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尤嫌不足，向山海关继续推进。大敌当前，国民党高层内部却存在着不可为外人道的矛盾纠葛，蒋介石给张学良提出的上中下三策，究竟有何含义？
就在马占山回国的时候，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京国民政府正为此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继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南方的上海挑起事端后，陆军也当仁不让，像搞竞赛一样，又在北方热河点了一把火。
热河这个叫法，现在已经没有了，民国时候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么说吧，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就这么一大块地方，就都是属热河省的。
不是说到东北为止吗？
谁说的。
日本人翻开一本地图册，你瞧，这上面，热河就划在我们界内呢。
再一看地图册，“满洲国”的。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热河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外相内田不早就说过了嘛，热河属于满洲的一部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完全不用有任何置疑（“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
可就算是这样，那是“满洲国”要理会的，干卿何事？
怎么没关系，裕仁天皇说过，关东军要保护“满洲国”，日满一家，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反正道理都是自己说说的，管它圆得过来圆不过来。
其实，日本想打热河的歪主意，老蒋也不是不知道，说实话，这个世界上，谁又能比谁更精明多少。
不过他开始不便直接插手，因为热河从势力范围来说，毕竟是张学良的地面，而后者可是东北军的老大，响当当的地方实力派。
一般人都认为老蒋薄情寡义，对少帅这个老实孩子挺不厚道的。说起来，这都是后来人们的印象。当初，你只要扳开手指头数一下就知道了，老蒋几个盟兄弟，都是斗得死去活来，他真待一个人好过的，那还就是小张。
这个原因如果探究起来也并不复杂。老阎、老冯、老李，哪一个不是玩计谋、斗心眼的高手，跟他们在一起，老蒋都觉得自个儿脑细胞不够用。
与这些“老甲鱼”相比，小张就显得“单纯”多了，起码不用费那么多脑子，而且老蒋在他升沉荣辱的重要历史关头，小张也每每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远的改旗易帜不说，近的就有中原大战时的入关拥蒋，那都不啻是在政坛上狠狠推了老蒋一把——往上。
这位要说了，小张忙是帮了，可也不是无代价的，不是给了那么多钱吗？
你要这么说就抬杠了，那还有给了钱不帮忙的呢，又找谁说理去。归根结底，钱总是要出的，但出了钱也不是万事大吉，那得看情分。再者，小张要钱也不是说他自个儿缺零花钱，不是“军饷”就是“开拔费”，取之于公用之于公，都是有名目的。
不要钱，仗义过的，也有。锦州失陷之前，老蒋被逼下野，陆海空总司令自然没得当了，而小张也把副司令给辞了，同进共退。这些老蒋都是心中有数的。
相对于马占山“抵抗将军”的赫赫大名，东北少帅当时的处境很糟糕，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就给他冠名曰：不抵抗将军。
其实这个称号不是“九.一八”事变后拿到的，是在锦州丢失后才有的。可知当时朝野舆论多么尖锐。
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后的老蒋，不仅未多加指责，反而还任命张学良为刚刚设立的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护短。
不仅一般政客，军人都对此议论纷纷。老蒋的中央黄埔系不用说，肯定是有意见，就连19路军的翁照垣，也曾在背地里对东北军和张学良说长道短。
我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懂政治啊。
难道老蒋就为了那么一点哥们儿义气，所以才刻意护着张学良？
否，你得看看他背后站的那一群人。
东北军，几十万呢，都以少帅马首是瞻，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真把小张给撸撸了，他们能不跟你急？这种馊主意，你说给刚上台的孙科听听还差不多，老蒋可没这么幼稚。
保卫热河，还是要看我这位盟弟弟的。
但实际上，热河虽然说是小张的地盘儿，但真正在那里称霸一方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黄显声黄铁汉当奉天警察局长的时候，不是要打老虎吗？当时就碰到过一只特大的老虎——汤玉麟。
汤玉麟其时任热河省主席。
你还别说，汤玉麟跟老虎还真有缘分，因为他自己就有一个外号，叫做汤二虎。这人要放到现在，就是一老虎发烧友。只要是跟虎有关系的，他都当成是喊他呢。墙上挂着的是虎画，屁股下面坐着的是虎皮，桌上放着的是虎标本，连星座也是黑虎星座。
有人在他家里还看到过一张照片，上面是汤玉麟骑在虎背上，手里端一挺机关枪，酷劲十足。你要说当初也没什么PS技术，很难像华南虎那样作假，我估计是找了一个民间马戏团给弄出来的。
当然了，汤玉麟要跟老虎攀亲戚也是有缘故的。别人是仗势欺人，他是仗虎吓人。
想出这个主意的，也并不止他一个，在奉军的老派人物中，几乎比比皆是。
吴俊升吴大舌头便自称是黑熊投胎，平时家里养好几只熊，他本人则连走路也模仿熊瞎子的动作，一摇一摆，很像那么回事。轮到张海鹏，他不说自己是黑熊精了，他说是张飞转世。为此，张麻子还把关云长拉来作为证人。每到一个地方，这厮只要见到有关羽庙，就要进去磕个头，大言不惭地直呼关羽像为二哥（人家真的关羽知道了都得活活给气死）。
与他们相比，汤玉麟也有个人独创的招牌动作。他跟别人坐着谈话的时候，两只手都要作握拳状，然后伏在桌上，这叫“虎威”。
这家伙，我只有两个字拿来形容他：混账。
整个热河，就被他这么一个虎大王给管治着。所有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都是他的儿子孙子七大姑八大姨在那里混事。等到这些重要位置安插完以后，汤玉麟又把下面的县长、税捐局局长、警察局局长全部打包，按照缺肥缺瘦，收效多少，一律论价出售。
这些贪官污吏上任后，自然各个疯了一样地狠榨老百姓的油水——根据经济学原理，有投入就得有回报嘛，结果把好好的热河省弄得像黑社会一样，为此还曾多次激起民变。
要知道当年的汤玉麟有多恶，他治下的老百姓有多惨，只要翻翻吴思老先生的《潜规则》就全明白了。
真是苛政猛于虎啊。
就这，汤二虎还觉得钱来得太慢。他走私。
当年黄显声打老虎，查的就是汤玉麟的私货。要说铁汉后面毕竟还有少帅撑腰，要是换了一般人，别说查他货，就是多看他两眼，没准第二天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所以对他来说，铁汉的举止，也无非就是给他挠个痒痒而已，伤不得他分毫。
光走私还觉得不过瘾。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号召禁烟，汤二虎也当仁不让，在热河正儿八经地设了一个禁烟局，并由他的大儿子任禁烟局长。
你以为他真的热衷于禁烟？当然不是。
所谓禁烟局，其实就是种烟局，把种大烟的任务承包下去，每个县都要包缴鸦片，为此，还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称为“寓禁于征”。
在热河境内，卖鸦片的，运鸦片的，吸鸦片的，都要照章纳税，而这竟然还成了这个国中之国的最大经济增长点。
汤玉麟本人横征暴敛，一个劲捞钱，捞到钱后却对他手下的兵极为苛刻。他的部队常常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军饷。对此，他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雄兵百万，发饷就散”，十足一个悭吝小人的嘴脸。
当兵的也不傻，你不给我发工资，老子就搞“潜规则”，到下面要去，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结果老百姓愈加深受其毒，苦不堪言。
如此一来，部队的纪律和士气自然一塌糊涂。5个步骑兵旅，3万人马，一向不怎么训练，连操场都不去。干什么呢？
吸毒。
从当官的到当兵的，都好这一口。
所以他们有两把枪，除了步枪之外，还有烟枪，人送外号“双枪兵”。说有3万，真正能拿出来打仗的，300个也没有。印象当中，能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贵州王家烈的黔军了。
老蒋也是常年带兵打仗之人，热河让这样的宝贝来守，你让他如何能放得下心。
所以早在“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老蒋怕关东军乘势南下，就打算把中原大战后留在山西的西北军旧部宋哲元、孙殿英调至热河，增强当地军事实力。
西北军的战斗力，那是人人称道的，中原大战后的这几年，他们也算慢慢缓过劲来了，尤其宋哲元的29军，更是能战之师。
但老蒋未料到他的好意无人心领。
张学良和汤玉麟都能拖则拖，不愿理这个茬，结果别人死活进不去。
老蒋马上就明白了，这二位敢情都是对他存着戒心，怕他安插部队，夺取地盘。
要说这后一种事，老蒋确实没少干过，要不然王家烈也不会倒那血霉，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贵州也被中央给控制了。可这一回老蒋真的是够冤的。他还就怕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所以才让其他华北地方军而不是中央军进驻热河，没想到还是得不到信任。
等到东北义勇军闹得正欢，本庄繁手忙脚乱的时候，热河更显其重要性。蒋汪两个军政巨头一商量，认为这正是通过热河对义勇军进行策应的绝佳机会，但是汤二虎在那里碍着事，怎么办？
于是他们便把张学良喊过去，意思是要他来个釜底抽薪，索性把汤二虎给换掉，由他自己到热河去主持，同时也乘此机会表明东北军抗战之决心，消减舆论压力（“复何惧他人狂言哉”）。
张学良却不愿意，而且当场抢白了汪精卫一顿。
意思和他当年跟孙科说的差不多，就是你们为什么都不去，让我去，去也不是不可以，给钱先（“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
人家老汪好歹也是老革命，跟先行者一道混出来的，在国民党内比蒋介石的资历都老，而且名义上还是一国政府首脑，你一个地方军政长官，就这么不给面子？
老汪气得眼珠子都差点冒出来。
这位是个情绪派，很容易激动。他并不知道，东北少帅在国内就给一个人面子，那就是老蒋，其他人你就是被他埋汰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你不去就不去吧，这位少帅还真是“纯真”得过了头，竟然一转身又把消息透漏给了汤二虎。透谁你也不能透他啊，这混账一听就急了。本来就是一混饭吃的极品大草包，你现在要砸他饭碗，不是要他命吗？
汤二虎自此破罐子破摔，原先还假装正经，现在干脆撕破脸皮，不仅拒绝任何部队进入他的领地，而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更加乱来，弄得热河一片乌烟瘴气。此地百姓甚至一度出现了因痛恨汤二虎而怨恨东北军，宁愿“暂时投入仇敌怀抱”，以求“避免暴政”的奇怪现象。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然还暗中与关东军取得了联系，打算脚踏两条船。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热河战役打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情报科、政务科都早已通过伪军上层，在汤玉麟部队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
当然日本人招汉奸也是有标准的，汤玉麟名声实在太臭，那是连做汉奸都没资格了。说穿了，武藤对他也就止于利用而已，用完后随手就会扔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连老蒋的面子都搁不住了，而且内心十分恼火。
本来，如果张学良这一步走不成，他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一句话，就是不能让汤二虎这个饭桶把热河乃至东北的整个局面给弄糟了。结果，被少帅这么一搅和，倒越弄越糟、越弄越僵了。
老蒋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通过这件事，他还看出一点，那就是张学良向汤二虎透露这些“私房话”，表明前者甚至有讨好后者之意，也就是说对方即使明知汤二虎该撤，也不敢撤，而这个在关键时候就相当麻烦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第一次对自己盟弟弟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愚鲁怯懦，匪夷所思”），对张学良能否贯彻他的意图也开始失去信心（“犹豫依违，不敢前进，是诚不足与共事”）。
其实，张学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东北军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汤玉麟是老派将领，自己父亲一辈的人，加上久居热河，手上掌握着军权，岂是别人想动就一定能动得了的。
对老蒋来说，张学良是诸侯，而对于张学良来说，汤玉麟就是诸侯。
一般情况下，蒋很难奈何得了张，同样道理，张又能拿汤如何？
这就是民国时代的怪圈，大家一环套一环，跟三角债一样，谁都想解脱，可谁又都解脱不了。
张学良拿不下汤玉麟，只好寄托于侥幸：国联还在开着会，关东军还不致如此快就动手吧。
他之所以“讨好”汤二虎，迟迟不愿进热河，还有另外一个盘算，那就是将汤作为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
实际上他这个想法却正好为日本人所用，后者借此屡屡“以汤制张”，即利用张、汤之间的矛盾，往热河和汤二虎的部队中安插“第五纵队”。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老汪被抢白后，感觉颜面大失，同时对张学良的“漫天要价”也接受不了。
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理想，筹点钱不容易。汪精卫再次上台后没想到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干脆一跺脚，也学着孙科的样，辞职跑上海去了。
临走时，他没忘记借助媒体的力量，对小张来一番血泪控诉。
其一，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且热河还在你的防区之内，却一个兵都没派上去，钱倒要得起劲，天理何在（“未闻出一兵一卒，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其二，我现在不是不干了吗，你也不要干了，别再在那个位置上丢人现眼（“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这还不算，老汪到底是玩笔杆子出身，夹枪带棒很有一套，临到结尾又冒出一句：“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这个……太过分了吧，不是揭人伤疤吗？
果然，张学良一听就跳了起来。
好，你不是让我辞职吗，那我就辞给你看。
立刻要求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一职。
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嚷着要辞职，好像辞一下职，就可以要挟住对方什么似的。
老蒋作为中间人，真是哭笑不得，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有点城府好不好。又不是下里巴人，一个闹着要上吊，另外一个也说要上吊，你们都死给谁看啊，这样子丢不丢人。
还不能说重话，因为吵架的这二位虽然身份不一样，但都很容易激动。
老蒋一面劝老汪，你这么高的身份，干吗要跟一愣头青去计较，没必要嘛。
另外一方面又去跟小张说，汪院长那也是为国为民，话说得过了点头也可以理解，你就以大局为重，隐忍一下吧。
这次谈话，老蒋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如果说有倾向的话，他肯定是倾向于老汪。本来嘛，东北是你发家的地方，你不关心谁关心，现在还要我们出了钱你才肯关心一下，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当然，老蒋还是始终没忘记一件心事，那就是让汤二虎滚蛋，他认为自己这也是为张学良着想，万一热河真出了事，你捶胸顿足都没用（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
他也明白，少帅的这次辞职，其实跟他先前辞掉海陆空军副司令一职没什么两样，对本人的实权并无太大影响，就是拿来当众撒撒娇的——有本事，你把东北军老大这个身份也辞掉试试。
顺着这个思路，他为张学良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供其选择：
上策：不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中策：辞职，带部队到热河去抗日。
下策：辞职，不到热河去。
老蒋出这三个策是为了给对方台阶下。如按一般人的心理，能接受的都是上中策，什么叫下策，那就是拿来衬托上中策之英明的，谁会选它；而无论是上策还是中策，最后的归结点，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张学良带部队去热河，把汤二虎赶走，从而一门心思备战。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不管你辞不辞职，最好都能去热河。
这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
让老蒋万没想到的是，小张听到上中策都愁眉不展，偏偏听到下策则喜上眉梢，说我想要的正是这个。
趁着高兴劲，他还提了个建议，要求按照中央军委会的模式，设立军委会北平分会（北平军分会），以替代原来的北平绥靖公署，这样他就靠兄长更近了。老蒋是委员长，他以委员长全权代表的身份，代理北平一切军政要务。
真会说话啊你，老蒋这下真是给郁闷坏了。
劝架的结果，老汪犟驴似的，劝不动，坚持不肯复职，只好让大舅哥宋子文代理他的职务。这边小张呢，老蒋只好用下策来摆平一下，也算是撤了他的职务。
然而这时候，老蒋显而易见对张学良是相当失望的，用他的话来说，自己这么做，大部分还是在顾念彼此过往的兄弟交情而已（“非仅为国，实兼为友”）。
等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底，虽然国联那边还没有什么消息，老蒋却有些觉得不对劲了。
为什么？
马占山跑苏联去了，义勇军全哑了火。那意思就是说，关东军可以腾出手来了。
日本人不是天天叫嚷着热河是属于“满洲国”的吗，他们一旦吃饱了饭没事干，还不是会跑过来找茬。
事情有点严重。
他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一个电文，提醒他“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
为了给对方增加一点胆气，他又真真假假地给了一些暗示：“（我）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
反正一句话，你要是和日本人打的话，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还会跟你一起“共存亡”。
对要不要抵抗日本人这一点，现在的老蒋体会比谁都深。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认为如贸然与日军直接发生对抗，由于实力悬殊，只能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因此曾经一味主张忍让，结果棋错一着，连东北都没能保得住，而自己也随即跌入了人生和事业的谷底。
然后的“一.二八”虽没打赢，却让他在政府和民众中重新获得了声誉。两相对照之下，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光交涉，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的汪精卫观点一致，并无分歧。
他几乎是在拿自己作比方，来开导张学良：打吧，不打老百姓不买你账啊，即使你打败了都不要紧，也不至于天马上就塌了下来（“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
老蒋的话并非虚言，因为山海关那里已经出现了危机。
这时候的山海关，驻扎着中日两国军队。
怎么这个地方也有鬼子？
都是当年《辛丑条约》惹的祸。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多了去，但要说到对中国内地最具安全威胁的，恐怕还就数它了。
这个条约对中国有多大害处，多了不敢说，起码殆害50年。
《辛丑条约》明确规定，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应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各国”中当然包括日本。
不过，所谓的驻兵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且几十年过去，清国也没了，加上国际风云变幻，到民国的时候，已经没几个国家有兴趣再派兵守在这里了，就日本非常“执著”，从来没有说过要撤。
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是中村孝太郎中将（陆大21期）。他跟前任香椎浩平、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都是同学。不过同学不同命，多门在满洲那边搞得风生水起，中村却只有隔得老远看热闹的份儿。
建功立业，谁不想啊，可手上的兵实在是太少了。
天津驻屯军共有10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不足2000人，还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多处，每个地方都只有几百人。
香椎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所以跟着土肥原弄出了一个“天津事变”，但雷声大雨点小，没能鼓捣出什么成绩来。究其原因，也在于力量不够。要知道，天津驻军算多的了，满打满算，也只有500人不到。难成事啊。
条件简陋，那就创造条件，反正不能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白到中国来一回。中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哪里着手呢？他把目光放到了山海关，因为那里他够得着。
山海关有一个天津驻屯军守备队，几百人。同驻山海关的东北军则有一个团——东北军第9旅第626团（石世安团），2000人。
硬来，中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先用“和平”的办法试试吧。
具体执行这个“和平”使命的是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由他负责去找第9旅旅长何柱国谈。
跟东北军将官大多数为东北本地人不一样，何柱国是广西人，还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双料生。按说这样的人才，桂系是肯定要的，但麻烦在于他在日本念的是骑兵科，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里全是清一色的步兵，没这个专业。
搞别的吧，也不是不会，不过总觉得不甘心：如此，东瀛留学的那几年不是全荒废了吗？这时正好有个保定军校的同学来看他，这兄弟是东北人，一听，这还不好办吗，我推荐你去东北军，那里骑兵有的是，一定能让你发挥所长。这么着，何柱国就进了东北军。
按照落合的意思，是希望何柱国在滦东（滦河以东）地区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话说得还合情合理：关东军恨的是谁，不是整个东北军，而是张学良。有了这个不属张学良管辖的自治政府作为缓冲区，关东军自然不会过来找麻烦，大家都得利啊。
末了还不忘添一句：我可是为你，为你们整个东北军好啊。
何柱国不言语，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拖着。
两三句话就把一个东北军旅长给搞定，落合倒没这个妄想。他只是认为，既然何柱国没否决，双方就还有商量的余地。思想工作嘛，哪有这么容易做的，慢慢来吧。
他有这耐性，关东军可等不及了。
此时，第8师团（弘前师团）正在辽西“清剿”义勇军，有意无意地就想往山海关这里“蹭”。铃木第4旅团第5联队（谷义联队）开着铁甲车，一口气向山海关发射了38发炮弹。
打炮总要有原因的吧，谷义提供的“原因”是：看到义勇军在山海关前一闪而过，所以炮轰没商量。
说到底，这帮人就是来找茬打架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搞摩擦”。打炮只是一个前奏，下面就是要进攻山海关了。
可这却急坏了一个人。
谁啊？
落合。
眼看思想工作就要做成了，被你们关东军这么一弄，不全泡汤了吗？
不行不行。
他赶快做和事佬，介绍何柱国与第5联队联队长谷义一大佐见面，要双方和解。
谷义一不买账，怎么了，老子高兴就放几炮玩玩，和什么解。
落合急得暗地里直跺脚，当着何柱国的面，他又不能明说：我是准备忽悠他们支那人的，你别来搅局呀。
见谷义一不给面子，落合只好再去请人，一块儿做工作。
吉冈安直少佐（陆大37期）先前也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做过高级参谋，此时为弘前师团参谋。
落合把利害关系一挑明，吉冈便明白了，于是他就和另外一个天津驻屯军的参谋一道，找到谷义一，如此这番一讲，后者也不是全无心眼，当下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我们的地下同志在搞“潜伏”工作，一场误会，走人。
谷义联队撤走了。
山海关内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商户们本来紧张万分，认为这次双方肯定要刀兵相见，山海关免不了要蒙受一场血光之灾，现在落合这个“热心肠的人”仅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就说退了来犯之敌，好事啊。请客。
这一请客不要紧，把个落合真送上火山口了。
“潜伏”这东西，最重要的是保密，落合当然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泄露给下面的那些基层官兵。守备队的人只看到谷义联队不战而退，关东军进攻山海关的行动破产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上级——落合。
现在他又收中国老百姓的礼，赴他们的局，这种行为，不是“日奸”所为又是什么。
我们人虽然少，可是志气高啊。领导卖国，我们不能卖国，抛开落合自己干！
可要直接朝东北军开火，毕竟还有点心虚，怎么办呢？
看到街上巡逻的中国警察，突然来了灵感：先在他们身上试试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在儿玉中尉的率领下，发动突袭，把中国南关警察的枪都给缴掉了，顺势还扣押了公安局长。
这次“成功”，让儿玉等人大为惊喜。原来关东军能做的我们也能做，那还等什么，立功的机会到了。
深夜11点，守备队借口在其居住地附近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于是“自动自发”地向山海关发动了进攻。
因山海关又名榆关，所以历史上称此事件为榆关事件。
看来河本、石原的后辈们真是越玩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这回道具和准备都不需要，只要胡诌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能开打了。
山海关外枪声四起，何柱国向张学良请示怎么办。少帅这回倒没犹豫，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山海关丢失，将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自入关后第一次发出了豪言：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你一定要给我顶住。
有了少帅这句话，何旅长不敢怠慢，迅速指挥石世安团进行抗击。
怎么说东北军也有一个团，2000人，认真对待了，日本守备队当然不是对手。
都到这时候了，眼看事情就要成功，却忽然面临夭折，儿玉想想怎么也不甘心，一咬牙就带着几个人去爬南门城墙，一边爬还一边不停地往里面甩手榴弹。
城墙上的东北军士兵也往下扔手榴弹，不多，就一颗，儿玉就报销了。
领头的完蛋了，剩下的只好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可这帮家伙哪有吃眼前亏的道理。
很快，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弘前师团指挥部都收到了山海关守备队发来的电文：呜呜，兄弟们无缘无故被东北军打了，好惨，快来帮忙。
第二天早上9点，弘前师团就杀到了山海关下，并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守军撤出山海关，被何柱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一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对山海关进行攻击。
铃木旅团是这次攻城的主力，攻击方式为：火炮轰炸和日机投弹交替掩护，冲锋队用云梯攀登城墙。
祖先修建的古老城墙，尽管已满面皱纹，一身沧桑，然而在这一非常时刻，仍然不得不挺身为后辈儿孙遮挡枪弹，身上创伤累累。
到第三天下午，山海关东南关墙被炸开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坦克和步兵蜂拥而入，石世安团拼死封堵缺口，但由于按照《辛丑条约》，中国不能在山海关城内构筑工事（还真遵守条约，不能想些其他办法），导致部队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尽管伤亡惨重，仍无法阻敌入城。
石世安眼看不敌，只得率余部撤出。
仅仅3天（攻城战只进行了2天），山海关便陷于敌手，热河防线一下子侧翼洞开。一时举国震惊，舆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