老张自此就成了当兵的人，而且在部队里积极要求进步，不久便升任哨长（相当于排长）。
可惜这段完美生活实在过于短促。到中日战争结束，出关的清军重归河北，张排长不愿离乡，只得就地退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连兽医都干不下去了，老张想想白道没得混还是混黑道吧，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和“钻天燕”一样的绿林道路。这回，他自己做头，拉起了一杆人马，并成为当时辽西多如牛毛的“红胡子队”之一。
那几年，中国的乱似乎一直没停过。甲午之后，又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庚子大乱，俄国瞅准机会，一家伙就蹿入了东三省。
当时朝廷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中原出了义和团，东北则出了忠义军。
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为旗号，对入侵的俄国鬼子进行袭击，领头的首领叫刘永和，原来也是胡子出身。于是辽西地方就有人倡议，说人家是胡子，咱们也是胡子，为什么不集合起来，担当“保境御俄”之责，做一个“爱国胡子”呢。
这样，“红胡子队”就集合起来，以黑山为中心，组织了保险队。老张的人虽少，但爱国人人有分，便也忝居其列。
说是要打老毛子，可还没几天，保险队首领们自己却先围绕究竟谁坐第一把交椅这个永恒难题打了起来，反倒把地方上弄得更加一团糟。最后胜者为王败者寇，出了两个大王，一名王兰亭，一名杜立山。
这里面原本没老张什么事。他的那个“保险区”实在太不起眼，也就七八个小村子，属于标准的小帮小派。不过“地盘”虽小，老张却十分尽责，他没几杆枪，打不过别人，遇到其他地方的胡子或游兵散勇来打秋风时，总是提前打招呼，而且一副苦瓜脸：兄弟，先喝口茶吧。我这地儿穷得实在拿不出什么，你要不嫌寒碜，看我身上还有看得上眼的，尽管拿去。
干胡子这行的，出来都是凶神恶煞，你争我夺，没见过这么可怜巴巴的，还真让人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喝口水，抹抹嘴，换个地儿去发财。
这样一来，老百姓都觉得老张“仁义”，算得上是个厚道人，附近村庄还有主动要求他去“保险”的，这使得老张的“地盘”越扩越大，由七八个村庄一下子增加到了二十多个，从小帮派升级到了中帮派。
可是，江湖就这么点地方，你“地盘”大了，就意味着别人的“地盘”小了。被抢了“地盘”的主便使开明枪暗箭，老张一个不小心就着了道，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决定去投奔辽南的保险队。
到辽南去要通过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是一个大集镇，光商号就有50多家，土围子修得比那城墙还高大厚实，而且镇上也有一个大团（保安队）。老张一想，这地方很难过得去，那就用老办法，提前打招呼，希望能借条道过去。
此时张作霖“仁义”之名早已远播，都说他仗义，所以镇上商会不仅答应借道，而且还允许他们稍作停留。
这一停，就留住了。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满脸横肉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有“万人喜”之称，虽然文化不高，却很会说话，一下子就把商会会长都给打动了，最后拍板，索性让他加入八角台大团。
八角台原来的团练长叫张景惠，一看老张是个人物，竟然决定以后跟着他混：大哥，这个团练长让给你做，我干副的就行。
老张因祸得福，从中帮派一跃跳到了大帮派，与王兰亭和杜立山可成鼎足之势。
从小喽罗到大头目，能混到这个地步，照理应该知足了。
然而老张却不这样想，他已经为自己定出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那就是进城，接受招安。
可是要想顺顺当当地被招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年宋江为此挖空心思，甚至不惜让燕青使出美男计，通过李师师的关系，走皇帝的后门，才得以被招下山。
老张倒算得上是个美男，可不知到哪里去找李师师。
然而，“李师师”说来就自己来了。
这位“李师师”可不是青楼女子，她是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的夫人，正急着回东北去找老公。可是那时候奉天和北京不通火车，只能用骡车拉着走。就是坐在车里面吧，也不安心，因为听说路上到处都是胡子，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打劫——乱世嘛，连将军的招牌都不太顶用。
增祺夫人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可是怕什么来什么，有人求见，说他叫张作霖。
这女人脸都吓白了。她知道张作霖曾是个“红胡子”，在她印象中，干这行当的，一旦给碰上，不用问自己能死还是能活，单论要吃馄饨馅还是刀子面。
好在传说永远是虚构的成份居多。老张很快就用微笑和谦恭改变了她的印象——人家是派兵来保护她的。
在胡子这个圈子里，张作霖比盛京将军的名头都好使。有了老张派的人作为保镖，这一路上风平浪静，稳稳当当地就到了将军府。
将军夫人一回去就猛吹枕边风：这姓张的就算真是胡子，也是一个好胡子！
一枚棋子落下，已经预示着老张的后半盘棋局将注定一片光明。
除了老张，当时的胡子中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一步，既使想到了也不一定做得到。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泾渭分明。
没过多久，时局渐趋稳定，这对保险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要下岗了。
显然，老张面临着重找出路的问题。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招安。不过，作为一个好人缘胡子，不用他说出口，已经有人在帮他想办法了。
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张紫云觉得无论如何要拉张作霖一把，便约了另外一位当地名人——黑山秀才杜泮林，一道去拜见新民府的知府增韫，希望由增知府来收编八角台团练。言谈之间，自然免不了要把张作霖的人品拿出来吹上一把。
增知府本来对胡子还心存顾虑，但听这二位绅士把老张抬举得这么高，自己的班子又刚刚搭起来，正好缺少枪杆子作支撑，就答应先见上一面再说。
老张多心明眼亮的一个人，等到他拜见知府时，听张杜二人口称增为老师，他自己也增老师增老师的叫得不亦乐乎，那小嘴甜的让知府都刮目相看，印象顿时大变。
不过光知府有收编的想法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事他说了不算，算数的是他的上司——增将军。
增知府本来以为这事会很难办，没想到报告打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上级还称赞增知府有头脑，会办事，说这是个“化盗为良”的好办法。
其实是因为报告上写清楚了，收编的胡子姓张名作霖，增将军早就通过自己夫人的遭遇了解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胡子”了。好胡子，自然有吃上皇粮的福气，至于其他胡子，对不起，下不为例，咔嚓一声，落了闸，全都关外面去了。
老张那时候只有百来号人。不过在增韫问老张有多少人马时，他脑子里转了几圈，想着人多官才能当得大，便直接跳过连排，说自己有一个营。
好，那你就是帮办（副营长），快去召集吧。
有了指标，老张赶紧回到黑山，来了个紧急招募，结果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凑了一个营出来。
点编后，老张的队伍正式民办转公办，成了“国家的人”。虽然驻扎的地方还是八角台，不过时来运转的一天已经到来。八角台，将注定成为老张事业起飞的发祥之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张作霖由帮办升任管带（营长），带着一个营的人马进入新民府。
乡下户口突然变成城里户口，要问感觉如何，只有一个字：爽！
不过“爽”只能爽在心里面，绝不能大声喊出来。因为城里可不是那么好混的，这里虽无牛头马面，却少不了勾心斗角。
进了城，张作霖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他仿佛是又回到了当年的马车房。
新民府谁是老大，或者说，谁是马车房的老板？
这还用说，当然是知府增韫。
好好捉摸一下，老大究竟会重用什么样的人。银子，那是必须进贡的，从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别看知府大人满口子乎者也，整天一本正经，关上门跟你我又有何区别。
除了需要“馈以金钱”外，会做人也很重要。
在增老大面前，自然得低眉顺眼，做出一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样，就是对待围在增韫身边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也得小心应付，以便此辈在领导面前只说自己好话，不说坏话。
至于做事，那更不用知府操半点心。增韫没想到的，他想到了，增韫不高兴去做的，他去做，总之，把什么坏处都给你摆平，把什么好处都留给你，还愁什么。
增韫一点不愁，一个人做他的逍遥官去了，而新民府的军政实权，则悄悄地转移到了张作霖手里。
不久之后，老张的谋略在对外领域也得到了初步演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打了起来。打就打吧，还非得在中国的东北地面上打。清廷既不敢不让打，又不敢让这些人滚出去打，只好划个界出来：辽河以东是战区，以西是中立区，战区可以打，中立区不可以打。
然而在自己无任何实力作基础的情况下，规定又能顶什么用，作战双方都不遵守规矩，他们高兴打到东就东，西就西。
这下子，又乱了。
其时老张虽说有一个营，却是保安和胡子升上来的一个营，武器好多还是土枪土炮，要想“赶走侵略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他这时候就已经悟出来了，对付这些洋鬼子还得用上当小伙计时学到的那点本事。
他把自己的人马一分为二，一部维持当地治安，一部跟着自己在日俄两国军队中间混事。
“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
我给你们说啊，我是没什么原则立场的，谁厉害，谁给我好东东，我就帮谁！
一开始，俄国鬼子来势汹汹，兵强马壮。那好，我帮你，不过得给我枪给我炮先，还有钱。
老毛子正是用人之时，手一甩，枪啊炮啊钱啊立马就扔了过来。
老张飞快地接在手上，然后大叫一声：冲啊！
却是动口不动手，出工不出力，基本上还是看着俄国鬼子往前冲。
当然了，这样也不是一点风险没有。转眼之间，战场风云突变，日本鬼子又得势了。很不幸，在俄国佬打败仗的时候，老张虽然窝在后面，却也没能跑得赢，竟然被逮住了。可是他还另有一招，那就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你们不能打死我！为什么呢？我没有血债啊。其实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家同文同种，我会真的帮红头发蓝眼睛的俄国老外吗？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再帮你们打他们。条件是你要先给我枪给我炮，还有钱……
日俄战争结束，老张的部队经过俄日轮番“武装”，既有俄国炮弹，又有日式枪械，数量也从一个营发展到了三个营，与战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新民府地方也未受到大的损害。
这就是标标准准的政绩啊。还犹豫什么，提拔，立即提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地方要员换了一茬，盛京将军和新民府知府都另易他人，可老张却始终还是“铁打的兵”。
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出自于汉八旗，不是增祺那样纯草包型的满族旗人。赵将军此前曾做过户部尚书，官声很好，一到任后就看出张作霖这小子有出息，遂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按照《水浒传》的固定套路，宋江被招安并加官后，那是铁定要去招呼方腊的。如今成了官军的老张概莫能外。
群胡不除，如新民府何？
黑山原先有三个山大王，老张自己从良了不说，剩下来的就是王兰亭和杜立山，如果不把这两座大山搬掉，所谓剿胡只是一句空话。
能够并峙而立，本身就说明在胡子这一行，王杜二人在业务水平上并不逊色于老张，所以如果面对面的较起真来，特别是在两人联手对老张的情况下，后者还不一定能占到多少便宜。
想来想去，老张决定按照先难后易的方针，从最厉害的杜立山着手。他采取的相应策略是先稳住王，再搞掉杜，然后腾出手来反制王。
要想稳住王兰亭，就必须有人穿针引线，从中说合。这些胡子身边无一例外都有一“军师”跟着，没事的时候摆摆威风，有事的时候出出主意。所谓的“军师”，一般都是黑山境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前秀才，就是前举人。
老张通过“军师”，成功地做到了至少在表面上与王“过从甚密”。
接下来，他如法炮制，拜黑山秀才杜泮林为义父。这杜绊林虽不是“军师”，但和两座“大山”关系都很密切。由他出面给杜立山送去请帖，邀其赴宴。
论实力，杜立山是黑山最厉害的胡子。由于仇家众多，他轻易是不出去吃饭的，可是看到邀请的人是杜泮林，想想这老头没有什么理由要害他，便一头钻到笼子里来了。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对待“本是同根生”也是丝毫不留情面的，酒席宴前就掏出知府的逮捕令，把人抓住并立即干掉。杜泮林始知上了老张的当，然而追悔已迟。
杜立山一完蛋，王兰亭唇亡齿寒，走在半路上就被人给修理掉了。至于凶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
反正不管怎样，兵不血刃地削平黑山各山头的目的已经达成。新民府从此再无匪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改建省制，盛京改为奉天省，首任东三省总督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徐世昌。新官上任，他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把张作霖提拨为统领（旅长）。另一件就是调张作霖移师洮南府，“进剿”内蒙抗垦军。
在这段军旅生涯中，老张最大的对手是陶克陶。陶克陶者，亦一揭竿而起之好汉也。但老张如今身份不同，连黑山的那些昔年同道都照灭不误，更别说从没有过任何交情的草原绿林了。不过，老张这回的苦头也吃得着实不少。
抗垦军人数很少，与清军相比，基本上是100个清兵对2个草原骑兵。然而围来“剿”去，这100个却始终抓不住那2个。原因就在于抗垦军从小就在草原上生活，马术十分精湛，素有“马背雄鹰”之称，加之他们地形熟悉，行踪飘忽，打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令惯于“阵地战”的张作霖一上来就抓了瞎。
史料上说，此次草原之战极其艰苦，共历4年，接仗104次，最后用四路合击的办法，才迫使陶克陶退入俄境。
总算大功告成，此时的张作霖意识到，他必须搬家了。
原因就在于洮南离奉天省城太远，而当时老张在军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吴俊升，驻扎的地方却比老张还近，一旦省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怕被这小子得了先手。
老张于是多次打报告，要求从洮南调走，可是上面却一直不批：草原的夜色多沉静，你还是在那里好好地干下去吧。
真是气人，但也没办法，只得静待时机的变化。
吴俊升在军队里的资历比张作霖还老，因为小时候被冻伤的缘故，说话不利索，人送外号“吴大舌头”。这兄弟虽然长得傻大黑粗，却也自命英雄，颇有与老张争山头的架势。
现在就看谁的运气最好，耳朵最灵，动作最快了。
宣统三年（1911年），南方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剑锋所指，各省群起响应。东北革命党准备推出的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蓝天蔚，此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师长）。
得知消息，继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已坐在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既然省城之兵不能指望，赵尔巽能想到的“勤王之师”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一个就是吴俊升。在他眼中，这是两个最能打仗也最可靠的人（“忠勇可恃”）。
救人如救火，快发电报吧。
张吴二人几乎同时接到电报，如果单就直线距离论，吴俊升应该稳赢。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传下来的命令是：行李还没装备好（“行装未整”），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就出发。
第二天，不用上路了，因为已经有人远远跑他前面去了。
老张在接到电报后，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点起500骑兵，打马扬鞭，往奉天飞驰而来。
经过吴俊升的营地时，估计这傻大个还在呼呼大睡，老张就派人去他大帐里等着。等大舌头醒了，来人告诉他：“张统领”（张作霖）过境，不过“迫于严令”没敢停下来和你喝杯酒，只有到省城相见了。
吴俊升傻了，这才知道张作霖的厉害之处，过了好久才叹息着说，你们张大人真不是凡人啊（“张公抑何神也”）。
机会已被老张牢牢抓住。吴俊升作为曾经的对手，第一个出局，后来甘拜下风，反过来成了跟在老张后面混的小弟。
接下来的对手无疑就是名气很大的蓝天蔚。
蓝天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被称为湖北新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据说武昌的革命党人本来是打算拥他为都督的，可因为当时他人在奉天，一时赶不过来，这才让黎元洪捡了一个现成便宜。
张蓝二人，如果面对面考试，老张没准会输得连家都不认识。何况此时蓝天蔚手里的筹码要远远超过对手，一个师即使不出击固守城池的话，对500远道而来的骑兵，也是以逸待劳。谁更有胜算一望可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还没正式交手，蓝天蔚就换了便装走人了（“易衣遁”）。一个重要理由是：来敌势大，恐奉天不能支持。
这位士官生不知道，“势大”，那是老张“造”出来的。
张作霖在未进奉天前，就把一部分骑兵撒开，让他们到周围的客栈、商号和民宅，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猛贴海报。于是，到处都是海报，到处都有张的骑兵，给人的感觉就是，援兵铺天盖地，不是5百，而是5千，甚至5万。
蓝天蔚出走后并没走得太远，他住在大连日租界，仍想以“临时关东大都督”的名义遥控指挥东北起义。
这时候的革命党人，纵使“名将”，也实在幼稚得可怜，无论胆略还是谋略，都远不是张作霖这样的老混混可比。
掌兵权的都不在了，再怎么遥控得好，剩下来的人也翻不了天了。
张作霖由此看穿了革命党人的虚弱。
你们不是怕我的枪吗，好。
开应对会议时，还没等革命党开口讨价还价，他就啪地一声把手枪摆在了桌上：张某何许出身，大家应该拎得清吧？
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赵尔巽终于得以重掌东三省政局，而张作霖亦因功受赏：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
民国元年（1912年），龙旗换成五色旗，北洋祖师爷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张作霖也由清国的旅长升为了民国的师长。
当师长后，老张却发现上面拨下来的军饷不够发了。其实这种事情在百废待兴的民国几乎是通例，别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克扣。张作霖认为这样会影响部队士气：工资都发不全，凭什么让我们给你卖命。
如果在清代，可以号召大家用钱来捐官捐功名。不过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已经没有人公开这么干了。
张作霖想了一个办法：赌。
奉天城里，老张就是实际的老大。那些跑官买官托门子的，都想来走他的后门。一问，接近老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他赌。
进得张府，老张连对方姓名都不问，马上就开赌。上门的人都知道，赌是假，送钱套近乎是真，所以开始都没真想赢老张的。可是赌着赌着，却发现不对劲了，不是你想不想赢老张的问题，而是非得输个底朝天给他的问题。
受死鬼老爸的影响，老张的赌技绝不输于他的谋略，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东北赌王”，什么推牌九，打麻将，押大小，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赌局来去又很大，不是几百块，而动辄就是几千甚至几万。
脸上流汗了，还是留两个子打的回家吧。
且慢，张府赌博是有规矩的：钱不输光不许散！
有吃不消这种打击的，只好知难而退，从此再也不敢来买官了。但也有誓死不退的那种，前前后后来过好多趟，最后就真的把家底都输光了。
完了，这不是要家破人亡了吗。不用怕，老张不是那种赶尽杀绝型的，他会把你留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就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以前做过什么事。然后，他当着你的面写个简历，让你回家去等。
不用多长时间，你就会收到大小一张委任状。
大家都知道，在老张手下当兵绝对没有亏吃，薪饷一个子都不会少你的，而这些都是靠他老张赌博“赢”过来的。
民国五年（1916年）4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从此正式登上封疆大吏的宝座，东北军政大权在握，一时风光无二。
民国年间，无论多么了不得的枭雄，若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和认可，别说争霸天下，连站稳脚跟都难，这是当时的一个客观事实。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只不过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最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谋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杀来。
老张和陶克陶这样的草原猛男都干过架，还怕你，结果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在东北地面上算是占住了脚，但以他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不跟日本人打好招呼，未来仍然只是一个摸不清深浅的未知数。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去拜访了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
拜完军人，还得拜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联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如前所述，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能够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机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在与直系吴佩孚的角力中，张作霖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回关外。这是他第一次入关争霸的尝试，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老张没有气馁，他转而实行“精兵主义”，计划通过“整军经武”（整训部队）来提高部队的档次，以图东山再起。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各国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进1万支枪，12门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又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日本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张作霖虽然得到过日本的帮助，但双方关系很早就埋下来了裂缝。最根本的争执点即在“满洲权益”上面，而所谓的“满洲权益”，又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签下的“二十一条”。
民国建立之后，满蒙仍然划入中国版图，这让日本人大为泄气。既然一口吞不下，只能慢慢嚼了。为此，他们盯上了袁世凯，并把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和对满蒙的企图，一块打包，弄出了一个“二十一条”。
近人述及袁氏，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是，此人不学有术，而且很有术。当年，他被日本人揿着脑袋签“二十一条”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没少用“术”。
老袁先拖。早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就竭力拖延谈判时间，本来一个礼拜开五次会，偏开三次，每次谈判都要“请茶”，导致会议不浪费两三个小时都没法进入正题。
最后日本人火了，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签字，即宣战。当时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已经出兵占领山东，宣战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讲讲。反正打德国是打，打你中国也是打。
北洋政府认为，至少在十年之内，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在限期到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内，中方代表不得不低首签字。字是签了，但老袁却从侧面着手，耍上了“阴招”。
事前，日本曾要求整个过程必须“绝对保密”。袁世凯却根本没给日本人保密，他通过有意制造“泄密门”，把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国内国外无人不知。
这下可好，先别说国内因此风起浪涌的爱国运动，列强首先不干了，说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你现在要独吞中国，把它作为你的“保护国”，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
结果，明明签了字的文件却无法执行。
日本人恨死了这个袁大头，自此便积极支持倒袁。史学界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袁世凯在“称帝丑剧”中的败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强力倒袁”。袁世凯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我的死）为日本去一大敌”。
“二十一条”共有五大项，与“满洲权益”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该项条款除把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延长至99年外，还要求日本在满蒙拥有各项特权。
日本人把援助张作霖，作为实现和扩大“满洲权益”的一个捷径。在他们看来，双方是债主和债权人的关系，今天给你一点利，明天就可以向你收高利货。
但是老张却不这样想，他认为大家是合作的关系，江湖朋友，兄弟一场，你拉我一把，我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回报你一点，也不欠你情，但你不能永远得寸进尺，无休无止，甚至跑到我家里来，动我家产的念头。
这种矛盾冲突在张作霖入主中原后达到了顶点。
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作霖再次挥师入关，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击败了吴佩孚。自此，在北洋政府内部，奉系独掌政权。
这称得上是张作霖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居无定所声名狼藉的红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可是日本人却把张作霖的成功完全看作是他们的功劳。陆相宇垣一成（陆大第14期）甚至说，现在有很多笨蛋，以为张作霖掌控北京是老天照应，“天佑之福”，真是个大笑话。要不是我们“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局面呢。
与此同步的，就是对张作霖索要的价码在级级攀升。
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奉天危急，张作霖面临着下野或被杀的危险。情急之下，他从关东军中雇用了62名炮手，并借用了大口径重炮，这才挽救了局势。不过在这件事结束后，他马上就登门酬谢，专门拜访了日本关东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并拿出一笔钱打赏了帮他出力的日本军人。
老张认为自己欠的人情应该还掉了，感谢的话也说了，钱也给了，已经仁至义尽。可是日本人却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很快又扯到 “满洲权益”上去了。
这个时候的张作霖身份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东北王”了。特别是入主中原后，他有了更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无限制地答应日本的要求，不光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也会对他的个人声誉带来致命伤害。后者甚至可能让他失去争夺北洋领袖的资格。
他因此私下对别人说，我过去做胡子不要紧，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之外，找碗饭吃吃，但如果被别人骂成“卖国”就不一样了，那是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万万使不得。
他一度想学他的老对手吴佩孚的样子，依靠英美来制衡日本，但在见效不明显，日本人又逼得太紧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继承“北洋传统”，明的搞不过，暗里使绊子，同时还加上了一点东北特色的“忽悠”。
通过一次次谈判，表面看来，日本得到的实惠确实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这都是“二十一条”上明确要求的特权，只是一直没有实际兑现过。当得知张作霖在这些条款上松口时，日本人最初也颇为之狂喜了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曾想，你快，别人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汉民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人们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狠。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直冒冷气。
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糊弄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