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是在中国的政局处在混沌中到来的，那时的南京刚经历了一场权力更迭。蒋介石已经退出了权力的中心，行政院长孙科接管了南京的中央政府。但政治最终是力量的抗衡。在江浙一带缺乏基础又不能掌控军队的孙科内阁是短命的，取代他的是国民党内两个巨头的全新组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蒋主军，汪主政。真正的权力落在蒋介石的手中，“蒋委员长”就是从这时叫起来的。
新的政治联盟还在酝酿之际，上海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战事。日军占领东北后，日本特务机关为吸引各方的注意力，掩护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不断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寻衅滋事。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正要遵命后撤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发起进攻，想在国际商埠上海上演一出新的“九一八”事变，好不让日本陆军专美于前。但出乎日军预料的是，第十九路军的战斗意志异常强烈，上海民众对守军的支持也非常踊跃。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气远不如令他们嫉妒的关东军，因为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官兵是一支勇敢善战且爱国情绪炽热的军队。他们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没有得到南京政府首肯就果断进行了抵抗，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打得来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第十九路军在淞沪的抵抗是中国军队自动行使防卫权，开中国军队大规模抗战之先声，与东北军的几乎不战而退截然不同。头戴斗笠的第十九路军战士成为与东北义勇军交相辉映的抗日象征。
广袤的地域是中国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反应迟缓的弊病。在地方主义盛行的20世纪初，各地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东北的丢失对东南沿海人民的震动起初还止于理念和情绪上。但4个月后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惊醒了许多在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人。日军的炮火与轰炸让他们终于有了切肤之痛，如骨梗在喉，如锋芒在背。
就像沈阳人忘不了“九一八”，“一·二八”永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正对面的公寓里，住着鲁迅和他的家人。从公寓的窗户，可以看到在司令部院内集结的大量士兵，随后卡车在轰鸣声中载着他们向南驶去。至今，在鲁迅书斋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当时残留下的一个弹痕。
极少人可以停留于战争之外，连一向被认为最安全的租界也不再是苟安之地。尽管交手双方都尊重租界的特殊性，但谁也不能在技术上保证，子弹和炮弹百分之百不会落在租界内。国民党政府在内部的一片混乱中勉强形成决定，将政府的办公地点从南京临时迁往河南洛阳。洛阳这个地处内地的故都虽然破旧不堪，交通不便，但可以免受日本军事力量的直接打击和胁迫。
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和上海市民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这场战争所吸引。30年代的上海是各国侨民杂居之地，在这个城市发生战争，立即会引起国际瞩目。日本在这里的收获不及在东北的一个零头，而伤亡要比在东北惨重得多，他们遇到了中国真正的战士。
1932年5月28日，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5万军民涌向了会场，司法院长居正代表政府主祭。参战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亲临致祭。6月1日的上海《申报》描述道：“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第五军官兵，衣黄呢制服，整齐严肃而躯干彪伟，精神饱满。十九路军将士则穿青灰布制服，短裤露膝，背系光荣无上而受外人崇拜的十九路军战笠，身材虽较短小，而勇健活泼。”
“一·二八”，也就是1932年1月28日，那个战事初发的黄昏，最先与日军交火的是第十九路军的张君嵩团。张团长向他属下的牺牲者，以及全军阵亡官兵献上了一幅挽联，饱含了对这些为国捐躯者的深深敬意：“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同一天，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一天，向阵亡将士的英灵致哀。那场延续了30多天的战事中，第十九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五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
第十九路军的官兵大多来自南国广东，为保卫上海而战死异乡。有了这些忠于民族的无名英雄，第十九路军才成为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珍惜的名词。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黝黑瘦长，行伍出身，面色冷峻，一看就是位职业军人。“一·二八”战事一开始就是世界瞩目的战争，第十九路军与蔡廷锴将军的威名随即名扬中外。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则是一副儒雅书生模样。他是蒋介石的爱将，也是中央军少见的有政治头脑的将军。他常奉命带兵出征，但一打完仗，就立即交出军符，到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办公室上班。考虑到当时带兵将领的赫赫权势，像张治中这样不恋军权的“傻瓜”百不一见。当初，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无畏表现感染了这位中央军校的教育长，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他组建了第五军，由原来的国民政府警卫师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构成，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队。烽火连天的淞沪战场上，第五军是焦急待援的第十九路军盼到的惟一援军。两支军队渊源并不相同，但张治中很识大体，一开始就表态，要诚意服从蒋光鼐指挥。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是为保卫上海而战。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会，世界列强在这座城市都有利益上的瓜葛。由于“一·二八”一役，日本在上海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收获，以致当时多疑的人怀疑中日停战协定后面必定还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条款。其实，协议中最糟糕的条款就是规定中国军队不能驻扎上海，而由保安队和警察负责上海的治安。但这一条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军队于1937年的“八一三”前夜重新进入上海布防。
上海战事部分挽回了中国军人的名誉，证明中国军人绝不缺乏捍卫祖国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而在此之前的数月，东北军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无所作为的表现，已让中国军人在全世界面前蒙羞。不论是当时的舆论还是后来的历史书，都把赞美之词奉献给了第十九路军将士。他们果敢应战，并以一军之力单独抵抗日军长达半个多月，赢得举国盛誉，当然是名至实归。不过，第五军将士虽然后至，但付出的牺牲几乎与第十九路军相当，只是轮到分享荣誉时却难免有向隅之感，悄然湮没在第十九路军的巨大光环下。这种落差由于蒋介石顾虑战事扩大而刻意低调处理第五军参战一事而愈发显眼，不过在内心里，蒋介石与其左右将领开始对第十九路军心存芥蒂。第十九路军本来是忠于蒋介石的军队，但在这次战事后双方却疏远了。后来双方关系日渐乖离，直至反目为仇，演成1933年底的“福建事变”。个中原因至堪玩味。
在1932年淞沪前线休战后，蔡廷锴曾去谒见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的蒋介石。那次见面给蔡廷锴留下了灰暗的记忆，并记载在他后来撰写的《蔡廷锴自传》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的统帅蒋介石“除普通照常训勉数语外，不似从前北伐时得胜归来召见的微笑与欢容，最后更用力地嘱咐一句，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最后一句话是有所指的。
1月28日，淞泸战事发生的当日，汪精卫赶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院长。第十九路军已经接到了撤离上海的命令，他们虽然感到不痛快与不甘心，但并无意违抗军令，准备调防。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但日本海军陆战队气焰嚣张，主动挑衅，于是尚未换防的第十九路军毫不示弱，在没有接到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前，就自行决定武力还击。战争是在半自发的状态下进行的。与东北军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不同，第十九路军抗战是成建制中国军队的有计划作战，并得到上海市民的充分而有效的合作。这甚至也算得上是中国的精锐正规军在1901年辛丑条约以后，第一次大规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
蒋介石虽然同意张治中的第五军增援上海，但从“九一八”以后，他就始终不赞成全面与日本开战。第十九路军经过淞沪一战，成为抗日的象征和代言人，这与蒋汪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极不合拍，而且蒋介石还怀疑蔡廷锴等将领利用民族英雄的名声，在政治上别有抱负。双方互不信任，结果终于走向决裂。
1933年底到1934年初，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上演了废弃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称号，建立新政权的惊人一幕。这支因为抗日而赢得过巨大荣誉的军队已经厌倦默默无闻而旷日持久的“剿共”内战，也厌倦了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的刻意隐忍。但新政权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摧毁。在那次军事镇压行动中，张治中奉命出征，并在古田和平接受第十九路军守城部队的投降。第十九路军原将领后来一直参与反蒋活动，一度在广西重建第十九路军。但随着1936年9月广西与南京的和解，重建活动昙花一现。1937年淞沪大战再起，张治中老马识途，率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重新进入上海，而那时的第十九路军已经湮没为历史名词，真堪浩叹。这是一个悲惨画面，在国家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大量质量低劣的军队靠将领的政治投机而在中国国防军中滥竽充数，而像第十九路军这样少有的优秀部队却被解散、消灭，不能重新为国效力，演绎了一出民族的悲剧。
第十九路军官兵已经在国人的脑海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榜样的力量就像源源不断的清泉，浇灌着已经枯涩而苍老的民族精神，激发怯懦者的勇气，增进勇敢者的信心。与这支英雄部队相比，轻易丢失东北的不抵抗主义者显得苍白而怯懦。就像“一·二八”四周年的时侯，李公朴所评论的：“‘一·二八’的记忆，并未在大众的脑中洗淡。客观事实给予不抵抗者的残酷的暴露，更使这一段光辉的争斗的事迹，活跃在亿万人的脑里，一天天认识了这一段斗争的价值，一天天认清了‘一·二八’一隅的抗战就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惟一应走的道路。”
南京东郊中山陵附近的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着淞沪之役的128名阵亡者的遗骸，第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他们是“一·二八”中国军人顽强不屈精神的象征。1937年后，它与庙行无名烈士墓等几处公墓都受到日军的破坏。
其实还应该追悼那些惨死的普通市民，战争让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生命，还有财产和住所。在战火最激烈的闸北五区，原来有10.1万人，战后只留下800人，逃难的人回来后寻觅不到自己的住所，原来的7627所房子，有6435所毁于战火。
这一年，东北义勇军空前活跃与强大，日本总是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其实，发生在上海与东北的早已经不是什么事变，而是真正的战争。